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舆论监督的制度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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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舆论引导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当前我国的舆论引导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治理方面,对于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媒体的日益发达,舆论引导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本文将就当前我国舆论引导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1. 舆论导向不够客观公正当前社会,一些媒体和新闻机构在报道事件时存在选择性报道、片面性报道和误导性报道的问题,导致了舆论的偏向性和不客观性。
部分媒体效仿西方模式,进行政治倾向性报道,造成了舆论导向的失衡,难以给公众提供客观、真实的信息。
2. 舆论引导过度干预在一些重大事件或敏感事件发生时,相关部门和媒体可能会过度介入,进行指导性的报道和引导舆论,甚至可能存在针对某一利益方向的舆论引导,导致了舆论倾向性过重,失去了公正客观性。
3. 舆论引导缺乏多元性当前我国的舆论引导过于集中化,主流声音较为单一,缺乏多元的舆论空间。
一些意见和声音难以在主流媒体上得到表达和传播,导致公众只能接触到局限的信息和观点,限制了舆论的多元化。
二、对策1. 加强媒体自律,提高舆论的客观性媒体是舆论引导的主要渠道,加强媒体自律,进行客观、真实的报道,是提高舆论引导质量的重要手段。
政府应当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对媒体进行引导和监督,确保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2. 提倡多元舆论,保障公众知情权政府和媒体都应当提倡和支持多元的舆论空间,让不同意见和声音有机会表达和传播。
政府应当鼓励新闻媒体多样化发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避免舆论引导的单一化。
3. 增强舆论引导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政府部门在进行舆论引导时,应当充分尊重事实和客观情况,做到话语科学、合理,避免过度操纵和干预,保证舆论引导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4. 提高公众的舆论素质,增强舆论自觉性公众在接受舆论引导时应当保持辨别能力,客观理性看待信息和新闻报道,提高舆论素质,增强舆论自觉性。
在互联网时代,公众对信息的获取渠道更多样化,需要适应和提高自身的判断能力。
MEDIA MANAGEMENT 媒介经营与管理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舆论监督主要被理解为媒体的批评功能,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基于网络的新媒体平台进一步促进了信息公开,也为大众提供了更加快捷有效的舆论监督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
1 网络舆论监督及其特点学界对于舆论监督主要有广义与侠义两种定义。
广义的舆论监督泛指公共舆论对社会上所有不良现象的监督。
狭义的舆论监督指公众通过舆论对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公众人物自由表达的看法,也指公众通过大众传媒对权力机构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的看法和意见。
网络舆论监督则是指公众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舆论监督,监督的主体是公众,客体是权力机构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1]。
互联网使得公众意见得以公开表达,拓宽了公众舆论监督手段,与传统的利用报纸、广播进行舆论监督相比,网络舆论监督主要有以下特点。
1)监督主体广泛。
传统的舆论监督一般是通过记者调查、采访、报道及民众来信等方式反映民意,公众所表达的建议和批评还要经过媒体编辑,且受到监督手段单一、反馈不及时等制约因素,公众的监督权无法得到充分行使。
在没有通畅的舆论监督渠道和平台时期,只能由媒体进行舆论监督。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网民呈指数增长,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手机网民达8.97亿。
诸如微博、微信等越来越多的新媒体发展迅猛,逐渐成为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的重要平台。
网络信息的开放流动和实时共享使得网民可以随时关注热点事件,自由表达观点并与他人互动交流。
在网络舆论监督中,普通公众真正成为舆论监督的主体。
2)监督渠道多元。
网络技术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最大的改变是信息的数字化,一切信息都可以展现在互联网平台,舆论监督也从传统媒体渠道转战网络。
解析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现存问题与⽅法 ⼀、媒体舆论监督的含义与⽅向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拥有运⽤舆论的独特⼒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切涉及公共礼仪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活公共准则的⽅向运作的⼀种社会⾏为的权利。
舆论监督的产⽣与社会制度紧密相连。
在我国,舆论监督是⼈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监督评议的重要途径,做好舆论监督是⼈民群众的愿望,是党和政府改进⼯作的⼿段,也是新闻⼯作的重要职责。
国务院温家宝在2012年《政府⼯作报告》中指出,“要创造条件让⼈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让权⼒在阳光下运⾏。
”胡锦涛2009年在世界媒体峰会致辞中曾强调:“要⿎励和⽀持媒体在弘扬社会正⽓、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发挥重要作⽤。
”两位国家领导⼈对新闻舆论监督职能的⿎励与期许,为我们未来更好地开展新闻监督指明了⽅向。
⼆、媒体舆论监督优势与现状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进步,新闻舆论监督也取得了不菲业绩。
从最初的⼩⼼谨慎到今天的锋芒毕露;从最初的屈指可数到今⽇的遍地开花,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从监督特点看,舆论监督具有⼏⼤优势。
⼀是具有很⾼的受众关注度和影响⼒;⼆是具有很强的舆论导向能⼒;三是具有多样表现形式;四是涉及⾯⼴,关系到受众的点滴⽣活。
从监督现状看,改⾰开放以来,我国媒体舆论监督⼯作配合党内监督、组织监督、制度监督和民主监督,在形成监督合⼒和实效⽅⾯取得了长⾜的进步。
媒体舆论监督在⼤⼒弘扬正⽓,积极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等⽅⾯取得了可喜成绩,对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到了积极作⽤。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在运⾏中还有许多不完善、不健全、不规范的地⽅,从⽽发⽣了监督乏⼒、监督不畅和监督不能的情况,甚⾄存在着损害公民、单位的合法权益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
《公民舆论监督权立法保障研究》篇一一、引言在当今社会,公民舆论监督权作为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和实施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公民舆论监督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因此,对公民舆论监督权的立法保障进行研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主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探讨公民舆论监督权的立法保障问题,分析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二、公民舆论监督权的概述公民舆论监督权是指公民依法对国家机关、公共事务以及社会现象进行观察、评价、建议和批评的权利。
这一权利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社会公正、促进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保障。
三、公民舆论监督权的立法保障现状目前,我国在公民舆论监督权的立法保障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各级法律法规中均有关于公民言论自由、监督权等方面的规定。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如:法律法规的执行力不够、司法机关对公民舆论监督权的保护不够等。
四、公民舆论监督权面临的问题及挑战(一)法律法规的执行力不足尽管我国在法律法规中明确了公民舆论监督权的地位和作用,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各种原因,如司法机关的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等,导致法律法规的执行力不足,使得公民舆论监督权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二)网络环境下的挑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网络成为公民舆论监督的重要平台。
然而,网络环境复杂多变,存在着信息虚假、网络暴力等问题,给公民舆论监督权的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
(三)对公共事务和政府行为的监督不足尽管公民有权对公共事务和政府行为进行监督,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种种原因,如信息不对称、监督渠道不畅等,导致对公共事务和政府行为的监督不足,使得一些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曝光和纠正。
五、完善公民舆论监督权立法保障的措施(一)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加强司法机关的执法力度,提高执法公正性,确保法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
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与局限性是什么在当今社会,新闻舆论监督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上。
权力如果失去监督,就容易滋生腐败和滥用。
新闻媒体通过揭露政府部门、公职人员的不当行为,将其置于公众的审视之下,促使他们依法依规行使权力,保障公众的利益。
例如,一些媒体对贪污腐败案件的曝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推动了相关部门的调查和处理,对潜在的违法违纪行为起到了警示作用。
其次,新闻舆论监督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它能够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发声,推动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比如,对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报道,促使相关企业和部门重视,保障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揭露,引发了社会对教育公平的讨论,推动了教育政策的调整和改进。
再者,新闻舆论监督能够促进信息的公开透明。
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共事务中,媒体及时、准确的报道可以让公众了解事情的真相,避免谣言的传播和恐慌的产生。
例如,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体的报道让公众了解救援进展、防控措施等重要信息,增强了公众应对危机的信心和能力。
此外,新闻舆论监督还对社会道德和风尚的引导起到积极作用。
通过赞扬好人好事、批判不良行为,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媒体对见义勇为、志愿服务等正能量事件的宣传,激发了更多人的善念和善行;对不文明现象、道德缺失行为的批评,促使人们反思和改正。
然而,新闻舆论监督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新闻报道可能存在片面性和主观性。
由于新闻工作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或者受到个人观点、立场的影响,有时可能无法全面、客观地呈现事实。
一些报道可能只关注事件的某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重要因素,导致公众对事件的理解产生偏差。
其次,新闻舆论监督可能受到利益集团的干扰和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利益集团可能会通过各种手段,包括经济压力、政治威胁等,试图影响媒体的报道方向,阻碍对其不利信息的传播。
当前新闻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摘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新闻舆论监督在保障公民权利、推动民主政治和维护社会团结稳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
本文首先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概念及其重要性进行论述,继而对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尝试着对如何改进新闻舆论监督工作提出自己的一点意见措施。
关键词新闻舆论监督;法制建设;素质水平1 新闻舆论监督及其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各项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与此同时,社会生活中诸如贪污腐败、权力滥用等现象也开始不断呈现,传统的监督方法已经难以满足新时期的需要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对新闻舆论监督工作的认识不断深化,借新闻舆论来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良现象加以监督的意识也在强化。
新闻舆论监督也已经成为人们伸张公平正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一,新闻舆论监督是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手段。
新闻舆论监督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立场鲜明地对各种社会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达到抑恶扬善,弘扬正气的效果,并且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导向作用。
这不仅能增强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和时候责任感,也有助于政府倾听民声、顺从民意和维护民权,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第二,新闻舆论监督是推进政治民主的重要动力。
新闻媒体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宣传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方面, 更多的是表现在引导社会政治方向、革新人民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上;第三,新闻舆论监督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关键因素。
当前,我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新旧体制的转换必然伴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社会矛盾和问题频繁出现。
有效并具有正确导向的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稳定民心,化解民怨,理顺群众的情绪,使各种问题得到即使有效的解决。
2 新闻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当前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工作还存在这许多不足之处,和人们的期望之间有着较大的落差。
论行政监督中的舆论监督【内容摘要】行政监督在首要价值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不受监督的权力尽然走向腐败。
有监督才有法治,没有监督,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将推动保障。
行政监督是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政府职能得以顺利实现的重要手段,也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
舆论监督是监督制度的一种,体现了公民对党和政府的各项事务、政策和决策的了解。
而这种体现往往会出现在与时俱进的网络时代的舆论监督中。
【关键词】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一、目前我国的行政监督的定义:(一)广义的行政监督,指政党、立法机、司法机关、社会组织、社会舆论和公民以及行政系统内部的专门监督机关,依法对政府和行政人员的履行职责行为的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的监察和督促。
(二)是狭义的行政监督,指行政系统上下级组织间或监察机关,依法对行政系统自身履行职责行为的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的监察和督促。
(三)是等同于行政监督检查,指国家行政机关对管理对象(行政管理相对人)遵守法律、法规,执行行政机关决定、命令情况所实施的督促和检查活动。
而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及公务员的职务行为进行的监督则被称作行政法制监督。
(四)是认为行政监督=监督行政,社会监督。
即指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依法定职权对行政机关是否合法、合理地行使行政职权所实施的督察、纠偏等活动。
行政监督系统主要包括内部监督(自律系统)和外部监督(他律系统)。
内部监督是指国家行政机关运用行政监督权力对其自身的行政活动进行监督和监察的行为。
外部监督则主要包括法制监督、社会监督、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
如网络、新闻、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对行政机关进行的社会监督。
二、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一)舆论监督的定义描述舆论监督,西方称之为“第四种权力”。
舆论监督是指公民或社会组织通过公共论坛批评包括权力腐败在内的不良现象;作为一种功能,它是言论自由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之一。
广义的舆论监督指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的监督。
舆情防控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一、舆情防控存在的主要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和网络的迅猛发展,舆情防控成为了各行各业关注的焦点。
然而,仍然存在着一些主要问题妨碍了有效的舆情防控。
1.信息来源乱象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来源变得五花八门,种类繁多。
信息可信度参差不齐,容易掺杂谣言、虚假消息等不实内容。
这给舆情防控带来了巨大挑战。
缺乏规范和可靠的信息来源导致监测和处理舆情时无法准确把握真实情况。
2.应对机制不完善当前的舆情防控机制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尚显不足。
许多组织或政府部门缺乏及时、有效地回应方式。
信息发布速度跟不上社交媒体传播的速度,延误了解与回应相关事件的能力。
3.重视程度参差不齐不同地区、行业对于舆情防控重视程度参差不齐。
有些地方还停留在被动接受舆论的状态,忽视了在舆情防控中主动引导、回应的重要性。
长期下来,这种不统一的态度可能会导致舆情失控或反应迟缓的问题。
4.专业人才短缺舆情防控需要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队伍来监测、分析和处理各类信息。
然而,目前专业人才依然是稀缺的资源。
许多组织对于舆情防控的重视程度不够,招聘和培养相关人才方面存在问题。
二、改进舆情防控的建议针对上述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改进舆情防控工作,提高相关部门及组织的承载能力。
1.加强信息来源监管建立健全信息来源准入机制,规范网络媒体运营行为,并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加强对互联网数据采集过程中隐私保护以及虚假信息识别技术的研发,提高监测与预警系统准确性和敏感性。
2.优化应对机制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提前设置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设立专门团队进行信息搜集与分析,及时发布权威的事件说明,以引导舆论方向。
加强与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合作,提高信息发布渠道的速度和覆盖范围。
3.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公众对舆情防控工作的认知与理解。
倡导正确使用互联网并培养公众辨别信息真伪能力,降低虚假信息对舆情防控的影响。
加强对新闻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制宣传。
舆情管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随着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舆情的形成和扩散速度越来越快,舆情管理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目前,舆情管控尚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舆情管控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传统的舆情管理方式依赖于政府或企业的管制力量对信息流进行控制和编辑。
但在互联网时代,人们随时随地可以分享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
信息不对称使得舆情监测、分析和管理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人们传播信息的渠道繁多、形式多样,同时信息内容也层层深化。
二、专业性不强舆情管控需要专业的技术、情报和执行力量,但目前的舆情管理人员往往缺乏专业素养,无法准确识别、分析舆情、判断舆情形势,无法制定灵活、应对性强的应对措施,因此很多舆情解决方案效果并不理想。
三、治理力度不足尽管舆情治理已经成为很多政府机构和企业的重要任务,但是有很多舆情治理的措施并不够完善、有效,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这主要与国内的监管力度不足、执行力度不够、舆情责任追究不到位等因素有关。
四、缺乏正面引导当前的舆情管控方式往往是强调舆情负面的监控和处理。
这种做法虽然对舆情危机的平息有一定的作用,但也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和后果,对舆情问题的管理和解决只有一定的作用。
缺乏正面引导,居民的不信任、恐惧等情绪,也会由此进一步压缩负面影响。
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以下措施:一、强化技术支持在舆情管理上应强化技术支持,提高监测、分析和预警的精确度和准确性。
同时,也需要在数据处理方面加强,建立良好的数据分析和处理系统,以更好的掌握社会舆论的情况。
二、注重专业培训当前舆情管理人员的素质和能力还不足,应加强人才培养,建立舆情管理学科,规范人才培训系统,加强舆情管理专业素养的培养和引导,为舆情管理提供国家规范和标准。
三、强化舆情研究舆情研究对于舆情管理来说至关重要。
可以在高校设立相关的舆情研究中心,加强舆情相关的研究与交流,增强舆情管理和决策的科学性,为舆情管控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收稿日期:2006-01-05作者简介:陈力丹(1951-),男,江苏通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际新闻界》主编;闫伊默(1979-),河南驻马店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2006年8月,台风“桑美”袭击闽浙。
新华社浙江分社社长带队赶赴灾区温州苍南采访,在采访行将结束之际,获悉与苍南相邻的福建省福鼎市沙埕镇灾难严重。
在向新华社总社汇报之后,他们转赴福鼎市沙埕镇,并在第一时间发出了相关报道和内参。
8月18日,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措辞严厉:“某些媒体,包括外省的新闻记者到受灾地区,道听途说,做了许多不实报道,网上也大肆炒作……”。
随后,福建主要媒体和网站发表了《“桑美”风灾:拷问媒体良心》、《灾害面前,媒体该如何聚焦》、《关于桑美台风之后的台风》、《用事实说话:我们在桑美灾区的见闻》、《新闻媒体别为权威所累》、《天灾已远走,莫为人祸所击到倒!》、《舆论监督也要接受监督》等一系列报道和评论,对新华社的报道进行质疑和批评。
新华社随即发表《为了新闻工作者的良知———“桑美”台风报道一线采访手记》的长篇采访纪实报道,予以回应,反驳福建方面对新华社关于福建台风灾情及救援报道的质疑。
这就是网上风传一时的“新华社舌战福建媒体”事件。
此类事件早已屡见不鲜,但这次因主角之一新华社的特殊身份而颇为引人注目。
从舆论监督的角度看,“新华社舌战福建媒体”事件再次凸显了我国舆论监督的制度困境。
一、我国舆论监督制度特征所谓舆论监督,其广义是指公众通过舆论这种集合性意见形态,对各种权力组织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著名记者)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
本质上讲,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广大公众。
但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化和庞大化,作为分散存在的公众对监督的前提———信息获取存在较大难度,因而现代社会的舆论监督在很多情况下借助大众传媒,通过传媒形成关于某个问题的舆论,而大众传播媒介以其突出的传播优势正可承当此重任。
所以,现实操作中大众传媒通常被视为舆论监督的主体。
论我国舆论监督的制度困境陈力丹,闫伊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872)摘要:2006年“新华社舌战福建媒体”事件再次凸现我国舆论监督的制度困境,这是目前我国舆论监督难点之所在。
要充分发挥我国舆论监督的功能,取决于相关制度困境的突破。
为此,就要考察现有的制度框架,外部推动力有多大,以及现有制度对改革要求的承受力。
关键词:舆论监督;制度困境;新闻伦理中图分类号:G219.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359(2007)02-0130-05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2期双月刊2007年3月出版广义上讲,舆论监督并非就是批评某些不好的现象,也包括公众对于认可现象的肯定性意见。
当然,舆论对某些现象、事物的肯定性意见,总是会受到欢迎的,因而人们有时意识不到这也是一种舆论对舆论客体的监督形式。
而批评的意见,由于引发被监督对象的反击而显得突出了,于是成为问题。
所以,舆论监督在本文中主要指传媒对舆论客体提出的批评性意见这种情形,特别是对于当权机构或利益团体对公众利益的侵犯的批评,这是当下我国舆论监督的难点之所在。
就我国的舆论监督而言,一些较小的、涉及利益范围不大的事件,传媒拥有较大的自主批评的权利,但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它的批评和报道,都需要党政机构对传媒的授权,传媒不能自主作为。
囿于媒介运作的传统规制,在舆论监督的实践中,对较为重大问题的批评展开,首先要得到党政机构的批准,而且批评呈现出明显的等级特征,级别相对高的批评对象,需要请示汇报得越多,所以外界对传媒留下“对下不对上”的印象。
同时,传媒的批评往往是一种事后监督,掌握公权力的在职官员,其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往往是在东窗事发后,经党政授权,传媒才众口一词地大加挞伐。
对于专以收集、传播信息为职、向以信息灵通自许的大众传媒而言,这显得很荒谬。
就此种情形,恩格斯说:如果报刊只能报道已经公开的事情,那“就是说,只有当揭露已经失去意义的时候,才能进行揭露。
”马克思也说:“只允许根据官方文件或者已经做出的法庭赖进行揭露。
如果是这样,那何必要报刊放马后炮,在已经宣判之后来揭露呢?”[1]280,275这里谈到不是传媒先于法庭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定性判断,这是违反职业规范的,而是说传媒的职能之一便是揭露各种隐蔽的事实。
我国各级党政机构以对传媒垂直领导或传媒挂靠的形式实行领导,党政权力的条块分割,不同级别和部门的领导机构,不能管到不是它们领导和挂靠的传媒。
于是,媒介在发挥其舆论监督能量的时候,便发明了所谓“异地监督”。
多年来《南方周末》的舆论监督实践对此做了一种特殊的诠释。
但是,这种情形也容易发生情况不明、引发新的矛盾冲突的可能,因而,异地监督被禁止也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这又可能助长各级党政领导机构通过全面控制自己门下的传媒而掩盖本地区或部门的劣迹。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较为普遍的舆论监督,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途径:1.在较小的问题上,有限度地舆论监督主要为各级或各部门主流传媒的“子媒体”承当。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省级党委机关报出于对社会思想环境变化的应对,催生了一大批市民报纸。
都市报作为党委机关报的“子报”,除了在经济上对“母报”进行反哺之外,其市民性也为党报调控舆论提供了空间和渠道。
这样,都市报挟“母报”所赋予的权威,以其相对独立的形式,为开展舆论监督提供了便利。
作为一种管理策略,其监督行为也有限度地为党政机构所默许。
2.舆论监督偏重于指向经济利益团体。
在利益的考量上,传媒越来越倾向于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企业等经济利益团体。
通过监督经济问题,进而批评相关的政治当权者。
这方面成功例子有不少,倒是不成功的例子较为出名,这就是2006年《第一财经》关于富士康的报道。
这个事件中传媒在操作规则方面的不大失误,被老练的富士康公司通过合法的途径转移了舆论的视线,最终传媒方面的监督以失败告终。
不过,这方面的监督,传媒出现职能越位的情况较多,以行政或执法者的面目对社会的干预也较多,从而模糊了自身的角色认知,忽略了对更有价值的事实的应有关注。
这些,都是需要引以为诫的。
3.舆论监督司法。
司法在我国至少形式上是独立的,因而报道司法似乎没有过于严格的领地限制,这里包括对立法的呼吁和言论、关于法律修订的报道和评论,以及对司法工作各方面报道和评论,例如最近传媒关于是否应对杀人犯邱兴华进行精神病的检查的报道和评论,即是对司法的一种监督形式。
关于庭审的报道,只要客观地报道了庭审的基本情况,公众自然就会通过报道对司法工作进行监督。
不过,这方面,传媒的工作规范执行得较差,出现传媒越位的情况较多。
现在发生的“新华社舌战福建媒体”事件,给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即全国性的传媒对地方或部门的问题进行舆论监督。
鉴于全国性传媒的特殊地位、内部的请示汇报规则和较为开阔的全局眼光,这种监督可能产生的弊端要比地方性传媒的异地监督会少些。
福建方面指责新华社浙江分社违反了不许异地监督的上级指示时,浙江分社的回答很有意思:新华社是全国性传媒,而且他们采访临近福建论我国舆论监督的制度困境的台风损失时经过请示总社的。
同样的道理,省级传媒对于省以下地区和部门的问题进行监督,效果会比地区级传媒的异地监督要稳妥些。
鉴于这种现状,我国舆论监督的制度特征彰显着当下舆论监督的困境,监督的空间、层级和形式,都存在着许多缺少法律依据的限制。
二、我国舆论监督制度困境英语system和institution都有“制度”之义,但前者侧重于宏观或抽象意义的制度体系;后者则指相对微观和具体的制度。
对“制度”的理解因不同的学科也显示出复杂的差异。
正如卡尔・曼海姆(K.Mannheim)所言:“我们先从这样一个事实开始,即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样的词或同样的概念,当处境不同的人使用它时,就指很不相同的东西。
”[2]278本文对“制度”的理解较为宽泛,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有形和无形制度等,意指一切约束、限制传媒的规范。
就舆论监督的制度困境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党政规制我国现行的媒体规制是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党报体制的自然延续,由领袖人物的讲话、党的文件和党的部门政策文件、党内行为准则、传媒管理机构的行政规章等党政规制,调整着媒体的日常传播活动。
就舆论监督而言,既有的文献,还有各种表述、号召,相当丰富,但多数是大而化之的原则性意见,解释上具有较大的弹性,实际操作中遇到各种矛盾,传媒很难以此为据进行自我保护。
而当前舆论监督的困境所在,正与对上述党政规制的拘泥和固守有较大关系。
从政体设计上看,我国的传媒是党、政府、人民的喉舌。
但从舆论监督的本义来讲,党和政府的喉舌和人民喉舌存在着法律定位的矛盾。
政治上二者关系早已解决,即党、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
但是在法律上“官”和“民”并不“一体”,而是两种主体,两者会有利益冲突,所以产生了《行政诉讼法》[3]。
我国新闻媒介的法律地位是置于“官”的一边还是“民”的一边?至今难以描述。
对于当权者而言,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4]154恩格斯1849年在为《新莱茵报》辩护时指出,报刊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马克思也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
[1]280,275他们强调媒体的监督功能,恐怕就是出于对权力天然扩张的考虑。
他们谈到的报刊监督功能,实际上就是孟德斯鸠所说的权力“界限”,的一种,这是一种力对权力的社会性制约力量。
而我国传媒的定位,使得它又处于多重的权力制约中,这是当前舆论监督的制度困境。
我国的媒体还呈现出条块分割的特征,存在着行政等级的差别。
早在1953年,中宣部就确定了同级媒体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原则。
与行政监督或法律监督不同,舆论监督只是一种“权利对权力”而非“权力对权力”的制约。
但这种“权利”在同级媒体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制下,必须在得到授权才能进行批评,因而传媒能够批评的范围只能限于最下层的权力机构和细小问题,权利是很有限的。
基于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年代的情况,一元化领导体制和单一的传媒架构,在当时是适宜的和有效的。
现在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在框架稳定的前提下,既有的党政规制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
1956年,我国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曾主张新华社要当老百姓,不做国家通讯社。
[5]367其实这已经触及了党的新闻规制,并非党不再领导传媒,而是领导的形式从直接变为间接,这使得领导机构的负担减轻(例如国务院要为新华社的任何报道差错负责),传媒也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并为自己报道和言论承担一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