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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骨-精选文档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骨常言道：“分久必和，和久必分。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割据混战，随之迎来的是秦汉“大一统”；然而，由于“后汉”之“倾颓”，这种局面势必无法维持，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一副分裂动乱的局面是必然的。
这一时期，士族门阀制度的长期存在逐渐引起庶族阶层强烈的抗争。
但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反而造成社会思想相对自由活跃，某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
尤其是背离儒教，提倡老庄所谓“自然”哲学的社会思潮――其根本性的内涵是个性价值的体现。
这就使人们冲破秦汉以来的各种高压束缚，追求自由。
在这种人的觉醒的影响下，“文学的自觉”应运而生。
《世说新语》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乃南朝宋人刘义庆所编，梁人刘孝标作注后方改今名。
共十卷，分三十八个小类，前四类德行、言语、文学、政事即是孔子所提出的四教法。
此外，还有赏誉、任诞、捷悟、惑溺、贤媛、排调、简傲、巧艺、雅量等。
这归根到底都是源于魏晋时期人物品评风气的盛行。
《世说新语》虽然是志人小说的代表，而且鲁迅先生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其“记言，玄远冷峻；记行，高简瑰奇”。
但是，它实非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小说。
相反的，由于它在内容上主要记述自东汉到东晋文人名士的言行，反映士族阶层多方面的生活面貌和他们的思想情绪，而使它更具有史料价值和史学意义，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史学著作来看待。
尽管士族的实际生活，不可能像他们宣称的那样高超，但欲摆脱世俗名利，追求个性自由张扬，使精神得以升华的理想是不容忽视的。
这也是人物身上所谓“风骨”最真实，最透彻的体现。
《容止》篇中对某些名士仪态风采的关注，蕴涵着令人羡慕和赞颂的人格修养。
《任诞》篇则表现出当时人们所推崇的不拘小节、自由放达的情怀。
《言语》篇又是魏晋玄学清谈之风的真实直接的反映，从其言谈中可看出名士们对人生的感悟。
《贤媛》篇更是一反妇女受压迫束缚的常态，使其个性情趣大胆地发挥……魏晋正始以后，人物品评之风大盛，以人物是否有个性、特色为标准，从个体角度，对人的个性、才情、感情加以评价――当时对于人物的个性之美、才情之美尤为赞赏。
从_世说新语_看魏晋风度魏晋是一个政局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
置身其间的士人，既有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忧，又有对自然、自我和自由的不懈追求，因而形成一种令后世追慕的魏晋风度。
本讲座为我们介绍魏晋士人在复杂政治局面下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对艺术化人生的追求。
背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魏晋时期无疑是一颗闪亮的明珠、一朵绚丽的奇葩。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变革时期，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混乱，军阀混战、权势角逐，政权更替、人心惶惶。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说过：“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这样的时代造就了诸多名士，他们的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愿望难以实现，还面临选择或言语失当带来的杀身之祸，他们在苦闷中潇洒飘逸、超脱旷达、任意而为、放荡不羁，也就形成了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是刘宋王朝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纂的记录东汉末年到南朝晋宋时期名士贵族等的言行轶事的笔记小说集，以生动丰富的内容、简洁幽默的文风展示了魏晋时期名士们的审美趣味和独特风尚，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精神世界，是研究魏晋风度的绝佳资料。
二、魏晋风度的内涵（一）蔑视礼法，任意而为魏晋时期是人的自觉意识觉醒的时代，汉代大一统的儒家文化随着动荡的政局而逐渐没落，老庄思想兴起，思想的解放使得名士追求一种崇尚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态度，“任性”和“直率”成为他们行为和性格的代名词。
《世说新语·栖逸》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意思是，山涛将要离开吏部的时候，想举荐嵇康，而嵇康却写了一封信和山涛绝交。
这封绝交信，就是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从嵇康不愿出仕做官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对司马氏拒不合作的态度，这既是一种“任性”，更是对世俗礼法的蔑视和对当权政治的不妥协的抗争态度。
《世说新语·任诞》中有另一段文字：“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
通过世说新语选的学习对魏晋风度的理解
魏晋风度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
它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首先，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放达出格，有悖常理。
其次，清静无为，不务世事，洒脱倜傥，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再次，多独立特行，强烈的主体意识，又颇喜雅集，“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
最后，自我的发现与肯定，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