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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一、前言经济的本质就是资源的配置问题，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其应用广泛。
本次报告将从五个角度分析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并通过五个案例对其应用进行解读，旨在帮助读者深刻理解和应用这个概念。
二、从外部因素看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1. 列强竞争：列强之间的竞争是导致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因素之一，列强之间不仅在商品和资本市场上进行竞争，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在科技、人才及制度等领域的竞争，从而形成了不同国家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
2. 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也是导致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因素之一。
国际分工促进了各国间生产力的比较优势，进而促进贸易和经济的发展。
例如，发展中的国家经常通过出口低成本和高附加值产品来获取如软件和互联网技术等高附加值产品。
3. 资本流动：资本流动使国家间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差异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更容易流向竞争优势更高的国家和地区，而非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
4. 国际政治秩序：各国之间形成的国际政治秩序也影响到各国间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是因为一些政治因素（如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等）会影响国家在某些领域的竞争力。
5.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国家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好的技术创新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和更好的品质，从而使得企业生产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三、从内部因素看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1.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是决定国家间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地理位置可以影响国家间的贸易成本和交通运输效率等，从而影响国家间的商品流动和生产力分配。
2. 政府政策：政府政策也是决定国家间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政府可以通过建立相关制度规则，如税收政策、劳工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等来影响企业、行业和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竞争力。
3. 人力资源：高素质人才是国家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
具有高素质人才的国家在技术创新、研发等方面有更多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
我国对外贸易必须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摘要：广东省建立在区位、政策、资源等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对外贸易近年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同时也面临了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一系列挑战。
为了更好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促进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广东省必须在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推动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转变为技术密集型，从而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广东省；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对外贸易一、广东省对外贸易发展状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省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对外经济贸易获得得了迅猛的发展。
1978年，广东的出口贸易额仅为13.876亿美元，到1986年时出口贸易额已达42.8216亿美元，并从此成为全国出口额最高的省份。
1987年广东省进出口总额为210.37亿美元，其中出口为101.40亿美元，进口为108.97亿美元，逆差为7.57亿美元；1988年广东省进出口总额虽有增加，但逆差增大到13.85亿美元；此后则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并实现了顺差。
2000年广东省进出口总额为1701.06亿美元，2010年则上升至7846.6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26.4%，比2000年增长近4.6倍，比1987年增长近37.3倍。
由此可见，广东省外贸依存度逐步提高，对外贸易在其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广东省出口的商品结构中，机电产品的出口占大部分。
2000年—2010年，广东省的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由2000年的499.75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3156.48亿美元，由占全省出口总额的54.4%增至63.56%；其次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由2000年的170.20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1753.39亿美元，由占全省出口总额的18.52%增至35.3%；农产品出口最少，占全省出口总额的百分比不到2%。
总体上广东省是以机电产品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贸易为主的省份，具体数据参见下表。
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作者：陈亮来源：《记者观察》2012年第05期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得益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然而时至今日，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既有比较利益正在衰减，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传统比较优势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中国亟须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撑结构。
从经济发展实践看，发展中国家按照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布局整个产业，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初期，固然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取相应的比较利益，实现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的维持。
但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成本的上升和稀缺性将使得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基础逐步丧失，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日益呈现出依赖外生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
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出路是在传统比较优势消失之前，加快培育以科技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源提升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
当然，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从传统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换不会一帆风顺，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使其面临以下问题：一是创新发展动力不足。
发展中国家政府基于就业、税收、资金投入、经济增长等考虑也难以割舍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难以形成技术升级的凝聚力。
二是创新发展能力不足。
发展中国家需求结构提升所带来的对高档消费品、技术设备更新等投资品和高端服务业的需求，又会通过进口和储蓄漏出的途径，“泄露”至国外的相关产业，国内投资的乘数效应大大减弱，但却带动了国外高端产业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陷入“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
三是技术创新空间不足。
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产业转移或者“干中学”来分享技术溢出带来的好处，但这种“涓滴扩散”带来的能力提升始终都是外生的、潜在的，不能提升发展中国家内在的、现实的竞争力。
四是产业空心化、低良化发展趋向严重。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理论线索从航海技术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到如今的经济全球化，国家间的距离在不断缩小，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发展并在国际社会中立足，就不能逃避与其他国家进行商品交换，每个国家都会选择一定的方式参与形成自己的优势参与到国际分工和竞争。
而在这一过程中为什么要进行贸易，怎样进行贸易能为国家带来最大利益，这样的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而随着国际分工与竞争模式的演化与经济学家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国际分工与优势形成机制的理论也在不断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1.古典阶段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是比较成本学说，国家优势的理论最早来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以“地域分工论”作为其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础，提出了绝对优势说。
他第一次全面论述了贸易分工的基础，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原理，虽然揭示了产生国际贸易的部分原因，但其理论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能解释事实上存在的所有产品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发达国家和所有产品都处于绝对劣势的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因而其理论缺乏普遍意义。
1817年大卫·李嘉图在绝对优势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学说”。
李嘉图坚持劳动价值论，他以英国和葡萄牙生产毛呢和葡萄酒为例，证明了对外发生贸易的原因是两国劳动生产率差异造成的劳动成本不同，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也不限于绝对成本差异，只要各国之间产品的生产成本存在差异，就会出现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异，使各国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比较成本差异的存在是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诸多局限性。
其中最令人不满的有三点：一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仅涉及劳动力一种生产要素，忽略了其他要素对生产和贸易的作用，也未对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作出解释；二是该理论难以解释多种要素存在情形下的比较优势来源；三是忽略了国际贸易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只强调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能够通过自由贸易获益，而在实际生活中，因为贸易改变了各国国内的利益分配制度，可能出现多数人因贸易受损，而增加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况。
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优势与挑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经济实力不断提升。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我国已经逐渐走向了开放型经济。
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优势首先，开放型经济模式可以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国际贸易是开放型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参与全球贸易，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和机会。
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商来到中国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发展。
其次，开放型经济能够提高我国的国际 competitiveness 国际竞争力。
开放型经济能够增加外商的投资并带来更多新的技术和管理方式，有助于提高我国产业和产品的质量和效率，让我们更具有竞争力。
此外，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过去几年，中国已经与许多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了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不断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尽管开放型经济能够带来很多好处，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其中存在的挑战。
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不平等。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仍然掌握着相对较高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在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方面追赶。
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有些国家在贸易中处于劣势的情况。
另外，开放型经济也会面临一些地缘政治问题。
国际贸易中会存在着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如政治情况、自然灾害等。
这些因素可能让本来依赖出口的企业受到影响或无法持续经营。
同时，开放型经济也会导致贸易战和民粹主义情绪的加剧。
在国际贸易中，很多传统行业会受到威胁。
一些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可能会采取一些利用贸易政策进行保护主义的做法。
这种情况下，国际间贸易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紧张，进而导致贸易战和民粹主义的加剧。
结语总的来说，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些很显著的成效，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其中存在的不少挑战。
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能够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推动全球经济一起走向更加互信、协作、共赢的发展。
我国出口贸易如何从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摘要：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也要由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的增长。
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解决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这就是如何认识和发挥自己的优势。
研究表明, 竞争优势更能体现一个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比较优势只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基础，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能成为竞争优势，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对外贸易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比较忧势上，中国要在比较优势基础上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将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
关键词：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中国对外贸易，转变依据，战略一、古典经济学家提出并经完善的比较优势原理是中国参及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基本依据(一)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国际贸易的开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撑从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这部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中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当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成本低于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即在该产品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时，这个国家应该分工生产这种产品，然后用这种产品去换取本国的劣势产品，从中获利。
斯密的理论具有历史进步性，但他的理论只是回答了当某个国家在生产某种产品上具有绝对优势的时候，这个国家可以以此产业参及国际分工和交换，并从贸易中获取利益。
斯密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产业上都不具备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还能参及国际分工和交换并获取贸易利益吗?后来的学者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研究并解决了这个问题。
借助于2×2模型(假定国际贸易中只有2个国家，只生产2种产品)，他分析了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不具有绝对优势产业的国家参及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命题，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即使在任何产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但是，只要这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专门生产自已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开展国际交换，则这个国家就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取利益。
中国经济新开放：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比较优势的利用。
而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前行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竞争优势的加强――后者才能将中国经济引领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如果说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改革和开放则是中国经济高速前行的两翼。
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既离不开改革的深化，也离不开开放的推进――“改革红利”和“开放红利”两者缺一不可。
自1970年后期以来，中国经济利用自身条件和国内外的有利环境，将“利用外资”和“出口推动”相结合的开放战略做到了极致。
2000年以来实施的“走出去”战略对“引进来”有所补充，从而使双向开放的格局得以确立。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已经很高，但不同领域发展并不均衡：如服务贸易出口远远落后于商品出口；海外直接投资远远落后于引进外资。
除此之外，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仍是低水平的：姑且不论资源、环境和社会方面的代价，仅从经济角度看，主流的加工贸易模式在本土价值创造和获取方面作用有限，值得反思。
另外，自身收入提高和外部环境变化决定了中国的经济继续前行，必然面临来自多领域、多方位、多层面的竞争；更严峻的竞争和更多的约束条件将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沿原有的轨迹进一步提高。
无疑，中国外向型经济亟须完善，具体过程则应适应全球经济的新形势，应服务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也应在目标和战略方面有新突破。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比较优势的利用的话，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前行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竞争优势的加强――后者才能将中国经济引领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中国经济向开放要增长，向开放要发展的关键。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着眼点在于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的利用；下一阶段，则应更多地强调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国际竞争力是多层面、全方位的概念，其核心是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开拓市场、创造价值的能力。
可以说，企业国际竞争力是联系外部市场和资源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纽带。
本土企业是国际竞争的主体。
部分本土企业在高度竞争的产业环境中脱颖而出；它们在低成本制造和国内市场营销方面建立了优势，若能抓住机遇与发达国家企业在科技、研发和品牌方面的优势实现对接，同时更多地利用低收入国家的生产要素，将跨越性地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将极大地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
另外一些企业在具有垄断性的、
受政策保护的产业环境中成长起来，在借助中国市场的高速发展做大后，它们急需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做强。
前类企业主要在制造业，而后类企业主要在服务业（如金融和电信业）――对两者而言，国际化都是其竞争力提高的必由之路。
很明显，前者对国际市场的开拓，将越来越依赖于海外投资与运营，而不仅仅是出口；而后者也将更多地通过国际投资实现服务的跨境提供。
这两方面正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短板”，亟须加强。
就竞争领域而言，中国企业面临从低端向高端经济活动的跨越――这既包括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升级，也包括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的升级。
显然，更多的价值创造和获取意味着更激烈、更国际化的竞争。
在低附加值领域，中国在与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在高附加值领域，中国将不得不与发达国家竞争。
前者是比较优势之争，收入的提高将使中国的优势逐渐消失；后者是竞争优势之争，并不受区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对中国而言，在来自高、低收入国家竞争夹缝中发展的关键在于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在于企业竞争领域的不断拓展和竞争能力的不断提高。
政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竞争主体，但却对国际商业竞争的成败影响重大。
其作用表现在：其一，企业运作的制度环境和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经营绩效和国际竞争力有重要影响；其二，一国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影响企业运营、交易
成本及竞争力；其三，政府相关政策可以对企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提供具体的协助和扶持。
国际竞争力其实是衡量“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关键变量之一，也是相关经济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目标。
以此为核心，贸易、投资、金融开放等国际经贸政策与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出口促进政策、中小企业政策等相关国内政策工具可以更好地协调配合，为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制胜，为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和升级服务。
目前，中国企业在出口和海外投资两方面都面临来自保护主义的严峻挑战。
这方面，政府如何通过有效的经济外交为本土企业“撑腰”关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非常重要。
沿袭“发展型国家”理论，笔者在2004年出版的《新竞争：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发展》一书中指出，不同于日韩早期经验，“发展型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合作是所谓“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
今后，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无疑仍将持续，但其与本土企业的合作必然会极大加强。
近期工信部提出推动建设全球电子产业巨头的目标，无疑反映了中国政府着眼关键行业和全球竞争，推动本土企业海外布局，培育世界性“冠军企业”方面的积极尝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面临一个从强调“进”到强调“出”，从强调“卖”到强调“买”的“战略反转”。
如果说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与中国资源的匹配曾经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那么，中国经济下一阶
段的高速增长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与海外资源的匹配。
这里所说的资源是广义的，既包括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也包括人才、知识等专有资产。
前者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后者则主要在发达国家。
进入发达国际市场与当地企业同台竞技，对中国企业而言，自身升级是关键，与外国企业的战略合作，乃至股权参与也是重要的战略选项。
例如，欧债危机就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收购或战略合作的机遇。
中国企业在品牌和技术方面的不足，正是欧洲企业之所长――因此，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合作空间。
如何将资金上的优势转为企业国际化的胜势，通过战略和组织协同实现双赢是关键。
战略协同方面，将欧美企业的先进技术和中国企业的低成本制造能力相结合，将欧美企业的知名品牌和中国企业的国内营销渠道相对接，将是主要方向。
以资金实力或金融支持为前提，传统加工贸易模式中从事代工的中国企业通过收购发达国家品牌所有者而向价值链高端挺进无疑将成为其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一个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