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困境: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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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研究张晓良摘要:行政管理过程中存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
个体理性,即在行政管理中个体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追求的在个体层次方面的价值。
集体理性,意为为了使集体利益最大化而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追求的集体价值,诸如集体中每个个体之间公平、利润最大化等都是集体利益的内容。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前者要服务于后者,甚至有时会为实现集体利益而不得不牺牲个体理性,同时,集体理性要维护每个个体理性。
本文将针对两个理性方面的冲突提出一些协调方法,最终使其有效发展。
关键词:行政管理过程;个体理性;集体理性;冲突。
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是造成多方面的矛盾的根源,诸如利益纠葛。
这些矛盾的存在会使行政管理工作产生诸多问题,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为了协调个体、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消除理性矛盾造成的不良影响,要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设计更加系统完善的方案。
一、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基本概况1、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主要内容发现行政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开展行政管理工作首先要做的事。
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社会问题和个体问题。
[1]长久以来,因为某些现实原因,这些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地解决,问题的长时间的堆积导致后期产生更加严重的负面影响,处理起来也更加的困难,加剧了理性之间的冲突。
在认清楚社会存在何种问题之后,就要着手制定科学系统的改革方案,在制定方案的过程中要详细到具体的流程和措施。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个人在制定行政管理方案时会不可避免地带入自我意识,原本应该客观的方案掺杂了一定的主观性,甚至有时个人理性会盖过集体理性。
除此之外,在制定行政管理方案时,各级部门之间也存在争议与冲突,这事就极易造成弱化集体理性,突出个体理性的现象,这样的行政管理方案是不够科学的。
制定行政管理方案原本意在解决个体、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但在实际中,由于制定方案时的主观性,以及执行主体之间的理性冲突使得行政管理方案缺乏科学性,严重影响到其执行过程和效果。
公共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及其解决对策研究公共政策执行是指政府制定并实施公共政策的过程,它直接影响着政府的效能和公众福祉。
然而,公共政策的执行往往面临各种挑战和制约因素,如政策执行者的能力不足、资源短缺、利益冲突等。
本文将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及其解决对策进行探讨。
一、政策执行者的能力不足政策执行者的能力不足是公共政策执行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无法有效地解决问题和执行政策。
解决对策:1.加强政策执行者的培训和教育:政府可以提供培训机会和课程,提高政策执行者的专业能力和执行能力。
2.吸纳专业人才参与政策执行:政府可以引入外部专业人才,与政府内部人员进行合作,提升政策执行者的能力。
3.建立指导和资源支持机制:政府可以建立专门机构或部门,为政策执行者提供指导和资源支持,提高政策执行者的工作效能。
二、资源短缺资源短缺是公共政策执行的另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包括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等方面的短缺。
解决对策:1.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政府可以整合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2.推动公私合作:政府可以与社会机构、企业和民间组织等进行合作,共同筹集资源,并通过合作共享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益。
3.引入市场机制:政府可以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竞争和资源交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公共政策的执行。
三、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是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常见问题,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导致政策执行的困难和阻力。
解决对策:1.公正和透明的决策过程:政策执行过程应该公正、透明,各利益主体应参与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减少利益冲突的发生。
2.利益平衡和妥协:政府应该找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平衡点,通过协商和妥协解决利益冲突,提高政策执行的可行性。
3.法制建设和法律约束:政府应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落实法律责任,保障公众权益,减少利益冲突。
四、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也是公共政策执行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政策执行者往往面临信息不完整、信息不准确等问题,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佳。
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研究作者:邓超来源:《世纪之星·交流版》2015年第07期[摘要]行政管理体制中权利和利益的矛盾发生原因是个人和集体理性产生冲突,这就导致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行政计划制定和执行与既定计划不一致。
因此,应当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应科学、系统的设计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官方系统并加强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明确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有效规避理性冲突。
本文主要探讨了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关系,并总结解决冲突和矛盾的策略。
[关键词]行政管理;个体理性;集体理性以前我们认为,个体理性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它是个体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一种工具,其次是个体解决逻辑矛盾的一种方法。
换而言之,个人理性是根据已知的信息,使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一种行为。
而集体理性是使得群体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过程,以高效率或内部稳定为目标,平衡成员之间的关系。
集体当然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个人行为直接影响集体利益和集体行动。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资源不足,个人不得不争取更多的资源和利益,当这种偏离行为出现在所有的个体中,这就发生了集体非理性的现象。
一、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带来的矛盾1.影响行政管理的及时性行政管理建立在感知、分析、认可管理主体基础上,进入管理议程的社会问题可以被纳入行政主体的视野,并且被有针对性的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管理解决方案。
因此,社会问题是否能够处理得当,这本质上取决于管理主体的态度和判断力。
管理者作为最重要的主体,控制权力和信息资源,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能力安排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议程,这将不排除问题解决过程中出现的利己主义。
因此努力确保个人理性是重要的。
综上所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会影响识别问题的及时性,这有可能致使集体的非理性。
2.影响行政管理的合理性制定明确的管理计划是行政管理的核心,建立管理目标,设计主要方案,策划管理计划是指导行政行为,使得行政行为符合集体理性的重要步骤,从而获得集体利益最大化。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冲突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
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
”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在英语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两种表达。
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狭隘地指进行推理的能力。
理性,可以直观地理解成为人的行为类型,此类型的特点是以逻辑推理方式来观察事情。
如果从字面意思去解释,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维逻辑为基础,通过深思熟虑,冷静理智,不轻易显露主观感情等特点。
理性行为通常是指人们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进行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是在冷静、客观的前提下提出的。
提出有限理性学说的西蒙认为,理性的概念应分为经济学讨论的实质理性和心理学所讨论的过程理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总是达成按照给定效用函数来说客观或实质最优的决策。
认知心里学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据现有知识和手段来说,以过程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
本文谈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决策者对政策问题发挥充分的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断、处理等方法。
理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为技术、实证、推理、理智、逻辑性等方面,大多与方法、手段、目的相连。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过程使然:(1)决策者能较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资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决策者能够准确评估政策所产生的效应;(3)经济学家和统计部门所提供的理论和数据支持(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政策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纯粹的非理性行为是指人们在直觉、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驱动下(而不是在逻辑思维基础上)对环境的反应。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探讨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探讨一、引言公共政策执行在整个行政管理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作为政府调控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实现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及具体行政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公共政策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置身于一个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中去。
这也对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等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
如今,我国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这一重要的环节中,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政策执行偏误,即政策执行者在实施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使执行效果偏离政策的最终目标并引起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无序和混乱等政策失真现象。
如何改善现有的缺陷,探索出解决对策并保证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正是我们如今亟待解决的问题。
公共政策执行是在政策方案接受之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组成人员通过运用各种手段,将其内容转化为现实从而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一种行为。
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解决政策问题以及实现社会公共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主要途径。
美国公共行政学者艾利森曾指出:”在达到政府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
这表明公共政策执行在公共政策活动及其生命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然而,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常常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政策目标不能预期实现。
由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原因,目前在我国这一问题尤为严重。
在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研究并解决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问题,无疑是个十分重要紧迫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于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效率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表现在整个公共政策的生命周期之中,政策执行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环节,它决定了公共政策产生的直接而又实际的效果。
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研究摘要: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人理性是个体为自身利益追求的主要个人价值,集体利益是保护集体利益的最高集体价值,包括利润、内部稳定和成员的公正。
个人理性服务于集体理性,集体理性也必须照顾个人理性,当然,这可能会牺牲个体理性。
本文描述了行政管理中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并提出了一种方法来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协调发展。
关键词:行政管理;个体理性;集体理性;冲突;建议1前言很久以前,我们认为个人的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个人努力最大化自己的价值,然后是个人解决矛盾的逻辑矛盾。
换句话说,个人理性是一种行为,根据已知信息最大化个人效用。
集体利益是一个行为最大化集体利益的过程,旨在提高成员之间的效率或内部稳定和协调。
当然,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到集体利益和集体行动。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缺乏资源,人们必须为更多的资源和利益而战,这种疏远在所有人身上都表现出来,导致集体非理性。
2在行政管理中解释个人利益与集体理性的冲突2.1道义上的性冲突认识管理上的问题行政管理首先决定管理问题。
这些管理问题包括社会和个人问题。
而从具体行政管理目标确定和主动回避一些社会问题,如卫生、环境等随着社会问题越来越明显,社会集体利益无法有效解决,后期决策变得更加复杂,个人理性和集体之间的冲突管理迫在眉睫。
2.2行政管理方案制定中的理性冲突在发现管理问题后,需要制定合理的行政管理方案,包括行政程序和具体措施。
但行政管理程序是由管理人员设计的,他们不可避免地将个人意识引入程序开发过程,将个人理性隐藏在程序中,甚至超越集体意识。
此外,在所有层面上都应该存在关于制定行政管理方案或某些部门高于其他部门的权利的冲突。
2.3行政管理方案的执行中发生理性冲突方案协调管理、个人与集体的冲突不断发生,但理性智慧的具体方案实现过程所需的执行主体主观理性主体之间产生冲突,家庭和集体智慧理性之间的冲突,所以不能在行政执行和实施具体方案面临困难。
试论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摘要:探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能够形成完善行政管理制度的可靠依据,对提升行政管理的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在对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不良影响进行综合阐述的基础上,论述了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解决对策,以期为相关人士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行政管理;个体理性;集体理性前言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探究行政管理的有效对策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我国行政管理过程中的理性课题研究大多将集体行动逻辑和囚徒困境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极少涉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不能实现对个体与集体之间矛盾的有效规避。
因此,探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不良影响(一)影响了行政管理方案制定的合理性通常情况下,行政管理问题是行政管理工作开展的基础和前提,行政管理单位针对行政问题制定具体的预选方案和运作方案。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对行政管理工作的不良影响表现在个体行为降低了行政管理方案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个体理性行为影响了行政管理方案的落实,个体理性行为影响了行政管理方案的公平性与公正性。
因此,在制定行政管理方案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实现对行政管理方案的完善。
(二)降低了行政管理方案的执行效率一般认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对行政管理方案执行效率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行政管理方案的选择性执行;(2)行政管理方案的替换性执行;(3)行政管理方案的机械性执行。
在执行行政管理方案的过程中,通过对已有公共资源的充分利用,将行政管理方案作为唯一的指导依据,能够有计划的开展行政管理活动。
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会使行政管理工作出现偏差,会对行政管理工作的效率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分析【摘要】行政部门管理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在行政管理的活动中,对管理问题的判断、行政管理方案的制定以及行政管理工作的执行基本上都是围绕理性分析问题展开。
因此在现代的行政管理工作中应科学分析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关系,完善行政管理工作体系,避免出现矛盾激化情况。
【关键词】行政管理个体理性集体理性矛盾分析一、理性理论研究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提出“经济人”概念就是从人类的理性作为出发点分析分析的方式。
在这种经济理论中认为个人的理性就是人的自利,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个体理性可以概括为个体在特定情况下最大化其效用的行为。
而在集体行动逻辑中介绍:“集体”就是拥有共同利益的人集合在一起,“一些随即挑选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集体’;但对集体的大多数讨论看来关心的主要是有共同利益的集体”。
集体是一个团体的利益最大化,目的是保证整体运行的高效与稳定。
而在实际中难免出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因为集体由个体组成,每个个体理性都自由发挥就会丧失集体理性,在集体中个体理性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行政管理的主要内容是管理公务员行为与所在部门行政行为,其本质就是围绕着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展开的,对行政工作的研究是通过计划的制定,找到两种理性行为的平衡点。
二、理性冲突对行政行为的影响(一)影响行政管理问题处理的反应力。
行政管理问题必须从管理的主体为出发点,对行政问题作出反应是行政工作主体的基本职能,当行政部门遇到社会问题,应及时地进行关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而社会问题如果与个人利益不相关,那么作为集体中的个体就会选择不处理解决问题,那么集体的行政作用就无法发挥。
这种个体与集体的理性冲突就是影响行政管理功能的体现。
(二)影响行政管理方案的制定。
行政管理方案是为了解决行政工作问题的核心,是行政管理工作集体行为的指导性文件,同时也是集体理性发挥作用的表现。
行政管理中个体理性及集体理性冲突问题探讨作者:高前来源:《经营管理者·中旬刊》2016年第06期摘要: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经常会在权利或者利益上发生问题,其主要根源是由于在行政管理体制中个体与集体之间存在着冲突关系,那么二者矛盾的存在必然会对行政管理中的问题识别、方案制定、方案实施等基本工作造成影响,要想行政管理工作得到切实有效的实行,就必须对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并针对二者之间存在的问题采取合理的措施加以解决,这样才能使行政管理工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与效能。
关键词:行政管理个体理性集体理性冲突问题对于我国的行政管理工作而言,由于其本身工作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因此就会涉及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产生,尤其是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利益如何权衡,则成为了行政管理工作中作为关注的话题,所以,只有不断的对行政管理制度进行完善,利用科学的手段以及合理的措施加以辅助,才能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理顺,有效的对二者之间的冲突问题实施控制,这样才能使行政管理工作在实际生活中更加高效的运作,进而发挥出更大的行业价值。
一、行政管理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问题分析所谓行政管理就是在行政管理问题上进行解决的过程,当然这其中会包括各种利益纠纷,同样,各部大多数会对自身利益进行拥护而不是集体利益。
当在利益关系上出现不平衡情况时,个体理性就会与集体理性之间产生矛盾,这样就会对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造成一定的阻碍,最终使集体利益遭受损害。
1.管理过于客观、缺乏全面性。
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人员作为唯一的执行者,不但不纵观全局,而且还刻意的对解决对象进行选择,在对待行政管理问题上具有客观性,比如说在社会问题面前,会优先解决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直接问题,相反会去回避那些解决难度大、与自身利益毫不相关的社会问题,致使很多社会问题处于管理盲区,随着社会进程的不断加快,这种现象就变得愈加恶劣,很多管理部门将工作重心放在了高产值、高效率、高业绩的浅层次问题上,却忽略了主观事实的存在,导致环境问题、就业问题等都得不到改善,直到出现严重后果时,才投入大量的精力予以解决,这就造成了集体重心偏移问题的出现。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困境: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冲突[摘要]理性是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观。
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由于个体理性和公共理性的冲突,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却陷入了种种困境: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冲突,价值目标与执行手段的冲突。
为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合理的制度供给促使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在政策执行中走出困境,实现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统一。
标签: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个体理性;公共理性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是指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负责落实公共政策的目标、措施的人和组织,它包括公共政策执行者和公共政策执行组织。
在我国行政体系中,大部分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都属于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范畴。
从根本上说,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一切公共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和有利于公民的意志、利益和需求,都必须对公民承担责任。
但我们知道,各项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归根到底都是由个人构成的,而作为一个普通经济人都会关心新政策能为自己带来多少好处,同时也会考虑要为此付出多少代价。
”因此,每个公共政策的执行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有着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这往往会导致他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强化个体理性、忽视公共理性。
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私利的最大化追求能够促进社会的公益,但那在更大程度上是个人行为无意识的结果而非目的。
个体理性的行为并不一定能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显然不能够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产生最佳的社会共同结果,公共政策执行者的个体理性并不能保证公共理性。
在现实社会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单纯的个人谋利行为必然会演变成利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若得不到化解,公共政策就会失效。
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困境的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冲突,其具体表现如下:第一,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公共政策执行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模式,而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的结果。
从理论和理想的角度来说,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一切公共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和有利于公民的意志、利益和需求,都必须对公民承担责任,这是一种价值目标。
但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也要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在执行政策时会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如果一项公共政策威胁到自身利益,那么公共政策执行者无论出于公心或者私心,都有可能抵制这一政策,因而就使得该项政策很难顺利有效地得到执行。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理性的算计使得人们只顾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公共政策成为一纸空文,无人执行,或者不能得到完全的执行,或者被歪曲后得到执行,或者表面上得到执行而实际上没有得到执行,甚至可能完全背道而驰,不但不能解决政策问题,反而导致原有政策问题的恶化,从而使公共利益得到损害。
第二,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冲突。
公共政策主体在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本应高瞻远瞩,以长远利益为出发点。
但在实际的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公共政策执行主体面临着各级下达的指标,各级定下来的“短期计划”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更多时候是通过对具体执行者的利益制约来体现的,这就直接关系到执行者的政绩和升迁。
因此,作为执行者,他们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当然会更多地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项指标,忽视更为遥远的价值目标和理想。
第三,价值目标与执行手段的冲突。
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就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的分配。
公共政策就是通过价值分配的形式成为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工具,因此,任何公共政策都有自身的利益取向,公共政策的目标就是这种利益取向的集中反映。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既要对其确定的目标中隐含的价值取向负责,又要对在公共政策作用下社会利益关系调整的结果负责。
在工具理性成为理性主宰的前提下,对公共政策目标的价值审视似乎变成多余的了,“工具理性至上论”致使人们只对手段负责不对目的负责,只对过程负责不对结果负责。
从而违背政策初衷。
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冲突的根源是什么?参照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将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冲突的根源归纳为三种解释。
其一,按照传统解释,这种矛盾根源于人性的自私——由于个体理性,人只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不考虑公共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不顾公共理性。
其二,是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即个体理性的有限性。
在信息经济学中,个体理性的有限性被称为个体的“非完全信息”状态,即个体对自己需要把握的对象掌握的信息不完全,从而导致决策中对一些长远的、公共的利益的忽视。
其三,是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也就是在非均衡的市场上,人们追求收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经济责任的行为,导致人们对公共理性的忽视。
为了促使公共政策执行主体走出困境,我们必须要结合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冲突的根源,引导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从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因为公共理性为公共政策主体执行公共政策提供了一个规则平台。
陈华兴曾对“公共理性”的基本特点作了这样的概括:首先,公共理性是与人的自然相统一的内容,或者说人的存在的公共精神和伦理准则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性基础上的,离开了人的自然存在的内容和需求,任何“理性”都是强加的、外在的、附属的。
其次,公共理性是建立在自觉的个人理性基础上的,或者说是以尊重、承认个体理性为前提。
其三,公共理性原则一旦确立,它对个人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更大层次上的有效的制度规范供给,将能使公共政策执行主体通过理性的思虑,有效地抑制与克服背信弃义之冲动,自觉服从理性指导,自觉选择合义或合规范之行为,践履公共政策规范的要求。
只有构建制度规约下的政策执行新范式,才能确保在公共政策主体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实现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统一。
1.在正式制度方面第一,利益关系明确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公共政策的实施靠的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地方利益服从中央利益,因此在利益结构上是自上而下的高度整体化、单一化,利益关系也呈现出模糊化。
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原有的利益结构被打破,呈现出利益分散化、多元化的格局。
若要解决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冲突,保障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我们就必须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公共政策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并整合各方利益,尤其是政策执行中的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
一方面,要在政策执行中不断协调、沟通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既要充分考虑到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不能以损害全局利益和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
另一方面,要在政策执行中要充分运用市场规则,努力实行与私人利益兼容的公共利益。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努力实现公共管理所追求的社会公平、公正的最高理念,是优化政策执行主体的重要保障。
第二,执行主体多元化。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我国政府掌握着绝大多数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分配,政府仍是政策执行活动的绝对主体,所以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相对单一。
政府作为唯一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者和提供者.,造成了非竞争性和非价格性,执行成本膨胀,公共资源浪费严重。
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也导致一些执行人员个体理性膨胀,利用执行进行权、利交易。
因此,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应该是多元的,它不仅包括各类政府组织,也包括所有的非政府公共组织,不仅包括所有的国家公务人员,也包括各类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成员,以及全体社会成员,这是当代公共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未来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
第三,执行人员高素质化。
政策执行主体的综合素质与政策执行的效果密切相关。
在公共政策实际执行过程中,执行者政治觉悟低、政策理解水平差、政策执行能力不高,将会直接导致政策的失真、失效、失控。
我们应完善对公共政策执行人员的培训机制。
切实提高培训的质量,确保受训人学有所得,激发公共政策执行人员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公共政策执行人员的政治觉悟和专业知识、技能。
第四,执行监督体系化。
政策控制是政策运行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和手段,只有实行有效的政策监控,才能防止政策执行主体的个体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膨胀,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情况调整、完善政策。
要建立独立运行的监督机制,保证监督机构对政策执行活动的监督具有权威性和有效性。
要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落实社会监督制度、完善对公共政策执行人员的责任追究机制。
2.在非正式制度方面第一,加强公共政策执行文化的创新。
公共政策执行文化是指行政主体内在的信仰、价值观念、行政意识、行政理想、行政道德以及来自行政主体之外对其产生影响的行政原则、行政传统、行政习惯、行政准则等因素的综合体。
它渗透于公共政策执行的全过程之中,是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精神支柱,它的先进与否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执行效率的高低。
我们应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执行价值观,培养和塑造健康的公共政策执行心理,使新型政策执行文化得以扩展与巩固,使政策执行人员接受和适应政策执行中的价值、信仰、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及行为规范。
第三,加强公共政策宣传,提高政策认同感。
政策宣传是政策执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多种形式的政策宣传,一方面,可以使政策执行者认真领会和理解政策目标的具体内容,从而认同政策,为有效地执行政策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了解政策内容,增加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机会和政策认同感,使更多的人能够理解、接受、支持和执行该项政策,进而为政策的有效执行形成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四,加强政治伦理教育。
伦理学中的义务范畴表明了一种普遍存在的道德要求。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由于其承担的使命和职责,对公众必然具有履行某种义务的道德责任。
道德义务同政治和法律义务有着重要的区别。
政治和法律义务是与权利相对应的,而道德义务常常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的,“义务是一种行为方式,它要求最妥善地使用个人的地位以谋求集体的利益”。
公正的核心就是处理好自我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
公正的政策执行主体必须把自我利益纳入更高的和更广的公共利益之中,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把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结合起来。
因此,我们应运用各种方法,加强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价值观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利他、利国、最后利己的公民精神,尤其要加强对执行主体的政治伦理教育,让他们起到真正的表率作用,推动整个社会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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