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力“一带一路”与供给侧改革走出边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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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在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目的是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那么,“一带一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什么关系呢?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中国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国内更多产业向全球市场延伸,促进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提升,打造更多的产业链上的价值。
同时,这也会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和技术进入到中国市场,并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多的动力和支持,从而带动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
其次,“一带一路”还可以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对于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行布局。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许多地区的经济结构还相对落后,而中国在其中的重要地位,为中国的技术、资金、产能向这些地区的转移带来了广泛的机遇。
这也会加快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通过发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优势,加快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此外,“一带一路”还将面临一些风险和挑战。
首先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贸易摩擦和政治风险,这需要汇率风险、政治环境的变更、国际市场政策的变更等多重因素来进行应对。
另外,当地经济和市场风险也是需要被认真考虑的。
最后,总之,“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互促进并持续推进的。
它们的结合运用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向上发展,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打造发展中国家的繁荣未来。
但是,同时也要注意不断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并且严格控制相关的风险,确保稳健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现实困境与出路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与支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合作计划之一,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互联互通和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现实困境逐渐浮现,妨碍了这一倡议的顺利推进。
本文将探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是文化差异。
由于参与国家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差异较大,合作双方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导致了互信不足和沟通困难,给合作造成了诸多难题。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加强文化交流与理解。
可以通过组织文艺交流活动、学术研讨会以及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等方式,增强参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
同时,在商务交流中,双方应尊重对方的文化差异,注重沟通和交流,以建立互信基础。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安全风险。
由于参与国家的政治稳定程度和社会安全状况各不相同,一带一路合作项目面临多样的安全风险,例如恐怖主义、地区冲突和犯罪活动等。
为了应对安全风险,应加强信息共享与合作。
参与国家可以建立安全信息交流机制,定期分享有关安全情报,共同分析和解决问题。
此外,还可以加强对参与国家的安全力量建设和能力建设,提升各国的安全防范水平。
另一个现实困境是基础设施建设难题。
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然而,一些国家面临着资金短缺和技术不足的困境,限制了合作项目的进展。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加强金融合作与技术转让。
相关国家可以发起成立专门基金,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同时,技术转让是解决技术不足问题的关键,参与国家可以共享技术和经验,促进合作项目的顺利推进。
此外,一带一路合作还面临着法律和监管难题。
参与国家的法律体系和监管机制存在差异,这给合作项目的运营和法律风险管理带来了挑战。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加强法律合作与共同监管。
各国应加强法律交流与合作,推动法律制度的协调与互通。
行业·公司|公司深度Industry·Company2011年,三一重工(600031)成为国内工程机械第一品牌,它以215.84亿美元的市值登上《金融时报》全球500强。
而在今年12月14日,三一宣布:拟以40.77亿元的价格转让全资子公司北京三一重机100%股权。
在此之前,北京三一重机就已进行过一次瘦身和应收账款的转让。
此次,它实在无法稀释坏账。
从筚路蓝缕的起步,到笑傲群伦的鼎盛,三一走了22年(1989年到1991年,三一叫做湖南省涟源市焊接材料厂);繁华的凋零,不过短短5年光阴。
三一的走衰,是整个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走衰,它们都在大环境的萧索、传统制造的没落、互联网的冲击之下,寻找重生的血脉。
低迷政策转向,积重难返纵观三一整个崛起发展史,可以发现其成功的两大因素:一是公司从涟源迁到长沙。
涟源在1987年才由县转为县级市,其资源环境、市场、资本等均不成熟,其所属的娄底市,更是处于经济垫底的位置;作为省会的长沙,在各个方面对比于涟源,无疑都是霄壤之别。
二是技术与资金的双管齐下。
互联网狂潮汹涌而至的前夕,传统工业是一个很单纯的领域。
这个领域中,用技术做好产品、卖取利益,同时用资金学习新知、挖取人才,研发更先进的技术,做出人无我有的产品,立于不败之地也就顺理成章。
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除了星辰日月,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就算你把控住内部的一切,你也无法违逆上天的安排。
三一的悲情之处在于,它遭受了大环境的“迫害”,内部管理也逐渐失控。
2011年,在品尝到50%盈利暴增的利好后,三一如同脱缰野马,膨胀的野心与疯狂的举动再难收势。
此时,老天似乎给它开了个玩笑。
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转为“稳增长”,对成熟产业的国有固定投资有所下降,转将更多的财力投入到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里。
现在往回看,不难得出,所谓的“新兴产业”,就是如今的互联网。
国家的投资,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投资人愿意花更多的钱投入互联网和金融行业,因为这类行业投入小、回钱周期快。
从“一带一路”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者:李俊强来源:《祖国》2016年第09期关于“一带一路”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文章有不少,但将两者统一起来讨论的文章却少之又少,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刘英老师,从“一带一路”的角度分享一下她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看法和想法。
“一带一路”大家都讲得很多了,但是其中有两点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第一就是“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当中的制度供给,第二就是“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当中的金融供给。
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做好制度供给和金融供给的结构性改革,那么,相信“一带一路”建设将获得突飞猛进的进展和收获。
如何以“一带一路”为例,来增加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下面几点来概括:第一,提出背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因为在经历了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尽管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是全球贸易依然大幅萎缩,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乏力,包括中国在内,全球都要进行结构调整。
供给侧也有三要素,劳动、资本和技术,根本上要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进行改革。
第二,关系问题,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缺一不可,其实需求就在那里,我们国内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包括到国外各种购物的背后,正是由于国内供给侧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不能跟上需求侧进步的步伐。
这些实际上就说明我们的供给侧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不只是说产能过剩的问题、库存更多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危机导致的,欧美国家的需求减少导致我们国内的生产相对过剩而产能和库存也变多了。
毕竟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就不是一个国内生产、国内消费的形势,现实的情况是国内生产欧美消费。
如果欧美消费不足,那就导致了我们的供给侧会承担一些产能过剩问题,那可能就不只是结构性的过剩的问题,它也不只是相对的一个过剩问题,近期可能存在一个绝对过剩。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向中高端提升,收入迈向中高等,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总第230期 2016/10/18018专栏COLUMN目前增长平稳,可能更多是政策的结果,经济本身并不健康次贷危机后,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采用了逆周期的政策来稳定经济。
中国L型增长的逻辑跟全球基本一致,但由于中国面临的特殊性使得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大。
中国保增长政策,与其他国家相比的共性是政策主导增长。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增长的边际贡献力量来看,主要和政策有关。
去年的经济增长边际上主要来自于金融服务业,来自于股票市场的牛市。
今年主要来自于房地产,来自于政府政策对房地产的扶持。
第二,私人需求不足,政府贴补。
投资是稳增长的关键。
近年来,由于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行。
国家更多通过加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来对冲民间投资的下滑来稳定投资,稳定经济。
第三,政府相关渠道正在成为货币创造的主要渠道。
一般情况下,私人部门是货币创造的主渠道,通过私人部门的贷款不断派生货币。
在当前私人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相关的渠道对货币创造的影响越来越大。
政府部门正在替代私人部门成为货币创造的主要渠道,具体的路径除了基建贷款之外,还包括国债、城投债、国开专项基金、PPP等。
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看,以债券和股权投资为主的货币创造规模,已经占到整体货币投放的半壁江山。
李慧勇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供给侧改革是经济走出困局关键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具有其特殊性,这使得中国走出困境的任务更为艰巨。
第一,通货紧缩更为严重。
中国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产能过剩在中国体现得更为严重。
PPI已经连续54个月负增长,没有前例。
通货紧缩时间越长,其对经济的危害越大。
第二,坏账问题并没有有效解决。
美国在次贷危机之后,通过TRAP计划,有效地化解了不良资产的问题,为美国经济的复苏打下了基础。
而中国的坏账问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充分暴露,更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成为制约经济复苏的一个隐忧。
根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16年6月,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是1.8%,仅次于2009年3月末的2.04%。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企业走出去的前景与路径选择作者:刘华芹来源:《对外经贸实务》2015年第08期“一带一路”是一种精神、两大支柱。
一种精神就是丝路精神,是互利共赢、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
两大支柱就是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这是原丝绸之路的两大功能。
我们要提升自己的软实力,这是以前我们单方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或者经贸合作所不同的地方,也是未来“一带一路”建设非常重要的方面。
从经济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提出确实有非常深刻的经济背景,就是我们国家进入新常态。
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进出口国,另外我们连续23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大的国家,去年我们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持平,未来我们中国要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发展确实到了一个瓶颈,怎么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我们创造更多的机遇,实施主动的开放战略,是我们现在要破解的难题,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带一路”就为这种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和机遇。
一、“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空间巨大我们国家跟欧盟,还有美国对外贸易、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在2013年的时候,大概是1万多亿美元,相当于我们货物贸易四分之一强,我们跟“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也是1万多亿美元。
但是“一带一路”国家基本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进程的初期和中期,从我们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我们有一个体会,处在这个发展阶段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这样的话,我们跟发展中国家合作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一个预测,就是到2030年以至未来更长的时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会逐渐上升,而发达国家的比重会逐渐下降。
世界贸易组织也做出过相应的预测,就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比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比重也在上升,发达国家比重会逐渐下降,这为我们拓展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另外,我们国家在经过工业化发展之后,目前在加工制造业方面确实在世界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我们有70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首位,现在还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这样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实施走出去战略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一带一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一带一路”是指中国倡导的一个跨国合作和发展战略。
其目的是以促进亚洲和欧洲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打造一条连接中亚、南亚、南欧、中东和东北欧的经济走廊,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
同时,“一带一路”也被视为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改革。
其主要目的是改善生产能力、增强经济活力、提高国家竞争力。
而“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在于将中国的产能优势和改革成果推向世界,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宏观角度看,“一带一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十分密切。
首先,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经验,这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同时,大力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加强与沿线各国的合作,加强包括国际贸易、工程承包、外资合作等服务在内的“走出去”战略,能够有效地升级中国的产业链和服务链,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微观角度看,“一带一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也十分重要。
首先,“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这将促进中国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同时,“一带一路”也需要大量的人才,这将促进中国人才国际化,吸收和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其次,“一带一路”的发展需要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紧密联系,这将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化和发展。
加强金融合作可以逐步打破信息不对称,促进交流和互信,深化中东欧各国和中国之间经济合作。
总的来说,“一带一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十分紧密。
通过推动“一带一路”的战略,可以加快中国的国际产能合作和改革步伐,同时也将实现中国产能和技术的国际化,进一步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市场化经济合作,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经济大发展下东北振兴与供给侧改革之路“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的一个重大战略,意在促进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东北地区正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制造基地和资源型经济区。
但随着全球经济低迷和国内经济转型的不断加速,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
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战略,旨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东北地区应该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加速推进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转型和振兴。
首先,东北地区应该把握“一带一路”机遇,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打造对外贸易新平台。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东北地区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往来将愈加密切,可以通过互联互通建设等措施,打造增长新极点。
同时,加强优势产业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建立更紧密的产业链与价值链,提升区域国际竞争力。
其次,东北地区应该加快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发展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
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改革,淘汰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低端过剩产能,加大对技术创新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新型经济体系建设。
第三,东北地区应该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从能否实现全面振兴的大局出发,明确绿色生态环境是区域振兴的顶层设计方向,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发挥生态优势,推动经济逐步向循环经济模式、低碳经济模式等现代化、高效、环保的模式靠拢。
东北地区的振兴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资金的投入。
政府部门应当推出一系列支持东北地区“一带一路”合作和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措施,注重为利用好国家发展战略契机和促进区域发展提供优惠和差异化的财税政策、人才政策等市场化手段。
总之,东北地区应该看准“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发展机遇,加速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实现经济振兴,实现区域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一带一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
“一带一路”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战略,两者之间既有联
系也有区别。
“一带一路”是追求全球化的战略,通过加强与亚欧非等国家的合作,促进了贸易自
由化和投资自由化。
同时,它又是中国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开放市场的重要手段,
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平台,使沿线
国家获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内的重大战略,旨在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产业水平和产品质量。
改革的目标是通过调整供给结构,增加和提高消费者的需求,推动经济发展的持续增长。
此举对于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两种战略的关系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扩大国际贸易和投资:一带一路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为中国
企业提供一个开放的市场,同时也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很多投资机会。
2.调整供需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培育新的发展动力,提高生产力和创新力,并优化供求关系。
3.加速经济转型:通过改革、扩大国际合作和建立更加开放的市场,中国可以更快速
的进行产业转型和优化供应结构,实现二八分化,实现质量和数量上的提升,在提高经济
质量和效率的同时,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个性化和多样化产品的需求。
总之,“一带一路”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两者之间的
联系是通过贸易和投资的合作、调整供需结构和加速经济转型实现的。
同时,这两种战略
也互相促进和加强对方的实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
要意义。
借力“一带一路”与供给侧改革走出边缘困境作者:谢俊陈丽燕王宇陈包来源:《商场现代化》2016年第19期摘要:云南是“一带一路”南线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少数民族经济是云南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带一路”战略的构建,以及当前供给侧改革为云南少数民族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文章通过对少数民族经济的概述并建立文化产业“创意增值模型”,重点论述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借力“一带一路”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出边缘困境,实现云南省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云南;少数民族经济;供给侧改革一、背景介绍云南的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国家的重要战略规划联系密切,如当前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精准扶贫政策等等,都反映出云南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性。
然而,由于云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云南在地理环境上的特点,致使云南省少数民族经济远离经济核心区和大市场,经济活动的分散等等因素,使云南的少数民族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辐射的边缘区,云南少数民族经济容易陷入一种边缘困境之中,形成低水平的均衡;首先,云南少数民族以乡村经济为主要形式,同时分布有一些资源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是云南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民族地区矿产、旅游和民族文化资源虽然极其丰富,但是对于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创新还处于低层次的阶段,发展文化产业是云南少数民族经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对少数民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利用自身优势发展优势产业的必要举措,供给侧改革不仅能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同时也能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云南少数民族经济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联动作用,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过剩产能的转移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下面将重点分析云南少数民族经济如何借力“一带一路”战略与供给侧改革的外部性机遇,走出发展的边缘困境。
二、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困境1.少数民族乡村经济制约了其融于“一带一路”战略乡村经济制约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生产力的提高。
乡村经济具有封闭、规模小、低层次和自给自足的特点,由于从生产、分配、交换到消费这四个环节都可以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环境中完成,因此这种经济形势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规模的扩大和民族地区与外部的经济联系。
“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个落脚点就是要实现区域内部以及跨区域间的资源有序和自由地流动,降低物流、人流的成本,促进资本、劳动、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基于此,首先,民族内部有限的市场需求不利于民族内部的经济资源与外部的相互流动,外部经济因素的进入也存在一个高成本和低收益的现实问题;其次,由于云南独特的自然和地理特征,境内多高山,坝地面积狭小,这在某种程度上就造成了一个地理空间上不可接近性。
根据刘易斯的理论,“可接近性是一种资源,可接近性对刺激经济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时,世界银行2009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也认为“经济活动集中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距离是主要的特征。
如何帮助公司和工人减少与经济密集区的距离是政策面临的挑战。
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降低交通运输成本,从而促进劳动力流动,正是政策的主导机制。
”所以完善的基础设施是降低不可接近性的重要前提。
其次,乡村经济体系内部,农牧产品种类虽然丰富,但不集中,难以形成规模,再加之土地集中程度比较低,农业生产会增加无效劳动时间,造成低下的劳动生产率,而人口的居住分散还会增加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不利于形成产业规模和发挥集群效应;最后,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口受教育范围和程度严重偏,劳动力素质低下。
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最终要靠劳动者消化吸收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以劳动力素质的低下不利于生产技术的推广和传播,这都将制约少数民族融于“一带一路”战略。
乡村经济是典型的短缺经济。
从乡村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乡村经济都处于一种小规模、不连续、低水平的循环之中,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的参与者主要是少数民族。
首先,他们生产的产品要满足其自身的生存需要之后才能将有限的剩余产品用于市场交换,农业产出的有限,制约了交换的规模;再加之农业生产受气候、土壤、地形等外力因素的影响较大,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下,市场上商品的供给会出现较大的波动性。
产出的低下与供给的较大波动性相叠加,由此造成了乡村经济的供给不足;其次,供给与需求密切相关,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消费水平低,市场需求有限,低消费难以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
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类型的宏观背景下,供给侧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商品的短缺问题,其实是层次问题,这是少数民族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供给侧改革的不同之处。
2.云南中心城市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经济辐射作用不明显。
大中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是一个省的的经济文化中心,它对周边地区经济的辐射,是带动一个城市所在的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
昆明作为云南省的省会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与其距离较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相对于与其距离较远的地州来说更加明显,如玉溪、曲靖,由于距离昆明距离比较近,经济发展水平在云南全省排名也是靠前的,而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滇西北和滇西南,经济发展则比较滞后,经济发展的边缘困境在这些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在自身远离省城昆明的不利条件下,这些身处经济辐射边缘区的区域,市场受到了限制,有限的市场需求反过来制约本地区的资源开发,低收入的现状很难依靠这些地区的自身力量得到提高,因此,在经济发展外力作用不明显的条件下,经济辐射有限的边缘区域极易陷入低收入水平的“贫困陷阱之中”。
所以,在边缘困境作用明显的区域同时也是贫困人口集中的区域。
地理环境的封闭弱化了中心城市与省内各地州之间的经济联动。
快捷高效的交通网络是区域间经济联动的必要条件,虽然近些年云南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云南交通网络发展的滞后,仍然是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大瓶颈。
云南的少数民族多分布于滇西、滇南以及滇西北距离昆明较远的地区,由于云南省地形以山地为主,境内多高大山脉,地理环境的封闭使昆明市与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地州联动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
目前,云南是全国少数几个没有建成系统的高铁网络的省份,运输网络主要还是以传统的公路运输为主,只有少数几个地州有普通铁路直达昆明,其余地州只能依靠公路与昆明相连接,这种局面制约了运输规模的扩大以及运输效率的提高,并由此形成了高的运输成本。
同时,多山的地形,导致交通线路建设的长周期和高成本,也制约了政府对道路交通的投资,这些因素,都会弱化昆明与省内各地州的经济联动。
因此,加强昆明其他地州之间的交通建设(如高铁网络),拓宽路网,减少人员和物质的运输时间,对于突破这种限制至关重要。
同时云南地州也要加快城镇化进程,形成小的区域性经济辐射中心,加强与省城昆明的联动。
3.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不适应“一带一路”战略的要求资源型产业产能严重过剩。
关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库兹列茨对此早有论述,根据他的观点,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实现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即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以生产率的提高为取向。
根据传统的增长理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βL1-β,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的投入,因此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就要尽可能地增加投资来提高GDP增长率;仅仅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一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高的投资率很容易造成产能过剩,同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是相违背的。
首先,民族地区有限的劳动力与资本供给,难以维持高的投资率;其次,生产要素的投入会面临一个边际报酬递减的现实问题,即当要素投入达到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临界点时,再继续投入生产要素会得不偿失。
然而,炼铁、电解铝和铜冶炼等这些资源型行业是云南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产业,显然这些产业已经不能够适应“一带一路”战略的要求。
数据显示,仅2013年全年年亏损额最大的十家企业中,有4家来自于大型资源型企业。
其中,云南有两家,分别是云南铜业集团和云南锡业集团。
除了价格一路走低的因素外,产能过剩是造成资源型行业严重亏损的重要原因,过去那种靠短期刺激经济的方式已经不能让产能过剩行业走出低迷,资源型产业大多已经处于供给老化阶段,如不进行产业内部的优化,亏损还将继续下去。
“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过剩产能转移,在与沿线国家开展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创造外部市场对资源型产品的市场需求,从而帮助消化我国过剩的产能,如规划中的昆明与瑞丽的高铁线路,昆明至越南河内的高铁以及已经开工建设的昆明至泰国的高铁都可以帮助消化云南过剩的产能,同时也可以产生正的外部效应。
具有民族内涵的文化产业发展滞后。
云南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极其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有丽江的纳西古乐、大理白族的扎染技艺、香格里拉的藏族黑陶以及民族传统饮食文化等。
文化产业是创意性的产业,同时也是边际效用递增产业,文化产业的核心在于文化创意的生成,而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创造性与文化特殊性。
下面通过建立文化产业创意增值模型来说明创意如何推动产业增值发展文化产业的必要性。
假定(1)文化商品的供给短期不变,创意所推动的商品效用不断提高;(2)创意水平与文化商品价格成正比;(3)用U=U(X)=A·X2(A>0,X>0)这一函数式来表示严格单调递增的效用函数;(4)A值越大表示创意水平越高。
如图,当创意水平处在TU1时,Q1所对应的价格水平为P1,同时需求曲线处于AD1位置,供求均衡点在A1;当A变大即创意水平提升时,效用曲线变为TU2,Q1所对应的价格上升至P2,同时价格上升不会引起需求降低,反而导致需求曲线由AD1向右上方平移至AD2,供求均衡点由A1移动到B1点,其余以此类推。
综上,根据模型,系数A所代表的创意水平在文化产业的增值过程中起关键性的作用,是文化产业增值的驱动力。
因此,通过提升文化产业的创意水平来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合理途径。
4.制度、教育以及医疗供给的长期缺乏成为发展障碍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缺乏制度保障。
云南贫困人口较多,除了自然的原因外,贫困问题也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长期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给有关。
好的制度供给可以规范人的行为,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制度供给对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但是,好的制度只有与传统文化因素相适应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由于云南民族众多,风俗文化的地区性差异显著,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制度的适用范围。
要使云南少数民族经济与“一带一路”战略形成良好的联动机制,必须建立健全市场制度,如明确的产权制度、清晰的契约制度、灵活的金融制度和充分的保险制度,只有强化制度供给,少数民族地区才能更好低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外部机遇,减少与域外的不适应性,提升经济的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