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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礼教视域下两汉舞女俑的审美特征分析关键词：儒学礼教;两汉时期;汉舞女俑一、两汉舞女俑风格特征概述汉代作为封建大一统王朝，在造型艺术方面有极高的成就。
汉俑最初是一种冥器，是现实世界的复刻，是在世的人为了表达对祖先亡魂的哀思而借助木质或陶制俑人，祈求亡灵在另一个世界仍可继续享受世俗，继续保持在和生前一样的现实场景里。
舞女俑造型在众多汉俑中尤为典型，这和汉代文化观念及汉乐府开展密切相关。
经过西汉初年“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统治者轻徭薄赋，免于连年战乱的百姓可以专心投身于农业手工业生产活动，使国力和经济水平有明显提升。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
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在汉王室支持下，朝廷派遣使臣开辟“丝绸之路”以拓展疆域，沟通西域诸国，大量西域珠宝、香料、首饰等流入内地，社会物资极大丰盈，不仅推动汉代工商业贸易繁荣，也促进了多民族文化风俗的融合。
汉乐府创立的直接目的是迎合上层社会对“礼乐”的需要，达官贵人纷纷以豢养乐伎为乐，广泛采集民间诗歌乐舞。
“舞女”大多出身平民阶层，对社会结构调整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国家构建方面汉承秦制，其意识形态那么深受楚文化影响。
这主要由于高祖刘邦及其主要朝臣多为楚地人。
楚地多盛行巫风，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舞蹈表演色彩。
汉代也崇尚巫祝、鼓舞事神，事实上也是一种艺术活动，这种风俗常见于贵族及街巷之间[1]62。
《潜夫论·浮侈》中记述：“诗刺不绩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
”另据《西京杂记》记载：“〔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侍婢数百皆习之。
”可见汉代社会自上而下女子习舞已成风气，这样的现实环境为两汉舞女俑造型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
西汉舞女俑主要出自汉景帝的阳陵和徐州地区的楚王墓群。
这些舞蹈俑大多采用模制、塑制结合，并加刻画成型，头、躯干、腿、脚单独分制，颈下端是圆锥形插榫结构，使得头可直接插入体腔内;此外汉阳陵舞蹈俑脸形为圆形，而楚王墓的那么多为鹅蛋形，这可能和表现对象的地域特征和种族差异有关[1]62。
中国古代中原地区贵族女性服装演变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服饰不仅是一种物质文化的体现,更是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因素融合的产物,通过服饰可以透视出各朝代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状况,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对古代服饰的研究“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
19世纪80年代初,著名学者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年)一书问世,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服饰研究被列入专题研究对象,研究队伍日益扩大,成果不断涌现,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
与此同时,服饰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既有对服饰的起源、发展、变化、沿革等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又有以服饰为基点,从文化理论史学理论、美学理论、科学技术、文字学、民族学和人类文化学等角度对服饰进行的多方面阐述和论证,从而体现出了服饰文化跨学科的特点。
本文拟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概述中原地区贵族女性服饰的沿革。
一、远古至先秦：文明初绽，朴拙之美古代服饰远古与近古区别很大,与今天相比更是大相径庭。
从考古挖掘出来的新、旧石器时代的骨针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会缝制衣服。
最早缝制的衣服应该是“裳”,因为那时人们只穿裳。
树叶和兽皮是当时缝制裳的主要原材料,大约在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葛麻织物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的距今6000年前的植织物残片证），随着生产工艺的进步及探索经验的积累,我们的祖先们才慢慢学会了用纺帛织布。
据说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术的人是黄帝之妻“嫘祖”，她植桑养蚕、缫丝、织绢、制衣。
狭义的“衣”专指上衣,与“裳”对举。
如《诗经·邶风·绿衣》所云:“绿兮衣兮,绿衣黄裳。
”1这里的衣指上衣,裳指下衣。
据《汉服系统知识大纲（第一版）》载：“上衣下裳制”乃华夏民族最早服饰.中国古代服饰最迟在国家形成后，就已超过驱寒护身的功能，成为“身之表”，即身份地位的表征和象征。
![汉朝服饰讲解版[精华]](https://img.taocdn.com/s1/m/d9549720366baf1ffc4ffe4733687e21af45ffe1.png)
汉朝的冠服制度，大都承袭秦制。
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才算有正式完备的规定。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
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
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
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二、汉服的特征：v 汉服有如下基本特征：v 交领v 右衽v 无扣系带三、汉服形制(1)上衣下裳（衣裳制）冕服、礼服、襦裙(2)衣裳相连（深衣制）深衣就是上下缝合在一起的款式。
它是最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款式。
有直裾深衣与曲裾两种形式。
大约在公元前九世纪出现，后世以礼服形式存在。
男子袍服与冠履（幻灯片）商周以前多用巾约发，西汉末年发展成为帽箍式的帻。
故秦汉男子多以巾帻裹头。
“崇其巾为屋”指巾帻顶端的隆起部分，形似尖角屋脊，又称“介帻”平顶的巾帻则称“平顶帻”或“平上帻”这两种，是汉代男子的基本首服。
帻：即是包发巾的一种，秦汉时不分贵贱均可戴用，戴冠者衬冠下，庶民则可单着之。
其形似便帽，多平顶的，称“平巾帻”，有屋顶状的，叫“介帻”。
庶人的巾帻只能用黑色或青色。
所以秦称人民为黔首（黔，黑色），汉称仆隶为苍头（苍，青色），都是从他们头上的巾帻颜色来区别的。
巾：秦汉时男子头上戴巾，主要有两种。
①葛巾：用葛布制成，单夹皆多用本色绢，后有两带垂下，为士庶男子用。
②缣巾：缣巾：因用整幅细绢做成，又叫“幅巾”。
通常以缣帛为之。
西汉初多为劳动人民所服，东汉时不分贵贱。
汉末仕宦王公贵戚，不戴冠时，以戴幅巾为雅，后来普及开来。
汉末黄巾起义，即为黄色幅巾，后世将这两种巾通称为“汉巾”。
汉代官员戴冠，冠下必衬帻，并根据品级或职务不同有所区别。
戴冠衬帻时冠与帻不能随便配合，文官的进贤冠要配介帻，而武官戴的武弁大冠则要佩平巾帻。
“卑贱执事”们只能戴帻而不能戴冠。
（幻灯片）汉代的冠帽是区分等级差别的重要标志之一。
东汉遗风，第一陶俑中国的东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入中央集权的统一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出现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
东汉时期的艺术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而东汉时期的陶俑，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珍贵遗产，更是让人们感叹不已。
东汉陶俑作为中国古代雕塑的代表之一，充分展现了东汉时期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
东汉陶俑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地，尤以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千余件陶俑而尤为有名。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世界第八大奇迹”、“世界第一陶俑”——南陵冢出土的《王缶》（俗称“汉王陵俑”）。
南陵冢位于湖南省南部岳阳县南陵乡的南岗山上，东汉初年（公元125年）为宦者华阳公陶立揭所建，内藏汉大司马王莽氏和王莽第一夫人杜皇后共葬之陵。
1972年，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南陵冢出土了全球古陶器之最的“王侯献寿俑”，南陵汉王陵陪葬俑（又称为“王雷俑”)。
《王缶》的出土实证了东汉时期的陶俑艺术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其艺术造诣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王缶》由南陵汉王陵出土，雕工精美。
《王缶》在陶俑中属于小体量和别致的艺术品，体现出东汉时期的浓厚的“古朴”文化氛围，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这件陶俑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珍贵遗产，它是中国陶俑艺术的一次伟大突破，也是中国雕塑艺术在东汉时期的最高峰之一，因此被誉为“世界第一陶俑”。
《王缶》是一尊非常有特点的陶俑，它的形象栩栩如生，姿态生动，作风豪放，栩栩如生地展示出了东汉时期的社会风貌、宗教信仰和艺术情趣等内容。
在东汉时期的长期发展中，《王缶》体现了当时社会生活、审美情趣、雕塑水平和艺术造诣等方面的突出特点，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王缶》所雕塑的陶俑还表现了东汉时期的民族特征和审美趣味，体现出了东汉时期雕塑艺术的独特风采和文化氛围。
《王缶》所蕴含的宗教信仰和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内涵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对于东汉时期的社会、宗教、艺术等方面都有较深刻的启示和意义。
1 概况丰都县，位于重庆中部，处于四川盆地边缘。
据史书记载，秦时此地为巴国所有，汉时中央政府在此置平都县，此后丰都得到快速发展。
随着考古工作取得大进展，越来越多的东汉墓在丰都被发现，如杜家包墓地、大湾墓群、毛家包墓群等。
这些汉墓的发掘，为我们再现了汉时的社会面貌。
墓中出土的陶器、铁器、青铜器、玉石器等是当时人们智慧的结晶。
同时这些器物的发现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丧葬制度、制作工艺以及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
墓中出土的吹埙俑极具特色，其高超的制作技术和丰富的神态特征为我们提供了实物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批吹埙俑全部为胡人形象。
那么这些胡人吹埙俑反映了当时哪些社会现象呢？这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2 埙的发展历程埙，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在殷商时期继续发展，特别是从周代开始，埙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成了宫廷音乐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汉代，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埙的地位逐渐下降，埙开始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最早的埙是由陶土烧制而成，后来经过发展有了骨制、石制埙，秦汉开始出现木制埙。
关于埙的来源，目前普遍的说法是源于石器时代人们使用的石流星。
古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因此渔猎采集就成为其必备的一项技能。
石流星是一种用于狩猎的工具，古人发现某些有空洞的石器，在投掷过程中能发出别样的声响，这是空洞与空气穿透产生的声响，古人由此经过改良，创造出了埙这种乐器。
最早的陶埙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其后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也见陶埙出土。
早期的陶埙制作简单粗糙，音孔较少，主要见于陕西、山西和河南三省份，形状多样无定式，处于陶埙的初始发展阶段。
到了殷商时期，陶埙迎来了发展高峰，更多按音孔的陶埙相继在各个遗址发现。
随着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陶埙的作用似乎开始转向乐器。
但是，商代过后，陶埙的地位似乎有了明显的改变。
对于此情况出现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商代的音乐文化与当时的巫文化紧密相连，而埙发出的声响较为神秘，符合当时巫文化的社会现象，所以埙在商代的各种祭祀场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马王堆汉墓的文化内涵与社会背景从文物解读历史马王堆汉墓位于中国湖北省襄阳市，是汉朝时期的一处著名墓葬群。
该墓群于1972年被发现，由于其丰富的文物收藏，被誉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珍宝。
本文将从文物解读历史的角度探讨马王堆汉墓的文化内涵与社会背景。
一、马王堆汉墓的文物收藏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包括丝织品、金银器、陶器、漆器等。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墓中保存完好的汉代丝绸，这对于研究古代丝绸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通过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进行解读，我们可以了解到汉代丝织品在工艺和图案设计上的高度发达。
文物中的丝绸织品不仅品质上乘，颜色艳丽，而且图案繁复精美。
这些细致的图案展现了当时的服装流行趋势，反映了汉代社会对美的追求和高雅生活的追求。
二、文物解读历史的意义通过对马王堆汉墓的文物进行解读，我们可以窥探汉代社会的历史面貌和典型的文化特征。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都具有独特的特点。
首先，马王堆汉墓的文物反映了汉代丝绸业的繁荣。
丝绸作为中国的传统特产，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通过文物解读，我们可以了解到汉代丝绸业在技术、产量和贸易方面的繁荣状况，以及其对国内外经济交流的贡献。
其次，文物解读还可以揭示汉代社会的政治和统治制度。
马王堆汉墓中的文物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汉代皇室与贵族家庭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的线索。
例如，墓中出土的金银器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层阶级的富有和奢华。
通过分析这些文物，我们可以了解到汉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和贵族文化的繁荣。
再次，文物解读还可以探究汉代社会的信仰和宗教观念。
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许多与宗教仪式和祭祀相关的文物，如佛像、神像等。
这些文物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汉代社会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材料。
通过对这些文物的解读，我们可以了解到汉代的宗教多样性和人民的宗教崇拜习俗。
三、社会背景对文物的影响马王堆汉墓的丰富文物表明当时社会的繁荣与发达。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摘 要：陶俑艺术在古代陶瓷艺术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为后代的陶瓷艺术及雕塑艺术创作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本文是以汉唐雕塑中的人物陶俑为研究主题，通过对汉唐两个朝代的人物陶俑的创作素材，造型形态和装饰4技法三个方面的比较研究得出这两个时期人物陶俑的同异之处，并总结出其缘由，为我们的艺术创作实践提供历史资料和创作思想。
关键词：人物陶俑 汉代 唐代 比较Abstract:Pottery figurine ar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ncient ceramic art and provides many value material for ceramic art and sculpture art,that is also the main subject of this article.By means of comparative studies,author of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d the creative materials,modeling techniques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of both Han and Tang dynasty pottery figurines,to get the same and differences,then summarize cause.The studies on Pottery figurine provides the practice of art history and creative idea for us.Keywords: pottery figurine, Han dynasty, Tang dynasty, comparisonInternet 检索：/汉、唐人物陶俑的比较研究“俑”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美术史和雕塑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从出土人物俑看湖北地区两汉服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余静
服饰作为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精神世界的一种反映。
因此，服饰考古一直是考古学比较关注的一个课题。
近年来，由于湖北地区人俑资料出土比较丰富，通过人俑来复原当时人们的服饰变得可能。
因此，笔者试图通过系统的梳理这些人俑资料，期望能对湖北地区的两汉服饰窥出一丝端倪。
服饰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服饰包含服装和饰品两个层面。
饰品包括头饰、首饰，衣饰和各种配饰。
狭义的服饰仅指服装。
本文主要讨论服装层面，即狭义的服饰。
秦汉服装主要由领、襟、袖、衽、带、裾等组成1。
关于秦汉时期的服装，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
《中国服饰通史》2，《中华服饰艺术源流》3中均有相关篇章涉及。
孙机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4里有详细的介绍，沈从文《中国服饰史》5也有着精辟的论述。
但是由于服饰种类众多，文献中提到的名词繁冗不清，且由于出土资料的限制，仅上层人物的服饰了解较为充分。
本人试图从出土的人俑出发，根据服装本身的差别进行细分，尽量避免名次上的混淆重复，来考察湖北地区两汉普通平民的服装文化。
湖北地区出土的俑主要有木俑和陶俑两种。
西汉基本为木俑，西汉早期比较常见，陶俑流行于东汉时期，持续到东汉末年。
目前湖北地区出土人物俑见诸于报道的材料见下表：
湖北地区两汉时期出土人俑登记表
1陈高华、徐吉军：《中国服饰通史》，宁波出版社，2002年10月。
2陈高华、徐吉军：《中国服饰通史》，宁波出版社，2002年10月。
3黄能馥、陈娟娟：《中华服饰艺术源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
4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历史博物馆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1990年7月
5沈从文、王：《中国服饰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一，西汉木俑
根据木俑的制作材质和方法，可以将湖北地区西汉木俑分为以下三种：1，彩绘木俑，是用整木雕出人物和动态，头部和服饰采用半肉雕与线雕并用的技法刻画出人物的表情和身份，一般用单线平涂的方法画出面部和服饰。
如凤凰山一六八号墓中出土的女侍俑。
耳鼻嘴半肉雕，袖手而立，下部呈喇叭状。
面部以白粉或粉红色为地，墨绘眉目，头发，朱绘双唇。
长发挽髻，上衣为双层交领，衣领里层红色，外层黑色；衣服色彩艳丽，以朱红为底，黑金二色彩绘“方棋纹绣”与“云纹绣”两种花纹。
足绘双尖翘头鞋。
眉目清秀，神态娴静。
由出土简六记“美人女子十人，大婢”可知，此10俑应为女侍俑。
高48-53厘米。
2，素面木俑。
也系整木雕成人物。
但无彩绘，也无细部刻划，仅能分辨其基本形态和动作。
部分是由于保存不好腐烂过甚所致。
如光化五座坟M3出土木俑，根据其形态可以分为：行走式俑、站立式俑、拱手式俑、跪式俑、细腰俑五种。
前四种为男俑，细腰俑为女俑。
几种俑高37-46厘米。
3，木片俑。
一般用长方形薄木片凿出外形轮廓，以黑和朱漆绘出面目，衣饰。
这种俑用笔简练，形神俱备。
如关沮秦汉26号墓出土木片俑，为矮平头，平窄肩，束腰，无手足。
头顶墨涂头发，面部墨绘眉目，有的墨迹已经脱落，衣交领、右衽，领、袖口及下裳均饰黑色宽带。
该俑在灰白色衣裙饰黑色圆点纹。
身高15.6，肩宽3.2，厚0.2厘米。
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由于出土竹简，明确记载了俑的身份，由此本文以一六八号墓为参照，分析两汉时期湖北地区比较常见的几种服饰以及区别。
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共出土木俑46件。
有24件女俑，分袖手侍俑、双
手持物俑和手持农具俑三类。
根据出土的木俑的服装样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A型：上衣下裳连为一体，且呈曲裾交错式，长衣及踝，即所谓文献所称深衣制。
深衣是从战国开始流行的一种服装样式。
《礼记·深衣篇》郑注：“深衣，连衣裳而纯之以采者。
”孔疏：“以余服上衣下裳不相连，以深衣衣裳相连，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
”。
《深衣篇》记载其形制曰“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继衽钩边，要缝半下。
”可见，深衣必须具备两个要素，①上下衣相连，即上下一体。
②继衽钩边，即斜裁出曲裾掩到身后。
衽，根据《释名·释衣服》解释就是衣裳的一侧续接一块布，可以连接在上衣上，也可以连接在下裳上，用以叠压另一侧，绕至身后。
③短毋见肤，长毋被土。
所以衣服应该长至能盖住脚踝。
汉代妇女礼服也采用深衣制，《续汉书·舆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钳上皂下，蚕青上缥下，皆深衣制。
”所以深衣是男女通用的服装。
湖北出土木俑中身着深衣的俑较多，比较典型的有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出土的几件木俑。
从图中可以看出，男女深衣均为交领，右衽。
女子深衣的曲裾向后缠绕数层，而男子深衣的曲裾只是略微向后斜掩。
属于此种的还有武汉市新洲技校M27出土的2件俑。
此俑彩绘两重服饰，均为斜襟右衽，服饰上并绘有斜网格纹，上点缀饰蒂状纹饰。
与这种深衣比较接近的一种见于云梦大坟头13号头箱的木俑，此俑上衣下
裳连为一体，且呈曲裾交错式，但衣长仅及膝盖。
B型，上衣下裙，裙呈喇叭状，上狭下宽，多广袖。
同时见于男俑和女俑。
多为交领上衣，下为喇叭状长裙，长裙及脚踝。
如凤凰山一六八号持物女侍俑，上着朱绘点纹衣，下配红黑色彩绘的平行条纹裙。
高42-48厘米。
凤凰山一六八号赶牛车男俑，下部也为喇叭状裙，制作粗糙，不见彩绘花
纹。
高18厘米。
B型中比较特殊的为关沮XM26：72彩绘俑，颈下着交领衣，右衽，下着裙裾，
右侧开叉。
C型，仅见上衣，直裾，上衣较短，仅及膝上。
见于男俑。
应为当时所穿之短上衣。
如云梦大坟头头箱29号所出立俑，衣领交叉胸前，束带，衣仅及膝上。
D型，上衣下裳连为一体，直裾，长及脚踝。
类东汉之袍，但没有东汉袍宽大，应该为东汉袍的前身。
见于男俑。
如光化五座坟拱手式俑，两手拱着，穿长袍，高46厘米。
王莽——东汉时期陶俑
王莽-东汉时期基本为陶俑，一般都用泥质陶做成。
湖北地区王莽-东汉时期人物俑出土的数量相对比西汉的少，而发表了图的则更少，可用的材料主要有：秭归庙坪M25，M48，秭归蟒蛇寨M19，当阳刘家冢子M1。
秭归庙坪人俑（M25：19），为泥质红陶坐式俑，手抱于腹前，头戴平顶圆帽。
从图上观察，应为长衣，广袖，右衽。
根据作者推测，该墓为王莽时期。
庙坪（M48：18）为泥质红陶乐俑，头部已残，坐式，盘腿，腿上置瑟，从图上只能看出其领成V字型，其年代也为王莽时期。
根据现有材料，无法知道M25人物俑的身份。
秭归蟒蛇寨出土人物俑较多。
M19：18为抚琴俑，盘腿坐式，衣着圆领，右衽，旷袖。
M19：23为击鼓俑，盘腿坐式，圆领，右衽，宽袍，束袖，双手前伸作敲击状。
M19：20为侍女俑，立式，头扎圆巾，束双髻于头部两侧。
双手相执侯于其胸处，着及地长袍，腰间系一腰带，广袖。
M19：22服饰基本同于M19：20，不同的是没有髻，而是戴平冠，推测应该为南侍俑。
报告作者将
此墓年代定在东汉晚期。
可以当作参照的有当阳刘家冢子2号墓后室北柱上所绘人物形象，其身着及踝长袍，圆领，腰间系一腰带。
此墓年代为东汉末期。
可见，东汉时，服饰多见的是宽松的长袍，袖子变得更加肥大，而长袍下身也自腰带不再紧身束裹，而变得轻松飘逸。
由于资料发现及发表的限制，我们可以认为，东汉时，长袍应该是生活在比较下层的平民比较常见的装束，且适用于各种场合。
从这有限的资料仍旧可以看出，西汉和东汉服饰风格变化比较明显。
西汉服饰比较严肃拘谨，而东汉服饰比较宽松活泼。
这种转变自西汉末年已经开始，王莽时期比较明显。
单从领口来说，样式便开始变得多样，西汉时交领到王莽时期已经不再流行，到东汉时则变为以圆领为主了，且流行腰间系腰带。
以上便是目前为止通过考古资料可以了解到的两汉着装情况，可见西汉时，A，B两型服装同时见男女两种俑，可见深衣和上衣下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样式。
而且性别观念较小。
C、D两型仅见于男俑。
东汉时服装比较单一，男女均穿长袍。
由于出土资料的限制，这几种类型主要限于当时奴婢和当时下层平民的服装，对恢复两汉时期湖北地区服装全貌有很大的局限性。
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对比材料的增多，相信湖北地区两汉服饰文化的复原工作会更加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