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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Ｃ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行走在语文教学的路上哈尔滨市第三十五中学李玉秋“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闪着无数的街灯”。
我的为师之路就像《天上的街市》中的一盏盏街灯，前面总有那闪着光的所在，吸引着我。
1995年，22岁的我大学毕业后走上了初中语文教学的工作岗位。
从上班的第一天起，我就企盼着能在讲台上发光发热。
没过多久，我就得到了要上汇报课的消息，那时特别激动，为了准备一堂好课，早早开始着手，不断地查找资料，提前备课试讲，确定上课的流程，每天晚上在脑子里模拟想象一遍上课的场景，把自己要说的每一句话都背得滚瓜烂熟。
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我的汇报课很成功，得到了与会领导与教师的好评。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我第一次做的区级公开课。
那时如何把课上好，如何推陈出新，是我思考最多的问题。
当我感觉无处下手时，参考资源丰富的书店闯入我的脑海，于是我去书店购买相关参考与视频资料，看得多了，也就有了思路，最后我决定以情感人、引发学生共鸣为设计思路，精心准备了这堂课。
赛课当天，教师情、作品情、学生情的氛围把听课者带入了诗歌的意境，公开课也获得了全区一等奖的好成绩。
2003年时，在计算机教室里，我做了第一节网络课，让学生浏览我所做的网页《走近鲁迅》，完成学习任务。
不局限于一篇文章，学生通过了解鲁迅的生平、经历，阅读网络上对鲁迅名篇的评点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回复帖子。
那时，这样的网络课对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全班学生全情投入。
同行们担心做网络课会影响学生的中考成绩，但当时，我认为这样新奇的事物会给学生带来不一样的学习体验。
结果中考时，学生的语文成绩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出乎意料地刷新了学校的记录，创造了奇迹。
后来网络课《我看诸葛亮》又登上了全国信息技术大赛课的舞台，品三国、析人物、博古观今、博观约取，学生写的《我看诸葛亮》文章沉淀着传统文化的馨香。
1995至2005年，时间记录了奋进者的足迹，也让我开始认真思索语文课堂教学的规律与真谛。
【教师读书】行走在语文教学的路上——读《我在小学教语文》有感“任何语言都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征，唯有当一种语言是母语的时候，它才自自然然带有文化传承的基因，让一个人因为浸润其中而找到生命和文化的归属感。
”合上书，这句话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或许在书中，我已找到了职业的使命感，也似乎明白了何为语文教育。
我想，大抵就是李竹平老师说的那样，“语文教育就是母语教育”，具有文化传承的基因。
第一次读到这个书名，就顿生亲近之意。
我想，“我在小学教语文”是每一位小语老师自我介绍时必提的语句。
出于对书名的兴趣，我选择了这本书。
花了两个半天读完它，很舒服，很通畅，也似乎明白了语文与其他语言学科的不同之处。
语文不同于其他任何一门语言，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语，背后蕴含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广阔的文化。
因此，语文教育并不受限于一本语文书和一堂语文课，她和我们的生命、生活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也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李竹平老师提出了“母语课程”的概念，让母语学习以最自然的状态与学生的“全生活”建立起联系，引领学生进入有联系的而非孤立状态的语文学习生活中。
一、语文教学需要渗透文体意识文体意识在教学中的渗透是文学教育启蒙的必需，是以阅读教学促进学生“悦读”的一条必由之径。
我很认同这个观点，曾经我在执教《跳水》一课时，也是这样做的。
五年级下册第六单元《跳水》一课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篇小小说。
而小说的学习是六年级的教学内容，五年级的学生并没有正式学习过小说。
我在备课时考虑到，本文具备小说的三要素：人物、环境、情节，如果完全不渗透，则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文学启蒙教育的机会。
因此在教学时，我对小说的三要素进行提炼，并呈现在板书上。
这是为六年级上册系统地学习小说这一文体做渗透。
同时为了让学生对小说有更清晰的了解，在课前谈话环节，我也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去关注小说这一文体，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自然也有比短篇还要短的小小说。
而本文就是一篇列夫·托尔斯泰所创作的杰出的小小说。
行走在小学语文习作教学的路上一说起作文,学生怕写,老师难改。
这真实地反映了作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学生抓破头皮,咬烂笔头,就是写不出来,即使七拼八凑地完成了一篇作文,也是内容空洞,语言乏味,条理不清。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学生缺乏习作兴趣、习作的素材,缺乏表达的语言,缺乏写作的基本方法和修改的能力等息息相关的。
因此,针对以上问题,我努力在习作教学中做以下几点。
1.激发学习动机,扫除学生怕习作的心理障碍,语言文字还没有学出门道,感到习作困难自然是难免的。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教师要帮助学生克服习作时的心理障碍,激发学习动机,就应重视培养学生对作文的兴趣。
一旦学生对习作产生了兴趣,就会自然而然地由“怕”作文转为“爱”作文,并产生表达内心感受的欲望。
,学生才会高兴地说,高兴地写;反之,只能是为作文而作文,言不由衷,绞尽脑汁,敷衍应付,视作文为苦差事。
所以,我们在教学中要努力激发学生作文的动机和欲望,不能用自己的思想去限制学生的思想,而要学会用学生的眼睛去看世界,用学生的耳朵去倾听生活,让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学生的思想感情发生共鸣与协奏。
我们要有一颗“童心”。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用自己感情的火苗点燃学生心头的火花,使学生萌发作文动机,燃烧起了习作的欲望。
如习作课写的是“我最熟悉的人”。
在作文之前,我问同学们:“在你的家里,谁的话最多?”一个嘴快的学生立即回答:“我妈妈话最多。
”“你妈妈的话多到什么程度?”“我妈妈一天到晚嘴不歇,叫我千万不要摸热水瓶,天冷多穿衣服,少吃零食……多得很!”其他同学也有同感。
我接着说:“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妈妈的话最多呢?因为妈妈对家里的事知道得最多,她觉得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她份内的事情,她都要管。
如果我们对家里的事、学校的事、社会上的事能像妈妈那么关心,你们也有说不完的话,写不完的话,你们总觉得没话可写,是真的没话写吗?”学生陷入了沉思。
“今天我们要写的是’我最熟悉的人’,知道该怎么写了吗?”学生都跃跃欲试。
我的教学探索：基于上述认识，我于1999年提出了小学语文组块教学的构想，试图实现小学语文教学内容结构化、方法科学化、过程最优化，突破“高耗低效”，创造适合学生言语智能发展的语文智慧教学。
组块教学采取“课例研究+理论建构”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经历了三个探索阶段：第一阶段：2000年—2004年。
在总结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借鉴相似理论、图式理论等，将“组块”这一心理学中的概念赋予新的内涵，原创性地提出小学语文组块教学实验构想。
这一阶段的研究重在“语文教学方法和课堂教学结构”，倡导“简约”，追求“智慧”，体现返璞归真、大道至简的教学理念，形成了鲜明的教学特色和风格。
第二阶段：2005年—2009年。
研究重心逐步转移到教学内容的研制和教学策略的选择上，提出了“组块设计、智慧教学”的理念，着力三方面的研究：一是根据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文体不同读法的视角，研制适宜的教学内容。
重点研究了小说、散文、诗歌等的阅读策略及教学内容设计，并提出了基于组块原理的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策略；二是变革备课方式，摒弃线性的环节设计，采用板块式设计。
深入研读教材文本，提出了用三种眼光看教材的思想：从儿童的眼光来解读、用教学的眼光来审视、用生活的眼光来选择。
并根据教材文本语言的三个层次：适合儿童现时交流的伙伴语言；适合儿童发展的目标语言；适合文学作品的精粹语言，发现文本中适合学生学习的语言要素，重组并整合成相应的语言学习内容板块，每个板块集中一个核心目标，设计多项教学活动，提高教学目标的达成度，从而提高教学效益。
板块式备课使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实际开展的教学活动实现了一致性。
三是课例的分类研究，将所上的《爱如茉莉》、《我和祖父的园子》等典型课例按照文体进行归类研究，从中寻找该类文体的教学内容结构和研制策略；对同一文体的典型课例按照年段进行纵向比较研究，从中发现年段之间在教学内容、教学目标上的差异，建立合理的内容序列。
第三阶段：2009年始，组块教学将从儿童言语智慧潜能发展规律出发，探究语文教学内容的生成性和策略的适切性，实现“儿童语文的智慧教学”，奠定组块教学独创性的理论基础——“言语教学智慧论”。
行走在语文的路上温州市实验中学杨聪（南腔北调人按：要谈杨聪老师，先要听他的《云南的歌会》。
那种个性是骨子里的，也是纯天然的。
恰好与云南歌会的气氛合拍，创造出了动听的教学乐章。
而这种乐章是怎么谱写的，看了下文或许能受到一定启发。
）2006年，我十分荣幸地获得了温州市初中语文优质课大赛壹等奖（第壹名），浙江省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大赛壹等奖（第壹名），第六届“语文报杯”全国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壹等奖。
面对这些荣誉，有惊喜但更多的是责任和压力。
这些荣誉的背后凝聚着省市领导和语文教研员、学校领导和老师以及语文界同仁和朋友的信任、关心、支持和帮助，在今后教学的路上，我想，低头是最主体的姿态。
只有尽心尽力地上好每一堂课，才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语文。
站在来路与去路之间，回首来路，感慨颇多。
关键词一：风格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农村中学任教。
由于农村学校管理的相对宽松，让我最初的语文教学有了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
课堂上，我可以按自己的理解和学生的实际需要重组甚至构建教学内容，生动新颖的教学模式得到了学生的欢迎。
时任玉环县中学语文教研员的郑敏锋先生听完我“不按套路出牌”的课后，不但没有批评我，还大力表扬了我。
郑敏锋先生说：“现在不少大学毕业生上课只有规则，没有自我，这是很可悲的。
你上课却刚好与他们相反，你完全可以这样走下去，三年便能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郑敏锋先生的话给了我信心和勇气，成了我继续前行的力量。
这么多年过去了，先生的话还时时萦绕在我的耳边，让我受用无穷。
现在我也越来越意识到，一个语文老师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教学风格是多么的重要。
一位署名“灵儿”的语文老师听过我的课后在我博客上留言说：“很喜欢你上课的风格，因为做人是要讲一点风格的，教书也是如此，教语文更是如此。
语文课上，老师能够把自己的见解和感悟讲给学生，那么，学生将是幸福的。
相信被你教着的学生亦是如此的幸福。
愿你在语文教学的路上越走越好。
”如果说我现在上课有一点点自己风格的话，可能与我六年的农村教学经历是有极大关系的。
我是农民的儿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有着很深的情感。
我爱他们的纯朴和善良，爱他们的真诚和热情。
感谢六年的农村教学经历，它让我学到了踏实勤勉的作风。
对工作，对语文，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就能取得一点点的成绩。
其实，语文教学就是要一课一课精雕细刻，一字一句细细琢磨，就是要在这样“摸爬滚打”中让学生积累语言、涵养人文、提升语文素养。
关键词二：温暖2003年，我在没有中级职称没有任何荣誉的情况下，带着粗粝的气息，跌跌撞撞地来到温州实验中学应聘，经过笔试面试上课三个环节的考核，承蒙阙银杏老师和学校领导的厚爱，才得以来到这所我久仰的浙南名校任教。
温州实验中学求实宽容的教学氛围让我沉醉；学校教研员阙银杏老师无微不至地关怀让我倍感温馨；藏龙卧虎的语文组让我饱受滋养；吕德慧老师深不可测的内功让我受益无穷，我们常常能达到最为深层的默契。
教学上那段特别迷茫的日子里，温州市教研员金戈先生给了我最为真诚地鼓励和帮助。
在言语的玩味与品读上，金戈先生有着独特的见地与研究。
在他那里，我学到了文本细读、文本朗读、学生评价等方面的技巧与方法，也深深地体会到了“每一个字都是无底洞”的深切内涵。
在温州市的备课会上，金戈先生给我提供了多次登台讲座和上课的机会，既磨炼了我的教艺，也促使我从理念和方法上去系统思考语文教学的问题。
也是通过金戈先生的力荐，我才得以结识仰慕已久的省语文教研员蔡少军先生。
学养深厚怀抱理想的蔡少军先生对我的悉心指导与帮助，让我坚信：引领学生智慧诗意的言语人生应成为语文教学的终极追求，语文教学就是要从言语的层面进入文化的层面，再从文化的层面进入言语的层面，在言语和文化之间走一个来回。
在蔡少军先生的鼓励和指导下，我先后在台州、衢州、金华、杭州开等地出了多节省级公开课，并得到了全省语文同仁的批评和指正，受益匪浅。
2005年，我十分荣幸地加入了蔡少军先生组织的“省青年教师研究小组”，在这个以“以课会友、以书会友、以文会友”为宗旨的“研究小组”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什么是兄弟姐妹的情谊，什么是针锋相对的讨论，什么是推心置腹的交流。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个暮色四合的黄昏，为了我那节全国优质课，小组成员站在沈阳北陵公园的空地上出谋划策的情景。
一群年轻人，怀着打造“浙派语文”的理想，就这样，站在了一起！常言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然而，行走在这条语文教学的路上，我却遇到了那么多的知音，真的很温暖！关键词三：底气孟子曰：“蜂以采花，故能酿蜜；蚕以食桑，故能成丝；海纳百川，故能成其大；人读百家书，故能养其气。
”读书养气，真知灼见！刚参加工作不久，一个学生要我与他探讨“尼采”。
我感到十分震惊，倒不是因为他小小年纪居然对“尼采”深有研究，主要是因为自己对“尼采”知之甚少，缺乏底气！在与该生不着边际地胡侃乱吹之后，我深感羞愧。
为了增强自己的底气，我便试着改变自己只读文学类书籍的“偏食症”，开始广泛涉猎哲学、美学、宗教、历史等方面的书籍。
后来，我发现，阅读这些“杂书”，对我语文教学的帮助是十分巨大的，尤其是今天引导学生在深入挖掘文本读透文本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比如对杨绛《老王》“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最后一句话的理解，很多解释感觉都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而这句话如果理解不透彻，这篇文章几乎就没有读懂。
于是，我联想到俄罗斯东正教中有一种“原罪意识”以及列夫·托尔斯泰“我有罪”的观念，用这种“罪责感”来解读这句话来认识杨绛，感觉是比较确切的。
与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一样，杨绛在文革前夕及文革中遇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她个人而言，是不幸的，但在杨绛看来，自己与老王相比却是幸运的，甚至像她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却不能让老王这样的底层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深感自己是有罪的、有责任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普遍缺失的“罪责意识”在杨绛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这就是杨绛的高度，这才是杨绛。
在教学《杨修之死》的时候，学生都异口同声地认为杨修聪明反被聪明误，杨修该死。
我明显感觉到“韬光养晦”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对中国人影响之深。
小说中的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显然与韬光养晦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格格不入。
如果我们仍然站在韬光养晦的文化立场来审视杨修，那么杨修的举止无疑自取灭亡，令人费解。
然而，随着社会的逐步开放和多元，这种缘于人治社会的韬光养晦的人生哲学越来越显示出其负面的影响。
林语堂早在《中国人之聪明》一文中指出：“中国人之聪明，即以聪明抹杀聪明之聪明。
聪明糊涂合一之论，极聪明之论也。
仅见之吾国，而未见之西方。
此种崇拜糊涂主义……盖老奸巨猾之哲学无疑。
盖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
又因聪明绝顶，看破一切，知‘为’与‘不为’无别，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吾生。
只因此一着，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之文明。
”语堂先生可谓一语中的，直击“韬光养晦”之痛处。
因此，我在教学《杨修之死》这篇小说的时候，首先尊重学生的解读，然后再慢慢引导学生反思这种韬光养晦的人生哲学，最后再来重新审视杨修的“放旷”，从而让学生明白：我们可以选择韬光养晦的人生哲学，然而我们不应该鄙弃甚至打击那些才华外显、放旷直言之人。
其意在帮助学生建构起一种“没有宽容就没有未来”的文化心态。
这节课在浙江省第六届百课万人展示课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得到了绍兴市教研室主任、著名特级教师沈江峰老师的高度评价。
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只有杂览群书，方能增强语文老师的底气，增强语文课的底气。
有了底气，才能有面对文本的勇气。
随着新课程的不断推行，尊重学生的呼声此起彼伏，不少教师置文本于不顾，笑眯眯地站在讲台上静静地听着学生自由地言说，无论他们说什么哪怕离文本十万八千里，老师都十分慷慨地点头称好。
正所谓“物极必反”“过犹不及”，每每看到这样尊重学生的情景，我的心在滴血。
我感觉，尊重学生更为本质地可能是引领学生思维的提升，学生的思维如果只是在极为表层的平面上一味重复，课无论多么热闹，都很难说是尊重学生，最多只能说是“伪尊重”。
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我有幸读到了南京师范大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吴非先生的《不跪着教书》，“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先生的呐喊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能够在走向耳顺之年时仍保持“心中的信念不会消逝”，这位有着独立人格傲然挺立的吴非给我们展示了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的卓然风范。
面对神圣的三尺讲台，我们究竟是该站着，跪着，还是趴着？《不跪着教书》一书给了我十分明确地回答。
有了吴非先生的精神支持，我不再徘徊，坚定地树立起面对文本的勇气。
沈从文先生的《云南的歌会》被编入民俗单元，不少教师就把它处理一篇写民俗的文章。
我却不这样认为。
如果仅是讲简单的民俗，你拿沈从文置于何地，这可是沈从文的《云南的歌会》啊！邵燕祥说：“从文的作品可以不舍昼夜地流下去，润泽当代的直到后代的无数焦渴的灵魂。
”作为“人性的治疗者”（吴立昌语），沈从文始终以“乡下人”的视角,从乡村的民风民情中发掘人性中优美、自然、鲜活的生命形态,以唤醒那些在尘世风烟中渐次迷失的灵魂。
在今天这个物质喧嚣忙忙碌碌的现实世界里，我们周围跋涉着太多疲于奔命而日益沧桑的灵魂，包括我自己。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我指导学生学习《云南的歌会》，就是要让他们去体味这些乡野间自在优美的生命，让清风明月走进他们心灵，愿他们在未来的人生路上能让自己的生命鲜活滋润地笔立于天地之间！正是对该课的独特解读，在全国大赛上我获得了一等奖。
王富仁教授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张树伟采访时说：教师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他是否拥有面对文本的力量。
我理解，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只有具备面对文本的勇气，其主体性才能得以实现，也才能让我们的语文课具有底气！那么，语文老师的“气”从何而来，我想，除了读书，恐怕别无他途。
所以，我常常用许嘉璐先生“日读一卷书”的习惯来时时鞭策自己！关键词四：理想也许，语文就像一棵树，它的根系发达与否，将直接关涉其枝干是否强劲，花叶是否繁茂，果实是否肥硕。
那么，语文的根到底是什么呢？可能是“人文”。
枝叶花果即属人们常说的工具性范畴。
这种“枝叶花果”一定是要经过“人文”的滋养与浸润，这种经过“人文”滋养与浸润的“枝叶花果”天然带有人文的养分。
这种滋养与浸润的程度，将直接影响到“枝叶花果”的丰盈。
所以说，人文是语文的根基与灵魂。
没有人文的语文恰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人文又具体指什么呢？我想，它至少应该包括智慧、公正、自由、希望、爱、真、美等等。
语文教学就是要引领学生沿着“枝叶花果”登堂入室，进入人文之“根”，吸纳人文养分，吸饱喝足之后，再去开花结果。
说得直白一些，就是语文教学的过程就是通过言语之径进入人文之室，再由人文之室回归语用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