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谈曾国藩对韩文①的接受及湘乡派②的奠基商洛学院符高荣726000摘要：考察曾国藩对韩文接受的历程，梳理曾文与韩文间古文历史脉络，追寻湘乡派产生的原因。
关键在于把握曾氏对“唯陈言之务去”的体悟和实践。
曾对韩文接受的意义，不只在于后学对先贤的追崇、学习，更体现了唐宋古文运动在清代的延伸与发展。
曾氏在雄奇瑰丽文风的基础上，以经世思想来阐发、践行了韩愈“文以载道”的创作观，在桐城派的外壳下别立曾氏风格的湘乡派。
曾氏堪称“学韩第一人”，不仅系桐城“中兴大将”③，更创造了中兴晚清古文的卓越贡献。
关键词：曾国藩；韩文；接受；湘乡派；奠基①后晋·刘昫，中华书局，《旧唐书》，页4024：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
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
②王澧华，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国藩诗文集，《曾国藩的学风与文风》“······异军突起，而自成湘乡派”，页464，版记相同者不复注明。
③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称曾为“桐城文派古文的第一大将”。
一、简述韩愈、曾国藩的文学贡献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
韩愈先后提出“文以载道”、“唯陈言之务去”、“不平则鸣”等文论观点。
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说“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之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④。
可见韩愈个人的古文成就与对文学史上的贡献统一于古文运动。
韩愈提倡推行古文运动，取得了极高的个人成就，于当时及后世所称道。
时人刘禹锡推许韩愈为“文章盟主”⑤，苏轼也评价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⑥。
韩愈在古文运动上的功绩有三，一是使魏晋之间几乎断裂的古文传统得以恢复；二是将陈子昂、王通、柳冕、李华等古文运动先驱的道统文学理论付诸实践；三是为后学及后世古文创作提供了借鉴示范。
名词解释1、同光体a)指同治、光绪年间出现的诗派b)代表人物有陈三立、夏敬观、陈衍、郑孝胥、沈曾植、袁昶[c hǎn g]c)最早提出“同光体”的是陈衍，这一诗派的诗学理论专著是陈衍的《石遗室诗话》。
2、南社南社是随着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成立，以及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层的到来而出现的革命文学团体。
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正式成立。
柳亚子、陈去病、高旭是其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成立的宗旨在于反抗满清，“反对北庭”。
南社诗学思想的主要内容：a)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更强调文学的现实性和战斗性b)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上，更注重创作的时代精神，强调诗歌应因时而变c)在文学反映的对象上，突出诗歌的民众性。
提倡“布衣之诗”。
d)在文学的表现形式上，反对宗派，强调诗人的主体意识。
3、湘乡派a)曾国藩是湘乡派的领袖，主要作家有号称“曾门四弟子”的薛福成、吴汝纶、黎庶昌、张裕钊，他们以中兴桐城派为己任，以曾国藩为湘乡人而得名。
b)湘乡派的文学主张：1）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倡言文章要“随时而变”，明确提出了“文章与世变相因”的主张。
2）发展了理学家“穷理而致用”和桐城派“经济天下”的思想，将“经济之学”纳入文学的范畴。
3）在文学创作上，曾国藩等人更强调从理出情。
曾国藩的“文章学”主张：1）曾国藩是湘乡派的领袖。
2）在梅曾亮泛泛而言文章要“随时而变”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文章与世变相因”，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3）又在姚莹所鼓吹的为学所谓“义理、经理、文章、多闻”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将“经济之学”纳入文学的范畴，必须在“桐城”所规范的“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增加“经济之学”。
4）在文学创作上，强调“情”，更强调从理出情。
4、信达雅信达雅是近代翻译文学的一种标准，最早由严复提出，出自《天演论·译例》“信”是指为读者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他们所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再现来加强原作风格以吸引读者。
浅析曾国藩的湘乡派与桐城派的渊源作者：杨艳全孙金伟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2年第08期摘要：曾国藩对桐城派假以援手，使其得以中兴，受曾国藩的威名的影响，形成了“湘乡派”。
由于“湘乡派”对桐城古文的改进，导致文风与早期桐城派风格有所不同，后世产生了湘乡派是否为桐城一派的争论，本文认为湘乡派是继承桐城派的基础上创新的，并非自创一派。
关键词：湘乡派；桐城派；渊源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012-01随着姚鼐及其弟子的相继去世，桐城派古文的弊端也日益突出，面临岌岌可危、后继无人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对桐城派假以援手，终使桐城派避免了树倒猢狲散的危局，并取得了中兴。
曾国藩的身边也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幕客，后世也称为“湘乡派”，那么桐城派是否等于“湘乡派”，湘乡派是继承了桐城派的传统，还是篡改了桐城派？最早提出曾国藩自创门派的是吴敏树。
他在《与筱岑论文派书》中提出：“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指曾国藩）之心，殊未必然”。
言外之意是说，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论述桐城文派与世变相因的关系，并非出自曾国藩的真心实意，不过是一番表面文章，它只是曾国藩想借桐城派之名而别有所图的一种权术罢了。
而胡适在1922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把“桐城=湘乡派”合二为一，相提并论。
现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是笔者认为湘乡派和桐城派是一脉相承的。
一、曾国藩承认自己是继承了桐城派的传统，并没有自创门派他言“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固然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但并不能说纯是弥天大谎。
曾国藩早年确实有过尊崇方姚的时期，他在《圣哲画像记》中，将姚鼐列为他所景仰的三十二人之一。
曾氏文集中，从精处、粗处、阳刚阴柔论文，作文讲求器识，强调情理，主张学文宜从摹仿入手，讲求讽诵之共，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桐城古文理论的影响。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分析曾国藩其人，初名子城，字伯涵，谥号文正。
公元1811年生于湖南长沙湘乡县。
官至一品大员，是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同时也是“湘乡派”的创始人。
曾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攻克天京，是湘军的创立者兼统帅。
曾国藩一生的政治思想颇多，涵盖了军事、官场政治，做人处事、政治学术、民生观念、招揽人才等各个方面。
下面，就由我来一一做个分析介绍。
一、政治思想态度：他最主要的政治思想便是“忠君爱国”，不管是在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上，还是他一向主张的、比较出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他这种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跟出生后一直所受的的教育渊源非常大。
曾国藩出身于豪门地主家庭，其父又是私塾先生，他六岁开始进私塾读书，接受封建儒家教育，学习礼仪廉耻和仁信礼义，试问一个从小就被灌输“君是天，臣是民，民必须得爱君忠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纲常的人怎可能不忠君爱国？而且，湖南那时理学风气盛行，曾国藩明显就受到了理学的很大影响，其思想表现为“王道”与“霸道”的结合。
这一点他在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上尤是如此。
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血腥镇压，只能用“残酷”两个字来形容，为此他还得到一个颇为滑稽的称号，名曰“曾剃头”。
他这种对待农民革命血性态度源于他对法家“霸道”思想的全力贯彻。
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较量，其实就是一场西方神学思想与中国封建旧儒学思想的较量，曾国藩为了维护封建儒学思想和封建地主统治，一方面，在上书《讨粤匪檄》这片文告中指责太平天国诋毁孔孟之道扫荡前年礼仪人伦，指出：历世圣人扶持名教，孰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屡不可倒置；一并攻击太平天国破坏封建等级制度的朴素平等思想，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显然，曾国藩在这种情况下宣扬“礼治”，就是要配合对农民群众的武力镇压，用纲常名教的枷锁来禁锢农民群众的头脑，消弭他们的反抗精神，从而维护并强化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
另一方面，他又不惜号召知识分子的力量，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可以说，他其实是中国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山祖师。
诗歌风格流派介绍:湘乡派近代古文流派之一，因其代表人物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而得名。
曾国藩原信奉并提倡桐城派古文，作《圣哲画像记》，列桐城派古文创始人三大家之一的姚鼐为古今圣哲32人之一，并谓“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又作《欧阳生文集》序，宣扬桐城派古文，叙述桐城派的源流和众多的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还历称各处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见其影响所及，至为广大，“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其本身“又为文章领袖，其说一出。
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
这样，桐城派古文就形成了一个“中兴”的局面。
但是，曾国藩本人实非桐城派的忠实信徒，当时他的幕府宾客浏阳县学教谕吴敏树已指出曾国藩并不“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曾国藩亦自承认“斯实搔着痒处，往在京师，雅不欲混入梅郎中之后尘”。
又说：“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
”则显示了他的文章与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简朴”的作风并不相同。
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略述文家原委”，颇为赞赏清中叶胡天游、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恒、孙鼎臣、周寿昌等骈文家，对“方姚之流风”稍稍兴起的趋势，并无美词，而感伤“天游、齐焘辈宏丽之文，阒然无复有存者矣”！他赞赏“为文务闳丽”，而对桐城派古文无大兴趣，确是事实。
曾国藩编选《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摒弃经史的缺陷，扩大了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是通达的；而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文章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
更重要的是接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于桐城派标榜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以“经济”一条，使古文反映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更实际有用了。
这就使桐城派古文从局促迂缓的狭小天地里解脱出来而应时向前发展。
因此，曾国藩古文实继承并发展了桐城派，而开创了“湘乡派”。
晚清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
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
收稿日期：2008-02-13作者简介：翔云(1972-)，男，湖南邵东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近现代文学研究。
清王朝汉族知识分子最大的权贵曾国藩,以政治家兼文学家双重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对政治与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自青少年时代立志以治古文为业，由“好桐城古文”到“由姚先生启之”，最终成为桐城派代表殿军作家，并且开创了桐城派分支流派湘乡派。
他的文章在清代堪称一流，以致时人称他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在咸丰、道光、同治年间，“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于曾氏之门。
”[1](P95)这说明曾国藩在文学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清史稿》卷486《张裕钊传》云：“（曾）国藩为文，义法取桐城，益闳以汉赋之气体，尤善裕钊之文，尝曰：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
谓裕钊及吴汝纶也。
”张、吴两人，出于曾门，皆桐城文派之后劲，特为曾氏所重，亦为桐城后学所称。
在曾氏身后，文章别开生面是黎庶昌与薛福成。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湘乡，他以自己的诗文功底与显赫权位，固而周围聚集一大批文人，号称为湘乡派，实为桐城派演化出来的一个文学流派，它与桐城派另一支流阳湖派交相辉映。
一、湘乡文派，时势使然《欧阳生文集序》一文，被学界公认为曾国藩欲创建湘乡派的宣言书。
这篇文章简明扼要勾勒出桐城三祖的传承关系，尤其突出了姚鼐在该派中的集大成与拓大门派的作用，篇末亮出了他的心声：“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咳也久矣！”[2](P35)“謦咳”，指咳嗽声，借指谈笑声。
此语的潜台词就是说，桐城派产生，历经百余年发展，已经差一点销声匿迹，现在是自己该让渐行渐远的桐城余音再次震响起来的时候了；另创湘乡文派，取而代之桐城派，使桐城古文适应变世的需要。
这篇文章让人们知道湘乡曾国藩的最高目的是“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1928年胡适在《桐城文派评述》中最先使用“湘乡派”这个名字，并得到普遍认同。
胡适是以《欧阳生文集序》作为根据，分析得出的论断。
1853年1月，咸丰皇帝命令在籍守制的侍郎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帮办，湘军应运而生。
为了刺激军心士气，曾国藩利用手中保荐文武官员的权力，大量保举人才，不少人被破格重用，其升迁之快，世所罕见。
于是大批文人纷拥而至。
曾门四弟子之一薛福成仅仅凭一篇万言书破格提拔，从一芥草民跃居高级智囊团成员。
湘乡派重要成员郭嵩焘两年内连升三级，而官至广东巡抚。
李元度因军功而超升。
湘乡派其他主要成员如吴敏树、欧阳勋、周寿昌、王先谦等人，也是湖南籍，素与曾国藩交善，乐于听从差遣。
还有文人陈学受、方宗诚、汪士铎、王闿运等人，都在曾国藩幕府里供差。
一时之间，天下文才，荟萃“湘乡”门下，蔚为壮观，相授古文笔法，使“浅弱不振”的桐城派得以中兴。
吴汝纶身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严复、林纾皆出其门下。
故而使湘乡流俗相因，统治封建文坛，直至五四运动。
湘乡派崛起于19世纪中叶，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的结果。
道光、咸丰年间，清朝统治已由全盛跌入衰世，国内外矛盾加剧，使日益腐朽的封建大厦危在旦夕。
康熙平定三藩叛乱，创造了空前的大一统局面。
在清王朝残暴的高压政策下，桐城派先驱戴名世因《南山集偶钞》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连为其书作序的方苞也被捕入狱，差点送了性命[3](P875)。
吸收这血淋淋的教训，桐城派作家们不能不谨慎从事，以致不敢畅所欲言。
于是刻意追求含蓄有味，有时则不免流于空疏。
姚鼐因愤懑于“露才往往伤其躯”的社会现实，而不惜于43岁即主动辞官，宁愿在清贫的教书生涯中，以写“君子之文”，来实现其“君子之志”[4](P89)。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桐城文派，作家们为了避免招来杀身之祸，只有屈从迎合统治者的需第25卷第4期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VOL.25NO.42008年12月JOURNAL OF NANNING TEACHERS COLLEGEDec.2008曾国藩与湘乡派之论析翔云(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摘要：曾国藩生于湖南湘乡，周围荟萃四大弟子与近百人作家，号称湘乡派，应运时代需要而生。
《欧阳生文集序》是湘乡派创建的宣言书，它提出“文章与世变相因”理论，添加“经济”之学，发挥文学社会功效。
曾氏死后，湘乡派在五四运动口诛笔伐中销声匿迹。
关键词：曾国藩；湘乡派；诗文中图分类号：I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96X(2008)04-0046-03On Zeng Guofan and Xiang Xiang SchoolXiang Yun(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Abstract:Xiang Xiang School,named after Zeng Guofan's birthplace,was founded in the need of times and grouped Zeng,his four students and dozens of other writers."Preface to Ouyang Sheng Collected Works"by Zeng is the manifesto of this school,in which the principles of development was put forward to advoca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literature.This school was criticized to death in May 4Movement.Key words:Zeng Guofan;Xiang Xiang School;literary work46··要，倡言“义法”，要求“文以载道”，使“理学”作为文章的第一要务，最终使桐城文走上华国鸿业的道路，为其衰落留下了严重的隐患。
道光年间外敌入侵，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一浪高过一浪，大清帝国陷入朝不保夕的困境。
随着姚鼐及其弟子相继去世，桐城派古文的弊端也日益突出，面临岌岌可危，后继乏人的局面。
因此，清廷的统治亟需有人来挽救危局；桐城派要存在，也必须有新的领袖人物。
曾国藩以其刚毅果敢，文武兼备而显赫于一时，正是他适应了这个封建没落时代的需要[5](P338)。
到了曾国藩所处时代，桐城文已远远不适应统治形势的变化，其浅弱空疏的形式主义弊端已经十分明显。
曾氏极端地鄙薄刘大櫆，他在《覆吴南屏》中说：“刘氏诚非有过绝辈流之诣”、“鼐独扶其微而发蕴，惟亟称海峰，不免阿于私好。
要之方氏以后，惜抱固当为百年正宗，未可与海峰同类而并薄之也。
”他认为姚鼐编辑《古文辞类纂》收入刘大櫆的文章是“阿于私好”。
在该文中曾国藩还一针见血批评姚鼐文章“其不厌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
”曾氏生当历史剧变时刻，对社会的衰败，桐城文派的浅弱是深有所感的。
面对八旗兵的不堪一击，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三月初九日上书《议汰兵疏》，指出天下大患在于国用不足，在于兵伍不精。
他创建军队，经过十余年的搏杀，横扫大半个中国，镇压了农民起义，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
他接过桐城派的旗帜，利用自己的权势，搜罗大批文人，近百人之多：“或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或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或“有一艺一能，各效其长”。
在林林总总的人才中，“曾门四大弟子及俞樾、王闿运、郭嵩焘、刘蓉、李元度、郭崑焘、何应祺、向师棣等，尤以文学见称外，其余七十人也是文坛上享有声誉的人物。
”在咸丰、同治、道光年间“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曾氏之门”，出现了所谓湘乡派“中兴”桐城文的盛况。
湘乡派文经曾国藩亲手号召带领起来，便风靡一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洋务运动高涨时期，成为宣传兴办洋务主张，批判封建顽固派思想的口舌。
如《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作于1868年，当时曾氏任直隶总督，提出直隶士子致力的方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洋务大业培养有用之才。
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持续了三十余年之久，开办近代军工企业，发展民族工业，改革教育体制，创办翻译馆。
这期间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长期艰难的交锋，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大臣运用改造后的古文作有力的武器，作为载道之文的湘乡派文成为阐释洋务思想的重要载体，显示了它应有的活力。
在洋务思想流行之际，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的文章脍炙人口，在知识分子之间流传日广。
二、变革的理论，发展的动力据吴汝纶《吴挚甫文集·孔叙钟文集序》可知，曾国藩在京师翰林院时，便已有文名，在其周围形成“文章之士归趋之，相与讲论姚氏之术”的局面。
湘乡派能够兴盛一时，曾氏权位显赫，仅仅是一个外部原因，而重要的内因还是得从曾国藩的文学主张去寻求答案。
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一文结尾处提出著名的文学论点“文章与世变相因”[6](P247)，给陈陈相因的桐城文派理论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在他看来，桐城文之所以越来越没有市场，就在于一代一代作家死抱“义法说”，而没有看见时代已经有变，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也应随之而变。
他在《重刻〈茗柯文编〉序》中，针对当时文坛的弊端，尖锐地指出：“盖文章之变多矣。
高才者好异不已，往往造为瑰玮奇丽之辞，仿效汉人赋颂，繁声僻字，号为复古。
”[2](P72)他叹服张惠言之文：“空明澄沏，不复以博奥自高，平生师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笔称述，适如其量，若帝无神之监临，褒讥不敢少谥，何其慎矣！”可见他在反对“不类”“不肖”的仿效之作的同时，所追求的是“适如其量，毕肖其人的真实。
”曾国藩在《钱选〈制艺〉序》中写道：“人情贱同而思异，物穷则变，自古然也。
古文善于趋时者贵先时，不贵后时。
场屋之文，何独不然？国家以制艺取士，二百年来，为体屡迁。
”这个论据是极其有份量的，八股文取仕，本来已规定严格的写作程式，但它还须依时而变，“二百年来，为体屡迁。
”对其他文体，就不言自喻了。
在“文章与世变相因”文学理论的指导下，曾国藩应时而动，进一步提出适应社会需要的见解。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
”曾氏继承姚鼐这一主张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致力如何？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
”[2](P358)他用“经济”的内容来疗救“义理”之穷，强调以“经济”为统率，使“义理”有所实，“考据”有所归。
所谓“经济”是指“经国济民”之意，也就是主张文学服务于现实。
在四者之中，又有轻重之别。
“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
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