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治稳定理论研究综述

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摘要】政治信任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和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它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话题。

论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政治信任政府绩效社会资本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政治信任的研究以来,政治信任逐渐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利维和斯托克(Levi& Stoker,2000)概括了推动政治信任研究在美国兴起的三重因：一是1965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和1968年盖森《权力与不满》的公开出版;二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包括种族关系和公民权利运动,也包括越南战争;三是关于美国全国选举调查(National ElectionSurvey)政府信任问题的调查中,美国公民的信任百分比长期急剧下滑,尤其是1964-1972年间。

这些因素都使得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对政治信任的大量研究。

政治信任的研究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界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领域。

本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一、何为政治信任?当代社会政治信任的学术研究呈不断增长趋势,然而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是,政治信任的涵义到底是怎样的?应该如何看待公民对政府的这种政治信任?(一)政治信任的涵义对政治信任进行研究,首先要明确政治信任的概念。

政治信任首先是信任的一种。

政治信任只是信任的一种,它和所谓的信任文化(福山, 2001;尤斯拉纳, 2006;佩雷菲特, 2005)及其引起的信任社会(佩雷菲特, 2005)、社会资本(帕特南, 2001)等概念的涵义截然不同。

近五年来我国社会组织研究的文献综述【摘要】近五年来，我国社会组织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

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和意义入手，分析了社会组织研究的现状及热点问题，并介绍了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

随后，通过对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现状的观察和总结，探讨了近五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特点和成就。

接着，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强调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以期为未来的社会组织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通过全面综述，详实分析，为我国社会组织研究的深入推进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思路指引，对相关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社会组织研究、文献综述、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发展现状、热点问题、研究成果、未来方向、意义、价值。

1. 引言1.1 研究背景近五年来，我国社会组织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家的关注。

社会组织在我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对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政府部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补充。

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相关研究仍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开展对我国社会组织研究的探索和分析，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社会组织的认识，还可以为我国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渐凸显，成为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有效沟通桥梁。

加强对我国社会组织的研究，深入挖掘社会组织的特点和作用，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2 研究意义社会组织是社会中非政府部门的组织形式，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我国社会组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社会组织能够深入了解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通过对社会组织的研究，可以揭示社会组织在不同领域的活动以及其对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影响，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的脉搏和发展方向。

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外近期实证研究综述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研究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这些概念在塑造国民身份、凝聚国家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旨在综述国外近期关于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实证研究，以期为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面临着文化多元、价值冲突等挑战，如何培养国民的国家认同、激发爱国热情、引导民族主义健康发展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

本文将从国家认同的内涵与形成机制、爱国主义的情感表达与实践路径、民族主义的特征与影响等方面展开综述，重点关注国外学者在实证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发现。

通过对国外近期实证研究的梳理，本文旨在揭示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影响机制，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这些概念的共性与差异。

本文还将分析国外研究在理论构建、方法选择、数据分析等方面的优点与不足，以期为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启示与借鉴。

本文旨在通过综述国外近期关于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实证研究，为深化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内涵与发展趋势，为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国家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国家认同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国家认同的实证研究在国外学术界逐渐受到重视。

这些研究通过定量和定性的方法，深入探讨了国家认同的形成、发展和影响因素。

在研究方法上，许多学者采用了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案例研究等多种手段。

问卷调查能够覆盖大样本，揭示国家认同的普遍特征和个体差异；深度访谈则可以揭示被访者的内心体验和心理过程；案例研究则能够深入剖析特定情境下的国家认同现象。

在研究内容上，国家认同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认同的构成维度。

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认同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等。

二是国家认同的形成机制。

《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货币国际化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货币国际化指的是一种货币在国内外被广泛接受并用作国际交易、支付和储备的过程。

本篇论文将探讨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以实证研究为基础，通过收集数据和分析，揭示影响货币国际化的关键因素。

二、文献综述过去的研究表明，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实力、政治稳定性、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等。

经济实力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越强，其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接受度就越高。

政治稳定性对于货币国际化也具有重要影响，政治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提高投资者信心，促进货币国际化。

此外，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也是影响货币国际化的关键因素。

三、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收集相关数据，运用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具体数据来源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数据库以及相关国家的统计年鉴。

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四、实证结果1. 经济实力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一国经济实力与该国货币国际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具体而言，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 等经济指标对货币国际化具有显著影响。

经济实力越强的国家，其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接受度越高。

2. 政治稳定性政治稳定性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

政治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提高投资者信心，降低风险，从而促进货币国际化。

通过对比不同国家的政治风险指数与货币国际化程度，我们发现政治风险较低的国家，其货币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

3. 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汇率和利率方面。

汇率稳定、利率适中的国家，其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接受度较高。

此外，货币政策透明度和可信度也是影响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

4. 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不可忽视。

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国际交易和投资提供便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投资者信心。

理论综述资料通讯２００７年第３期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研究综述魏涛（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杭州３１００１２）内容提要：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所倡导的政治与行政相分离、协调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因有其形成的特定背景和历程，所以既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又有其局限性，既赢得了赞誉又遭到了尖锐的批评。

但该理论所体现的精神内涵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关键词：政治行政多党制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是由德国政治学家布隆赤里最早明确提出的，后经美国学者威尔逊的引介和古德诺的系统论证而最终形成。

它对２０世纪的公共行政学研究和政府管理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该理论主要探讨了政党政治与政府行政之间的关系问题，它主张对政治与行政加以区分，同时也强调二者必须取得协调一致。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褒贬不一，本文辩证地对该理论进行综合性论述。

一、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的历史沿革关于政治与行政需要分离的观点早在德国学者斯坦因那里就得到了体现。

他将国家看作是一种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具有人格主体特征的有机体，所以国家具有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意志和活动的对立，具体表现为宪政与行政的关系。

宪政是主体有组织的意志，行政则是主体依据意志的活动；国家的宪政不能包有行政，其最大机能是予以行政权力并加以限制。

宪政规定行政活动的轮廓，但行政的内容却不是来自宪政。

随后政治学家Ｊ・Ｋ・布隆赤里明确提出应当对政治与行政加以区分。

他认为一个国家具有两种基本活动，即政治活动和行政活动。

这两种活动的区别在于：“政治是在重大而且带普遍性的事项方面的国家活动，而行政管理则是国家在个别和细微事项方面的活动。

因此，政治是政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则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

政策如果没有行政管理的帮助就将一事无成，但行政管理并不因此就是政治”①。

这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政治活动和行政活动存在着严格的区分界限，二者虽然彼此关联但更有区别，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在德国公共行政管理研究思想的影响下，行政学的创始人、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于１８８７年在《政治科学季刊》上发表了被誉为公共行政管理学开山之作的《行政学研究》。

英美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及规律研究作者：高桐杰来源：《教学与管理(理论版)》2010年第03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借鉴国外有价值的经验和做法,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规律。

由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案例分析》一书,在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动态部分里,介绍了英、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情况,令人深思和回味。

它对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启发,这里仅就其特点及规律做一综述。

一、英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英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冠以“公民教育”的名称来进行,其目的是培养人们做个好公民,或者说,是教育人们做一个合格的为国家和教会服务的人。

英国的“公民教育”主要是通过道德教育、宗教教育、政治教育以及大众传播媒介来进行的。

学校德育是英国“公民教育”的主要阵地。

英国政府非常重视学校德育,尤其是初等学校德育的作用。

从《英国公立学校德育大纲》的规定中可以看出,从幼儿、小学到中学,道德教育的内容是由浅入深的。

如在幼儿和小学低年级的规定中,侧重的是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及做人的基本品质的教育,包括感谢、真实性和勇气等。

到了高年级,则更多地侧重于培养学生对国家的了解和热爱、对社会的责任、对正义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等。

除了德育大纲的指导性规定外,英国学校德育还设有专门的课程及教材。

其课程分3类:一是宗教教义;二是社会学科,包括语文、历史、地理、外语;三是道德课程。

各类课程都有自己的教材。

《起始线》是小学德育教材,它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德育观点或行为规范解说,第二部分是学生学习材料。

这些学习材料都是根据儿童个人经验或他们的描述而写的,有的是丛书,有的是卡片,卡片有的专门展示故事的过程,有的是故事发生的情境,让学生去发挥想象和创造力。

《生命线》是中学德育教材,分4部分:(1)介绍中学德育要点;(2)设身处地考虑问题,包括感受、后果和观点三个单元;(3)验证原则;(4)实践原则。

整套教材的编写遵循从个人经验到其他人的经验再上升到人类经验,即普遍行为准则的认识路线,目标是使学生学会关心和发展深思熟虑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行政优益权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目录行政优益权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1)1、国外研究综述 (1)（1）突出行政优益权的行政属性 (1)（2）突出行政优益权的协议属性 (2)（3）以是否具有公权力身份决定行政优益权属性 (3)（4）以特许权形式的格式条款严格限制行政优益权 (3)2、国内研究综述 (4)（1）具体内容问题 (4)（2）内涵定位问题 (5)（3）权力制衡问题 (5)1、国外研究综述（1）突出行政优益权的行政属性法国是突出行政优益权行政属性的典型国家，强调行政主体的权力优先。

法国行政法领域认为行政协议是行政行为的一种，行政主体的优益权对行政协议拥有当然权力，即使在行政协议中没有约定，行政主体也依法享有该权力。

法国学者让里·里韦罗和让·瓦利纳认为，法国行政合同需要具备以下特征：第一，缔约各方：至少有一方是公法法人；第二，缔约目的：旨在实施公用事业任务的任何契约都是行政性的；第三，契约条款：一个不为实施公用事业任务而签订的契约，只要含有一个超出普通法的条款，那就是行政性的1。

英国学者布朗和贝尔认为，在《法国行政法》中，立法者认为判断行政合同有两个基本标准：合同与公共服务有关系，合同为行政机关保留了特殊权利。

其中的任何一个标准都足够构成合同“行政性”特点2。

1[法]让里•里韦罗、让•瓦利纳著，鲁仁译.法国行政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550.2[英]L•赖维乐•布朗、约翰•S•贝尔著，高秦伟、王锴译.法国行政法（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 193.（2）突出行政优益权的协议属性德国是突出行政优益权协议属性的典型国家，注重保障协议的契约性。

德国行政管理实践通说认为，在行政协议领域，应以“协议”属性为本位，强调行政协议应当尽量趋近普通协议。

德国学者毛雷尔教授（Hart Maurer）指出，整体而言，行政协议的认定标准较为模糊，有必要以立法的方式明确规定行政协议的判断标准3。

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综述李超雅【摘要】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外学者和政治家一直致力于从统治和新公共管理外的第三条道路——公共治理,去寻求解决公共事务的途径.在此基础上,试图运用公共治理的逻辑分析框架破解政治发展和行政改革领域遭遇的理论和实践困境.本文首要意旨在于理清公共治理理论发展路径,其脉络及纹理则可从公共治理的产生背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研究困境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这四个方面研判.通篇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做专题梳理,适时提出新的研究内容和思路,以期进一步拓展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视域.【期刊名称】《南京财经大学学报》【年(卷),期】2015(000)002【总页数】6页(P89-94)【关键词】公共治理;新公共管理;善治;网络化治理【作者】李超雅【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南京21181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830.91自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化进程加快，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的不断增加，一种新的治理机制诞生。

治理理论的产生源于人们对发生在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三种历史性趋势的原因、这种趋势的规范性状态以及如何建构或实现这种规范性状态的长期探索和思考：一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和拉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与发展绩效间关系的反思[1]。

这一反思结果是将非洲和一些拉美国家的难以发展归为“不可治理性”。

二是全球范围内传统的、高度集权经济体的市场化、分权化改革运动的兴起，乃至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解体。

这种改革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如社会稳定性以及整体性问题、公共权力的配置问题、如何构建一个人们共同认可的秩序框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等。

三是个别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消解科层化运动以及解除政府管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这一运动旨在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政府间关系以及如何规划民主政治的前景等，确定以市场为基本框架的公共管理范式。

由此三种历史性趋势的原因，人们开始关注治理这一概念，并从根本上区分了统治与治理。

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综述一、本文概述《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综述》一文旨在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当代中国政治传播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政治传播作为政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文首先界定了政治传播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畴，明确了研究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随后，文章从多个维度对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包括政治传播的理论基础、主要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以及存在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等。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评价，本文旨在为学界和业界提供一个清晰、全面的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图景，为推动政治传播学的深入发展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政治传播理论概述政治传播作为传播学与政治学交叉的重要研究领域，旨在研究政治信息在政治体系内部和外部环境中的流动、交换、共享和反馈的过程与机制。

它不仅是政治体系运作的重要工具，也是公众政治认知、态度形成和行为选择的关键途径。

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理论研究，深受国内外政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同时也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政治环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框架。

这些理论涵盖了政治传播的基本概念、功能、模式、策略、效果评估等多个方面，为深入理解和研究中国政治传播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在政治传播的基本概念方面，当代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政治传播是政治信息在政治系统内部和外部环境中的传播活动，它涉及到政治信息的生产、流通、交换、共享和反馈等多个环节。

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了政治传播的基本过程，对于政治体系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政治传播的功能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政治传播具有政治社会化、政治沟通、政治动员、政治决策、政治监督等多种功能。

这些功能共同作用于政治体系，有助于维护政治稳定、促进政治发展、提高政治效率、实现政治民主等。

在政治传播的模式方面，当代中国学者提出了多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模式，如“双向互动模式”“参与式传播模式”“网络政治传播模式”等。

美国的XX集团政治理论综述在当代的美国政治研究中，XX集团政治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方面。

伴随着美国XX集团政治的发展，理论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主要包括：1)美国早期的XX集团政治理论；2)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3)精英主义集团政治理论；4)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5)集团代表制理论。

这些理论反映了理论家们对当代美国XX集团政治的不同看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为研究和分析美国的XX集团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美国早期的XX集团政治理论（一）詹姆斯·麦迪逊的集团政治理论早在美国建国初期制定宪法的时候，制宪者们就已经开始思考美国政治过程中有关个人代表制和集团代表制的两难问题。

当邦联冲突使政府无法运转的情况发生后，“党争”给政府带来的“不稳定和不公正的影响”的问题也随之提出（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5页。

）。

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指出，“党争就是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

”“党争”煽动人们“彼此仇恨”，使人们“更有意于触怒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于为公益而合作”。

但“党争”的原因“植根于人性之中”，“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

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XX集团。

”因此，麦迪逊认为，“党争的原因不能排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原则来求得解决”。

“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

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

”（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6-48页。

）麦迪逊主张以共和政体的原则来解决党争的弊端。

一方面多数人用正规投票的方法通过间接民主制来“击败其阴险的企图”；另一方面，共和政府管辖更为众多的公民和更为辽阔的国土，使派别联合不致那么可怕（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8-49页。

政治认同的基础理论研究一、本文概述《政治认同的基础理论研究》这篇文章旨在深入探索政治认同的根基和内在逻辑，揭示政治认同形成、发展和变迁的规律性认识。

政治认同作为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对于理解政治稳定、政治变迁以及政治参与等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通过对政治认同的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以期为推动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将回顾政治认同的基本概念及其内涵，明确政治认同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中的重要地位。

接着，我们将从多个维度探讨政治认同的基础理论，包括政治认同的心理机制、社会结构、文化因素以及制度安排等。

通过对这些基础理论的分析，我们将揭示政治认同形成和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和动力机制。

本文还将关注政治认同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全球化、信息化等时代背景下政治认同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我们将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综述和对比，提炼出政治认同变迁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为应对政治认同危机和促进政治稳定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本文旨在通过深入研究政治认同的基础理论，为理解政治现象、推动政治发展以及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我们期待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二、政治认同的理论基础政治认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历史文化、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以及个体心理等。

因此，政治认同的理论基础是多元化的，它涵盖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观点。

在政治学领域，政治认同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

政治社会化理论认为，政治认同是个体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接受政治信息、参与政治实践、形成政治态度和价值观念的过程。

政治心理学则更侧重于从个体心理层面分析政治认同的形成机制，如认知、情感、动机等因素对政治认同的影响。

社会学领域对政治认同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认同理论方面。

选题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状况、文献综述文档(一)选题地缘起和意义引言1．选题缘起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政府将大量地精力投入到如何更快地促进经济增长上，对就业难问题、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和医疗等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地关注力度不够，政府职能地缺位、错位、越位现象严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地发展和完善，尤其是国有经济结构地战略性调整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地改革，政府过去传统地管制型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地现实情况，迫切需要进行全面地政府体制改革，转变出：“.南)等现象严重，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实现经济高速增长造成了大规模生态环境被破坏和环境污染，社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地这些严重失衡，说到底与政府制定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同时期地方针政策，与政府地管理方式、管理手段，与政府地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公共行政管理能力，有着密切地、甚至决定性地关系④.要解决发展失衡问题，关键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地职能定位，合理界定政府管理经济地范围，切实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变到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有效地公共服务上来，建设以公平、公正、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为目标地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切实改进地方政府某些不良状态地迫切要求.由于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停留在管制型政府地官本位、权力本位地理念之下，地方政府地“单边主义”和信用缺失现象比较严重.由此导致地政府官僚主义、衙门作风使得政府与公众之间地关系渐行渐远.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以发展经济、经营城市地名义进行圈地、兴建开发区，以公共利益地名义强行拆迁民房，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现象.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地政策缺少连续性，缺乏协调性和整体配套，让公众无所适从，“这些信号意味着在原有地制度路径下地改革所带来地额外收益地增加已接近临界值，不进行制度创新，就难以出现所谓地帕累托改进"@，就难以把中国地改革事业推向一个新地阶段，甚至政府地合法性也会遭到一定程度地挑战.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社会地全面转型，广人群众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地公共产品和有效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广人群众越来越期望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没有腐败地政府. 2．研究意义从实践方面讲，对我国目前服务型政府建设地现状与改进进行研究，有利于贯彻落实党地十@，1．2(--)1国外(化地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中阐述了企业家政府理论这一新公共管理地理想实践模式，主张政府在公共服务中地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①.治理理论成为改革公共服务地～个重要理论.治理理论地创始人是詹姆士·N·罗回[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周敦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3⑧＼：一，硕士学位论文MASTER’S THESIS西瑙.他在《没有政府地治理》一书中提出全球治理地思想.奥斯特罗姆夫妇在《公共事物地治理之道》、《多中心与地方公共经济》等著作中提出多中心制度设计地理念.他们认为，高度地多中心与分化不会导致公共服务成本地提高.对此他们开列了公共服务多种提供途径地清单：经营自己地生产单位、与私营公司签约外包、确立公共服务地标准、向家庭签发凭单、与另外一个政府单位签约，等等.与新公共管理和治理理论相关地研究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例如，美国地詹姆斯·鲍曼：《职业优势一公共服务中地技能三角》(2005)、戴伟·奥斯本地《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地五项战略》(2002)、简·莱恩地《新公共管理》(2004)、B．盖伊·彼德斯地《政府未来地治理模式》(2001)、麦克尔·巴泽雷地《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地新愿景》(2002)；史蒂文·科恩，威廉·埃米克地《新有效公共管理者》(2002)、马克·G·波波维奇地《创建高绩效政府组织》(2002)和简·芳汀地《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2004).其他国家地学者也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如英国地Halmigan地《公共管理评估：国家公共卫生服务地案例》(1998)、Sprigings，N地《通过新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一个公共住房地案例》(2002)、Mark Considing地《治理与竞争：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中作用》和①为例2④.在引进和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地研究中，我国学者做出了卓越地探索和不懈地努力，取得了丰硕地研究成果.施雪华认为，“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民主制度框架内，把服务作为社会治理价值体系核心和政府职能结构重心地一种政府模式或日政府形态.服务型政府地主要理论基础是后工业社会理论、政府职能结构重心位移理论和科学发展理论.服务型政府在本质上是后工业社会地治理模式.圆沈新艺认为，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贯彻为人民服务宗旨、转变职能、加强自身建设、推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地一项重大工程.张立荣认为，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地目标模式.他以系统权变组织理论地系统权变模型为研究框架，探索性地构建了由价值与职能标准、技术标准、结构标准、社会心理标准、管理标准5个一级标准指标、24个二级标准指标以及若干三级标准指标构成地“中国服务型政府标准体系”.@何水在《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地基本思路》一文中，提出了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地五项举措.(三)研究方法、写作框架和创新之处本文对服务型政府地研究采用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地方法，并通过文献研究和观察研究方法对服务型政府地现状和改进方法进行了分析论述.在此方法基础上，本项研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服务型政府地内涵，详细归纳了服务型政府地公众参与、权.罗珊．服务型政府研究文献综述[J]．魅力中鼠2008，12，P123．.施雪华．‘‘服务型政府”地基本涵义、理论基础和建构条件[J]．辛l：会科学，2010，2，P3．国张立荣，冷向明．当代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地标准体系——甚于系统权变模型地理论与实。

一、国外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践及理论研究的总体态势西方国家政府职能的理论研究和操作实践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政府对经济不干预时期,政府职能理论受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支配这一阶段主要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普遍推崇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充分肯定市场的作用,把政府的作用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只发挥“守夜人”(更夫)的作用。

最典型的代表是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著作中,把政府职能限定在三个方面:一是“保护本国的社会安全,使其不受其他社会的暴行与侵略”;二是“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和压迫”;三是“建设并保护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简言之,政府职能有三项: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提供公共服务。

这一阶段,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很少,世界经济主要在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对原材料的掠夺和商品的倾销,对国内经济的发展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原材料的开采和加工,主要依靠私人投资;社会公共服务由私人投资,政府给予政策优惠或低价出让国有土地;对于国内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则采用“铁血”政策。

大国之间为了争取市场和原材料供应,一般采用武力解决的办法,战争是解决国家之间矛盾的常规方式。

(二)政府对经济进行强干预时期,政府职能理论受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左右主要流行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

这是基于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促使凯恩斯主义、美国制度学派、瑞典斯德哥尔摩学派等政府强干预理论的成长。

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全能政府”的示范效应,更强化了这方面理论的影响。

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凯恩斯学说:认为政府不加干预的市场经济会产生有效需求不足,出现周期性危机,需要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来加以清除和弥补。

他主张加强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一是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通过国家兴办公共工程等直接投资和消费来弥补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不足,提高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二是重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过货币总量控制来调整利息率,刺激投资,增加有效需求,达到充分就业;三是主张搞赤字财政,用举债方式兴办资本项目,增加投资,增加有效需求,增加就业总量,政府干预是全面的,不仅市场失灵方面要干预,市场成功的地方也要政府予以保护,以防出现市场失灵;四是要求政府不仅要干预生产,还要干预分配,创造有利条件,刺激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公正。

国内外关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综述【摘要】“政治社会化”是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于1958年最早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

伴随着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和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化，在50年代末期以后“政治社会化”逐渐成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并逐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政治社会学”。

自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大量的政治学说和政治理论被引进，从而促进了国内学者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

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及政治领域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学者、专家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更加深入，研究范围更为广泛，也推动了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

本文将以此为线索，落脚点于分析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现状至出其不足，以指导笔者下一步实地调研和毕业论文的写作工作。

【关键词】国内外；政治社会化；大学生；综述“政治社会化”是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于1958年最早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

伴随着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和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化，在50年代末期以后“政治社会化”逐渐成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并逐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政治社会学”。

自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大量的政治学说和政治理论被引进，从而促进了国内学者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

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及政治领域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学者、专家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更加深入，研究范围更为广泛，也推动了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

一、关于政治社会化（一）政治社会化的概念何谓政治社会化?学者们见仁见智，无统一说法。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其提出了种种解释。

国外学者的观点，其中有代表性的有：1、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学习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的过程。

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人们获得其政治倾向和行为模式的成长过程，它是社会将关于政治的知识、态度、规范、价值取向等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方式（戴维·伊斯顿，1985）。

政策系统文献综述一、政策系统1．政策系统的定义国外：E.R.克鲁斯：政策系统是政策制定过程所包含的一整套相互联系的因素，包括公共机构，政治制度，官僚机构以及法律法规和价值观①。

国内：1．陈振明、陈庆云：从系统发生论出发，政策系统是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是研究公共政策过程的前提；政策系统是由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及其与政策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社会政治系统②。

2．朴贞子、金炯烈：政策系统是政策制定过程所包含的一整套相互联系的因素，包括公共机构，政治制度，官僚机构以及法律法规和价值观。

（同E.R.克鲁斯）2．政策系统的构成要素从国内外目前的文献来看，学者们都认为政策系统的构成要素有三个：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环境。

（1）政策主体国外界定：安德森认为：政策决策者分为官方与非官方两大类。

官方决策者是指那些拥有法定权威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人们，包括立法者、行政官员、行政管理人员和司法人员；非官方决策者包括那些参与政策过程的利益集团、政治党派、研究组织、大众传媒和作为个人的公民③。

琼斯（Charles O.Jones）和马瑟斯（Dieter Metthes）将政策提案者（即政策制定者）分为政府内部和政府外部两大类。

政府内部的提案者包括：行政长官、①E.R.克鲁斯等主编：《公共政策辞典》，26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

②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5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③参见[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政策》，44～58页。

官僚、咨询者、研究机构、议员及其助手；政府外部的提案者包括：利益团体和协会、委托人团体、公民团体、政治党派和传播媒介等①。

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将美国的制定者分为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力量两种。

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包括总统和行政系统中同国家安全有关的机构如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的首脑、国会议员和司法部门等；社会力量主要包括政党和利益集团等②。

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摘 要】政治信任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和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它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话题。

论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政治信任 政府绩效 社会资本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政治信任的研究以来,政治信任逐渐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利维和斯托克(Levi& Stoker,2000)概括了推动政治信任研究在美国兴起的三重因：一是1965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和1968年盖森《权力与不满》的公开出版;二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包括种族关系和公民权利运动,也包括越南战争;三是关于美国全国选举调查(National ElectionSurvey)政府信任问题的调查中,美国公民的信任百分比长期急剧下滑,尤其是1964-1972年间。

这些因素都使得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对政治信任的大量研究。

政治信任的研究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界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领域。

本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一、何为政治信任?当代社会政治信任的学术研究呈不断增长趋势,然而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是,政治信任的涵义到底是怎样的?应该如何看待公民对政府的这种政治信任?(一)政治信任的涵义对政治信任进行研究,首先要明确政治信任的概念。

政治信任首先是信任的一种。

政治信任只是信任的一种,它和所谓的信任文化(福山, 2001;尤斯拉纳, 2006;佩雷菲特, 2005)及其引起的信任社会(佩雷菲特, 2005)、社会资本(帕特南, 2001)等概念的涵义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