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学聚《国朝典汇》编纂特色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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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宋代国家图书的编纂及特点作者:姚广宜来源:《历史教学》2000年第12期众所周知,依靠国家的力量编纂图书,无论是在人力,还是在物力上,都占有极大的优势。
这一点历来为私家修书所不及。
宋朝初年,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国家财力大增,而图书的收集、整理、著录,使国家图书更加繁富。
这些都为封建国家编纂图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封建皇帝也十分重视图书事业的发展,不仅多次诏集天下文人纂修图书,而且在修书的过程中,亲临视察,面授方针大计。
至于“御赐”书名之事,更是屡见不鲜。
因此,宋代成为继唐代之后国家图书编纂事业取得突出成就的朝代。
宋初由封建国家编纂的图书,以规模大、卷帙多、内容丰富而著称。
这主要表现在丛书、类书、总集类图书的编纂。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始编的《北宋官版大藏经》(简称《开宝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大型官修佛教典籍丛书①。
它从开编、刊刻到出齐,历时13年。
全书共计5048卷,收书1076部,分为480帙②,主要依据唐《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编定。
宋真宗时,命王钦若等在开封的太清宫编辑《祥符宝文统录》这部道藏丛书。
祥符九年(1061年)书成,凡三洞四辅4359卷③,同样是一部浩大的宗教典籍。
宋徽宗时,进一步搜求道家遗书,命道士刘远道校定道书,在《祥符宝文统录》的基础上,又增至5387卷,并改名《万寿道藏》。
宋代以封建国家的力量编纂的几部佛、道丛书既是对中国古代佛、道思想的总结,也收集和保存了与之直接或间接联系着的各类学术著作。
后来民间所编辑刊刻的佛、道藏经都是此基础上进行的。
宋代由封建国家编纂的大部头类书主要有两部:一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77—983年)李日方、扈蒙等人编辑的百科全书性质的《太平御览》1000卷。
一是宋真宗景德二年至大中祥符六年(1005—1013年),由王钦若、杨亿等人编辑的政事历史方面的专门性类书《册府元龟》1000卷。
这两部类书,在编纂规模、卷帙数量、类目编排,以及收书范围等方面都超越了前代。
第20卷第4期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12月Journ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20No.4 Dec.2020文章编号:1673-0453(2020)04-0006-0006明代吏部尚书的年龄构成特点及其成因和影响罗国澄,郭培贵(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350109)摘要:洪武十三年(1380)后,吏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执掌锂政。
至明亡,在该位履职者共有121人。
其中,绝大部分皆为进士出身,明中后期则皆为进士出身,其平均中进士年龄为29岁,小于明代进士平均中式年龄5岁多,但其始掌吏部事的平均年龄则超过62岁,显示该职对履任者的仕履资历具有很高要求;与此同时,任此职者丈更迭频繁,平均在职时间仅有2.32年。
这既有其必然性,又对锂政运作和政局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
该职的年龄构成状况在各级科名和不同任职形式上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变化。
关键词:明代吏部尚书;中进士平均年龄;''掌吏部事"平均年龄;平均任职时间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洪武十三年(1380)废中书省后,吏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掌百官之贤否黜陟,,E1]5676,名臣蹇义、王翱、王恕、杨一清、高拱、孙丕扬等都曾主掌吏部事务,对明代政治与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探讨吏部尚书年龄构成特点及其成因和影响,对于评估明代铃政的运作水平、政局的稳定性以及推动吏部尚书群体研究的深入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迄今仅有廖义刚《明代洪武时期吏部尚书研究》和闫福新《明代吏部尚书研究》对任期问题进行了初步考察①,尚未见对该论题研究的专门成果。
因此,笔者拟对此进行专门探讨,以期促进该研究深入开展并求教于方家。
一、明代吏部尚书年龄构成的总体特点及其成因考察明代吏部尚书群体年龄构成的总体特点及其成因,必须首先明确两个问题:一是该群体的内涵,即笔者所论“吏部尚书”是指自洪武十三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在明朝京师以吏部尚书正常任职(以下均称“真”吏部尚书)、试职或以他职兼职、署职和“署部事”等形式的“实掌吏部尚书事”者。
苏州浒墅钞关建置时间考作者:陶莉来源:《档案与建设》2020年第03期摘要:浒墅钞关的建置奠定了浒墅关江南名镇的历史地位,但浒墅钞关的建置时间历来存有宣德四年和景泰元年二说。
通过对史籍和方志等文献的梳理发现,浒墅钞关是承袭元代所设的竹木抽分场,在宣德四年始创钞关制度,开始对过往商船收取船料钞,由本府或县官监收。
直至景泰元年,朝廷在浒墅关镇设立户部分司和委派户部主事,并建设关署衙门、明远楼和水关卡栏等设施,并健全钞关人役编制。
严格意义上讲,浒墅钞关的正式建置时间应是景泰元年(1450)。
关键词:浒墅关;钞关;苏州浒墅关镇,原称“许市”,地处苏州城西北三十里。
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往迹”第十四节:“许市,在郡西二十五里。
”康熙《浒墅关志》卷一《乡镇》有载:“秦始皇为求吴王剑,发墓,见白虎蹲于丘;上逐之,西走二十五里,失剑不能得。
地裂为池,因名虎疁。
至吴越时讳鏐,因改名浒墅。
”浒墅关“江南名镇”的历史地位,与明清时期在此地运河畔设立“浒墅钞关”密不可分。
明前期的宣德至景泰年间,明代钞关制度草创,钞关集中建置,为之后明代钞关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
但是关于浒墅钞关的建置时间,历代文献的记载不尽相同,主要有宣德四年和景泰元年二说,有的文献二说并存。
关于明代钞关的建置,何本方(1993、1995)、黄仁宇(2001)、黑广菊(2004)、林美玲(2007)、余清良(2008)等多位学者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其中余清良从地方文献和个别典章制度文献中挖掘材料,对浒墅钞关的前身、创建和沿革作了较为完整的梳理,并提出浒墅钞关的确切创置时间是在景泰元年,是明政府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增建钞关之举所致。
余说可信,但在阐述浒墅钞关建置时间有二说的原因时表示:“上述所分析的三个原因,乃是笔者依据明代商税制度及中国地方文献纂修传统,所作的一个推论,究竟是否属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史料证实。
”因此,本文一方面通过梳理明清官修史书和苏州各类地方文献的编撰时间先后和史实价值,论证史料记载浒墅钞关建置时间的真伪;另一方面,通过道光《浒墅关志》中关于浒墅钞关首任榷使的任命和关署衙门建造事宜的确切记载,推断浒墅钞关正式建置于景泰元年,以补余说。
朱棣“靖难”之心探源张伟【摘要】[摘要]明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以“诛齐黄、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于建文四年(1402)夺取皇位。
关于朱棣反叛之心的产生,史家所言不一,文章通过文献记载对当时时局的分析,认为朱棣起反叛之心是因为其兵力逐渐强大,军队战斗力增强,再加之太子、秦王和晋王的相继去世使他成为诸藩之首,建文帝削藩政策只是其借口。
【期刊名称】哈尔滨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37)003【总页数】4【关键词】[关键词]朱棣;反叛;靖难之役;探源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七月,新即位的建文帝朱允炆采用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对诸王进行权力削减,先将矛头对准他的五叔周王朱棣,“乃废周王为庶人,徙蒙化,置世子临安”,[1]而后又于建文元年(1399)对一些较有实力的藩王逐个处置,正月“废代王桂为庶人,幽于大同”,[1]二月“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1]五月“废齐王榑为庶人,留京师”,[1]六月“废岷王楩为庶人,锢于云南”。
[1]建文帝的这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削减了一部分拥兵自重的藩王的权势,将部分军权收归中央,但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七月“壬申,燕王杀左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1]援用朱元璋“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①的规定,以“诛齐黄,清君侧”的名义正式举兵反叛,“自署官属,称其师曰‘靖难’”,[2]于建文四年(1402)攻入都城南京,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史称“靖难之役”。
②关于朱棣反叛之心的产生,史学界有两种观点,即在建文帝削藩前和削藩后。
③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甚完善,洪武二十五年(1392)是朱棣反叛之心产生的重要分水岭。
洪武三年(1370)四月乙丑,朱元璋以“帝王之子,居嫡长者必正储位,其诸子当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国家”④的名义,将九个儿子分别册封为亲王,又将唯一的侄孙朱守谦册封为靖江王。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在他之前有大哥朱标,于洪武元年(1368)册立为皇太子;二哥朱樉受封为秦王,封地西安;三哥朱受封为晋王,封地太原;朱棣的封地是北平。
明朝宦官刘瑾刘瑾是明代最值得注意的太监。
一方面,在他当权期间,制度为之大变,“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①。
另一方面,他执政所包含的内容,比他之前的王振和他之后的魏忠贤都要丰富得多,史家对刘瑾执政也要比对魏忠贤、王振专制更加重视。
“八虎”之首景泰二年(1451),陕西兴平县一个姓谈的农民家中,生下一个男儿,几年以后,他被净身送入宫中,投靠一刘姓太监,按照当时的习惯,改姓刘,这就是刘瑾。
关于刘瑾在孝宗以前的活动,记载甚少。
或曰,他在内臣李广引荐下,选入东宫,侍奉皇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武宗②。
也有说他曾“坐内臣李广奸党充南京海子口军,夤缘起用。
乾清宫灾,复发配,又召回佥书”③。
在朱厚照的周围,有八个对他有影响的太监,即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和刘瑾。
朱厚照即帝位,这些人立即受到重用,称八党或“八虎”。
或去高凤,张永改张兴,称“七党”。
刘瑾任钟鼓司太监、不久,升为内宫监太监,总督团营。
正德元年(1506)六月,提督十二营操练。
“八虎”以游戏引诱武宗,日进鹰犬、歌舞、角觝等,又引导武宗微服出宫,把武宗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这一点很为外朝官僚忌讳和反感。
由英国公张懋领衔,五府六部等衙门官联名上疏谏劝武宗,工科给事中陶谐也因灾陈言:“陛下当夙夜恐惧,增修德政,以回天意。
奈何视为泛常,倾耳于太监丘聚、魏彬、马永成之流。
”①陶谐的疏中未专门提到刘瑾,显然,这时刘瑾的权势尚未显赫。
刘瑾的才干高于其他人。
王鏊《震泽纪闻》中有两段记载,一段说,刘瑾“不甚识文义,徒利口耳”。
一段说,刘瑾“少狡狯,颇识字书,略知古今,特称为利嘴耳”。
不甚识文义和颇识字书,有些矛盾,利嘴则是一致的,这是刘瑾的一个特点,在他后来的官场中大有用场。
刘瑾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尝慕王振之为人,在孝庙时愤郁不得志,每切齿”②。
群臣的弹劾给刘瑾创造了机会。
他对其他宦官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
明清奇案之⽮⼝酿祸端孔⼦认为:损者三友,乃是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
意思是说:谄媚拍马屁的朋友,两⾯派的朋友,以及夸夸其谈的朋友,是绝对不能够与他们交往的,不然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这损者三友中,友善柔的两⾯派最为可怕,他们总是和颜悦⾊地恭维你,满⾯春风地奉承你,背后却造谣⽣事,肆意攻击,恶意诽谤。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看上去⼗分善良,⽽内⼼却别有企图,⼀不⼩⼼,就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
今天所讲的便是⼀个“友善柔”的案件。
明代嘉靖三⼗⼆年(1553),浙江宁波府慈溪县有徐⽤光、秦钫⼆⼈双双考中进⼠,两家都⼤摆宴席庆祝。
既是同乡,⼜是同年,两家当然在相互庆贺的同时,也就成为⽆话不说的朋友。
好事成双,恰恰此时,他们的夫⼈都⾝怀六甲,在酒酣⽿热之时,便说:“如果两家都⽣男,则结为兄弟;若是都⽣⼥,则结为姊妹;假如⼀家⽣男、⼀家⽣⼥,则结为婚姻。
”果然徐⽤光⽣得⼀⼦,取名学聚;秦钫⽣得⼀⼥,取名季⽟。
男⼥同年同⽉同⽇⽣,⽗亲同年同⽉同⽇考中进⼠,这就像戏剧⾥的情节在现实中出现了,因此双⽅都很是珍惜。
到孩⼦满⽉之时,徐⽤光便托媒去说亲,以两股⾦钗、⼀对⾦镯为定亲信物。
秦钫也很期待这门亲事,便回赠⽟簪⼀⽀、⽟镯⼀对,这样两家算是定了亲,从此两家便以亲家相称呼。
定亲以后,徐⽤光与秦钫便⼀起赴京等候吏部铨选,也就是由吏部来选⽤官职,报请皇帝批准。
结果徐⽤光被任⽤为⼯部都⽔司主事,秦钫则为监察御史,不久就放了外任。
徐⽤光官运还算是不错,⼀直在京城升任员外郎、郎中,却没有想到命运不济,居然死在任上,年仅36岁。
京官没有什么发财的机会,再加上徐⽤光为官清廉,所以徐家⽆⼒将⼫体运回家乡安葬,是秦钫出资,才使徐⽤光的棺椁运回慈溪安葬。
秦钫更是官运亨通没有多少年,就官升江西布政使,成为省级官员,也算是到头了,不久就因事被罢官回家。
外官来钱容易,所以秦钫车载马驮地带回来家财巨万。
秦、徐两家都回到家乡,秦家因为财⼤⽓粗,⼤肆购买房产、地产,仅仅两年有余,便有良⽥万亩,房屋百间。
明代户部尚书任职情况分析黄阿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062)【内容提要】明代的户部机构相对以往各朝而言,其权力与职掌范围都扩大了很多。
被有些学者称为真正地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最高机构。
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六部中户部的研究还很欠缺。
本文以明代户部尚书的任职情况作为讨论的对象,就明代户部尚书的任职情况、最高统治者在户部的用人政策、有明一代户部尚书的籍贯分布、任职情况与结局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明代户部尚书的任职情况大致可以反映出有明一代的政治状况。
明代在户部的用人政策制度层面的规定与现实政治中的巨大差异以及明代户部尚书为官不易与大多不得善终的结局,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暴露出当时的政治体制中存在着不合理的成分。
【关键词】明代;户部尚书;任职情况。
明代户部相对于以往历代而言,以宰相制度的废除,使其机构职掌与权力远过以往各代,才真正成为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最高机构。
1户部在六部中的地位仅次吏部居第二位,黎东方先生曾说明代各布政司使在任免上属于吏部,但在与业务关系上与户部联系更密切,等于是户部的属员。
2有明一朝,曾有多位内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衔,如正德年间大学士王鏊即曾兼户部尚书衔3,虽属虚衔,但亦可见出明代户部机构在整个国家机器中的重要的地位。
然而目前学界对明代户部机构的研究状况还很不够,众多的政治制度史著作仅将户部有关机构设置、职掌简单罗列,而缺乏深入的研究。
其中户部机构官员任职的问题,除黄仁宇曾在其成名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曾涉及到4,尚无专文论述。
因此,以明代户部机构作为探讨对象,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拟对明代户部尚书的任职情况进行分析,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明代在户部方面的用人政策及其相关的政治问题。
一迄今所知,有四份明代户部尚书表:《明史·七卿年表》、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四十八《户部尚书表》、明末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八十七《户部》5及清人黄大华《明七卿考略》6。
洪武三年(1370) 宋濂、王袆主编《元史》212卷成史家陈桱卒史家杨维祯卒五年(132) 危素卒十七年(1384) 张九韶《元史节略》2卷刊刻十九年(1386) 梁寅《元史略》4卷刊刻建文四年(1402) 方孝孺卒永乐元年(1403) 胡粹中《元史续编》16卷成十三年(1415) 陈诚上《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郑柏《金华贤达传》12卷重刊四年(1429) 刘刻《资治通鉴节要续编》30卷成七年(1432) 刘郯《资治通鉴节要续编》30卷刊刻九年(1434) 巩珍《西洋番国志》成正统元年(1436) 费信《星搓胜览》刊刻十二年(1447) 范理《读史备忘》成十三年(1448) 周叙要求重修《宋史》景泰二年(1451) 马欢《瀛涯胜览》成七年(1456) 晏璧《史〓》20卷刊刻天顺六年(1462) 姚堂《润州贤达录》6卷刊刻成化五年(1469) 《宋论》作者刘定之卒十二年(1476) 商辂进呈《续资治通鉴纲目》27卷十三年(1477) 程敏政《宋纪受终考》2卷成谢铎《尊乡录》41卷成十四年(1478) 彭韶成《国朝名臣录赞》十五年(1479) 程敏政《宋遗民录》15卷成十六年(1480) 谢铎《伊洛渊源续录》卷成十七年(1481) 丘浚《世史正纲》32卷成二十年(1484) 《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第三次重刊王祎《续大事记》77卷刊刻二十二年(1486) 蒋谊《续宋论》3卷刊刻弘治元年(1488) 张时泰《续通鉴纲目广义》成二年(1489) 程敏政《道一编》5卷成莫旦《大明一统赋》3卷刊刻四年(1491) 程敏政《宋纪受终考》2卷刊刻七年(1494) 王弼《尊乡录节要》4卷刊刻八年(1495) 许浩《宋史阐幽》刊刻九年(1496) 谢铎《伊洛渊源续录》6卷刊刻十年(1497) 《通鉴续编节要》第四次刊刻十一年(1498) 周礼《续通鉴纲目发明》成杨廉《皇明名臣言行录》4卷、《皇明理学名臣言行录》2卷刊刻十二年(1499) 《志略》作者廖世昭中进士十三年(1500) 尹直《皇明名臣言行通录》12卷刊刻十四年(1501) 《考亭渊源录初稿》作者宋端仪卒十五年(1502) 《宋元史臆见》作者何乔新卒十六年(1503) 尹直《南宋名臣言行录》16卷成十七年(1504) 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31卷成尹直《名相赞》5卷成《历代名贤确论》100卷刊刻十八年(1505) 徐纮约卒于此年徐纮《皇明名臣琬琰录》24卷、《续录》22卷刊刻《春秋列传》作者刘节中进士正德元年(1506) 王朝佐《东嘉先哲录》20卷成《荒史》作者陈士元生二年(1507) 李东阳等奉敕修成《历代通鉴纂要》92卷三年(1508)程瞳《新安学系录》16卷刊刻钱贵《吴越纪余》5卷成十年(1515)程瞳《闲辟录》10卷成十一年(1516)张芹《建文忠节录》成邵宝《学史》13卷刊刻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2卷刊刻十五年(1520) 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成嘉靖元年(1522) 祝允明《罪知录》10卷成书二年(1523) 薛俊《日本国考略》1卷成于此年三年(1524) 许诰《通鉴纲目前编》3卷成郑晓《九边图志》30卷成许相卿《史汉方驾》35卷刊刻四年(1525) 金〓《历代诸史会编》112卷刊刻郑岳《莆阳文献》(文13卷、列传75卷)成程敏政《宋遗民录》15卷刊刻《考信编》作者杜思生五年(1526) 黄佐《广州人物传》24卷成七年(1528) 官修《嘉靖政要》八年(1529) 桂萼《广舆图叙》四册成《伊洛渊源录》、《伊洛渊源续录》重刊李梦阳卒郭棐生九年(1530)陆深《史通会要》3卷成十年(1531) 陆粲《左传附注》、《春秋胡氏传辨疑》成十一年(1532) 徐咸《近代名臣言行录》6卷刊刻丰坊《世统》成凌迪知生十二年(1533) 唐瑶《历代志略》4卷刊刻十三年(1434) 许论上《九边图论》安都上《十九史节定》马荩臣作《吴越备史图表》1卷刊刻十四年(1535) 马荩臣《五代史吴越世家疑辩》1卷成金贲亨《道南书院录》5卷刊刻十五年(1536) 黄衷《海语》3卷成顾磷《国宝新编》1卷刊刻政府曾想重修宋元史陆粲作《与华修撰子潜论修史书》十六年(1537) 《国朝史余》作者陆采卒十七年(1538) 许论《九边图论》1卷刊刻李默《建宁人物传》4卷刊刻十九年(1540) 李文凤《越娇书》20卷成二十年(1541) 魏焕《皇明九边考》10卷成书罗洪先《广舆图》2卷约成于此年二十一年(1542) 许相卿《革朝志》10卷成吴朴《龙飞纪略》8卷成二十三年(1544) 魏焕《皇明九边考》10卷刊刻陈霆《唐余纪传》24卷成二十四年(1545) 廖道南《殿阁词林记》22卷成二十五年(1546)廖道南《楚纪》60卷成王洙《宋史质》100卷成《金辽小史》作者杨循吉卒二十六年(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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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复起居注之职张居正主持两朝实录的续修工作林有望辑《新刊未轩林先生古今名家史纲疑辨》4卷刊刻高拱《边略》5卷刊刻《同姓诸王传》作者陈鼓典生二年(1574)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24卷成陈士元《荒史》刊刻三年(1575) 《楚纪》刊刻四年(1576) 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8卷成刘效祖《四镇三关志》10卷刊刻五年(1577) 卜大有《史学要义》5卷刊刻《皇明名臣墓铭》作者朱大韶卒六年(1578) 劳堪《宪章类编》42卷刊刻何镗编辑的《修攘通考》6卷刊刻七年(1579) 杜思《考信编》刊刻八年(1580) 范大冲《三史统类臆断》成九年(1581) 史家雷礼卒十年(1582) 范守已《肃皇外史》46卷成十一年(1583) 项笃寿《今献备遗》42卷刊刻雷礼《国朝列卿表》139卷刊刻严从简《殊域周咨录》24卷刊刻徐学漠《世庙识余录》26卷成十二年(1584) 王世贞《皇明名臣琬琰录》32卷成郭大有《新刻官板大字评史心见》12卷刊刻萧彦等《掖垣人鉴》16卷刊刻十三年(1585) 罗日褧《咸宾录》8卷成十四年(1586) 蔡汝贤《东夷图像》、《东夷图说》刊刻《昭代典则》作者黄光升卒十五年(1587) 姜宝《稽古编大政记纲目》8卷刊刻邹泉《尚论编》20卷刊刻重录《明实录》小型本,实录开始外传邹泉《宗圣谱》14卷刊刻徐咸《近代名臣言行录》重刊十八年(1590) 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刊刻王世贞《镌王凤洲先生会纂纲鉴历朝正史全编》23卷刊刻《国朝纪要》等作者王世贞卒十九年(1591) 罗日褧《咸宾录》8卷刊刻二十年(1592) 邓元锡《函史》刊刻魏显国《列国史补》18卷刊刻吴瑞登《皇明绳武编》成李言恭、郝杰《日本考》5卷约成于此年二十一年(1593) 郭子章《圣门人物志》12卷成邓元锡《皇明书》45卷成陈于陛上《恭请圣明敕儒臣开书局纂辑本朝正史以垂万世疏》二十二年(1594) 官修正史开始朱鹭《建文书法拟》5卷成萧大亨《夷俗记》1卷刊刻吴瑞登《两朝宪章录》20卷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14卷约成卢傅印《职方考镜》6卷刊刻二十三年(1595) 正史纂修继续进行南轩《通鉴纲目前编》25卷成《皇明人物考》6卷刊刻二十四年(1596) 正史纂修继续进行支大纶《世穆两朝编年史》6卷刊刻吴瑞登《诸儒述概天集》24卷成王士骐《皇明驭倭录》9卷成刘元卿《诸儒学案》25卷刊刻朱正色《涉史雄谭》8卷刊刻二十五年(1597) 官修正史失败王士性《广志绎》6卷成二十六年(1598) 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20卷成谭希思《四川土夷考》刊刻二十七年(1599) 李贽《藏书》8卷刊刻沈越《嘉隆两朝闻见纪》12卷刊刻二十八年(1600) 黄光升《昭代典则》28卷刊刻顾正谊《顾氏诗史》15卷刊刻陆应阳《广舆记》24卷刊刻二十九年(1601) 徐学聚开始著《国朝典汇》三十年(1602) 张朝瑞《表忠汇录》6卷成吴士奇《史裁》26卷刊刻雷礼等《皇明大政记》25卷刊刻焦竑《国史经籍志》5卷刊刻三十一年(1603) 王圻《续文献通考》254卷刊刻绕汝梧《历代史正》2卷刊刻陈继儒辑《逸民史》22卷成冯应京《皇明经世实用编》28卷成三十二年(1604) 王兆云《词林人物考》12卷刊刻朱鹭《建文书法拟》刊刻谢陛《季汉书》60卷成卜世昌刊刻《皇明资治通纪全书》李纯卿、李槃《世史类编》45卷刊刻程元初《历代二十一传》刊刻三十三年(1605) 周汝登《圣学宗传》18卷刊刻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109卷刊刻唐顺之《荆川先生右编》40编刊刻卜世昌《皇明通纪述遗》12卷成《粤大记》作者郭棐卒三十四年(1606) 魏显国《历代相臣传》168卷、《历代守令传》24卷刊刻汪若霖要求重修正史李廷机《汉唐宋名臣录》5卷成袁黄《历史纲鉴补》39卷成郑晓《删改史论》2卷、《国朝制书》刊刻三十五年(1607) 童时明《昭代明良录》20卷成姚士舞《后梁春秋》2卷刊刻郭良翰《历代象贤录》20卷成三十六年(1608) 郑贤主编的《古今人物论》36卷刊刻钱岱《两晋南北合纂》40卷成书沈朝阳《通鉴纪事本末前编》18卷成王士骐《中弇山人稿正统论》刊刻朱谋〓《邃古记》8卷刊刻余懋学《诸史随笔》2卷刊刻《图书编》作者章潢卒苏文韩《晋书纂》刊刻三十七年(1609) 黄凤翔《嘉靖大政类编》2卷刊刻于慎行《读史漫录》刊刻《辽小史》、《金小史》重刻彭以明《二十一史论赞辑要》36卷刊刻李维桢续补雷礼《国朝进士列卿表》三十八年(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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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元《二十一史论赞》36卷刊刻姚允明《史书》10卷刊刻十一年(1638) 董其昌《皇明通纪全书》45卷刊刻刘鳞长《浙学宗传》刊刻范景文《昭代武功编》10卷刊刻徐奋鹏《古今治统》成陈子龙等编的《明经世文编》成孙范《左传分国纪事本末》22卷刊刻严衍《资治通鉴补》294卷成朱荃宰中举十二年(1639) 尹守衡《皇明史窃》107卷传于世蔡保祯《孝纪》16卷《拾遗》1卷刊刻蒋之翘《删补晋书》130卷刊刻十三年(1640) 何乔远《名山藏》109卷刊刻十四年(1641) 孙悫《唐纪》55卷成张萱卒《历代史论》作者张溥卒十五年(1642) 刘振《识大录》约成于此年刘綦《通鉴全史汇编历朝传统录》8卷刊冒起宗《拙存堂史括》3卷刊刻十六年(1643) 周婴《卮林》11卷成张自勋《通鉴续麟》成吴国辅、沈定之《今古舆地图》3卷刊刻王光鲁《阅史约书》增订本5卷刊刻钱谦益《开国群雄事略》、《明太祖实录辨证》成王在晋卒郑郊《史统》146卷成张墉《廿一史识余》37卷刊刻严衍《资治通鉴续编》157卷成祟祯年间《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补标题评断实记》刊江旭奇《通纪集要》60卷刊印须子评、“借绿轩”编辑《尚论编》7卷刊刻二年(1645) 郭之奇《稽古篇》55卷刊刻沈国元《大事记》6卷刊刻吴学俨等编《地图综要》3卷刊刻三年(1646) 《明季甲乙两年汇编》3卷成四年(1647) 唐大章《书系》16卷刊刻五年(1648) 邹漪《启祯野乘一集》重刊七年(1650) 钱士升《南宋书》成九年(1652) 《史纠》作者朱明镐卒十一年(1654) 张岱《石匾书》成朱里《续史论断》18卷成十三年(1656) 王光鲁《阅史约书》增订本5卷刊刻十四年(1657) 邹漪《明季遗闻》成朱里《续史论断》18卷刊刻于世十五年(1658)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刊刻谷应泰《明纪》132卷成范光宇《史评》10卷刊刻十六年(1659) 傅维鳞《明书》部分刊刻十七年(1660) 庄廷〓《明史纪略》刊刻十八年(1661) 彭孙贻《平冠志》12卷刊刻康熙元年(1662) 《天下郡国利病书》成二年(1663) 《明夷侍访录》成吴炎、潘怪章卒五年(1666) 孙奇逢《理学宗传》成七年(1668) 刘心学《四朝大政录》成八年(1669) 史家文秉卒十年(1671) 计六奇《明季北略》24卷、《明季南略》16卷成十五年(1676) 周士仪《史贯》刊刻十八年(1679) 俞汝言卒二十年(1681) 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95卷刊刻政府下令征收私修明史著作三十四年(1694) 黄宗羲卒傅維鱗《明书》刊刻。
【明朝历史】明朝的残酷刑罚“凌迟”酷刑,亦作“陵迟”,是指山陵斜坡逐渐低下,含有慢慢之意,又俗称为“剐”。
因其规例在千刀之上,“凌迟”还可通称为“千刀万剐”。
唐律尚无“凌迟”,五代才特置。
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宋代中后期始用“凌迟”,但不常用。
《宣和遗事》记章?在越州时,专事惨刑,有“刀掊”、“钉手足”、“剥皮”、“斩颈”、“拔舌”,但不见“凌迟”。
元代“凌迟”载于法典刑律,具体行刑较少。
只是到了明代,“凌迟”用语频繁起来,较为典型的是明代《瑞严公年谱》、《渔樵话郑本末》,其中对“凌迟”的详述,使人见其具体步骤——“凌迟”时搭起一座棚子,棚前竖起一根上有分叉的粗木杆,刽子手手持磨得锋快的铁钩、利刃,三声炮响后便开始,规例是3357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剐得肌肉如大指甲片,一条一缕,密麻丛集,犹如刺猬。
初动刀时,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了。
主要是因受刑者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血都从这里流出去了。
“凌迟”后将受刑者五脏、躯体、头都吊在杆上示众,监刑官舞红旗,策快马,飞驰宫中,向皇帝报告刀数……对犯人采取这样厉害的“凌迟”,是因明初朱元璋就执刑甚严,当时官员们竟用鸠血染衣带,一有捕拿,即吮带死,以免受酷刑折磨。
据《明史》、《明实录》,当时刑法无所不用其极:朱有?以掠食人肝脑为能事,朱宪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或手刃剔其臂肉,剜目耳。
还有的活埋露首,使其慢死,或让受刑人吃自己儿子被割下的鼻、舌。
朱国桢《涌幢小品》说两广都督韩观杀人成性,竟用人皮当坐褥,吃人眼。
夏允彝《幸存录》说一徐姓术士,因骂魏忠贤被捕,手足被钉在门板上,遍体浇上沥青,用椎敲,一会儿举体皆脱,其皮壳俨若一人……人皮祝允明《野记》中的有关记载更让人惨不忍睹:高皇恶顽民窜逃缁流,聚犯者数十人,掘泥埋其头,十五并列,特露其顶,用大斧削去,一削去数颗头,谓之“铲头会”。
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
徐学聚《国朝典汇》编纂特色之探析《国朝典汇》是明代万历年间学人徐学聚编纂的一部本朝典制体史著。
在《国朝典汇》中,徐学聚在继承传统典制体史书基本框架的基础上,综合会典、会要二体,突出典制特征,兼采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多体之长,其编纂特色已表现出新综合体的雏形。
2、略仿纪传,而不失编年之次《国朝典汇》除在整体上融合会要、会典二体外,在具体典制故实的记载过程中,为叙述的方便,还兼采众家史体之长。
对此,蔡毅中在《国朝典汇·叙》中概括为“略仿纪传,而不失编年之次”[1](蔡毅中《叙》,P8)。
《国朝典汇》记事上起元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从军,下迄穆宗隆庆六年(1572),共二百多年的史事。
从体例来看,《国朝典汇》不象《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沿袭《史记》的本纪、列传的记事方式,明显地标出纪、表、志、列传;但《国朝典汇》并不乏有纪传体之特性。
如卷1《开国》虽未标注“太祖本纪”、“世家”,但实际上却记载了太祖开国的史实、诸侯开国承家的事迹。
卷2《靖难》也并未标注类传之名,但是卷按其内容性质将建文朝逊国诸臣编在一起,并用按语的形式为其列传。
如该卷载:“礼部侍郎陈性善、大理寺丞彭与明、钦天监副刘伯完、指挥王资等五十人皆被执。
既而,燕兵纵性善、与明、伯完、资皆归,性善死之”[1](卷2《靖难》,P73)。
接着即以按语形式为“陈性善”、“彭与明”、“刘伯完”、“王资”等人列传。
这两卷分别记录洪武、建文两朝皇帝、大臣事迹,是在纪传体的基础上,吸收纪事本末体的特点编纂而成的。
又如卷31《勋臣考附勋臣表》、卷32《辅臣考》、卷33《中官考》等叙人臣事迹;卷113《祥瑞》、卷114《灾异》诸志,都是封建社会中的迷信记录;卷13《宗藩》中还详载了《同姓诸王表》等,也具有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分门别类地记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纪传体之特性。
除此之外,《国朝典汇》将其内容分门别类,按制度发展的层次和顺序,次第落笔,以编年的形式见其因革损益之变化。
即各门类“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3](《序》)。
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来记叙明一代二百多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如卷170《北虏》,将洪武元年(1368)至隆庆六年(1572)间有关北患的史事以编年的方式做了较为完整的记载。
综上所言,《国朝典汇》在整体上融合了会要、会典二体,总汇典章政令的因革变迁,在各类目典章故实的收载上又兼采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史体之长,为最大限度地网罗明代的典章故实提供了方便。
对于《国朝典汇》这种体例兼属的编纂特色,时人赞扬之辞不绝于书。
冯琦写序称赞该书:“灿若指掌,斯诚后学通今之巨筏”[1](冯琦《序》,P2)。
周应宾赞道:“上自开国至于庆历,分门叙事,囊括群籍,一代掌故,灿若日星”[1](周应宾《序》,P5)。
蔡毅中亦称赞该书:“简而祥,瞻而有体,一披览而沿革废置、法鉴是非之际,柄若日星”[1](蔡毅中《叙》,P7)。
就连一向对明人著作妄加诋毁的《四库全书》的馆臣们也不得不承认《国朝典汇》在体例上的重要价值,他们称赞道:“是书采录明代典故,自洪武讫隆庆,分类编纂,条分类萃”[4](卷83《明朝典汇》条,P714)。
二、校雠鱼亥,赋予考订徐学聚编纂《国朝典汇》,不是单单从他人书中采摘史料一编了事,而是对所摘史料“校雠鱼亥”[1](周应宾《序》,P5),赋予考订,使其征引的史料更真实、更可靠。
鉴于《实录》具有“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的优点,徐学聚在采择史料时,“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以此“虽不敢俱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
[5](卷12《万季野墓表》,P168)如《国朝典汇》载:“按:万历十年壬午七月十三日戊辰至次日已巳,大风拔木,江海及湖水俱啸涌,常熟、崇明、嘉定、吴江等处,漂没室庐,人畜以万计。
考:嘉靖元年壬午七月二十四日,亦戊辰至次日已巳,灾亦如之。
又考:是日俱有龙火之异。
前壬午,祸微轻而远;后壬午,祸甚掺而狭。
要之六十年内所无也。
周一甲子干支,又同异哉”?[1](卷114《灾异》,P1450)比对《明实录》有关记载,可知此段文字据《明实录》对灾异史事进行过考订。
同时,徐学聚还通过对每一种史料的各部分进行具体分析,从不同的局部分辨史实。
既把《明实录》和《明会典》作为了《国朝典汇》的主要史料来源,又对于史事之歧说异闻和制度的设立与沿革,一般不是简单地宗奉《明实录》、《明会典》等所载的官方说法。
如有《明实录》、《明会典》等不载或不实的,徐学聚在编纂时则参考了众多的私修史书,如:郑晓《吾学编》、王世贞《癴山堂别集》、黄训《名臣经济录》、徐癶《明名臣琬琰录》、丘浚《大学衍义补》、程敏政《明文衡》、宋濂《文宪集》、胡粹中《元史续编》、《靖难功臣录》、陆容《菽园杂记》、章潢《图书编》、程通《显忠录》、廖道南、黄佐《殿阁词林记》等进行校雠,还往往把某一史事的考订写入按语。
如《国朝典汇》载:“(永乐)十八年,立东厂,命内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闻。
按:此不见正史、《会典》。
据大学士万安奏,成化十二年增立西厂,疏内云东厂之设自文皇帝,至于今五十六年,故考订于此”[1](卷33《中官考》,P654)。
从谈迁《国榷》卷17所载:“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癸亥条记:始立东厂,专内臣刺事,事不见正史,……。
不知《实录》遗此何也”[6](P1176)。
亦可佐《明实录》没有此记载。
而《癴山堂别集》却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永乐十八年立东厂,命内官一人主拨锦衣卫官校剌癵大小事情。
成化十二年增立西厂”[7](卷15《皇明异典述》,P268)。
可见,徐学聚所载是经过考订的。
另外,在书中还将所引史料误记的史事进行改正。
如《国朝典汇》载:“洪熙以后,以英公张辅,宁阳侯陈懋、阳武侯薛禄等为总兵官,后辅、懋谢兵事,禄殁,始以成公朱勇为大将”[1](卷150《京营》,P1826)。
而《癴山堂别集》记:“洪熙以后,用英公辅,宁阳武等侯为总兵官。
后英公、宁阳谢兵事,阳武殁,始以成公勇为大将”[7](卷89《兵制考》,P1704)。
其中,“用英公辅,宁阳武等侯为总兵官”读不通,故《国朝典汇》改正为“以英公张辅,宁阳侯陈懋、阳武侯薛禄等为总兵官”。
从取材上讲,徐学聚也惯于用经过考订过的文字,在引用《癴山堂别集》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癴山堂别集》“史乘考误,及诸侯王百官表、亲征、命将、谥法、兵制、市马、中官诸考,皆能辨析精核,有裨考证”[4](卷51《癴山堂别集》条,P466)。
今人魏连科亦说:“《癴山堂别集》卷65至卷69为《亲征》、《巡幸考》诸考,这部分史料价值较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保存了不见于它书记载的史实。
……‘实录不具载,故记之’”[7](魏连科《点校说明》,P9)。
因此徐学聚在此取材时,不取《实录》,而取《癴山堂别集》。
徐学聚治史崇尚征实,注重考证,严核是非,不凭传闻,还表现在对资料的征引抱有非常审慎的态度。
如是书在对《皇明资治通纪》的评介中说:“广东东莞人陈建私辑《皇明资治通纪》,具载国初至正德间事,梓行四方,内多传闻失真者。
……乃欲一人闻见,臧否时贤,荧惑众听。
若不早加禁绝,恐将来讹以传讹,为国是累也”[1](卷21《国史实录》,P399)。
从《国朝典汇》行文的字里行间,也能透射出徐学聚“校雠鱼亥”,赋予考订的编纂特点。
三、间附按语,常备小注“自注以标所去取”,通过自注可以看见作者“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史注即为“史学家法”的产物,自注“亦史法之一助也”。
[8](卷3《史注》,P239)《国朝典汇》在记载典制故实的同时插进了相当多的按语和小注,是其在编纂上的又一特色。
据统计,是书共有按语142条。
除个别小卷外,每卷之内少则一两条,多则二十多条。
其形式至少有六:其一是徐学聚自己直接发表的议论;其二是“采时贤确言”[9](P3),以别人的言论,代表自己的看法;其三是补充说明了明朝典制之原委、沿革;其四是有关人物传记;其五是各地民俗风景的记述;其六是标注出处,等等。
举例说明如下:《国朝典汇》载:“宣德元年,上以汉王反遣指挥谭顺、内官黄让、内使陈锦助平江伯陈癷镇守淮安。
按:是时内臣尚列于指挥之下”[1](卷33《中官考》,P654)。
徐学聚通过按语来说明宣德元年内臣的势力还不太严重。
明王朝建立初年,朱元璋在总结历代兴亡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汉、唐之亡,宦官专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宣德以前,宦官虽然参与了不少政治活动,但还没有达到专权的程度。
只是到了明英宗正统时,宦官王振窃取了军政大权,才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10](P248,P250)。
又如:“(成化)十二年,命御马太监汪直立西厂,领敕刺事。
按:此立西厂之始。
虽与东厂侔,而势出其上矣”[1](卷33《中官考》,P669)。
按语记载了西厂之设,并以这样的方式既予考证又加议论。
成化年间的宦官不仅具有以前的各项威权,而且权势有所发展,其主要表现是增设了西厂。
由御马太监汪直把持,西厂“所领缇骑倍东厂”[11](卷33《宪宗纯皇帝》,P912),势力大大超过东厂。
徐学聚运用按语的形式,不仅指导我们阅读《国朝典汇》,而且对于我们认识史实很有益处。
以按语形式标注出处的例子很多。
如《国朝典汇》载:“按《皇明祖训》云:‘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
汉、唐、宋因之。
虽有贤相,然其间多有小人专权乱政。
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致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重。
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1](卷35《官制》,P769)。
再看《明会典》卷2《皇明祖训》“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
汉、唐、宋因之。
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
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实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12](卷2《皇明祖训》,P13)。
较之文字异同,仅“不致”(改为“不敢”)、“稳重”(改为“稳当”)、“即时”(改为“实时”)三词虽有异,但意思却相同;另《明会典》中“其间”后较《国朝典汇》多“所用者”三字,其余皆相同。
足以说明此即引自《皇明祖训》。
诸如此类标注出处的书中还有很多,如《国朝典汇》卷33《中官考》“按:杨一清《西征录》云”等等,不再赘举。
《国朝典汇》各卷中常有小注,据统计,全书有小注1067条。
小注的作用不仅诠释文义,明典制之原委、沿革,而且交代人物的身份,补充大量史事并考订材料,使读者既明了所记内容的始末缘由,又不致影响阅读和思维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