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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海外文摘OVERSEAS DIGEST 海外文摘2020年第23期总第830期No.23,2020Total of 830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历代文人所争论的热点话题。
很多人强调文学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但这并不是说文学与政治毫无关系。
纵观中外文学史，会发现文学和政治有着很奇妙的关系，二者不可分而论之，又不能混为一谈。
政治对文学有着很深刻的影响，同样，文学也是政治的形式化、荣誉化，以及维持统治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这个现象，在魏晋六朝时期尤为明显。
汉末魏初，是中国历史上的动乱和变革的年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很独特的年代，出现了诸如“建安风骨”“正始之音”“魏晋玄学”等著名文学特征，被历代文人所传颂，几千年来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1缘起：乱世文人出新风魏晋时期,是一个乱世。
政治极端黑暗，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政治形势的复杂、社会分裂的动荡时局，对当时文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观念、文学追求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从西汉“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一直处于正统地位。
汉末，政治形势不稳定，大一统政权失去了控制能力。
文士们从儒家经典之中解放出来，思想异常活跃，是继先秦诸子百家之后的再度繁荣。
他们积极探索，对人生、对天道都有着独特思考，人性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人性的觉醒也加速了文学的自觉，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所以魏晋又被称为是文学自觉的年代。
汉末魏初，动荡分裂的形势、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新的文学思潮的出现等一系列原因，直接催生着当时文人的创作，他们探索文学新的形式，使文学的发展达到空前的大繁荣，形成了新的特色。
曹魏时期，文人们反叛旧观念、渴望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强烈的忧患意识、忠君爱国思想、不得志之后的忧愤之思等多种题材异彩纷呈。
乱世文人通常是新的文学形式的开创者。
因此，政治形势对文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曹魏时期的两个文学现象“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有着明显的不同,彰显出独有的思想特色，这正是受到不同的政治形势影响之后的结果。
建安诗歌与正始诗歌在内容和风格上有哪些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
简介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改造。
就继承方面来说，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
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而且，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背景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一般指建安至魏初，即公元196—220年。
建安文学以诗歌成就最为显著，此期许多作品从汉乐府民歌中吸取养料，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体现了要求国家安定统一的愿望和理想。
其情调慷慨悲凉，语言刚健有力，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言：“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
发展历程就发展和改造方面来说，首先，过去作为诗歌主体的乐府民歌，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作。
它们由某些无名作者最初写成以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现出作者的个性特征。
而建安时代，就不大有作品无主名的现象。
这些与作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就促使诗]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其次，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为数较多，因为带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得到广泛流传。
而建安文人诗绝大多数是抒情之作，即使采用乐府诗题，也很少具有故事性。
第三，过去作为文人文学之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也被带到诗歌领域中来。
辞赋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华丽，而乐府民歌一向是朴实无华的。
建安诗人中，不乏作赋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
他们的诗，也明[显带有华丽的倾向。
而且，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偶手段，在诗歌领域内，也是由他们率先使用的。
阮籍、嵇康与正始诗歌辨析一、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一）曹魏后期政局混乱，正始诗人政治理想落潮，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抒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故籍诗“颇多感慨之词”（钟嵘《诗品》）和“忧生之嗟”（李善《文选注》），嵇康诗亦“多抒感愤”（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二）受正始玄风影响，诗歌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
《沧浪诗话·诗体》：“以时而论，则有……正始体。
”二、阮籍代表作《咏怀诗》82首。
（一）非一时一地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开创政治抒情组诗先河。
（二）内容：1、充满苦闷、孤独情绪。
（1）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如：“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
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
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
”（其十八）“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
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其三十二）（2）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记。
”（其三）“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
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
”（其十二）“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
”（其五十）“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
”（其五十三）（3）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意象经常出现，特别是蟋蟀、蟪蛄，成为反复歌咏的对象。
（4）慨叹人生各种创痛，如少年忽成丑老，功名富贵难保，以女色事人不可靠。
2、其一“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可视为全部《咏怀诗》。
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
”（《昭昧詹言》）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体现了忧愤深广的情怀。
3、悲哀、凄怆、咨嗟、辛酸、蹉跎、忧伤、愤懑、怨尤、悲悼等词语常见。
4、阮籍无法找到出路，诗中设计游仙和隐居作为精神出路。
诗中常赞美巢、由、夷齐、邵平等隐士，讽刺苏秦等人因贪利禄而致杀身之祸。
5、有济世志的作品，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
一、先秦时期：1.《诗经》：中国古典诗歌最早起源于民歌，劳动创造了诗歌。
《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
它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作品 305 篇，也被称为“诗三百”。
《诗经》按内容分为风、雅、颂，其中“风”为民歌，是其中的精华部分。
《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比、兴。
有人将“风、雅、颂、赋、比、兴”归纳为《诗经》六义。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
2.《楚辞》：在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文人诗人和他在楚歌的基础上创制的诗体，这就是屈原和楚辞。
因楚辞的代表作是《离骚》，故楚辞也被称为骚体诗。
楚辞的特点：句子长短不一，形式灵活，多用“兮”字。
“骚”还常与《诗经》中的“风”并称为“风骚”，常用来代称文学作品，或代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传统。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开创了我国诗歌浪漫主义的先河。
《离骚》是其代表作。
《离骚》是现存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也是一首浪漫主义的杰作。
其作品还有《九歌》（九为虚数，共十一篇）《天问》《九章》（九为实指）等。
二、两汉时期：1.汉乐府诗歌：代表两汉诗歌的最高成就为乐府诗。
乐府，最先是指汉朝的音乐机关，主要任务是搜集歌辞，训练乐工。
魏晋六朝将乐府所唱的诗叫“乐府”，于是乐府由官府名称演变成一种带音乐性诗体的名称。
汉乐府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叙事性。
代表作《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现存古代最早最长的一首叙事诗，是汉乐府民歌发展的最高峰。
它与北朝的民歌《木兰辞》并称为“乐府双璧”。
《孔雀东南飞》选自南朝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木兰辞》选自宋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
2.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出自汉代文人之手，但没有留下的姓名。
《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整体收录在萧统编纂的《文选》卷二十九，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标志着五言诗由产生发展到最终的成熟，它以怨而不怒的态度、形象的语言、比兴手法形成独特的含蓄的风格，对后世的抒情诗有直接的影响。
生命短暂与人生无常
——建安诗歌与正始诗歌比较
东汉末年开始，我国社会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复杂的历史情况促使文学也几经变化。
汉代自武帝以来，一直是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汉末社会的变动也引起了社会思想的变化，名、法、兵、纵横等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思想界呈现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
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建安诗歌和正始诗歌以其充实的内容和丰富的情感，在魏晋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亦以其深邃的文化内涵卓然诗史。
建安文学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尤其诗歌，真实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动乱现实，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进取精神。
这一时期，文坛上涌现出了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大量作家，他们继汉乐府之后，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
而继建安文学之后的正始文学，则是魏代汉，晋谋代魏政治局面下的产物，阮籍，嵇康为其代表作家。
虽然正始文学毗邻建安文学，却在创作风格上呈现出另一种风貌。
这两种不同的文化选择折射出各自独特的文化意蕴。
一、相异背景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谈到建安文学的成因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田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豪强并起。
社会的变革，政治的动荡，也带来了学术思潮的变化。
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这也激起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如曹操的一部分乐府诗就反映了他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我们从《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中可见一斑。
由于被卷入了汉末动乱的漩涡，接触了就广泛的社会现实，因此建安文人们也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
蔡琰的五言《悲愤诗》无疑是建安文坛上的一篇杰作，长达五百四十字的长篇叙事诗，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在汉末军阀混战中的悲惨遭遇，它通过一个人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
正始时期的文化背景有别于建安，有一不同即玄学的兴盛，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有“崇尚自然”、“言不尽意”、“得意忘志”三派。
司马氏在掌握了魏国军政大权后，不断大肆屠杀政治上的异己，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正始人士，在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中，满腔抱负无处施展，愤懑苦痛亦无处发泄，血雨腥风中为保自身安危惶恐战栗，如履薄冰。
阮籍正是由此转而崇尚老庄思想，对黑暗的现实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反抗，选择了隐居生活。
“夜中不能寐，坐起弹鸣琴。
”表现了其内心的苦闷，诸如凄怆、涕下、怨尤等词语在阮籍的诗中十分常见。
玄学理论是要求个性解放的产物，它的特质是返归自然，从根本上适应了当时黑暗恐怖的政治高压下渴望解脱的社会心理需求。
可以发现，就题材而言，正始的作品少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豪情壮志的抒写，更多地体现个人苦闷忧愤的情怀。
二、艺术特色
不同的生存环境产生了不同的创作风格，建安诗歌与正始诗歌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属于各自的鲜明艺术特色。
建安诗歌多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情调豪放激昂而悲凉慷慨，语言质朴遒劲。
后人将这种刚健遒劲、慷慨悲凉的风格特色称为“建安风骨”。
曹植《白马篇》即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渴望卫国立功甚至不惜为国牺牲的爱国壮士形象，充满了乐观的精神：“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在崇尚质朴方面，曹操的诗歌尤其典型，“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
”其语言不事雕琢，读来却令人惊心动魄。
另外，建安诗歌在整体上亦呈现出了一种沉郁苍凉的美感，在社会动乱的背景下多叙丧乱，伤人生艰难，写离别之苦，沉郁顿挫，使人不由产生人命如草芥，浮萍四飘零之感。
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即抒发了诗人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
对于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主题。
同时，建安文人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以《白马篇》为代表。
曹丕的诗歌形式多种多样，但成就较高的是五言诗和七言诗，其中五言诗《清河作》、《杂诗》等都是较好的作品。
此外，刘祯的成就亦十分突出，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云“五言诗之善守者，妙绝时人。
”
慷慨之音在建安诗歌中被反复传唱，但是在黑暗政治的压迫下，正始人士并不是没有满腔热血和豪情，他们以道家的眼光看待现实，并对现存的黑暗予以批判和暴露。
嵇康一面崇尚老庄，恬静寡欲，一面却尚奇任侠，刚肠嫉恶，在现实生活中锋芒毕露。
而阮籍的诗歌也非一时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这些诗抒发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我国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极深的影响。
正始时期，玄风大畅，士人更多地将眼光投向精神世界，讨论的问题皆具抽象思辨色彩，内容上，往往曲折达意，隐晦地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争斗。
建安诗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追求立功，崇尚质朴，渴望乱世得到统一，描述严峻现实，歌唱人生追求，形成了他们激昂悲凉的情调。
而正始诗人则热衷于表达“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的内心世界，他们超然物外，企盼人对自然的归复。
玄学的又一命题“言不尽意”，导致了重义轻象，达意为美的审美趋向。
阮嵇二人的诗歌中，意向往往并非实实在在的所见所闻，而是带有虚幻色彩和象征意味。
《咏怀诗》中“走兽交横劲，飞鸟相随翔……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
”诗人用飞鸟走兽喻逢迎的小人，用朔风微霜喻司马氏的肆虐残暴，而这些意象则是由诗人臆想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