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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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字子孝,号忠介,湖南湘潭人,是清朝末年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教育家。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辉煌,他的故事也成为了后人学习和崇拜的对象。
一、早年经历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读书人,对于教育有着很高的期望。
曾国藩从小就显示出了过人的才智和勤奋的品质。
他在家乡读书,后来考入了湖南的府学。
在府学期间,他刻苦学习,勤奋钻研,成绩优异,被誉为“府学之冠”。
二、官场生涯曾国藩在官场上的表现也非常出色。
他先后担任过湖南、湖北、陕西等地的官职,以及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斗。
他在战场上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被誉为“曾铁军”。
他的军事战略和组织能力使得太平天国起义军遭受了重大打击,为清朝政府稳定了局势做出了巨大贡献。
曾国藩在官场上也是一位清廉正直的官员。
他坚持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不受贪污腐败的诱惑。
他注重民生,积极推行改革,为人民谋福利。
他还注重教育,提倡儒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有用的人才。
三、晚年生活曾国藩在晚年过上了安逸的生活。
他退休后回到家乡,过上了宁静的生活。
他继续读书,写作,思考人生。
他的著作《曾文正公全集》成为了后人学习的经典之作。
他还致力于家族的兴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后代。
曾国藩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
首先,他的勤奋和才智告诉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才能取得成功。
其次,他的清廉和正直告诉我们,做人要有道德底线,不能被金钱和权力所腐蚀。
最后,他的奉献和忠诚告诉我们,作为一名公仆,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国家的繁荣而努力。
总之,曾国藩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故事激励着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辉煌,他的故事也成为了后人学习和崇拜的对象。
让我们向曾国藩学习,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为国家的繁荣做出贡献。
曾国藩7个小故事曾国藩,清朝末年的名将、政治家、外交家和理学家,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
以下是七个关于曾国藩的小故事:1. 曾国藩与小偷:曾国藩小时候天赋不高,因此经常背诵诗词文章。
一天夜里,一个小偷钻进了他的房子,在他的书房里来回徘徊。
曾国藩背一篇短文,重复了几十遍也没能背下来。
小偷不耐烦了,将这篇短文背诵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
2. 曾国藩与猎户:曾国藩年轻时喜欢打猎。
一次,他与一个猎户争辩起来,说自己的父亲也是猎户,而这个猎户只是普通百姓。
猎户告诉他,虽然他的父亲穿着打猎的衣服,但从未真正打过猎。
曾国藩深受启发,从此更加关注实用主义和民本思想。
3. 曾国藩与算命先生:曾国藩年轻时曾经找算命先生算命。
算命先生告诉他:“你将来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甚至会成为宰相。
”曾国藩听了非常高兴。
但是算命先生接着说:“不过,你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太过于相信命运。
”曾国藩听后非常沮丧,但后来他意识到算命先生是在点醒他不要过于依赖命运,要更加努力奋斗。
4. 曾国藩与左宗棠: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清朝的重要政治家和军事家。
两人曾经因为一件小事闹矛盾,互相不说话。
后来曾国藩主动去找左宗棠和谈,但是左宗棠避而不见。
曾国藩不放弃,继续敲门。
左宗棠听到后非常感动,开门迎接曾国藩。
从此两人重新建立了友谊。
5. 曾国藩与李鸿章: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和引路人。
一天,李鸿章带着两个问题来找曾国藩。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兵法,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做官之道。
曾国藩告诉李鸿章:“兵法易学,做官之道难学。
”然后指着自己的头说:“这里面的东西才是最宝贵的。
”意思是说,做官需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力,不能只学书本上的知识。
6. 曾国藩与湘军士兵:曾国藩创立的湘军是清朝的重要军事力量。
他非常注重士兵的纪律和教育,经常亲自教导士兵。
一次,一个士兵因为赌博被抓,曾国藩知道后非常生气。
他告诉士兵:“你赌博不仅会输掉自己的钱,还会影响到整个军队的士气。
”然后给了士兵一些钱,让他好好休息并严格遵守纪律。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
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
清朝战略家、政治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毛泽东曾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
博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进惧倾记。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表达出对这位已故乡人的推崇之情军事功劳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创立地方团曾国藩铜像练,称为湘军。
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
咸丰四年(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
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
后沉静自省,重整旗鼓,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
咸丰八年(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如虹;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
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
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
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
曾国藩入南京后,信守对将士们的诺言,「……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
」(李圭:《思痛记》)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
曾国藩[编辑]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曾国藩大清光禄大夫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赠太傅爵位一等毅勇侯籍贯湖南省湘乡县族裔汉族原名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号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出生大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1811年11月26日)湖南省湘乡县逝世大清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南京墓葬曾国藩墓亲属(父)曾麟书(子)曾纪泽、曾纪鸿(女)曾纪芬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清朝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宗圣曾子七十世孙。
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与胡林翼并称曾胡,因讨伐太平军时,有大肆屠杀平民之情事,而与其弟曾国荃被称为曾剃头或曾屠户。
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
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
目录[隐藏]• 1 生平o 1.1 早年o 1.2 初入仕途o 1.3 围剿太平军o 1.4 直隶总督o 1.5 回任两江• 2 儒学• 3 文学• 4 军事• 5 修身• 6 评价•7 纪念建筑•8 逸事•9 曾氏家族o9.1 父祖o9.2 同辈o9.3 子侄辈o9.4 孙辈以下•10 注释•11 参考•12 外部链接生平 [编辑]早年[编辑]曾国藩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1811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乳名宽一。
父亲曾麟书是塾师,屡试不第,年近五十方才进学,成为生员(秀才)。
[1]麟书自忖功名仅能及此,从此在家乡一心一意栽培长子曾国藩科考。
曾国藩五岁啓蒙,次年入家塾“利见斋”。
道光六年(1826年)春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
道光十年(1830年),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
道光十三年(1833年)秋,应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进入长沙著名的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并动身入燕京准备来年的会试。
曾国藩简介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函,号涤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
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
这句话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和影响。
他也是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
曾国藩出生于清代一个地主家庭,自幼虽笨,但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
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
父麟书,有田产,不事耕种,醉心功名,然童试17次皆不第,父设馆授徒。
曾国藩幼从父学。
道光十三年(1833)入县学为秀才。
翌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中举人。
此后赴京会试,一再落榜。
十八年,始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旋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
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
自此供职京师,结交穆彰阿、倭仁及唐鉴等。
二十七年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明年升侍读,后年升侍讲学士。
二十七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二十九年任礼部右侍郎,旋兼兵部右侍郎。
三十年兼署工部右侍郎。
咸丰二年(1852)兼署吏部左侍郎。
最后升至总督,官居一品。
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
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
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天津教案同治九年(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
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
曾国藩最精辟的十句话
1.既往不恋,当下不杂,未来不迎。
——曾国藩2.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曾国藩3.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曾国藩4.学而废者,不若不学而废者。
学而废者恃学而有骄,骄必辱。
——曾国藩5.人之处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
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处之。
——曾国藩6.自其外者学之而得于内者谓之明,自其内者得之而兼于外者谓之诚,诚与明一也。
——曾国藩7.勿以小恶弃人大美,勿以小怨忘人大恩。
——曾国藩8.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著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曾国藩
9.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
——曾国藩10.好便宜不可与共财,狐疑者不可与共事。
——曾国藩。
曾国藩曾国藩(1811年11月21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
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中兴名臣」之一,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现属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
曾国藩的一生是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分不开的。
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
这时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反革命武装不堪一击,完全丧失了抗拒革命大军的能力。
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
1853年1月,清廷命曾国藩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团练。
曾国藩顾不得守制三年的大礼,积极行动起来,开始了他一生反对太平天国的事业。
他知道,如果按照历来办团练的老办法,是对付不了大规模有坚强组织的农民力量的,因此他建议重新建立一支在绿营以外的正规军-湘军。
湘军的主要特点:一是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团结军队内部的纽带。
湘军的官兵,大抵都是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师生等关系挑选募集。
各营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
二是湘军的将领,大多选自受过孔孟之道熏陶,在科举道路上失意,一心想借军功猎取功名富贵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
这些人平日以程朱理学相标榜,把保卫封建统治秩序作为自己奋斗的最高目标。
三是湘军以“卫道”为名,实际上却是一伙杀人放火的强盗。
在长沙团练的时候,曾国藩因杀人很多,就已经得到了“曾剃头”的绰号。
在和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养成湘军凶悍领残的本性。
1854年初,湘军组成陆军十三营,水师十营,共一万七千多人,同年正式出师与太平军作战。
曾国藩以自己的名义,发出了一道檄文,诬称太平天国为“粤匪”,说他出来镇压革命,不仅是为了保卫清王朝,而且是为了保卫整个的旧传统。
曾国藩作者:摘要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在中学的教科书上,曾国藩“素来”扮演着一个残酷、虚伪、奸诈、腐化、好名的形象。
太平天国在教科书上有着这样的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农民阶级反封建反侵略的战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狠狠打击了外国侵略者。
”曾国藩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阻挡历史的车轮,自然就成为了受教科书中的反派人物。
然而,他的文韬武略,他的道德修养,令许多后人推崇。
梁启超把曾国藩看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他认为曾国藩:“……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
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比肩者。
”近代有学者把孔子、朱熹、曾国藩三人在儒学上的成就并列,连蒋介石也对曾国藩大加赞誉,他不仅将曾氏家书作为立国之本,而且在黄埔军校中力倡以《曾胡兵法》作为教材和必读书。
1关键词生平简介从理学到礼学的转换会通汉宋学术道论与文论军事功劳与争议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正文(一)生平简介2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在仕途上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
紧接着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曾国藩的学术思想从理学到礼学的转换尊奉程朱理学是曾国藩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
理学,是宋朝以后的新儒学,哲学思潮。
理学的讨论问题主要有:1.世界的本源问题;2.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3.认识论问题,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程朱理学作为理学的一大派别,由二程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认识学说,有朱熹提出了“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
理学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理论是曾国藩在继承理学传统的同时,进一步阐发的部分。
他指出:“格物,致知之事也。
诚意,力行之事也。
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
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日用常行之事,洁物业。
格者,即物穷其理也。
如事亲定省,物也,穷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
事兄随行,物也,穷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
”曾国藩强调的事亲、事兄等道理,要求人们从思想深处31曾国藩治国修身之道2曾国藩人物概述领会、接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并付诸实践;他还强调将个人的修身养性推向社会,是人人都能约束自己的视、听、言、动,并使整个社会都能够“始于修身,终于济世”。
曾国藩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是对程朱理学的进一步阐发,它体现了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
然而,正是曾国藩思想中的经世思想决定了其与程朱理学的差异性。
程朱理学强调的是对事物规律的理论分析,曾国藩虽然认同这一点,但是作为一名官员,他的思想里有深厚的经世思想,希望可以讲理论层面的道理具体化到社会实践中去,为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做出辅助,此所谓将“理”具体化为“礼”,由“天理”转向“经世之礼”。
曾国藩这样的转变,可以追溯到他与乃师唐鉴的关系。
唐鉴并不一味强调修身养性的理学之道,但是他指出了复兴理学的现实意义在于“夫学术非而人心异,人心异则世道漓,世道漓则举纲纪、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彼辞邪说之中也”。
唐鉴的这种思想,曾使曾国藩“听之昭然若发蒙”。
另外,曾国藩的思想转变还可以从他所处的嘉道间学术思想发展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早在乾嘉之际,学术界就出现了一股以礼代理的思潮,当时的学者们看到了现实社会与人生理想之间的矛盾,他们企图通过“礼”替代“理,彻底摆脱朱理学的羁绊”。
因此,曾国藩与程朱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有明显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其思想与有重振儒家教规,强化儒学的应用性的崇礼思想有着相通之处。
会通汉宋学术基于上述礼学思想,曾国藩主张学术“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会通汉宋学术是曾国藩学术思想的有一个主要特征。
所谓“汉宋学术”,是指“汉学”和“宋学”,它们是清代学者习用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概念与治学取向。
前者在理论上崇尚运势儒学------盛行于东汉的古文经学,治学方式提倡“实事求是”,取证特重汉儒经注。
作为学术流派,它萌发与明清之间,极盛于乾隆嘉靖时期,衰退于道光咸丰时期。
后者奉程朱为圭臬,尤其是朱熹个人的学说,以主观意愿诠释儒家经典,使经学理学化,以治学方式专注空谈心性,经学一出臆断。
两派的分歧论辩由清初就产生,到道咸期间才告一段落。
嘉庆时,阮元重申直径必须兼顾汉宋,他认为二者兼采:“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
”曾国藩之主张会通汉宋学术,正是阮元这种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二者有所不同,他之所以会通汉宋学术,是因为他看到了现行社会伦理准则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
曾国藩强调兼取汉宋二者之长,是他认为有利于重申先王之道。
曾国藩指出:“近世乾嘉之间,诸如无味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沟沿古训,本河间先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
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谓即物穷理乎?”曾国藩将程朱的“格物致知”与汉学家尊崇的“实事求是”的学风,虽然有时偏颇,但曾国藩之所以将二者联系起来,与会通汉宋而致力于成为“明理有用之人”是有关系的。
曾国藩自从踏入仕途,就注意“预览前史,求经世之学”。
曾国藩将学术研究与现实相结合,并舍弃学术上的门户之争,甚至有所兼容的做法,正是他主张会通汉宋学术思想的具体化,它对乾嘉以来嗜谈门户的学风,无疑是一种新的突破。
道论与文论曾国藩继承了桐城派“为文之道”的传统,这是因为他的思想与桐城派精神有着很多呼应之处。
曾国藩在总结自己学术时说道:“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
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
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
证诸古制而不谬;然而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
途皆可入圣入道。
其义经史,其也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
”在这里曾国藩所说的四学术实际上是桐城派治学的宗旨。
刘大魁就认为:“文人者,大匠也。
神奇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
”姚鼐说:“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
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足以相害。
”然而,桐城派虽然肯定了为学四术的重要作用,但是仍然着眼于将为文之道。
也就是说,桐城派认为作文的目的应该是通经明道,唐宋八家在这方面就做得不好,因此作文必须重视义理,求其根源。
对此,曾国藩亦尊之不移。
他说:“姚先生持论宏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但是,曾国藩在重申桐城派“为文之道”的同时,又每每将修己治人之术放在首位。
在他看来,“义理”是“体”,即根本;经济是“用”,是实事;“考据”是辅辅助手段,辞章只是特定的表达形式。
曾国藩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更阐明了“道”对“文”的统一性。
曾国藩的文论主要集成了姚鼐的阴阳二境说。
他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灵。
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
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
”又说:“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曰庄子、曰扬雄、曰韩愈、曰柳宗元。
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曰曾巩。
”在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此种言论比比皆是。
前段是讲作文须讲究文气,既不质实,也不玄虚,换句话说就是,既给人示之以门经,其主要论调又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后段将韩、柳、欧、曾足以与庄、扬、马、刘并驱。
然而,曾国藩对韩愈尤其赞赏“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为第一”。
曾国藩提倡学习古人,主要在于精神,不在于形貌。
韩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善于法古,但是并不因此而失去原创性,他法的是古代的精神,而没有照葫芦画瓢,他学来了精髓并融入了自己的想法,从而显示出了自己的特点。
这正是桐城派文论的主要精神,姚鼐就说:“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
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
”总而言之,曾国藩的道论和文论除了保留和继承传统以外,还重振了桐城派的“文统”。
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末期最后的一尊精神偶像,其学术思想在近代社会、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学得道学的虚伪,却不曾受束缚与道学的迂腐”。
曾国藩在求索的道路上,是一个带有个人色彩的不迂腐的求知者,他一开始尊奉理学,但是他并未因此而顺应理学思想,而是在理学的研究中发现理学的弊端,转而以崇尚礼学来弥补之;他推崇桐城派的为文之道,法古之精神,非其形貌也,更之,创之。
这样的思想成为后来洋务派自救运动的思想来源,同时它也是晚清流派伦理思想的主要渊源。
军事功劳与争议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军事事业的巅峰。
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
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但是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但有些论者则秉承新的思想,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
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
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
“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
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
但不同意冯友兰认为镇压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
有的论者则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
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