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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效能感研究综述及展望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在政治过程中能够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的信念和感觉。
它是个体对政治制度和政策运行的认知和评价，反映了个体对政治体系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意愿的主观评估。
政治效能感的研究是对个体政治参与行为和民主制度稳定的重要变量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核心内容之一。
政治效能感的概念最早由政治学家沃伦·A·米勒提出，并经过后续学者的发展和完善。
根据其涵义的不同，政治效能感可以分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两个维度。
内在效能感强调个体对自己在政治过程中能够影响政治结果的信念，即个体对自我能力和能够对政治事件产生作用的自信心。
外在效能感强调个体对政治体系和政治精英的信任和评价，即个体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评估。
研究发现，政治效能感与个体的政治参与行为密切相关。
具有较高政治效能感的个体更愿意参与政治活动，更有可能投票，更容易参与社会运动和政治组织。
这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参与可以产生影响，从而更有动力参与政治。
与此政治效能感还与个体的政治知识、政治信仰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密切相关。
高知识个体、持有一定政治信仰和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往往更有可能具有较高的政治效能感。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政治效能感的水平也存在差异。
发达国家的民众普遍具有较高的政治效能感，而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则普遍具有较低的政治效能感。
这可能与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关。
政治效能感也会受到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的影响。
在民主制度下，政治效能感往往较高，因为个体相信自己的参与能够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
而在专制制度下，政治效能感往往较低，因为个体认为政府对政治决策具有绝对的控制权。
展望未来，政治效能感研究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方向。
我们可以通过引入更为细致的测量工具，深入研究政治效能感的内涵和结构。
通过分析其内部因素，可以更好地揭示个体政治效能感的形成机制。
我们可以结合大数据和社交媒体等新兴技术，来研究政治效能感与政治行为的关系。
理论述评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熊美娟*摘 要 政治信任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和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它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话题。
论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 政治信任 政府绩效 社会资本中图分类号 D52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2486(2010)06-0153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政治信任的研究以来,政治信任逐渐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利维和斯托克(Levi&S toker, 2000)概括了推动政治信任研究在美国兴起的三重因素:一是1965年伊斯顿(1999)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和1968年盖森(Ga m son,1968) 权力与不满 的公开出版;二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包括种族关系和公民权利运动,也包括越南战争;三是关于美国全国选举调查(Nati o na l E lection Sur vey)政府信任问题的调查中,美国公民的信任百分比长期急剧下滑,尤其是1964-1972年间。
这些因素都使得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对政治信任的大量研究。
政治信任的研究因此在西方政*熊美娟,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感谢匿名评审人意见。
理论述评治学界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领域。
本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一、何为政治信任?当代社会政治信任的学术研究呈不断增长趋势,然而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是,政治信任的涵义到底是怎样的?应该如何看待公民对政府的这种政治信任?(一)政治信任的涵义对政治信任进行研究,首先要明确政治信任的概念。
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综述概念界定信任在社会科学中，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
信任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行动者通过对人对物的认知累积、在互动过程中面对风险或困惑时的选择，是一种冒险、投资、期望或判断，发源于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变化于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
韦伯：特殊信任-普遍信任齐美儿：坚信卢曼：人际信任-制度信任政府信任政府信任是公众在期望与认识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和评价态度，政府信任高低的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落差大小。
腐败腐败的定义不仅仅局限于它对公共权力滥用，对公共职位的失职，而是将其视为是对于社会法律法规和道德原则的违反和背离。
因此，腐败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越轨行为，这是一种个人或群体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下，违反社会中法律法规及道德原则，不合理使用自身所掌握的公共资源，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其行为主体就是掌握公共权力和资源的公职人员。
研究现状国外研究国外对政府信任的研究的主要着手点是腐败，8篇外文文献中有6篇直接研究腐败现象，探讨腐败行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1篇研究丑闻对政府和制度的侵蚀作用；1篇研究特定环境下教育对制度信任的影响。
国外研究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腐败带来的负面效果。
L Ionescu（2013）认为，腐败对人际、政府和机构间的信任有着强烈的侵蚀作用，对宏观和微观经济也有着潜在的影响，制约了GDP的增长以及福利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进行。
丑闻是腐败的派生物，丑闻对于政府和政治机构同样有着强烈的侵蚀作用，作用形式为降低对政治家和领导人的看法。
Shaun Bowler和Jeffrey A. Karp（2004）通过对美国和英国数据的分析，将公共机构的评价与机构本身的行为联系起来，通过建立公共评价模型与英国数据的模型进行对比，得到更为广泛的结论，丑闻是导致政府信任程度降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Park H 和Blenkiasopp J基于在韩国收集到的数据作了透明度和信任在政府腐败与公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度间关系和发生的作用的研究，指出腐败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通过透明度和一定程度上的信任调解。
信任研究综述（摘自本人书稿《信用体系演化的经济学分析》）信任是社会学的传统研究对象，近年来经济学的信任研究异军突起。
一、信任的社会学研究除了对信任内涵、信任种类细分的研究，社会学还深入研究了信任的作用或功能、信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提出，没有信任，任何一种社会生活都不能展开和持续。
1958年美国心理学家多依奇对囚徒困境中的人际关系进行实验研究，该模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广泛应用。
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的信任研究升温并先后有多部专著诞生。
尼克拉斯·卢曼（1967）在《信任》中提出，信任是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
郑也夫（2003）进一步诠释了卢曼的学说，他认为这种机制“没有帮助我们消除风险，但是它帮助我们下定决心做出决策，下决心跳进不确定性里面，去行动”。
1995年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阿兰·佩雷菲特的《信任社会》相继问世，1999年福山又推出了《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他们从信任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信任研究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林南（2001）的《社会资本》提供了信任和信用研究的新视角。
福山认为建立在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之上的信任程度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一个国家的信任度高低又直接影响企业的规模，进而影响该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尹继佐、乔治·恩德勒主编的《信任与生意：障碍与桥梁》，郑也夫主编的《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较集中地介绍了国外信任研究的前沿成果。
马克·E·沃伦主编的《民主与信任》涉及到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
国内外不少学者评价了我国的信任状况。
史密斯（1894）的《中国人的性格》和孟德斯鸠（1895）的《论法的精神》都提出中国人可信任度不高的观点。
1990、97年Inglehart为了完成世界价值研究计划，先后在40多个国家做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认为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比例分别为60%、50%，居于被调查国家的前列1。
政治信任：概念、层次与功能价值作者：王瑶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7年第5期[摘要]作为民众与政治体系良性互动的重要体现，政治信任是民众对政治体系的一种积极评价、期待及支持。
政治信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由高到低依次为对政治价值、政治制度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对公职人员的信任。
政治信任在政治生活与政治发展中的功能价值主要体现在提升政治绩效、维持政治稳定、增强政治合法性、培塑政治文化四个方面。
[关键词]政治信任；概念；层次；功能价值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7)05-0051-06一、政治信任的概念界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作为专门的政治学问题，政治信任日益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目前为止，尽管学界对政治信任概念未形成统一认识，但在界定政治信任概念上形成了政治评价论、政治期待论和政治认同论三种形态，存在着某些共识。
学界对政治信任概念界定的共识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可以视政治信任为公民与政治体系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
良好的政治信任水平代表着公民与政治体系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合作与趋近状态，因而政治信任的建设路径不应只针对公民或政治体系一方，而应从两者的互动关系中寻找突破口，探索增进两者之间相互了解的互动方式，进而积累政治信任。
二是政治信任表现为公民的一种政治心理。
这种心理建立在政治认知的基础上，代表着公民对政治体系及其内部要素的积极评价、期待或认同，公民的政治信任水平可以视为社会政治形势的晴雨表，通过审视政治信任现状可以判断社会政治生活的状况，因而能够为公共部门出台相应的路线方针或政策措施提供重要的社会心理依据。
三是政治信任呈现一种动态过程。
在公民与政治体系及其内部各要素的互动过程中，政治信任不断发生、发展、侵蚀与修复，因而政治信任的建设绝非是一劳永逸的，必须时刻关注政治信任的现状、特征与问题，防止政治信任危机的发生。
政治信任具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关于信任的思想政治论文.doc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信任关系正在发生嬗变。
下面是店铺整理的关于信任的思想政治论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关于信任的思想政治论文篇一中国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风险【内容提要】任何关于中国社会政治信任水平或高或低的简单判断，都会失之偏颇而难于形成符合事实的结论，甚至会造成严重政治后果。
根据政治信任理论和民众的政治不信任表达，可以形成政治信任现状的基本判断：政治信任在类型学上属于转型形态;政治信任水平呈现为高低共存的非均衡格局;政治信任流失呈强化趋势，不信任压力增强;政治不信任表达形式日益多样化;政治不信任总体具有可协调性，处于可控范围。
同时，政治信任缺损还隐含着不少风险，可能导致政治信任的整体性坍塌，造成公共政策的阻梗等。
【关键词】政治信任级差政治信任政治不信任政治风险民众的政治信任状况是国内外关注现阶段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焦点。
对此，形成了截然不同两种判断：一种认为政治信任度很高。
如世界五大公关公司之一的爱德曼发布的2011年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以88%的信任度排名全球第一，比2010年的74%提高了14个百分点。
也有学者在对中国、韩国、日本、台湾等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比较的基础上，认为政治威权主义与政治信任是一种正相关系，政治威权主义越强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信任度也越高。
他得出结论：中国大陆的政治信任在东亚地区处于最高水平。
[1]另一种则认为政治信任度很低。
如《小康》杂志于2009年进行的“信用小康”调查表明，49%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37.8%的人则更担心“政府”的信用危机。
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认为“仅作参考，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的比例高达91.1%，而在2007年的调查中，这个比例是79.3%。
大学生政治信任调查分析成果现实生活中“信任”一词的运用非常普遍，人与人之间有信任问题，国与国之间有信任问题，商业活动中有信任问题，政府诚信也是信任问题。
政治信任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取向，一种责任期待，一种公信力，它应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在社会中具有信誉度，值得依赖。
政治信任是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基础直接关系到政治稳定、政治发展和社会成长。
良好的政治信任状况有利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反之，将导致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方法（一）问题的提出所谓政治信任，即公众对于当局政治权威及政治机构是否依据民众的规范性期待的一种评估，是对政府活动的理性预期或心理期待，是对政府人员及其活动的信任心理。
政治信任具有不同层次的内容，在最高层次，它指的是公民对待整个政治共同体即公民所属国家的态度；在第二个层次上，它指的是公民对待诸如民主等政治制度的态度。
它还可以指公民对待诸如议会和政府机构等国家机构的态度；最后，它指公民对政治行动者即作为个体的政治家的判断和态度。
而大学生政治信任就是指大学生对当今政治制度、政策、政府及其他政府机构工作的认同与依赖。
大学生的政治信任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他们既接受过系统而全面的文化知识教育，也接受过注重实践的素质教育，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顶梁支柱。
在这个以科技为主要发展力量的现代社会中，他们的作用尤为明显，只有做到调动起青年学生们较强的自主性和较高的积极性，才能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从而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和危机性事件频发，政治信任资源有所流失。
政治信任的流失甚至缺失，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
大学生政治信任的流失、政治冷漠无疑更不利于当今社会条件下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因此，‘很有必要研究大学生的政治信任。
为深入了解我省在校大学生政治信任状况及高校在此方面的教育管理问题，并为高校学生工作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一定依据，太原师范学院政法系0905班我组于2012年4月展开了山西省大学生政治信任状况的大型问卷调查，本文为问卷分析成果。
政治信任研究的框架、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政治信任是政治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伴随政治信任的研究深入，它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
政治信任的基本分析框架包括政治信任施信方、被施信方、大众媒介和外部环境这四个相互链接的有机整体。
政治信任研究是不同学科的理论不断交融的结果，包括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政治沟通理论。
不仅如此，政治信任对现实政治有着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增强政治合法性、促进政治稳定，增强公共政策效率、提升政治绩效，形塑政治文化。
标签：政治信任；分析框架；理论基础；现实意义一、政治信任及其分析框架政治信任存在着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界说就是存在于政治生活中所有信任关系的总和，它不仅包含政治体系信任，还包含着社会信任，整个政治信任过程中的公众既可以是施信者又是受信者。
狭义上的界说则不包含民众之间的信任，而是公众对整个政治体系或其部分的信任。
在狭义政治信任的范畴中，政治信任过程中，公众就是施信方，而政治体系或体系的一部分就是受信方。
无论是狭义上还是广义上的政治信任，学界在政治信任界定时都一致认为，政治信任是一种政治心理，同时它还反映的是施信方和被施信方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
因此笔者基于当前有关政治信任的研究共识，把政治信任的界说为：政治信任是特定的政治环境中，民众基于需求和预期、实践感知和理性思考对政治体系的一种期待、相信和支持的政治心理。
根据前文界定的政治信任概念，笔者认为政治信任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四个结构性要素：施信方、被施信方、大众媒介和外部环境圈。
施信方，即政治信任的主体要素，它所揭示的是政治信任过程中“谁信任？”这个问题。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目前学界仍存在着争论与分歧，争论的焦点就是社会组织到底是不是政治信任的主体。
笔者在结合对政治信任的理解基础上，认为政治信任的主体是能够进行心理活动，能对政治体系能做出感性或理性评价的，而社会组织本身是不具备心理和思维能力，因此政党、社会团体等组织是不具有政治施信者特质的，不能成为政治信任的主体。
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摘要】政治信任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和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它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话题。
论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政治信任政府绩效社会资本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政治信任的研究以来,政治信任逐渐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利维和斯托克(Levi& Stoker,2000)概括了推动政治信任研究在美国兴起的三重因：一是1965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和1968年盖森《权力与不满》的公开出版;二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包括种族关系和公民权利运动,也包括越南战争;三是关于美国全国选举调查(National ElectionSurvey)政府信任问题的调查中,美国公民的信任百分比长期急剧下滑,尤其是1964-1972年间。
这些因素都使得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对政治信任的大量研究。
政治信任的研究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界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领域。
本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一、何为政治信任?当代社会政治信任的学术研究呈不断增长趋势,然而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是,政治信任的涵义到底是怎样的?应该如何看待公民对政府的这种政治信任?(一)政治信任的涵义对政治信任进行研究,首先要明确政治信任的概念。
政治信任首先是信任的一种。
政治信任只是信任的一种,它和所谓的信任文化(福山, 2001;尤斯拉纳, 2006;佩雷菲特, 2005)及其引起的信任社会(佩雷菲特, 2005)、社会资本(帕特南, 2001)等概念的涵义截然不同。
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政治信任包括公民间的人际信任,即社会信任(宋少鹏、麻宝斌, 2008)。
但是奥弗也认为,不能简单地对信任政府与信任他人进行类比(沃伦, 2006)。
奥弗将大众/精英和水平/垂直的二分法结合在一起,得到信任四个维度的内涵: (1)公民彼此间的信任,这在社会资本研究的相关著作中有丰富的阐述; (2)公民对政治精英的信任,这是政府信任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3)政治精英对其他社会精英的信任;(4)政治精英对公民的信任(Yang, 2005)。
其中,第二个维度的信任即本文所提到的政治信任的涵义,即公民对政治精英的信任。
但是政治精英只是政治系统中的一种。
卢曼(2005: 73)所言,政治信任是在两个不同的普泛化层面上被要求和给出的。
一方面,公民珍爱他们对将要决定下来的事的期待;另一方面,公民留在该国家,指望能过上一种合理的生活,这就已经表明对政治系统的信任。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绝大多数文献肯定了政治信任或是不信任这种态度的存在,并据此提出了一些理论假设。
“信任被看成是和不信任相反的,就像是一盏灯,或者是亮的,或者是不亮的一样。
”(Tucker, 2004: 53)由此导致了公民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被纳入到一种二元的分析框架中。
但有趣的是,哈丁直接指出了这个议题的荒谬性:“有关当代社会公民应该信任政府(如果公民不信任政府的话,那么要么公民要么政府中的一方就是有问题的)的看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它同传统自由主义截然相反”(沃伦, 2004:21)。
他认为,自由主义的核心含义是公民不应该信任政府,并且要提防政府。
因为政府官员会有不为公民利益服务的动机,而且任何拥有权力的人至少部分地怀有为他们自身利益而滥用权力的动机。
从认识论上讲,如果公民要明智地信任政府的话,他们应当能知道他们信任政府所必须知道的事情。
但通常来看,对于普通人来说,现代社会分层太过复杂。
据此,他强调,“原则上,公民对政府的立场可能有三种:信任,不信任,或者两者都不是”(沃伦, 2004: 22)。
所以他指出了这样一种假定,即在理论和实际上,由于我们通常缺乏较常识更深入一步的知识,公民相应的反应常常是要么缺少信任,要么缺少不信任。
因此,按照哈丁的解释,“我们可能依赖政府。
我们可能发现政府令人宽慰地可以预见。
但我们不应该信任政府: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相关的利益和情况,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信任或者不信任”(沃伦, 2004: 6)。
由此,政治信任出现了除信任、不信任以外的第三个维度,怀疑主义,这点也由后来的实证研究得以证实(Mishler&Rose, 1997)。
对这种归纳预期关系,学者塔克(Tucker, 2004)提出了一个“反思性信任”(Reflexive Trust)的概念。
他从当前行政现代化理论出发,并通过一项对英国公民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他提出,“反思性信任”不应该被看作是信任和不信任这个态度连续光谱上的一点,相反,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单独的、可操作化的、可定义的假设,是行动者行为的一个描述,而不是作为行动者对其行为的态度。
二、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三种理论解释路径政治信任研究起源于美国,他们发现美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大幅下滑,由此,以政治信任作为因变量,探讨政治信任的来源、起源或解释因素,成为美国学者早期在这个领域中最为热烈的话题。
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竞争性理论解释路径:一种是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解释,即理性选择路径;一种是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化理论解释,也即社会文化路径;三是结合以上两种解释的发展型模型,也被称为终生学习路径。
(一)政治领域中的政治信任:理性选择路径从理性选择理论角度来看,政治信任可以被解释为公众对物质利益的计算,即对政府行为的关注,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基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之上。
由此,政治信任的起源被限定于政治领域,这也是政治信任研究起步阶段中研究的重要特点。
他们认为,政治信任取决于政府为人们提供好的政策和好的途径的能力,以及人们对政府官员是否是“好人”的感觉。
因此,政府绩效决定了政治信任的程度,它是政治信任的前提,一个表现拙劣的政府是不可能赢得公民信任的。
政府绩效包括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绩效。
其中,政治绩效包括很多方面,例如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政治制度、自由、公平、政治透明度等等。
米勒(Miller, 1974)强调指出,政治事件、政治态度和期望是对政府不信任的首要来源。
政治精英“生产出”政策;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对这些政策满意公民的信任,和对这些政策失望公民的怀疑。
因此,也证实了如下的假设:人们感到和自己期望的差距越大,人们就会对政府越不信任,也即:我们一般来说倾向于信任和喜欢那些和我们意见一致的人。
在西特林(Citrin, 1974)看来,政治官员和机构的绩效决定了他们的合法性。
金(Kim,2005)也发现机构绩效是决定政治信任的一个关键变量用哈丁的话,信任是遵循经济学和算术学的逻辑,即信任起始于对被信任者的承诺所做的评估。
理性选择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指出,结构和制度因素在形成人们对权威的态度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例如,在民主化的台湾,政治信任可能更多是和政府绩效相联系的(Sh,i 2001)。
公民对在位者和政治机构的评价、不断增加的政治丑闻、媒体对政治腐败和丑闻曝光率的增加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发生等等都会导致不信任的增加(Nye, 1997)。
(二)跨入社会领域中的政治信任:社会文化路径社会文化路径强调的是文化理论包括社会学的和社会心理学的解释,认为基本的政治价值观和信念是政治社会化导致的的形式。
由此,对政治信任的解释慢慢走出政治领域,而进入到宏大的社会领域,其因素包括社会化经历、文化与价值观、社会资本等等。
这种路径的分析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和2000年以来,社社会资本是通过人口中发生的互相依赖和社会互动的模式产生出来的。
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是一种正相关关系。
高度的社会信任促进了政府的良好运作,政府良好的治理结果又导致人们对政府的信任。
帕特南的理论奠定了人们对政治信任社会领域探源的基础,许多学者随之而开始了这种探讨。
但是,从总体的国家水平来看,确实有证据支持这个理论,只是需要一些修改和限定条件(Newton, 2001)。
社会文化路径的政治信任研究仍然在继续,可以判断的是,社会文化路径的确是政治信任的来源之一,但它的影响相对更为间接,因此造成的后果也似乎更不明显。
然而我们仍需对社会文化路径的解释加以重视,以上种种因素都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背景,明确一个地区或国家民众的政治信任由来,确实不能忽视以上因素。
例如,社会资本存量就是能否短期内重建政治资本的重要因素。
(三)纯理论解释的政治信任:终生学习路径以上两种路径虽然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它们之间的界限则被明显夸大了。
这两种视角都将政治信任看成是一种经验的产品,它们之间主要的不同在于时间范围。
社会文化路径强调个人在早期生活或形成的体验,而理性选择的政治模型则更为强调最近和当前的经验:“社会最近为我做了什么?”就信任的具体来源而论,这两种模型可以被整合为一个发展型的或是“终生学习路径”,信任从个人早期生活就开始形成,早期的态度和信念被接下来的经验所强化或挑战(Rose&McAllister, 1990)。
因此,政治信任可能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最近的经验和绩效评价的不同,政治信任也可能会有巨大的改变。
这种终生学习路径的政治信任研究当然较为全面,因为它综合了以上两种路径的理论优势,但它也只能昙花一现,毕竟我们对政治信任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全面解释,而是力图从中发现我们可以改变的因素,创造一个更适宜施政的政治环境。
由此,对政治信任的研究在探源的同时,也在探索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
三、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产生的影响与后果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发现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后果,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正在下降的政治信任到底会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什么影响?会否危及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还是只涉及该届领导人?它对民主体制是否有重要意义?它对于政府行使何种战略和政策有影响吗?它如何调节或潜移默化人们的政治行为?凡此种种问题,使学者们从研究不断下降的信任的原因,开始关注这种政治信任(或政治犬儒主义)的影响与后果。
(一)政治信任是政治系统合法性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来源对政治信任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
洛克(1983)指出,社会将权力交给统治者是出于对统治者的潜在信任,他们相信后者将为其利益服务,即公民与政府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信任关系,而非契约关系。
政治信任是政治系统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来源。
韦伯(1997)指出: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