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评李鸿章论文

论文题目：新评李鸿章
内容摘要：作为晚清一代重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他在朝廷所做的事情很多，最具代表性的事是洋务运动和甲午战败后签订《马关条约》等，因而对李鸿章的评价引起的争议和非议非常大。

关键词：李鸿章新评洋务运动甲午战败
新评李鸿章
提及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

但是，当我们冷静理性思考李鸿章所处的尴尬时代背景时，我们发现，李鸿章不能承担晚清外交失败的悲剧后果。

一方面，李积极利用“现代化意识”开展洋务运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晚清政府的军事实力，并且加速了近代化进程；另一方面，甲午战败后，李奉朝廷之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可以说，李鸿章是一个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

一、现实与理想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矛盾。

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利于深刻理解晚清和李鸿章的命运。

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尝试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斥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的变革需要中国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是一位现实主义外交家，但他在操作中的现实主义与晚清落后的外交面临着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即天朝的礼治体系，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关系体系的现实，因此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二、洋务运动的兴起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外交的评价，必须对他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分的关注。

客观来说，
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最具洞察力。

李鸿章对时局具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

[1]在1865年、1870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一些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说明李鸿章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这也是后来洋务运动兴起的思想前提。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了塞防和海防之争。

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觊觎琉球。

实际上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另一是国防思想的近代化。

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分内”之事。

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这两场战争。

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

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更具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

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胜出一筹。

以恭亲王奕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

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近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守内虚外的战略，另一方面，近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

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

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

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近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已经远胜晚清。

然而，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便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

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重点，战略重心应摆在哪个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

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几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即海防成为国防重心，同时兼顾塞防。

于是，左宗棠出兵新疆；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也开始如火如荼地展开洋务运动。

而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也加入了洋务运动。

但是，洋务运动虽然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根本目的，它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晚清的军事实力以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洋务运动也体现了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三、甲午战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
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

尤其是黄海海战的惨败，刺痛了李鸿章的神经。

他想保住北洋水师的残余力量，于是，他便下令把军舰开进威海卫避战修养。

然而，争夺了黄海海权的日本乘胜追击，直逼渤海，在威海卫一举歼灭北洋水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晚清被迫投降，李鸿章被派往日本马关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马关条约》的签订，更刺激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而处于谈判桌上无力发言的李鸿章无疑就成为人民眼中的罪魁祸首。

而且，《马关条约》的签订，刺激了列强的侵略野心，掀起了对中国的瓜分狂潮，民族危机到了极度严重的时刻。

这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人民对李鸿章的愤怒与指责。

据此，众多人士便对李鸿章对晚清的作用予以否定评价。

后来，有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吴汝纶挺身而出，为李鸿章辩诬止谤。

他在给友人潘黎阁的信里说：“自倭事起至今，傅相违中国士大夫所唾骂，此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

弟以傅相经营远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

后十年则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必出
[1]摘自《清史稿·李鸿章传》
亲裁。

现拟将此三书辑录成册，亦止谤之一道也。

”[2]这就是传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来。

吴汝纶编这部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李鸿章在当政期间的政绩展示给世人，但一方面李氏后人拿出的经费有限，另一方面，有些文稿自哀当时出版还有禁忌，而且，吴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后来由他的侄女婿完成编印出版的这部全集只是简本，到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尘封于上海图书馆的书库，极少为人所了解。

四、李鸿章出访欧美
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大臣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

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

于是，便签订了《中俄密约》。

1896年6月，李鸿章抵达柏林，专程赶赴汉堡拜访已下台的俾斯麦以讨强国之策。

同年8月28日，李抵达纽约，受到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的欢迎，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

而在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时，李鸿章展现了一个卓越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近代意识：他敢于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而且对在华投资很有主见，他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

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害我们神圣的权利。

”另外，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也表达了开明的立场。

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

我们现在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

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不同，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

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道，“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

”[3]《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始终，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

[4]刘广京认为，李鸿章提出的革新方案是相当温和的，显然缺乏近代化的总体方案，但李不仅提倡近代军事工业，而且鼓励中国商人同西方商行的竞争，同时还是清朝高级官员鼓吹官办学校教授西方数学和科学的第一人。

[5]许多史料及一些名人评价说明，李鸿章是晚清的忠臣，他极力维护晚清的利益，可在落后的晚清王朝与强大的日本等帝国主义的夹缝中，他的富国强国抱负难以实现。

即便李在洋务运动等为清王朝的富强作出了巨大努力，但落后的晚清仍无法扭转颓势，无法逃避“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命运。

而在受列强“挨打”的时候，李鸿章便成为人民指骂的对象。

作个假设，试想，李鸿章完全可以逃避清王朝对他的派遣，他可以不服君命，不赴马关签约，逃往海外。

可他为了清王朝的利益，仍背负着重大的舆论压力，签约及后来赴欧美学习强国思想。

不可否认李鸿章对晚清的贡献，当然，也有其自身局限性带来的失误，整体上看，李鸿章是值得我们肯定的爱国忠臣。

[2]摘自吴汝纶《李文忠公文集·后记》
[3]摘自梁启超《李鸿章传》
[4]摘自《清史稿·李鸿章传》
[5]依据刘广京《儒家务实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