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消费文化”转向研究

当代“消费文化”转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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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7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灵活积累”调节模式深刻地改变了大工业生产时代人们的时空体验和价值观念。“消费”日益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并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当代消费文化批判依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逻辑的分析，借助于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揭示了“符号一商品”在消费社会中的生产过程及其经济学意义。马克思将消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环节与逻辑延伸，阐释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研究视角构成了剖析消费社会中资本逻辑与符号逻辑同构性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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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文化；生产；消费；资本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4）06-023-06

进入197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从生产领域转向现代消费服务领域，“传统的工业制造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的‘后工业时代’――文化、通讯、信息技术和服务业。小规模的、分散的、多功能的和摈弃了等级结构的企业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流。”与大工业时代“经济”、“生产”的核心话语不同，“消费”、“文化”日益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并在社会结构、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一些西方学者指出，西方社会已经实现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从生产社会进入了消费社会。詹明信将当代社会状况概括为“后现代主义再现或再生产――强化――消费资本主义逻辑的方式”；利奥塔、波德里亚、德波等西方学者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整体和组织原则都陷入了一种混乱的变迁秩序中，正向后工业时代、消费社会、景观社会运动。

一、从“生产”到“消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转变

1970年代，福特主义呆板僵化的模式陷入危机，并转向了“后福特主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向“后福特主义”的结构性转变，依赖于“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的有关灵活性”，其特征是“出现了全新的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的市场，首要的是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得到了极大强化的比率”。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阈，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将上述转变表述为“灵活积累”，其“标志着与福特主义的刻板的直接对抗”。

1.“后福特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 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运动过程与内在矛盾。马克思指出，资本具有不可遏止的扩张冲动，它不断突破资本增殖的界限，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和更新技术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然而正是资本的这种无限扩张的运动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利润率水平的不断下降和过度积累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然而，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不可消除的，但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系统的技术和组织创新能力对于缓解和延迟资本主义危机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如何“用不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各种方式来遏制、吸收或处理过度积累的趋势”，便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政治一经济结构调整的出发点。

从二战后到19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通过社会结构性调整，建构起了一系列稳定的劳动控制、消费习惯和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即所谓的福特主义一凯恩斯主义，这种控制模式能够协调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使资本主义经历了长期的战后繁荣。福特主义符合资本主义机器化大工业生产时期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是工业化时代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然而1970年代后，福特主义僵化刻板的调节模式日益失效，大规模的生产体系很难适应变化迅速而且日益饱和、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僵化死板的流水线作业也使生产组织耗尽了其内在生命力。因此，如何克服福特主义的弊端，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组织注入新的活力，成为资本主义进行社会结构性调整的出发点。哈维指出，通过“灵活积累”调节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实现了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领域都有了新的变化。首先，在物质生产领域，从生产满足大众市场的标准化产品，转向了针对“目标消费群体”的小规模、小批量的产品；其次，在流通领域，新信息技术等媒介缩短了生产与销售的周期，加速了资本流通；再次，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个性和创造性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劳动时间也更为灵活，从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资本主义积累手段的转变，打破了资本原始积累、大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格局，投机盈利成为最好的积累方式，机会经济增加了生产、销售、消费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它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活动变得更具风险性和不可控性。

基于全球化进程中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哈维在其著作《新帝国主义》中指出，“剥夺性积累”在1970年代重新走上前台：“一方面，廉价资产的释放为吸收剩余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种将贬值的剩余资本投入到最薄弱和最脆弱的领土和人群中去的手段。”这意味着在全球化进程中，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枢轴划定了“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界限，如果没有作为吸纳资本过度积累趋势（表现为闲置的生产能力、商品供应过剩、各种存货过剩、剩余货币资本以及高失业率）的外部空间存在，资本的增殖和扩张就无法实现。正如罗莎?卢森堡所指出的：“一方面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才能使资本主义的积累能够继续不断进行；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在前进中不断同化那些条件，而正是这些条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不断地将“非资本主义体系”纳入自身体系之中，即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来实现对资本过度积累的转移，而与此同时，又不断加深对体系内部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感、欲望等领域的控制。

2.时空体验的转变与传统价值观的解体

“后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时空体验，造成了传统的“福特主义”价值观解体，同时也为消费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扩张和渗透奠定了现实基础。在资本扩张逻辑的支配下，永不停歇地加速资本周转，无限制地拓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由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方面要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 基于上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时间、空间的社会化存在方式的分析，哈维指出，“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移吸收过度积累”是现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的手段之一：首先，加速周转时间，把资源从满足当前需要转移到探索未来；其次，缩短空间距离，加剧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贸易和直接投资。哈维将其概括为“时间一空间修复理论”，即“（a）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如教育和科研）来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b）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c）在某种程度上将（a）和（b）结合起来。”

通过延迟时间和扩张地理空间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方式，导致人们在时间、空间上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和观念感受都发生了改变：首先，资本利润率成为进步的衡量标准，进步等于先进，全球各地区国家的空间差异被削平了，落后国家被卷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洪流之中；其次，地理上的距离和隔膜被打破，“进步必需征服空间，拆毁一切空间障碍，最终通过时间消灭空间，把空间变成一个附带的范畴，隐含在进步概念的本身中。”人们对现代化的体验便是追求过程的流动性、短暂性和丰富性，而对于空间“存在”、对于凝固稳定的感受则慢慢隐退。鲍曼以“流动的现代性”来隐喻时间对空间的暴政，“在现代的时空之战中，空间是战争笨拙迟缓、僵化被动的一方，只能进行防御性的壕堑战并阻碍时间的前进。时间则是战争积极主动、具有充分活力的一方，它永远具有进攻性：具有侵略、征服和占领的力量。”在这种时空观念的逻辑支配下，“形象工业生产”取得主导地位，即把空间变成一个个即刻的、可传播的形象，形象和体验的商品化更接近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转瞬流通的临界理想。生产大量的符号产品、影像产品，向消费者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体验和享受，成为缓解资本过度积累趋势的重要手段。

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阐释了与福特主义相适应的社会价值观念，即勤俭、节制、努力工作的清教徒式生活。随着福特主义的退却，更具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和企业文化成为与后福特主义相适应的集体规范和价值观。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和企业文化精神互相渗透，在更新旧有经济体制的同时，使个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实现资本积累的重要领域；时间对空间的暴政在消费领域表现为，通过调动大众市场的时尚以及向服务消费的转变，突出了一次性产品和即刻性消费、娱乐消遣式体验对于加速资本积累的优越性，人们的日常生活随之风格化、娱乐化，它打破了稳固的阶级划分和传统的生活模式，突出了现代生活的新颖性、短暂性和流动性。

二、从“大众文化批判”到“消费文化批判"：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换

基于上述分析，“后福特主义”的资本积累重心越来越转向体系内部，通过对工人日常生活、情感、欲望与需要的控制，试图缓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突破资本增殖的瓶颈。扩张性消费对于加速资本积累更加具有战略意义，随着资本逻辑对消费领域的渗透和深层控制，消费成为社会结构、组织中的主导环节，消费文化也随之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焦点。

1.“消费文化”转向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为消费文化成为中心话语提供了契机。“存在这样一种消费逻辑，它表明有一种社会性的结构方式，也即当人们消费商品的时候，社会关系也就显露出来。”资本主义扩大化再生产以及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越来越以扩张性消费的持续增长为前提。消费作为实现资本积累的主要领域，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意义。

消费领域的新变化使现代问题直接凸显出来。哈维指出，现代消费领域的新变化在于：第一，商品脱离物质实体而获得非物质形式，并在消费领域中占据主要地位，商品消费进而向短暂的服务性消费转变，广告、设计、包装等非物质媒介“使经济体制脱离与积极生产和任何物质货币的基础联系，引起了价值在想象上借以表达的基本机制的可靠性问题。”第二，商品的使用价值被消解，必须通过建构新的符号体系、意象和视觉形象的文化生产系统来实现社会控制和资本增殖，货币和商品等物质实体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代码的承载者，“消费社会也从本质上变成了文化的东西”。从经济和文化两个维度切入消费文化，意味着消费既不是单纯的文化现象，也不是附带的经济环节，而是对当代人类生存方式的批判性研究。从大众文化批判到消费文化批判的范式转换，正是试图揭示社会生活表象之下所隐匿的、根本的支配性力量。

2.大众文化批判的局限性

19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大众文化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逻辑所衍生的社会生活同质化问题。在发达工业社会，随着大众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文化和艺术失去了真实性和创造性，成为在生产流水线上大规模复制和普遍传播的文化商品，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商品交换逻辑，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大众文化的娱乐化与平面化消解了人们对于现实的批判能力和超越维度，使人们成为认同资本主义体制的单向度的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随着文化的商品化和娱乐化，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成为资本主义的新型控制方式，“整个文化工业把人塑造成能够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建立在大众与精英、虚假文化与真实文化二元划分的前提之下，“当这种精英式的价值观念无法抵制大众文化的扩张时，走向一种文化乌托邦往往会成为理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