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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愿像那水中浮木庞培站在大海边，远远一个背影。
他刚读完凯撒的来信，信中的内容很不祥：凯撒拒绝了停战提议，一定要对落荒而逃的庞培穷追不舍，直到把他的人马赶尽杀绝为止。
庞培握着手中的信笺，一时茫然无措，转过身，对跪在海滩上的信使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一定很高兴吧？你，一个奴隶，不需要意志，不需要做决定，象水中的一块浮木，该是多么惬意……《罗马帝国》是我出国十年来完整看下来的唯一一部外国电视连续剧。
这个长达22集的电视剧看下来，仔细回想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片段，竟然是上面这个对剧情无足轻重的画面。
一个世界上头号强国的国君，站在大海边，对着一个一无所有的奴隶，表达他的嫉妒。
在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我曾深深困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当皇帝呢？那简直是世界上职业风险最高的工种，危险系数肯定高于矿工、赛车手或者拳击运动员。
南梁皇帝萧衍被活活饿死，宗钦宗被马踩死，隋帝杨广被绞死，北魏帝元诩被亲生母亲毒死……可以说死法五花八门推陈出新。
我想没学过统计知识可真是害死人，不然这些皇帝应该知道以下悲惨的数据：据说中国历史中生卒年月可考的皇帝平均年龄只有39岁，刨去新生儿死亡率不算的话，比普通人平均寿命要低18岁，而且皇帝的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普通人。
当然高风险也伴随着高收益。
当了皇帝有后宫佳丽三千，饭桌上佳肴百味，但是说真的，一个人只有一个胃，他能吃掉多少东西呢？一个男人也只有一个性器官，他又能睡多少美女？同治皇帝勇于在床上挑战自我，结果死在了梅毒上，可见睡女人这事，也不是多多益善。
至于美味佳肴，我们知道，吃多了鸡鸭鱼肉会血脂升高搞不好会还会弄出冠心病，也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毅力去跑跑步机。
在反思集权体制时，我们惯常的思路往往是它如何为害民众，却很少想到专制者本身往往也是受害者之一。
在《罗马帝国》里，想独霸执政官权的庞培被前部下割下头颅，叛乱即位的凯撒被布鲁图斯杀死在元老院里，一心想成为第一夫人的阿提娅被所有的男人背叛，三巨头之一安东尼被被逼自杀，工于心计的埃及艳后成为屋大维的阶下囚……在这个故事里，上帝像个爱恶作剧的孩子，而权力是伊甸园里的苹果，亚当和夏娃们不断地向它伸出手去，等他们几乎要够着它时，上帝突然把苹果给抽开去。
敲开最好的可能
刘瑜
【期刊名称】《杂文选刊：下半月》
【年(卷),期】2010(000)005
【摘要】在我剑桥的家里,每天回家都能看到地上躺着几封慈善机构的捐款号召信。
对此我早习以为常,不过两个星期前收到的一封邮件,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它直接把两个折叠的大塑料口袋塞到了我家里,附信写道:请把你不要的、干净整洁的衣服放
到这些塑
【总页数】1页(P18-18)
【作者】刘瑜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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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可能是刷新自己最好的方式5.被收购可能是未来中小物企最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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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
刘瑜
【期刊名称】《汽车工业研究》
【年(卷),期】2012(000)001
【摘要】我总觉得，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
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
所以煽动家总是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羹交错，而思想家总是在惴惴不安地担心谁来为这场盛宴买单。
【总页数】2页(P47-48)
【作者】刘瑜
【作者单位】哥伦比亚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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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周刊》－－－－－－－01 你当学生时，是讲座爱好者吗？有过希望少走弯路，获得点拨，迅速豁然开朗这样的想法吗？我觉得一切学习本质上是自学。
指望别人来“点拨”，从而“迅速豁然开朗”，不是老实的学习态度，和想靠吃补品而不是锻炼来获取健康是一个路子，而且是注定失败的路子。
当然，有时你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一些思考和学习的方法，但这也要靠你自己的领悟和揣摩。
此外，我觉得“走弯路”是学习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从错误中学到的东西往往特别扎实。
02 最近觉得有趣的观点是？说是有科学家发现，人的政治倾向和特定的基因相关，就是说，政治观念的基础是生物性的。
03 人们都在说多样性，但事实上又憎恨多样性，比如观点不一的人会被简洁地骂为傻X。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从第一次和人在网上辩论，到今天，你觉得争鸣和辩论环境有所改善吗？对不同意见者上来就“傻叉”、“脑残”，是特别中国特色的事情。
当然国外也有，但不像中国这么普遍和极端。
这情况好像这些年也没什么好转。
我以前觉得，只要理是对的，语言粗俗也没什么。
后来慢慢开始反思这一点，主要是对骂不利于公共领域的讨论向纵深处发展，也不利于观念的传播。
何况多数骂人的人话糙理也糙，只是用骂人来取代说理而已，豪气下面是懒惰。
当然人在逼急了或者在“自卫反击”的情况下骂人，我也能理解。
04 你觉得关心公共生活、社会公正的人其实只是一小撮吗？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关心公共领域的一般来说是“一小撮”，这符合所谓“集体行动的逻辑”：当一个行为的受益者分母太大时，一般只有极少的人会“傻”到愿意去做这件事—这种“傻”要么是因为“理想主义”的强大激励，要么是有人以公共事业为职业（这样他能获得额外的个体性激励）。
所谓三个和尚没水喝，是这个意思的简洁版本。
05 决定回国之前纠结吗？现在感觉如何？有什么不适应的么？没有纠结。
现在和我之前预想的差不多，无论是好处还是坏处。
比较不适应的是很难买到无糖的健怡可乐。
刘瑜：我对中国持审慎乐观态度刘天昭今年8月，刘瑜从英国回到中国。
她辞去了剑桥大学的教职，进入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系任教。
即使人在国外时，刘瑜也已经是国内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声音之一。
她为媒体撰写的政治评论专栏既受好评又受欢迎，去年结集成了《民主的细节》，上市不到一个月就加印，年底入选各大好书榜、畅销榜，截至2010年8月印刷18次。
学历过度豪华的刘瑜，以简单的真诚，几乎是下意识地，超越了学术著作和通俗读物的界限、精英和群众的界限，做到了真正的深入浅出。
她无意启蒙，她的书却无疑是近年最好的启蒙读物。
刘瑜的很多读者，更热爱她的生活博客和偶尔为媒体撰写的文化专栏及小随笔。
小侦探一般的超级粉丝，可以从中拼凑出一个生活化的刘瑜，情况也基本属实。
但刘瑜说自己这几年变化挺大的。
一个可观察的变化是，她现在不怎么写自己的生活了。
可能因为读者越来越多，写那些不合适了，这算是一个公众人物的自觉；也有可能，对外在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作为她喜爱的、鼓励的那部分自己，正在快速地膨胀，压倒性地统领她的国度。
提起计划中要写的论文、书和要做的研究，她就真的非常兴奋，十分期待能早日扫清障碍大干一场。
听她那语气，你就能提前感觉到热火朝天。
这可真让人替她高兴。
她说她仍然，间歇性地热爱生活，间歇性地厌世。
那最好当然是，前者把后者挤出去，或者留下少量的忧郁--可以轻轻陶醉的那种。
微醺就好。
如果真能这样，对她自己来说当然是件大好事，一个人从里往外地灿烂。
如果真能这样，对她那些读者来说，更是件大好事--刘瑜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那到底会是个什么效果？不是启蒙，是自我教育、分享精神人物周刊：对专栏以及后来结集成的书如此受欢迎，感到吃惊么？刘瑜：不是特别吃惊。
我觉得自己在适当的时候和地点写了一本适当的书。
中国在一个转型期，政治上很多人都很迷惘，我针对一些令人迷惘的问题，分享了一些我的看法。
人物周刊：把目标读者具体化为一个人，能够描述一下这个人么？刘瑜：我一般会把我比较喜爱和尊重的人当作假想读者，就像我备课时会把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作为假想听众一样。
《民主的细节》读后感《民主的细节》这本书，是作者刘瑜几年里一些期刊报纸写的专栏文章结集，其中主要是给《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
说实话，这本书，我不大喜欢看，写的琐碎，读着读着总感觉小资情调太严重。
再说，我对南方周末这种小资报纸相当的不感冒，恨屋及乌，对《民主的细节》这本书也就不会感多大兴趣了。
我觉得吧，民主当然是个好东西，但是，你也得看时代要求。
民主是万能的吗？中国现在能一步跨到西方那种民主吗？二战以后，照搬西方民主体制的多了，非洲很多国家都是，现在什么惨状，知道了吧？非洲有点远，咱说说近的，南亚印度，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大民主政体的国家，刚建国时基础比咱好点儿的啊，但是，现在对比一下：印度现在国民生产总值才多少？印度的贫苦率还有多少？印度的公共基础设施比中国差多远？印度的工业实力能跟中国比吗？除了软件电影好点儿，印度那点儿比中国牛逼？民主自然是一个长期发展趋势，但是，就现在的局势来看，我们现在的民主进程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时代要求。
该集权还得集权。
要是跟印度那个搞法，估计京沪高铁再过20年也修不成。
铁路修到拉萨估计是下世纪的事儿了。
还有，有人讲民主可以遏制腐败，这话不错，但也不全对。
还是印度的例子，他号称民主，但是腐败现象比中国更严重。
腐败，不是民主就能管得了的。
再讲一点儿，上面说过了，此书是刘瑜给《南方人物周刊》写的专栏合集，南方系的报纸是谁在读？大多数都是小资阶级吧？这些人，很好，但是，对民族国家缺乏担当，自由气息太严重，小市民意识太严重，受西方影响太严重，一心想自己利益，一个劲儿鼓吹民主化自由化，向往西方。
和平年代做生意可以，国难当头很难指望上，眼光太窄。
这群人绝大多数都是右派，妄图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类人，必须警惕。
也警惕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民主旗子妄图搞垮中国。
这类人，国外的还好说，就怕国内出走狗，像什么mys、hwf、xxn等人，该查查他们了。
《南方周末》开天窗，大家众说纷纭200800610134新闻学2班王亚男2009年11月19日第一千三百四十四期《南方周末》在头版三分之一版位，写下“不是每一期都有独家专访，但是每一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在二版半版空间写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人物，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除了这两句话，就是一片空白，彷佛刻意“开天窗”。
一时间舆论哗然：是《南方周末》的刻意炒作，还是对新闻审查制度的无声抗议？对此记者专门采访了几位老师及同学。
新闻传播学院的曾英老师认为我们很难简单的将《南方周末》的这次行为定性为开天窗.她说：“我在白宫的网站上看了采访奥巴马的原文，原文和报纸上刊登出来的文章没有太大的差别，专访并没有因为政治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被删掉一部分。
曾老师还表示南方周末并没有问出体现他们特色的问题。
“作为一个读者，我对他们提的问题很失望，这个空白并不能弥补我作为读者的损失。
没有问到实质性的问题，这个天窗对我来说就无所谓了，它开几个天窗都不能让我得到我希望的信息。
所以，作为读者，这一次我非常失望。
”最后曾英老师总结到：“所以我并认为它是开天窗。
”风趣幽默的胡小平老师则认为这是《南方周末》针对新闻审查制度的无声抗议。
南方周末》刻意“留白”，并在里头写下语意深长的字句，以技巧性方式，表达《南方周末》的立场和价值观。
胡老师指出广东的思想较为开放，人们有突破陈规的意识。
南方周末的此次行为类似于周恩来总理在《新华日报》开天窗位置处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的行为。
具有很强的进步意义。
同学们更是众说纷纭，韩国学院的毛同学说：“挺同情中国的传媒业的，没有什么自由可言。
”张同学则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采取这样的新闻审查制度。
我觉得南方周末的做法明显的有点过分了，明显的是给自己做广告。
”《南方周末》与《华商报》被网友誉为最有良知的报刊。
到底是广告还是抗议，个中原因只能是您自己体会了。
与刘瑜同台的南方周末时评专栏作家
【最新版】
目录
1.介绍南方周末时评专栏作家
2.与刘瑜的共同点
3.作家的特点和成就
4.作家的作品和社会影响
5.作家的未来展望
正文
南方周末时评专栏作家是一位知名的知识分子，他与刘瑜共同在这一领域发光发热。
刘瑜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广受读者喜爱。
而这位南方周末时评专栏作家同样有着非凡的才华和广泛的影响力。
他与刘瑜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关注社会现象，以独特的视角进行深入剖析，给读者带来全新的思考路径。
他们的文章都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给读者带来深刻的启示。
南方周末时评专栏作家的特点在于他对社会现象的敏锐洞察力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
他的文章逻辑严密，语言精炼，充满了智慧和思考。
他的作品广泛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对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反思，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他的作品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的许多观点被广大读者接受和认可，他的文章也经常引发社会的热烈讨论。
他的作品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思考的角度，也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1页共1页。
妥协比胜利更值得庆祝
刘瑜
【期刊名称】《视野》
【年(卷),期】2013(000)021
【摘要】在微博上我见过几个经济学家吵架。
说起来也是真名实姓、有头有脸的人物，吵起来竟然也时不时冒出甚多粗话。
如果真是希特勒和犹太人那样不共戴天也就罢了，但真要仔细去推敲，发现争论双方很可能70％甚至90％的观点是相似的。
【总页数】2页(P14-15)
【作者】刘瑜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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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的获奖感言刘瑜:再天真一些《新京报》将《民主的细节》评为年度图书（在此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的电脑、我小时候养的猫、尚未毒死我的牙膏、尚未袭击我的猪流感……），以下是被要求写的“获奖感言”。
我身边有很多看透了世界的人。
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说：我女儿长大了，决不能从政，政治太肮脏了，哪里都一样。
虽然当时我们坐在闹哄哄的车里，非常不适宜谈论政治，我的严肃病还是犯了，我反驳道：政治到处可能都是肮脏的，但是一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更肮脏一些。
后来我在别的地方看到一个更好的表述方式，那句话说的是：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完美的人性、完美的制度，完美的政治，但是完美的不存在，不应该是我们放弃追求“稍微美好一些”社会的理由。
《民主的细节》是一本很家常的书，试图从具体的政治事件、甚至柴米油盐的角度来观察分析美国的当代政治——确切地说，分析政治本身——再确切一点说，分析什么样的公共生活更接近合理与正义。
我在书的后记里写道，这本书其实在做一个很“笨”的工作：讲故事、讲常识、讲人物。
这件事情如此之“笨”，以至于有读者可能对一个剑桥大学的老师没有戴上术语的墨镜、穿上晦涩理论的马靴出来讲话而失望，但我之所以愿意做这个很“笨”的工作，是因为我不介意“天真”——我还没有看透一切，并拒绝看透一切，事实上，谁想让我“看透一切”我就跟谁急。
对这个世界有一天会成为人间天堂我不抱希望，但是我想，一个居民房子被推土机强拆的世界，和一个开发商必须跟某人谈判拆迁价的世界，还是略有不同的；一个婴儿喝奶粉不小心会得重病的世界，和一个食物标签上必须写明所有成分和卡路里的世界，也是略有不同的；一个高考分数线向本来就占有教育资源优势的大城市倾斜的世界，和一个照顾弱势群体上大学机会的世界，同样是不同的……那种无视所有这些不同而一屁股坐到“看透一切”的高度上挥斥方遒的态度，有些人称之为“智慧”，我称之为“傲慢”。
作者：刘瑜（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最后更新：2011-05-26 22:40:45 来源：南方周末∙标签∙道德∙社会∙公民编者按：2011年5月16日晚，应清华大学之邀，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在清华做了题为《正义：该如何是好？》的演讲。
早在2007年5月，桑德尔在华的首场学术演讲，也在清华举行，那次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的政治认同》。
日前，南方周末编辑戴志勇约请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刘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周濂共同对桑德尔教授进行了访谈。
这位社群主义（亦称共同体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善与权利、德性与自由之间的种种分析，或可为中国读者带来新的思考维度。
2011年5月22日晚，桑德尔在复旦大学演讲（钟谷婷/图）奴隶制任何时候都是错的正义和道德是否仅仅意味着某时某地碰巧流行的习俗？我的回答是：不是。
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
刘瑜：您可能已经听说，在中国，现在有一个关于“普适价值”的激烈争论。
支持这个概念的人主张在中国引入更多自由和民主的因素，但反对这个概念的人认为它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外衣，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存在超越文化和国家的“普适价值”吗？比如，在您看来，存在普遍的人权吗？桑德尔：因为你刚才说到这场辩论的政治意义重大，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弄清楚“普适价值”这个词的精确含义是什么。
我想说两点，或者说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哲学上的“普适主义”和“相对主义”。
正义和道德是否仅仅意味着某时某地碰巧流行的习俗？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不是，正义和道德不仅仅是恰好在某时某处盛行的习俗。
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
但在“普适价值”的辩论中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找到超越特定时空的正义和道德原则？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回答。
有史以来，很多哲学家都在辩论如何找到超越“习俗”的正义和道德原则。
我觉得，如果把价值的普适性假定为把某一个地区的政治系统，强加给其他国家，那是一个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会引起人们对“普适价值”这个基本概念的反感。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将是一个损失。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1953年3月5日－），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代表人物。
桑德尔于1975年毕业于布兰迪斯大学，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获博士学位。
后到哈佛大学任教，从1980年起担任哈佛大学本科生通识课程“正义”主讲。
其主要著作有：《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1982年）、《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1984年）、《民主及其不足》（1996年）、《公共哲学》（2005年）。
刘瑜：有人可能会说：不存在抽象的道德，道德总是被文化和历史所形塑的。
比如，有人可能会说，对女性的歧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或社会可能有特定的社会功能，您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桑德尔：在这里，我们需要具体地看历史上女性被歧视的案例。
举例来说，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偏爱生男孩但是排斥生女孩的现象，人们用堕胎、B超或者基因操控等方式来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这是非常不道德的。
但是，在谱系的另一端，比如说有些宗教社区存在对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分工，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歧视，另一些人则会说这是一定宗教教义下的角色分化。
那么，我认为用于评判第一个例子中的道德标准未必能用于第二个例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当我们谈论“歧视”时，要搞清楚这个“歧视”背后的社会制度以及这个制度的含义，只有搞清楚了这一点，才能区分歧视和参与者们都能接受的角色分化。
有些“歧视”也许是歧视，有些也许只是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方式——除非我们真正地了解了这种自我认识方式，我们不能轻易地指责它。
现在，我回到你的问题，道德是抽象的还是历史的？我认为道德既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普适的。
拿奴隶制来说，美国因为奴隶制问题打了一仗。
19世纪初，有些美国人认为奴隶制是不正义的，有些人则为之辩护。
今天，2011年，我们往回看，我们可以非常轻松地说：“奴隶制是不正义的”。
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并不是说奴隶制仅仅在今天是不正义的。
它还意味着，即使在当时，奴隶制也是不正义的，就算当时有些人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这就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有可能用一个道德标准来评判不同的时代。
这并不是说道德没有历史的维度，我只是说我们有可能从道德上评判过去的实践——即使它已经是过去的，我们仍然可以说：“不，他们当时就错了，而不仅仅是今天错了。
”周濂：那么，您认为存在“道德事实”或者“道德真理”吗？桑德尔：我认为“真理”这种说法可以适用于道德，就像它可以适用于历史。
关于历史，我们可以同意它的确发生了或者没有发生，但历史事实也向诠释敞开，那些诠释当然是可以争论的。
我想说，道德也是一样的。
对道德真相存在争论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正确答案，就像存在不同的历史诠释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历史真相一样。
我认为道德可以是“真的”，就像历史可以是真的一样。
我们承认存在不同的诠释、合理的争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等量齐观。
刘瑜在访谈桑德尔（戴志勇/图）废除死刑与否，在于怎么理解“善”让我们假定，砸死通奸者是符合伊斯兰法的，我们仍然可以质疑这种法是否道义上正当。
周濂：根据您的看法，社群主义之区别于自由主义，在于正义的观念必须要预设某种特定的善的观念。
2010年在阿富汗，塔利班游击队判决用乱石砸死一对通奸男女。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做法符合当地人的宗教和道德观念。
那是不是意味着，塔利班的这个惩罚也是一种正义类型。
您如何评价这种观点？桑德尔：我的确说过，除非依赖于某种特定的善的观念，我们无法界定正义是什么。
但我并不会说，不同的善的观念是一样有效的。
我认为我们有可能去批评那种因为通奸而将人砸死的做法和观念。
我不很了解伊斯兰法，但是让我们假定，砸死通奸者是符合伊斯兰法的，我们仍然可以质疑这种法是否道义上正当。
同样，在中国和美国，我们都有死刑。
在美国，有很多人讨论死刑是否应该被废除。
你可以问，死刑是否符合美国宪法所体现的善的观念？这要看你如何理解美国宪法。
有些人可能会说，是的，这是符合宪法精神的；有的人则会说，不，死刑所体现的复仇精神、不人道以及对政府行为的过度信任并不符合宪法精神。
所以，对宪法精神到底是什么，对宪法精神中的善是什么，存在争议。
这是美国的例子。
这个例子表明，死刑到底是否应该废除，并不仅仅是一个“权利”问题，而且是一个我们如何理解“善”的问题。
回到塔利班的案例，我不知道对如何诠释伊斯兰法是不是也存在争议，但从我对其他宗教的了解来看，它们一般对教义、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的惩罚机制都存在不同的诠释流派。
理想的情况是，至少我希望看到，在伊斯兰信徒、学者和领袖当中，就现代世界中如何理解传统也存在着辩论。
我们看到，在基督教、犹太教的历史中有一些“重新诠释教义”的重大时刻，那么对于伊斯兰教，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重新诠释”时刻。
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不想给一个完全抽象的答案。
各种共同体，多层次的认同感爱国主义有黑暗的一面，尤其当它变成一种军事沙文主义或者一种固步自封的观念时，这使得很多人都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看作一种危险的力量。
刘瑜：我有一个相关的问题。
您刚才指出，一定的权利观念取决于一定的善的观念。
我同意这个看法，但是正如您所暗示的，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区分相对合理的善的观念和相对不合理的善的观念？鉴于您是一个社群主义者，在您所倡导的“善的观念”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忠诚和团结”。
我一定程度上能理解您的看法，因为对认同的追求是人的天性之一，而且这种天性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问题是，如何区分“合理的忠诚”与“不合理的忠诚”？比如，对“爱国主义”这个概念，历史上存在着很多争论，那么，在您看来，我们能找到一种途径，来区分“好的爱国主义”和“坏的爱国主义”吗？桑德尔：我不认为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区分二者，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辩论。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爱国主义都有黑暗的一面，尤其当它变成一种军事沙文主义或者一种固步自封的观念时，这使得很多人都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看作一种危险的力量。
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认同感势必为一定的社区所形塑，那么国家、民族是这种社区中的一种重要形式。
所以挑战是，如何尽量去强化认同感当中“相互责任”的部分，但又不滑入沙文主义或者固步自封的爱国主义。
很难说存在一个简单的标准，这只能是一个在普世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不断协商调整的过程。
周濂：学者谭米尔认为，如果我们必须接受民族主义，那么“自由的民族主义”是最可接受的，您怎么看这个说法？桑德尔：我认为她的说法有相当的吸引力。
但在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自由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不过我很尊重她试图融合二者的努力。
在“自由民族主义”之外，另外一种将民族主义看作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力量的视角是，不同层次的社区对我们形成不同的规范。
民族主义只是认同感的一种，但我们还有对人类共同体的责任感、对家庭的认同、对语言共同体的认同、地方主义等不同层次的认同感。
现代社会的一个有趣之处就是，我们需要找到方法，使得人们能够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忠诚”中生活——有些可能是相对普世的认同感，有些可能是相对狭窄的——那么，民族主义只是这些认同感中的一种，它必须与更高和更低层次的认同感竞争，就是说，民族主义需要接受来自上方以及来自下方的挑战。
这种竞争可以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事情。
不过，困难在于，人们发现协调不同层次的认同感并不容易，它可能导致焦虑、恐惧，以至于有些人会坚持抓住单一的主权国家认同，而这恰恰导致我们前面谈到的危险。
也就是说，危险民族主义是现代病的一个表征，因为现代生活要求我们生活在多重社区和多重认同当中，这令很多人恐惧不安，而当人们恐惧不安时，他们可能选择一种简单认同来消除困惑和焦虑。
多元社群是共同体主义的基础允许多元化存在，这很重要，这是社群主义伦理的一个条件。
刘瑜：如果说一种健康的社群主义取决于社群的多样化和多元化，那么，是否可以就此推论，一种健康的社群主义事实上也取决于自由主义的土壤？桑德尔：我可能会说“多元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往往隐含着个人主义的内涵。
刘瑜：您之前说“一定的权利观念取决于一定的善的观念”，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一定的善的观念取决于一定的权利观念”？这是因为，如果健康的社群主义需要多元化的前提，但只有在一个有相对自由和尊重权利的社会里，“多元化”才是可能的。
桑德尔：允许多元化存在，这很重要，这是社群主义伦理的一个条件。
如果你要把这种多元化的土壤称为“自由主义”，你可以这样说。
刘瑜：对，这是我理解的自由主义。
桑德尔：但这是一种“托克维尔式”的自由主义，非常不同于那些强调个人而不是社区的自由主义。
因为自由主义可能存在不同的解读，所以我必须澄清我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