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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1.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作“大文化”。
2.关于文化结构，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层次说。
我在这里以四层次说展开论述：（1）由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
（2）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组织构成的制度文化层。
（3）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实在人际交往中约定成俗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
（4）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
3.依其与社会存在关系的疏密程度，我们又可将社会意识形态区别为基层意识形态（如政治理论、法权观念）和高层意识形态（如哲学、文学、意识、宗教）。
4.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一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被称作“小文化”。
1871年英国文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文化概念，是狭义文化早期的经典界说。
第一章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1.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作用与影响A地理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三种环境。
B这三种地理环境在地域上和结构上又是互相重叠、相互联系的，从而构成统一的整体地理环境。
C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的基础。
D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从来没有达到极限，今天离极限也还相当遥远。
E同样的地理环境，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2.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A中国地域辽阔，地理位置优越，大部分地处中纬度，气候温和，季风气候发达。
大部分地区雨热同季，温度和水分条件配合良好，为发展农业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B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及其悠久的历史和相当辽阔的地域，但主要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黄河中下游最早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
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张岱年第一章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2）第二章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2）第三章中国文化依赖的社会政治结构（3）第四章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3）第五章中国的多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汇（5）第六章中国语言文字（5）第七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6）第八章中国古代教育（7）第九章中国古代文学（7）第十章中国古代艺术（8）第十一章中国古代史学（8）第十二章中国传统伦理道德（8）第十三章中国古代宗教（10）第十四章中国古代哲学（11）第十五章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点（11）第十六章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12）第十七章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13）第十八章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15）第十九章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新文化（15）绪论一为什么说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指：人化或人类化，即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
其体现即有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也有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完善。
二怎样理解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的联系和区别？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为大文化。
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主要是心态文化，又称“小文化”。
书本绪论为什么说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三文化结构的四层次包括哪些内容？对文化的结构解剖，有两分说，即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三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有四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
有六大子系统说，即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
（注意：这里还是记住为好，六大系统可简记为：社语俗物精艺）四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结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的历史路径、根本动因及发展方向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的历史路径、根本动因及发展方向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疑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面临很大困惑。
重新解读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理顺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未来。
中国社会上下五千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与自然的生产实践中和与人和人的关系的调整和改善的社会实践中，富于创造的中华先民们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几千年来，经过历史的沉淀和积累，中华民族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
从而使得中华民族一直以来能成为和爱琴文明、犹太文明一样的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精彩一笔。
然而，在近代西方科学主义和西方现代文明主义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却受到了质疑和挑战。
于是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理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存与亡。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
对于文化的概念。
学术界许多年来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读。
虽然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角度和学术视野当中。
对文化概念的阐发不一而同，但是对于文化概念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总和；狭义上的文化主要指人类精神产品的凝结。
我们所探讨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文化。
我们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准则等。
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
勤劳勇敢地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以“仁”为核心的“以人为本，人性关怀”的仁爱精神，不但包括人对于同类生命的基本的同情和关怀．还包括自然界一切生灵和万物的爱；以“义”为信仰的“公平正义，坚守原则”的伦理道德，是一个社会公认为适宜的、应该的道德行为准则；以“礼”为内容的“恭敬尊重，礼仪文明”的礼仪规范，对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叶落作品-企业文化演示2010年元月谢谢观看第十五章中国传统文化的近现代转变第一节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争论一、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大体以鸦片战争引起的民族危机为起点。
这个阶段的文化变革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上。
中国文化的近代化从19 世纪40 年代林则徐主持编译《四洲志》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的口号就开始了，但直到60 年代才形成颇有规模的近代化运动，中国文化才发生明显变化。
19 世纪60 年代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
最先对此作比较系统的理论说明的是早期改良主义者冯桂芬：“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它后来被概括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更简明的说法。
这个纲领在政治上企图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来巩固衰老的封建制度，在文化上企图以西方近代科技思想来弥补儒学的不足。
第二阶段，以甲午战争失败引起的社会变革为起点，这个阶段的文化变革主要体现在制度层面上。
维新派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他们的文化宣传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的。
他们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鼓吹君主立宪，提倡民权，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从而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改良派，从西方文化中搬来了进化论、民权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主张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彼得改革，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
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集中体现了这种主张。
在这一时期，许多思想家、宣传家已不借助传统文化的旧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狮子吼》、《猛回头》，孙中山的许多论著，以及革命派发表在报刊上的大量时论，都是用鲜明的时代语言来表达资产阶级的新思想。
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资产阶级新文化都有了更加独立的形态。
20 世纪初年的新文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则举起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旗帜，从西方文化中进一步搬来了天赋人权论和民主共和国的方案，提出了“驱逐鞋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以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为榜样，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奔走呼号，浴血奋战。
学院：电子工程学院班级：A1111 姓名：李仕峰学号：28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摘要: 文化为人类提供了不同种族之间的交流接触，可以使我们更好的了解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历史。
外来文化的进入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社会的变迁影响着我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与社会现状决定着我们怎样看待外来文化，时代的发展决定着我们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取向关键词：文化交流传统走向近代中西合璧人类的思想文化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程，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特色的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共同发展。
中国文化不仅在内部各族文化的相互融会、相互渗透中得到发展，而且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先后受容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
中国文化系统或以外来文化作补充，或以外来龙去脉文化作复壮剂，使整个机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外域文化系统也在与中国文化的广泛接触中汲取营养、滋润自身的肌体，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不断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
一、古代中华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1、古代文化与外域文化交流的状貌（1）秦汉宏阔的文化精神秦以前是中国本土文化起源与发展期，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文化在相互激荡中繁荣，本土文化初步形成。
从汉代开始，便进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期。
先是西域（即中亚和西亚）文化，后是南亚次大陆文化。
秦汉帝国的盛大根植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雄姿英发。
由统治精神状况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基调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的亢奋之中，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
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时代精神作用于外部的广阔世界，则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
秦汉时代，中国文化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活动是汉武帝时期导致丝绸之路开辟的张骞通西域。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产品和技术远抵西亚和欧洲，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在这一时期佛教也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文化因此增添了灿烂的色调和光彩。
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中国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沉积而成的，具有相当成、相当稳定的形态，但是到了近代，经过不到一百年时间，他就大体上转变成为近代型文化。
是什么原因促成它的转型呢？我认为有两个重要原因和一个根本原因。
两个重要原因：一个就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另一个是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重要原因，西方文化的冲击。
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缺乏活力，长期停滞不前，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才被迫作出反应，被迫向近代转变。
这个理论模式被称为“冲击---反应”论。
如果仅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这个理论模式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迅速变化的，这显然是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
从师夷长技开始的物质层面文化的近代化，到制度层面文化的近代化，再到心理层面文化的近代化，每一步都有西方文化的印记。
但是这种理论也是片面的，它只看到了西方文化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富有活力的那些因素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也就是影响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第二个重要原因：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存在着（经世思想、变易思想、民本思想、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深沉的忧患意识等）都是促进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内在活力因素。
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积极的活力因素，它们在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中起着联结新旧文化的作用，因此，中国近代的新文化，无论是资产阶级新文化，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西方文化，而是吸收了许多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先进的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都是促使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但是必须看到，他们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和动力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再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面对如何挽救民族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一代代志士仁人认清中国国情，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变法”，到“排满革命”，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学习，都推动了传统文化近代化的进程。
1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前景所谓传统文化，广义上看应包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化，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狭义上主要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儒释道文化，特别是宋明以降的程朱理学。
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从汉武帝始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后期一儒统天下，前期，应该说是积极的，各种思想学术观点相互交流碰撞，后期，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封建国家以政权强行推崇，虽然在当时和后来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文化学术被束缚，人们思想被禁锢，儒家学说自身也在皇权的笼罩下不断式微、没落、保守、落后，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官方学术。
国人现今所言之传统文化，一般即指汉武帝后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
2.试述中国古代科举制的历史作用科举制度的积极意义有：(1)有利于消除地方和中央在选官方面的腐败，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以举荐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
(2)有利于笼络人才，缓和了阶级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
(3)提高了官员的素质，推动了隋唐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
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
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
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
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3 .试析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
⑴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迅速变化中，显然是受到西方文化冲击。
⑵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富有活力的那些因素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存在相沟通、相衔接的因素，如经世思想、变易思想、民本思想等。
第三十一讲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中国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沉积而成的，具有相当成熟、相当稳定的形态，但是到了近代，经过不到一百年时间，它就大体上转变成为近代型文化。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它的转型呢？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西方学者，非常强调西方文化“冲击”的作用，他们认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内部缺乏活力的惰性体系，它长期停滞不前，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才被迫作出反应，被迫向近代转变。
这个理论模式通常称作“冲击——反应”论。
如果仅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探寻中国文化转型的原因，那么这个理论模式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容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与西方文化长期隔绝的环境中发展的，它虽然没有停滞不前，但却发展缓慢，它的迅速变化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这显然是因为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
从“师夷长技”开始的物质层面文化的近代化，到制度层面文化的近代化，再到心理层面文化的近代化，每一步都留有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
“冲击——反应”理论正是肯定了这个事实，肯定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在促成中国和其他落后国家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走向近代社会过程中的历史性作用。
但是，这种理论的片面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它只看到西方文化在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只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消极阻碍作用，而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富有活力的那些因素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它不能全面正确地解释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程和动因。
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诚然，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于西方近代文化，当西方文化涌来时，它常表现出相当顽固的拒斥态度。
但是它并不是只有拒斥的一面，在它的内部也存在着某些与西方近代文化相沟通、相衔接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富有活力的，它们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中也起了积极作用，并且经过转型而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这些富有活力的因素中，比较重要的有：一、经世思想经世思想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孔子在创立儒家学派时就提倡一种积极用世的精神，后世儒家继承了这种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他们的座右铭，“修身”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中，经世精神也有强弱显隐的不同。
以清代为例，清朝初年学风朴实，富于经世精神；中期，乾隆、嘉庆时，由于统治阶级严厉箝制言论，知识分子只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故纸堆中，致使经世精神隐而不彰；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已经衰落，统治阶级对社会舆论的控制能力大大减弱，社会问题丛生，于是经世思想再次抬头，渐渐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著名学者包世臣、龚自珍、魏源，封疆大吏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等，都是讲究经世学问的。
他们致力于研究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战守、货币等实学。
稍晚一些，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都讲究经世之学。
在经世思想的支配下，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曾国藩提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对于魏源、曾国藩等人来说，把研究中国的实学扩及到研究西方的实学，乃是一个自然的逻辑结论。
二、变易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丰富的变易思想。
儒家经典之一《易经》就是一部专门讲“变易”哲学的著作，它通过八卦推演，阐明了万物都是在阴阳两种势力的矛盾运动中变化发展的道理，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近代中国人在鼓吹改革、变法时常常引用古代变易思想作为根据。
例如，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说：“孔子圣之时者也，于四代之制，斟酌损益，各得其宜，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轮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
”康有为则把《易经》中“穷变通久”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至，他说：“故新则和，旧则乖；新则活，旧则板；新则疏通，旧则阻滞；新则宽大，旧则刻薄。
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故新为生机；亡国之法，无不旧，故旧为死机。
”中国传统变易思想成了他“变法”的理论根据。
维新派还把传统变易思想和从西方传来的进化论结合起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进化学说。
康有为的“三世”说就是这种结合的产物。
在他的那部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大同书》中，也可以看到中西变易进化思想的奇妙结合。
三、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
仅以儒家而言，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一直为后世儒者所继承和发展，特别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在严厉批判君主专制主义的同时，把古代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使之具有了某些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
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为近代资产阶级（包括向资产阶级转变的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例如，康有为在解释孟子“民贵君轻”的“微言大义”时说：“盖国之为国，聚民而成之，天生民而利乐之，民聚则谋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礼乐政法皆以为民也。
但民事众多，不能人人自为公共之事，必公举人任之，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民众之所公举，即为民众之所公用。
民者如店肆之东人；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
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
”照此说，君主不是什么“天子”，而是民众的一员；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民众赋予的；君主不是民众的主人，而是民众的仆人，君主是受民众的委托、受民众的聘雇而为民众服务的。
康有为的解释很明显地受到了黄宗羲的影响。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指出：君主产生于处理公共事务的需要，因此，“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
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尽量利用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来为排满革命服务。
孙中山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众所周知，还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一翼的国粹派，在这方面也很突出，他们很推崇古代那些有异端思想的“在野君子”，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魏源等人。
刘师培在《中国民约精义》一书中，就曾广泛地援引这些学者的言论，阐发其中的民主因素，宣传主权在民和法治思想。
这本写于1903年的五万余言的小册子流传很广，刘师培也因之被誉为“东方卢梭”。
经过国粹派的阐发，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在20世纪初年得到了发扬，它对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起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中国文化从殷周时起就是一个融会了多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个综合体。
与欧洲中世纪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具有涵摄性和包容性。
中国文化的这个特点，在近代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代从西方传人的各种先进思想，如科技思想、民主思想，以及五四以后传人的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找到接洽点，被吸收到不断发展更新的中国文化体系中去，这是西方先进文化能够在中国传播、生根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不止以上所列举的几点，此外，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深沉的忧患意识等也都极有意义，在近代文化变革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或有重要发展。
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积极的活力因素，它们在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中起着联结新旧文化的作用，因此，中国近代的新文化，无论是资产阶级新文化，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西方文化，而是吸收了许多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先进的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都是促使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但是必须看到，它们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和动力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前已指出，植根于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土壤之中的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已不再是原始的萌芽状态，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近代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并逐步发展，资产阶级随之产生并逐渐成长，它要求创造和发展为它服务的新文化，这就使传统文化产生了危机，并不得不向近代转型。
但是，中国近代社会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挽救民族危机的问题：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民族危机引发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解决这个危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它的内容，它的特点，也都是由这个危机和解决这个危机的要求所决定的；它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都是为解决这个危机服务的。
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为了抵抗外国侵略而倡导学习西方科技。
光绪皇帝搞戊戌变法也是出于这种目的。
当变法失败时，慈禧太后把他幽囚在瀛台，声色俱厉地质问他为什么要“变乱祖宗成法”，他战战兢兢地答道：“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行新法。
”在慌乱中，光绪仍然筒捷地说明了救亡图存和变法的关系。
孙中山在谈到20世纪初年的革命风潮时说：“革命的这种风潮，是欧美近来传进中国的。
中国人感受这种风潮，都是爱国志士，有悲天悯人的心理，不忍亡国灭种，所以感受欧美的革命思想，要在中国来革命。
”也说明是为救亡才输入革命思想的。
一代代志士仁人，都是围绕着挽救民族危机这个主题，苦苦探索，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变法”，到“排满革命”，到“马克思主义”，种种选择，都是为了这一目的，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不仅决定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内容的选择，并且决定了如何改造它们。
以输入的西学为例，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莫过于进化论。
所谓进化论，就是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种理论，以生存竞争说来解释人类社会，是一种为殖民者扩张服务的反动理论。
但是一传人中国，却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它增强了处于民族危机中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并为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再如自由学说，在西方是讲基于个人财产基础上的个人享有的自由权力，而在中国则主要是讲国家的独立自主，民族的自由解放。
这显然是由于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
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民族的独立自主，就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在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不宜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相反倒要强调个人服从、个人牺牲。
因此，在近代中国，个人自由权力的观念一直很淡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意识曾流行一时，但很快就被淹没在新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高潮中了。
中国近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也决定了近代文化思潮的迅速变迁和发展路向。
大约每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即20-30年间，中国就要更迭和流行一种新的文化思潮。
19世纪60-90年代，主要是求强求富的洋务思潮；19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年，主要是要求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潮；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主要是追求个性解决的思潮，但为时不久，马克思主义就取代它而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
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如上所述，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对中西文化内容的选择和改造，决定了近代文化思潮的迅速变迁和发展路向，因此它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根本动力，与它相比，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都还是次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