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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民国小学课本文/李海阳051休闲读品1近几年，《开明国语课本》《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等民国老教科书系列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重印本甚至卖断市了，连出版社都没货。
对比现行的儿童教科书，儿童出版领域的“民国热”确实反映出一些问题。
多年以来，小学教育实施了改革，以培养小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主，按照新的课程标准，小学《语文》教科书重新选编了内容。
为了弥补现行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中所存在的各种缺憾，人们开始关注民国时期的儿童教科书，获得了一定的启发。
民国时期，中国的儿童教育研究已经进入到系统化阶段，当时编写的儿童教材及图书以原创为主，质量是非常高的。
民国时期政权动荡，政治风云变幻不定，当时的教育家们认识到“儿童是中国最后的救星”，因此对儿童教育研究极为重视。
很多著名的教育家都参与到儿童教育研究中，并将教育成果投入到实践。
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蔡元培、顾颉刚、张元济等文人名士，更是热心于小学课本的编撰，负起“这担责任的事”。
编写小学语文课本必然要体现出儿童文学性，这样才能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多角度地发展他们的才能智慧。
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正是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编写了《开明小学国语课本》。
这本教材为1932年编写的，包括初小6册、高小4册。
叶圣陶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将编写工作完成，同时丰子恺先生绘配插图。
《开明小学国语课本》中的课文超过了400篇，超过50%是原创作品，另外的不到50%也是在原有文章的基础上二度创作而成，没有一篇语文课文是原版照抄而来的。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为张元济等人编写，为了做到编写内容的精益求精，并没有在1912年元月为了庆祝民国成立而出版，而是推迟了出版时间，直到当年的秋季才开始发行，其目的就是要保证这本书的质量。
可见，民国时期的教科书编写是责任重于利益。
教科书从编写到修订，每一个程序都要严把质量关，不可以为了获得政治与经济利益而粗制滥造。
2民国老课本有其自身的多种魅力，下面具体来看。
编者按：作为经典文学名篇，《桃花源记》历来被选入各种中小学语文教材，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亦有选入。
关于此文的语文教育接受史是颇具意味的。
华东师范大学张心科教授精心梳理了此文在清末民国的编选、解读、教学等珍贵史料，对今天我们研究和教学《桃花源记》极具价值。
原文21000余字，本刊根据文章所述不同的历史时期切分为上、中、下三篇，陆续刊出以飨读者。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清末民国期间入选过多套中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
因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其教学功能多重、难易程度难定，才出现一文多选的现象；因其兼有多种文体的特征，所以编者们对其赋予过多种文体名称；又因为文本本身有多处“未定”点、作者具有多重性格而教科书编者又有各自不同的选文目的，所以又对其主旨作过多种阐释。
摘要关键词《桃花源记》；一文多选；文体；主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写了一个关于“世外桃源”的有趣故事，文后还附有作者的一首《桃源诗》：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
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
相命肆农耕，出入行所憩。
桑竹垂余荫，黍稷随时艺。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
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
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
奇踪隠五百，一朝敞神界。
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
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此后，王维、王安石等都曾以《桃花源记》为题材作《桃源行》诗，袁宏道据此作《狂言读桃花源记》文；苏轼曾据《桃源诗》作《和桃源诗序》。
“世外桃源”成为中国文学中一个典型的意象，也成了文人心中的一片净土。
1908年，林纾将《桃花源记》选入我国第一本文选型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学国文读本》第7册中。
此后，《桃花源记》便和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0年，叶圣陶在一封信中称，我们都说《桃花源记》这样的文章属浅易的文章，但是“文章的浅深，本是极不容易测定的。
清末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特点探究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语文学科的独立。
从1904年到1949年，其间曾出版100多套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有大部分地区通用的国文国语教科书，还有针对不同地区的《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中部国语》《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南部国语》《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北部国语》；有分内容编排的识字方面的《最新官话识字教科书》、说话方面的《复兴说话教科书》、作文方面的《作文教科书》；有根据性别编排的《女子国文教科书》。
民国时期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完成了从模仿西洋到自编独创，更是完成了从文言向白话的转变。
教科书质量方面，单以1913年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而言，一经出版就大受欢迎，后来到1927年1月第一、三册分别是2686版和2306版，第六册在1912年3月就达61版。
时隔100多年，2005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印商务印书馆的《商务国语教科书》、世界书局的《国语读本》、开明书店的《开明国语课本》三本民国教科书，卖到告罄，受到时人追捧。
教科书的成功离不开背后的编辑，那么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团队到底有哪些特点？本文的探究不仅揭示民国教科书编者的特点，更对当今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队伍建设有一定启示作用。
一、编者人员：数量众多，精英辈出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者队伍庞大。
各大出版社集合了许多当时富有成就的大家进行教科书的编撰工作。
据统计，民国时期有许多中西贯通的学者加入了出版社编辑教科书，据对闫苹等编著的北师大图书馆馆藏78套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统计有［1］：吴研因、胡贞惠、魏冰心、吕伯攸、薛天汉、戴洪恒、沈百英、朱文叔、叶绍钧、丰子恺、齐铁恨、丁觳音、赵欲仁、蒋息岑、施颂椒、林兰、陈伯吹、沈秉廉、赵景深、李小峰、陈鹤琴、梁士杰、陈剑恒、苏兆骧、王云五、于卫廉、刘瑞斌、赵玉笙、朱翊新、徐亚倩、王耀真、吴鼎、庄适、刘大绅、戴杰、许国英、范祥善、朱麟、任镕、武进、吕思勉、沈圻、顾颉刚、黎锦熙、陆费逵、易作霖、缪天绶、陈和祥、胡怀琛、王祖廉、黎锦晖、黎明、汪渤、何振武、戴克敦、庄俞、沈颐、郑朝汐、郭成爽、汪涛、樊炳清、范源廉、杨喆、刘传厚、金匮、顾倬。
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研究近年来，对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逐渐兴起，这是对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历史的重要追溯。
民国时期的小学语文教材秉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本文将对这一时期小学语文教材的特点、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探讨，并分析其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启示。
一、特点1. 继承传统文化：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在内容上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注重对诗词歌赋、经典文学作品的学习。
作为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词是培养学生语言感知能力、艺术欣赏能力的重要方式。
通过学习古文诗歌，学生能够领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引入西方教育理念：民国时期在教育改革中引入了西方教育理念，小学语文教材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西方影响。
教材充分考虑了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认知发展规律，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3. 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因此在教学方法上体现了灵活多样。
通过课文朗读、背诵、演讲、写作等多种形式，培养了学生的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能力。
特别是通过讲解文言文、新课文等形式，增加学生对不同文体的理解。
二、内容1. 识字、词语学习：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以识字和词语学习为基础。
通过学习汉字的基本构造，学生能够逐步认识和掌握更多的词语，提高阅读和理解能力。
2. 古文诗词：小学语文教材注重学习古文诗词，培养学生的语感和文学素养。
学习古文诗词，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还能培养他们的审美情操和文化修养。
3. 经典故事和歌谣：通过经典故事和歌谣的学习，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爱国情怀。
这些故事和歌谣形象生动，同时又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对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三、教学方法1. 口头表达：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通过课堂演讲、朗诵等形式，培养学生自信心和表达能力。
同时，通过词语解释、句子翻译等形式，培养学生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浅谈当代怀旧视野中的“民国教材热”--以《开明国语课本》为例李倩倩【摘要】近年来民国语文教材陆续出版，随即引起一阵教材的民国复古风。
这股热潮背后所引发的反思是不容忽视的，民国老教材的热销，既是对当代教育的反思，对民国教育理念的“心动”，又是视觉时代“眼动”的必然结果。
【期刊名称】《文教资料》【年(卷),期】2014(000)027【总页数】3页(P36-38)【关键词】《开明国语课本》;怀旧;民国教育理念;图文关系【作者】李倩倩【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正文语种】中文《开明国语课本》是由叶圣陶先生亲自编写的一套语文教科书，全套教材从儿童视角和儿童心理出发，内容紧系儿童生活，取材生动活泼，以促进促进儿童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为目标。
并且初年级的教材内容有丰子恺先生手写并绘制插图，使教材图文并茂，充满童趣。
这套教材共八册，供初等小学使用，于1932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一上市便受到教育界的一致好评，在自由选择教材的民国社会，《开明国语课本》却可以独占鳌头，足见其影响之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迫于战事上海开明书店不再刊印小学教科书，而这一停就停了七十多年，由于战乱大部分教材都已遗失。
直至2005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开明国语课本》，这套教材才“重见天日”，并引发一股追捧民国教材的热潮。
2005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引起一阵阵追捧热潮，各大出版社纷纷找到商机出版了各类民国教材，例如《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商务国语教科书》等，全国上下一时陷入民国复古风之中。
然而在这些老教材最初面世之时并未引起轩然大波，只有少数教育界人士比较关注。
在《开明国语课本》出版后，各大媒体一度传出重印卖断的销售神话，虽然只是现代大众传媒臆造的假象，但这背后的原因也令人深思。
直到2010年，老课本突然真正热销起来，除去专业人士的相互讨论推荐外，普通读者也将其作为日常读物，纷纷参与到民国教科书的热潮中。
我围古代教育中，并无独立的语文课程，专门的语文教材是在１９０４年１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国文独立设科后才出现。
至于以单元组织课文，则始于民国初年。
１．１民国初年教材单元结构民国初年，谢无量以“编”为单位编《新制国文教本评注》。
如该套教材第一册共分五编：第一编论著之属（１８篇），第二编序录之属（１４篇），第三编书牍之属（１３篇），第四编传志之属（２５篇），第五编杂记之属（３０篇）。
每一编实际上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单元。
这种单元其实只是多篇课文的简单组合，课文是单元的绝对主体元件。
单元与单元以体裁为线索编排。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传统文选型单元结构的最初样式。
１．２２０世纪３０一４０年代教材单元结构这一时期，国统区无论小语、中语教材基本上都用单元形式。
文选型单元结构样式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变化。
１、单元内部出现了选文和知识短文混合编排形式。
其原创者为傅东华。
在他编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六册）里编配了介绍语言、文章作法、工具书用法等知识短文。
２、单元之间开始按教学文体编排。
至四十年代，初中、高中语文教材已形成了所谓“三阶段”“两循环”模式。
所谓“三阶段”是：“第一年偏重记叙文抒情文，第二年偏重说明文抒情文，第三年偏重议论文应用文。
””１高中又来一个循环，就是“两循环”。
３、有的单元之间尝试以“文章作法”为线索编排。
最初作出此番尝试的为孙假工。
他编的《国文教科书》初中第一册依次共设如下８个单元：“白描风景的技能底授予：描写天象季节的方法底授予；授予以人物底形态个性底描写法；授予以人物底内在生活底描写；授予以记载社会风俗底方法；授予以记事文中怎样应用感情怎样运用想象的方法；授予以记事文中掺入议论的方法；授予以书写杂记日记的具体的方法。
每个单元围绕本单元文章作法的要求提供相应的范文，布置相关的作文题目，供师生教学训练选用。
”¨１显然，孙假工非常重视具体的写作技能技巧的授予。
他的《国文教科书》的单元可以说属于写作技能训练单元。
清末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特点探究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语文学科的独立。
从1904年到1949年，其间曾出版100多套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有大部分地区通用的国文国语教科书，还有针对不同地区的《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中部国语》《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南部国语》《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北部国语》;有分内容编排的识字方面的《最新官话识字教科书》、说话方面的《复兴说话教科书》、作文方面的《作文教科书》;有根据性别编排的《女子国文教科书》。
民国时期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完成了从模仿西洋到自编独创，更是完成了从文言向白话的转变。
教科书质量方面，单以1913年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而言，一经出版就大受欢迎，后来到1927年1月第一、三册分别是2686版和2306版，第六册在1912年3月就达61版。
时隔100多年，2005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印商务印书馆的《商务国语教科书》、世界书局的《国语读本》、开明书店的《开明国语课本》三本民国教科书，卖到告罄，受到时人追捧。
教科书的成功离不开背后的编辑，那么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团队到底有哪些特点？本文的探究不仅揭示民国教科书编者的特点，更对当今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队伍建设有一定启示作用。
一、编者人员：数量众多，精英辈出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者队伍庞大。
各大出版社集合了许多当时富有成就的大家进行教科书的编撰工作。
据统计，民国时期有许多中西贯通的学者加入了出版社编辑教科书，据对闫苹等编著的北师大图书馆馆藏78套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统计有：吴研因、胡贞惠、魏冰心、吕伯攸、薛天汉、戴洪恒、沈百英、朱文叔、叶绍钧、丰子恺、齐铁恨、丁觳音、赵欲仁、蒋息岑、施颂椒、林兰、陈伯吹、沈秉廉、赵景深、李小峰、陈鹤琴、梁士杰、陈剑恒、苏兆骧、王云五、于卫廉、刘瑞斌、赵玉笙、朱翊新、徐亚倩、王耀真、吴鼎、庄适、刘大绅、戴杰、许国英、范祥善、朱麟、任镕、武进、吕思勉、沈圻、顾颉刚、黎锦熙、陆费逵、易作霖、缪天绶、陈和祥、胡怀琛、王祖廉、黎锦晖、黎明、汪渤、何振武、戴克敦、庄俞、沈颐、郑朝汐、郭成爽、汪涛、樊炳清、范源廉、杨拮、刘传厚、金匮、顾倬。
而北师大馆藏目录曾收藏小学语文教科书100多套，这里才不足80套，还不包括蔡元培、张元济等总方案制定者，也不包括校定者等。
据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庄俞回忆：“计自光绪二十七年至民国十年止，我馆为了创编教科书，经张菊生先生领导之下，编译人自数人增加至百数十人，在馆外帮忙的还不计其数，筚路蓝缕，煞费苦心，得成一种辅助教育的新事业。
”这些人中蔡元培是晚清翰林，担任过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
张元济是清朝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后创办学堂，参加维新，曾任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
陆费逵是中华书局的掌门人，亲自编写或校定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
蒋维乔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草拟大、中、小学学制，后任江苏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校长、光华大学教授等职。
范源廉民初曾任教育部次长，后任教育部总长，编辑校订过大量中华书局的教科书。
王云五为胡适老师，民国时期曾任临时大总统秘书，后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吴研因是1923年新学制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的制定者，陈伯吹是著名童话家，丰子恺是著名画家、书法家。
黎锦熙是当时著名的国语运动领军人物。
由此可见，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队伍可谓精英荟萃。
二、编者态度：治學严谨，精益求精1904年商务印书馆《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经出版便势不可当，发行后几日内便被抢购一空，“未及数月，行销10余万册”，质量上更堪称现代教科书之典范。
“教科书之形式内容，渐臻完备者，当推商务印书馆之《最新教科书》。
此非作者身与其役，竟敢以此自夸，乃客观之事实可以证明：一、此书既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
二、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
故在彼一时期，能完成教科书之使命者，舍《最新》之外，固罔有能当之无愧者也。
”1912年，樊炳清、庄俞主编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熟知当时教材出版的陆费逵在1925年认为“文体教科书至今犹以《共和》及《新式》为巨擘”。
商务印书馆也由此逐渐发展成业界翘楚。
商务印书馆的成功，离不开背后团队的精心付出。
商务印书馆国文部主任庄俞与张元济、高凤谦、蒋维乔诸君围坐一桌，每编成一课，相互讨论，必至无可挑剔，始为之定稿。
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往往因为一个字，争论得面红耳赤。
每一个点都要讨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异议为止。
不止文字，民国小学教科书中的插图同样如此。
据蒋维乔在回忆编辑《最新国文教科书》时所说，关于插图与文字的融合，编者们也煞费苦心，“各课皆附精美之图画，图画布置须生动而不呆板，处处与文字融和。
凡图画与文字，皆同在全幅之内，不牵涉后页。
既有以上之限制，于是操笔作文，正如作茧自缚，非常困难;且每成—课，必经各人批判，至无异议始止”。
商务印书馆编辑作风严谨，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等都曾任职于商务印书馆，深得商务严谨之风。
开明书店叶圣陶编写《开明国语课本》时精益求精：“在儿童文学方面，我还做过—件比较大的工作。
在1932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
这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
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度。
但是这还不够。
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
当时我编写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
”叶圣陶—篇一篇地创作、丰子恺一笔一笔地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编写使得《开明国语课本》时隔—百多年仍受热捧。
三、编者学养：学贯中西，多才多艺清末民国时期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教科书编者一方面旧学底子深厚，另一方面又纷纷出洋留学接受欧风美雨熏陶。
以商务印书馆为例，“自光绪二十九年正月起，至民国十九年十一月止，当此二十八年中，商务聘用东西留学归国者七十五人，内法国毕业者二人，美国毕业者十八人，日本毕业者四十九人，国名不详者三人”。
这些人中不乏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
蔡元培，晚清翰林，曾赴德国留学，民国成立后任教育部总长，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等职。
蔡元培关心教育，认为教育的普及在于教科书的编写。
他在《发起国语研究会请立案呈》中指出：“窃谓吾国今日欲图教育之普及，必自改良教科书始。
欲改良教科书，必自改革今日教科书之文体，而专用寻常语言人文始。
”基于此，1918年，他与沈尹默、钱玄同等一起讨论、编辑、校订了孔德学校一年用的《国语读本》油印本，全部改用白话文，增加许多故事、儿歌等。
陶行知，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系，毕业后赴美留学。
他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
他师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编写“教学做合一”的教科书。
陈鹤琴，早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留学美国五年，1919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
五四运动期间回国后，陈鹤琴提出了“活教育”理论，重视科学实验，主张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要适合国情，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
编写幼稚园、小学课本及儿童课外读物数十种。
庄适，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部毕业生，早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我国第—套小学国文课本《最新国文教科书》的主要编辑者。
后又编辑《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新体国语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法国语文教科书》《实用国文教科书》等。
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大都有留学背景，并且旧学底子扎实、多才多艺。
张元济1892年中进士，^翰林院为庶吉士。
陆费逵的曾祖陆费墀为清朝翰林院编修，历任《四库全书》总校官、副总裁等，家学深厚。
陆费逵早年入南昌英语学塾附设日文专修科就读，接受新思想。
作为中华书局的掌门人，曾参与编写很多国文国语教科书，如《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小学初级用）》。
庄俞是《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编者之一，其父庄苕夫，为瞿秋白祖母的堂弟，曾列名康有为等的“公车上书”。
黎锦晖，从小就学习民族乐器，广泛接触民间音乐，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
1912年长沙高等师范毕业后，在北京和长沙任职员、编辑、音乐教员等。
他重视民族音乐的教育，曾尝试着用传统曲调配上文言歌词，以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与爱好。
他创作了大量儿童歌剧、歌舞及歌曲。
这些作品不仅在大陆风靡一时，而且波及香港及南洋各地。
编有《新中华国语读本》《小学国语读本》。
吕思勉，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
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编有《新式国文教科书》。
赵景深，他的多才多艺表现在诗歌、小说、翻译、曲艺等各个领域。
第一本诗集《荷花》、第一本小说集《栀子花球》都出版于1928年，那时他才26岁。
他译契诃夫、格林与安徒生童话都为时很早。
他花了相当功夫为国人按年介绍世界文学。
戏曲曲艺方面，他在1937年就出版了《大鼓研究》与《弹词选》，后来写了《弹词考证》与十多本戏曲论著。
编有《高小国语读本》。
四、编者经历：经历丰富，小学实践清末民国动乱频繁、时局不稳，编者们经历了各种工作，但绝大多数编辑经历过小学教员、小学校长等相关工作，熟悉小学，了解小学生，为编写有针对性的高质量教科书打下了基础。
黎锦晖此前做过中小学教员，做过短期的众议院秘书厅秘书，也曾在不同的机构编过一些书刊，如任《大中华民国日报》《平民周报》编辑和主笔。
从1918年开始的十年时间里，他展开了比较集中的編辑活动。
吴研因毕业于上海龙门师范学校，早年曾任江阴县立单级小学和上海尚公学校校长，上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兼附属小学主任，尚公学校校长。
他主张推行小学白话文教材，并在编写的语文教科书中逐步探索和完善白话文教材编写，为后来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确立了白话文与文言文比例、类型的范例。
编有《新法教科书》（1920年）、《新学制教科书》（1923年）、《小学国语新读本》《基本教育》。
朱文叔1917年毕业于杭州省立第一师范。
毕业后，先后在杭县马王巷小学、杭州省立女子师范和附属小学当教员。
1921年朱文叔到上海人中华书局，开始了编辑生涯，编纂了大量的教科书，尤以语文教科书为最。
魏冰心有十年小学教师经历，这为他日后的儿童教育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实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