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发展的现状及趋势摘要：我国自战国秦汉时代就已经有了“法”的概念，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学已经逐渐变得现代化起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法律法规的制定不但考虑了西方法律，而且贴近了中国的国情。

本文主要探究了我国法学现代化进程中与西方法律的联系和我国法学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法学；现代化；发展一、我国法学的现代化法学，是以法律，法律现象及其规律性作为研究内容的一门学科，它是研究与法相关问题的专门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

我国的法律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非常活跃，是各个流派的代表之一，其中“法”就是各派各家争论的焦点之一。

我国古代的法律经历了从习惯法到成文法，从秘密法到公开法的进程。

《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封建社会的法典，开创了中华法系独树一帜的立法先河，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法典的基本体系，后来的《秦律》、《九章律》、《曹魏律》、《泰始律》、《开皇律》、《唐律疏议》的体例都是在《法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在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是商鞅，韩非等等。

到了近代，我国逐渐开始了法学现代化的进程，这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西方的法律体系。

我国的法律在理念方面与西方的法律法规有相同之处：1，我国在法律制定方面参照和改进了一些西方的法律观念，比如司法独立的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部门法划分的观念，公法与私法的观念，法治观念等等。

考虑到我国历史上在此之前还没有这么多的观念出现，所以这就是法律现代化的体现；2，我国在法律体系方面参考西方的法律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法规体系，传统的中国法律体系是以刑法为主，刑民不分，公私不分，并且没有程序法的法律体系，现代化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统领，以国际法，诉讼法，刑法，民商法，行政法为基本构架建立起的法律体系，并且在这个法律构架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3，在法律原则方面，现代化的法律体系里宪法里有国民主权原则，平等原则，民主原则等等，诉讼法上的保护诉讼权利原则，不告不理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诉讼当事人主义原则，民商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则，保护私权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权利平等原则等等。

读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对法学“现代化范式”批判法学院2011级刑法王丽超在认真阅读了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后，我深刻认识到中国当代法学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

邓正来先生独白式的话语对于看似繁荣的中国法学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人绝不能攀登得比他并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只有真切地明白中国法学该向何处去，它才能够到达其应有的高度，邓正来先生在这篇长文中提出的问题也就愈益彰显其可贵的时代价值。

一、对“现代化范式”批判的理论意义邓正来先生将中国法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界定为“范式危机”,具有危机批判的历史内涵。

文章中的理论机理是：我们“主动”引进的那种支配中国法学的“现代化范式”本质上是以“传统－现代”两分观为前提的“西方中心主义”，是以逻辑合理性代替历史真实性的“道德乌托邦”，从而是一种具有霸权倾向的价值判断。

它不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批判现代化范式并指出其弊端的目的在于“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新时代。

”这一批判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警示性意义。

邓正来先生指出中国法学和法制建设长期存在的而不意识的内在病疾，使我们直面中国法学繁荣表象下的深刻危机，敲响了中国法学改进的警钟。

第二，指示性意义。

邓正来先生不仅为我们提出了问题，而且在深入分析问题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为我们解决问题指出了应然的方向。

第三，典范性意义。

邓正来先生透过知识学的内部视角，逻辑地展示出“现代化范式”的内在作用机理，使之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批评范例。

第四，标志性意义。

邓正来先生呼吁我们必须结束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旧的法学时代，加大力量构建“中国法学理想图景”，使深受西方范式奴役的中国法学重获生机。

二、“同类复制”的机理与根据邓正来先生对中国法学“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之所以深刻有力，关键在于实现了方法论上的革新：邓正来先生借助于库恩的“范式”概念的阐释和运用，将现代化范式改造成了具有分析威力的“批判的武器”。

中国政治体制该何去何从医检14030103 曹慰栋首先说明，以下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如有不当之处，请多多见谅。

我国政治体制从1980年至今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持久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但是，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和弊端，而且这些缺陷和弊端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明显，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地摸索并完善。

接下来，我就从我国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成就中谈谈其利与弊，以及一些前景的展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并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这一制度有利于保证国家权力体现人民意志，保证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权力的统一，保证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

不得不说，这一制度符合人民当家做主的宗旨，适合我国的国情。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一个制度有利必有弊。

人数过多会期过短，不够充分讨论，几千人在一起讨论了一点点时间，最后的成效甚微，相比于西方国家一年的开会会期差不多有半年，我觉得这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其次，代表性不够，其组成比例不合理，各级政党官员占了快一半，基层普通代表人数太少，出现自己监督自己的现象，因此监督效果可想而知。

再者，人大代表都不是专职代表，都是兼职，他们都有自己的事要做，好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不能够真正发挥其作用，这就造成了人大代表素质良莠不齐。

所以，必须好好针对其弊端进行深度改革，这样才能更加适应我国国情。

基层民主制度，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城乡社区的治理中，推行基本公共事务的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形式，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基层管理中，最终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的有机结合。

然而,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基层民主局限和力量不足等问题,在基层民主的步伐中,需要明确建设中的相关问题,及时调整思路,进行问题的解决分析和对策的商议。

结合以上两个例子，再看看其他成就，可以看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确取得重大进展：行政管理体系由职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办事效率提高；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成效显著，选举任用人才更加透明开放。

景汉朝：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景汉朝：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壮大。

中国的法学历经了多个朝代的发展，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丰富的学术传统。

而今天的中国正站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中国法学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那么，在新时代下，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呢？一、全面深入推进法治建设随着中国的发展，法治建设已经成为了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和方向。

为了使法治建设更加深入和全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加强法学的研究和教育，从根源上推动社会的法制化和法治化。

当前，不仅在国内，国际上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和挑战需要我们加强和完善法治建设。

因此，中国法学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学科地位和权威。

二、跨学科交叉融合在新时期下，法学理论和实践的深化离不开跨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学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法律理论本身，法学所涉及的领域已经不断扩展和拓展。

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将它们与法学相融合，从而更好地推进法学的研究和实践。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法学也涉及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相互联系与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与世界各国的法学研究者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国际法治的建设和发展。

此外，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华文化的法律价值与特点也需要在国际法学领域上得到充分发挥和展现。

四、推进普法工程普法工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也是中国法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随着全民法治宣传教育的普及，每个人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和素养。

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更加有效和系统的方法，加强法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推进社会普法教育的各种形式，促进全面参与法治建设。

总之，在新时期下，中国法学需要始终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深化学术研究和教育，积极推进法治建设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普法工程，以更加明确的目标和更加实际的举措，推动中国法学不断迈向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领域。

五、坚持创新推动法学发展创新是推动法学领域发展的不竭动力。

中国向何处去随着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快速发展，世界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产生了极大的关注和好奇。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其发展对于全球格局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那么，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有哪些重要的考量与挑战呢？本文将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探讨中国的未来走向。

首先，中国的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但会迎来新的挑战。

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源于其国内市场的庞大和劳动力资源的充足。

然而，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需要通过创新和提高产业竞争力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已经开始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并鼓励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加强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开放，以吸引更多外国投资和促进贸易自由化。

这将有助于中国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并为其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其次，中国的政治格局将继续演变，但保持相对稳定。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以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虽然中国并没有实现西方民主制度的多元政治，但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治理能力和深化改革。

在未来，中国政府将继续推动权力分权和法治建设，并加强反腐败和社会公正。

此外，中国还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发挥更加积极的全球领导作用，为国际治理提供更多中国方案。

最后，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传统，其传统价值观和艺术表达一直深受世界各国的欢迎和影响。

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将得到更多重视和发展。

中国电影、音乐、电视剧等文化产品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还将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人文交往，以加深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综上所述，中国面临着众多的机遇和挑战，但也有着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资源。

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将继续围绕着经济稳定增长、政治制度的改革和文化影响力的扩大。

中国不仅将继续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还将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文化交流来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谈一谈法治中国,法治道路的认识法治与德治作为治国手段，是相辅相承、相得益彰的关系。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既要重视法治建设，又要重视道德建设，使二者紧密结合起来。

下面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对法治之路的认识，希望大家喜欢。

对法治之路的认识篇一一为何法治建设首要的是走对路我们都听过南辕北辙的寓言故事，它告诉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认准方向、找准道路，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犯根本性的错误。

法治建设也是如此。

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法治搞得比较好;而有的国家则没有走对路，法治建设搞得不成功，甚至导致国家动荡、发展停滞或倒退。

法治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的治国模式。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道路。

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法治道路必然不同;社会制度相近但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法治道路也不会相同。

说到底，每个国家的法治道路，是与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对中国来讲，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独特的法治传统、独特的国情、独特的现实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必定要走自己的路。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扎根自己的传统。

虽然中国几千年来人治传统根子很深，但我们的先人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礼乐刑政、综合为治，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等法治思想影响深远。

今天搞法治建设，应根植中国土壤，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不能抛却，也无法抛却历史传统、割断文化血脉。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立足自己的国情。

两千多年前，商鞅就说过，“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

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又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建设决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苏力教授的“本土资源论”，并对其在中国法学领域的影响进行批判性探讨。

苏力教授的“本土资源论”主张法学研究应深入挖掘本土的法律文化、历史传统和社会实践，以此为基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体系。

然而，本文认为，尽管“本土资源论”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法学研究的本土性和实践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过度强调本土性可能导致忽视国际法学的发展，以及过度依赖历史传统可能阻碍法学创新。

在概述部分，我们将简要介绍苏力教授的“本土资源论”的基本观点，并指出其在学术界和社会实践中的广泛影响。

我们将分析“本土资源论”提出的背景，包括中国法学界的国际化和本土化之争，以及法学研究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实践的需求。

我们还将概述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结构，以便读者对文章的整体框架和论述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将详细分析“本土资源论”的优缺点，探讨其在中国法学领域的应用前景，以及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我们将通过具体的案例和实证分析，展示“本土资源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效果，从而更全面地揭示其对中国法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最终，我们将提出自己对“本土资源论”的看法和建议，以期为中国法学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苏力“本土资源论”的主要内容苏力的“本土资源论”主张法学研究应当扎根于中国的本土实践，充分利用和发掘本土的法律资源。

他认为，中国的法律传统、社会习俗、民间规范等都是重要的本土资源，应当被法学研究者和法律实践者所重视和借鉴。

苏力强调，这些本土资源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也能够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苏力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实践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与西方的法律体系存在很大的差异。

因此，法学研究者和法律实践者应当避免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法律理论和制度，而是应当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发掘和利用本土的法律资源。

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解决中国的法律问题，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摘要」本文认为，1978至20XX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

据此，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

较为具体地讲，本文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

本文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失”危机。

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关键词」现代化范式，中国法律理想图景，“问题化”理论处理“我站在电车的末厢，我茫然不知我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城镇中、我的家庭里的步履。

我甚至也不能提出我的要求：我愿意走向何方。

甚至我也道不出为什么要站在这节车厢中、抓住这条皮带、任我被电车载着前行；对那些闪避电车或安宁地散步或者驻足盯看商店橱窗的人们，我也是如此。

的确，没有人要我说一个所以然，但这又有何干。

”——卡夫卡，《在电车上》我认为，不知道目的地，选择走哪条路或确定如何走某条路都是无甚意义的；然而，不知道目的地的性质，无论选择哪条路还是确定如何走某条路，却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深渊。

——本文作者人绝不能攀登得比他并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奥利弗·克伦威尔一、引论：问题的提出与论述步骤问题的提出自1978年改革开放始，中国在重新进入世界结构的同时启动了认识和实践中国法制之全面建设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