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

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

吾知其必有合也。

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欲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

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

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
2【译文】
燕赵一带自古就称说多有慷慨重义、悲壮高歌的豪杰之士。

董生参加进士考试，接连几次未被主考官录取而不得志，怀抱着杰出的才能，心情忧郁地要到这个地方去（谋职）。

我料知他此去一定会有所遇合，（受到赏识）。

董生努力吧！
像你这样不走运，即使一般仰慕正义、力行仁道的人都会同情爱惜你的，更何况燕赵一带豪杰之士的仰慕仁义是出自他们的本性呢！然而我曾听说风俗是随着教化而改变的，我怎么能知道那里现在的风气跟古时说的有什么不同呢？姑且通过你这次的前往测定一下吧。

董生努力吧！
我因为你的这次前往而产生一些感想。

请替我凭吊一下望诸君（乐毅）的墓，并且到那里的集市上去看看，还有过去时代屠狗者（高渐离）一类的埋没在草野的志士吗？替我向他们致意说：“有圣明的天子在上面当政，可以出来做官（为国家效力）了！”
3作者介绍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字退之。

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

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

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

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3岁丧父，由兄嫂抚养成人。

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任节度推官，其后任监察御史、阳山令等职。

宪宗即位，为国子博士。

后又历官至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洲刺史。

移袁州。

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显职。

卒于长安，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

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

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

韩愈是唐代著名散文家。

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潮洲韩文公庙碑》）。

韩愈的议论文
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大胆坦率，战斗性强。

他的碑志文“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韩愈志》），创造性地把《左传》、《史记》的传记手法运用于碑志，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碑志这种历来枯燥无味的文体增辉生色，其中有的作品已成为优秀的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

《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赠序，手法多样，使赠序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学性的实用性的文体。

《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

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

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

其诗亦别开生面，勇于创新，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气势雄浑，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开创了李、杜之后的一个重要流派，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

代表作有《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

七律《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七绝《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但他过于追求新奇，不免流于险怪，强调“以文为诗”，又不免使诗变成“押韵之文”。

有门人李汉所编《昌黎先生集》传世。

宋魏仲举所辑《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较完善。

诗注以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较好。

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4赏析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

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

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

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

”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

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

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

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

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

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

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

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

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

“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

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现在呢？现在或许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

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

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

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

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

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

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

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

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

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

“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

“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

“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

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

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

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
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

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