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侵权的群体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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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侵权的群体纠纷解决机制
事实上,在7月18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就已经确定,河北京唐港浅水湾浴场出现的少量油污颗粒来自蓬莱19-3油田,而这一海域就在乐亭县海域境内,这也是当地养殖户揣测扇贝之死的原因。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上述案例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出现频率也越来越高。环境侵权的案件存在一些共同点:事实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确,环境侵权的受害者与施害者具有不确定性。很多时候施害者都实力比较强大,而受害者则大都为单个的小额利益受损者。受害者人数众多且不确定,因而产生群体纠纷。这类纠纷需要特殊的纠纷解决机制。代表人诉讼制度是为解决多数人纠纷而设计的一种当事人诉讼制度。相较于我国民诉法上的共同诉讼制度和集团诉讼,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当事人双方人数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适用于环境侵权诉讼,但这一制度仍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域外群体纠纷解决方式——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联邦民事诉讼法中就规定了集团诉讼的内容。美国将人数不确定的但是有着相同诉求或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拟制成一个群体,群体中的一人或数人提起的诉讼视为整个群体提起的,判决效力及于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团体诉讼代表人的选定则是采取先起诉的人即是代表人的方式。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当事人就不能够成为代表人,当事人可以提出异议由法院判断更换是否对集团诉讼有益。判决结果在集团诉讼中如果当事人并未对法庭提出异议,那么就会被默认为同意判决对自己也产生效力,除非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参与诉讼,即选择退出规则豍。对有不确定人数的集团诉讼,判决也对不确定人数产生效力,这也是判例法制度的体现。集团诉讼的人数不确定性致使集团诉讼过程中的和解和撤诉不可能取得所有人的同意,所以美国的集团诉讼中的集团代表具有一切处分权利,同时为了防止集团代表人与集团律师滥用诉权,法律要求集团代表人拟议的和解和撤诉方案需要向所有集团成员公布,接受监督,然后法院要保证所有集团成员的听证权,听取集团成员对议案质疑,从而判断是否可以在达到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批准和解和撤诉方案。集团诉讼的诉讼费用最初是由集团诉讼代表人和集团律师垫付,如果诉讼失败,代表人自负费用,集团律师也得不到佣金,但是如果集团诉讼代表人一方胜诉或者达成和解,集团一方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赔偿金或和解金,集团诉讼代表人及集团律师不仅可以取得垫付的诉讼费用,而且代表人可以取得一定的酬金,集团律师也会得到胜诉酬金,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胜诉酬金达到赔偿金额的1/3。当然这些金额都必须得到法官的批准。赔偿金或和解金的剩余部分则被作为基金在法官的监督下发给集团内部成员。
美国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是第一部规定公民诉讼制度的法律,该法第304条明确规定:“任何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任何他人(包括任何合众国以及任何其他宪法第十一修正案认为具有被告资格的政府机构提起民事诉讼……”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虽然规定了当事人是任何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仍然坚持要求原告必须证明其具体事实上的损害、因果关系和可救济性。可见,美国法律上关于当事人适格的范围比起我国民诉法上的规定要有所扩大且判例法上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权的运用使得美国当事人的诉权并未被滥用。
二、我国目前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现状
我国的群体性诉讼借鉴了美国的立法经验,它以传统的共同诉讼理论和任意的诉讼担当为基础,使得代表人诉讼易于提起;同时判决的效力及于参加登记的所有当事人。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代表人诉讼制度中代表人产生的方式是由起诉人推选产生,推选不出由法院和起诉人协商产生,当协商不成时,法院可依职权与人数众多的一方当事人商定代表人。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55条分别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和集团诉讼制度,第55条第一款关于“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尚未确定的”,其要求在环境侵权的问题上过于严苛,当出现在同一个侵害事实的情况下,有一个当事人要求赔偿而另一个当事人要求排除侵害时,法院可能会以两个当事人的诉讼标的不同而不受理集团诉讼的案件。我国的集团诉讼制度要求的登记制度使得人数并不确定的集团诉讼得以确定,只有登记的才能成为权利人,这就大大缩小了权利人的范围,对未见到公告或者公告期限过后才发现权利受损的权利人的权益保护不利。在代表人诉讼过程中,诉讼代表人对于案件的处分权利是有限的,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需要经过被代表的当事人的同意。不管是第54条或者第55条这两种诉讼制度对代表人的权限都进行了极大的限制,但是在一方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得到全部或者大部分被代表人的同意是十分困难的,这对简便诉讼程序及减少诉讼成本和保障诉讼当事人利益都不合理。我国民事诉讼法上同时还规定了共同诉讼制度豏,这两种制度对于当事人一方或者两方为多数人的诉讼案件都有其积极意义。然而环境侵权的施害人与受害人的人数都不确定,代表人诉讼制度的优越性显得更为明显。
在我國司法实践过程中环境侵权的当事人适格更多采取的是实体利害关系人说,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该学说的基本特点,直接利害关系之外的人不能成为当事人,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由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不明确,使得许多环境侵权受害人的当事人资格难以确认,导致“告状难”。因此,我国应当扩充当事人适格的范围。
代表人诉讼制度难以实现的原因主观上主要在于:首先,在大家普遍的观点中,人多就意味着力量大,然而维权者大部分抱有一种搭便车心态。即当大家的利益一致时,人们可以团结起来,然而当人数不断增加时,可获得的利益被瓜分,个人可得利益越来越少,自我利益的机制就被调动起来。在诉讼过程中,许多抱有搭便车心理的当事人,不愿意参与到诉讼过程中去,成为群体诉讼第三人,或者即使参与到诉讼过程中,却仍然存在着由谁来积极主动承担诉讼权利义务的问题。其次,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等的原因,使得对待像代表人诉讼制度这种会导致大量人群聚集的制度,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种问题上总是采取不作为的态度。因此法院在处理这种问题时更多的是以不予立案或者单独审判来解决。在程序制度上代表人制度的欠缺与当事人适格的限制都不利于环境侵权受害者权益的维护。
三、对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建议
1.扩展司法人员在诉讼中的权限。相较于美国集团诉讼制度中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充分发挥职能的现象,我国法律在此类案件中赋予法官的职权仍是有限的。在制度上,不仅环境侵权相关的法律制度需要完善,而且关于诉讼程序方面的制度也需要推敲,正如以上所提到的,民诉法关于代表人诉讼制度与集团诉讼制度都还有缺陷,应当借鉴美国民诉法,赋予代表人所以要的处分权限以提高诉讼效率,同时制定相关的法律监督代表人权限的行使。在代表人诉讼胜诉后利益分配的制度以及诉讼律师在此过程中在胜诉后所能够得到的报酬在我国民诉法上都未有相关的规定,这些都需要司法机关充分发挥其权能来约束诉权的使用和防止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
2.诉讼范围的扩大。民诉法上第53、54、55条都规定了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同一种类的要求,而美国法上的规定则是对于同一法律问题或者法律事实,可见我国法律上限定的范围过于狭窄,对于提出不同种类但出于同一法律问题的诉求的当事人的权益保护存在差异。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复杂,当事人难以确定的特点决定了我国民诉法上108条的规定,显然在处理环境侵权问题时其范围过小,传统当事人理论依附于实体法,虽然严格法院立案审查制度具有防止诉的滥用和有效利用司法资源的效果,但是相应的,当事人的诉的能力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也不利于保护公民宪法性的权利。
3.建立示范诉讼制度。示范诉讼制度分为两种:一是当事人双方通过合意,约定以某一诉讼案件作为示范诉讼,且在示范诉讼作出判决前,其他未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停止起诉,已提起诉讼者则暂停诉讼。在示范诉讼结束后,以此判决作为同类案件的示范案例。二是根据法院的职能,法院在相同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案件中选择一件或者数件作为示范诉讼,并停止其他相似案件的审理,示范诉讼的判决对其他案件的审理产生约束力。iv示范诉讼制度强调法院的能动性,而且在面对我国不适合大规模群体诉讼的现状上,可以制约上诉的人数,利于社会稳定而且起到了指引的作用。注释:
豍梁伟军.美国的集团诉讼及对我国证券民事案件的借鉴意义.学术论坛.2004(2).
豎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豏谭兵,李浩主编.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豐洪冬英.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以职权型示范诉讼为补充.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