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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讯逼供”作者：彭建军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09年第07期摘要:刑讯逼供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然而,我们不时可以听到刑讯逼供事情的发生,有些甚至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本文主要论述了刑讯逼供产生的根源及防范措施。
关键词:刑讯逼供法律渊源防范措施司法体制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20一、刑讯逼供发生的根源第一,法律文化思想的延续。
刑讯是历史的法文化“遗产”,由于秦代法律对刑讯的肯定,使得成为秦汉及以后历代审案者使诉讼当事人“辞服”的主要手段。
刑讯这种合法的诉讼方式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
直到20世纪初的晚清修律,刑事诉讼制度上才注意吸收西方近现代的一些法制成果。
但即便进入民国以后,刑讯依然盛行。
尤其是国民党中统、军统审理各类“党国要案”,更是滥施刑讯,酷刑逼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奉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刑讯逼供。
今天的社会,自上而下要求服从的观念并没有完全消除,要求被告人“坦白”的国家刑事政策和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刑事诉讼法条文内容都使得司法人员形成深固的要求犯罪者“认罪服法”的观念,并因而重视对口供的获取。
第二,我国现有司法体制的影响。
首先,我国经济落后,致使司法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和工作量不成比例,司法经费严重不足。
而各单位往往以办案率和结案率作为核定成绩的指标。
其次,“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这一“如实回答”的法定义务,就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沉默的权利,同时也给了侦查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力。
另外侦查活动带有一定的隐秘性,犯罪嫌疑人从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与外界隔绝,再加上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设置不当,从而造成刑讯逼供的肆无忌惮。
最后,口供作为直接证据容易取得,并且证明价值较高因而深得侦查人员的喜爱。
论刑讯逼供的存在原因和遏制方法刑讯逼供一直是司法界、社会舆论甚至国际舆论的热议话题。
在一些国家，刑讯逼供甚至被广泛使用，成为了执法机构的一种“惯用手段”，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和担忧。
那么，刑讯逼供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又该如何遏制它的发生呢？刑讯逼供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破案压力。
现代社会中，破案压力越来越大，要求司法机关以最快的速度破案，政府也对犯罪活动的打击有着极为强烈的要求。
然而，在现实中，犯罪者并不总是轻易被抓到。
执法机构为了达到破案的目的，会尝试各种手段，包括过度使用物证、证人证言或者刑讯逼供等方式，为了快速破案而进行牺牲个体权益。
这种做法虽然可能带来一时的功效，但在长期的过程中，必将对人权产生不良影响。
其二，缺乏调查技能。
在一些法律形式先进但执法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中，由于执法机关的技能、方法和工作作风不够成熟，使得执法过程中出现过度使用刑讯逼供等手段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执法机关缺乏调查技能和工具，难以通过其他合法手段得到必要的证据，迫使其不得不屈服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
综上所述，刑讯逼供存在的原因既有一些外在的环境因素和压力，也有一些内在的技能和方法等层面的问题。
但无论哪种原因，刑讯逼供都是一种非常危险和阴暗的行为，对人权和社会正义产生了严重的危害。
因此，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方法来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
首先，加强执法人员的法律教育和实践技能培训。
为了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权力观念。
执法人员必须要牢记“依法办案”的原则，遵守法律、尊重权益，不使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
其次，加强对法律规定的解释和宣传。
在社会和法律方面，应当注重宣传法律规定的正确应用和理解。
通过一些教育、宣传的方式，使得公众对法律和司法过程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让他们能够理性、客观地评价司法工作的效果和成果，对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后，加强监督机制和反腐查办机制的构建。
论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规定的性质及其完善《刑法》关于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刑罚规定的性质是我国刑法学界一直争议的问题，应该说，将其理解为注意规定更具妥当性。
在此基础上，对刑讯逼供罪的刑罚缺档应予以立法上的完善，即应根据行为人对刑讯逼供中致人伤残、死亡结果的不同心理分别设置相应刑罚。
同时，在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评价时应遵循充分评价和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
标签：刑讯逼供；致人伤残；致人死亡；注意规定《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即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
然而，该条法律规定并未对司法工作人员关于伤残、死亡结果的主观心理做出明示，这一来使得刑法学界对于该规定的性质的争议的产生由来已久，二来使得刑讯逼供罪在立法上存在刑罚缺档的漏洞。
笔者认为应将该法律规定理解为注意规定；其次是应对现行《刑法》中的刑讯逼供罪进行立法上的修正，并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全面评价，进而充分保障司法工作人员、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权益。
一、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规定的性质（一）刑法学界现有理论主张对于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致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伤残、死亡的，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的规定的性质，学者们之间还存在较大分歧。
综观我国刑法学界，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理论主张。
有些学者认为，它属于转化犯的规定。
转化犯是我国提出的新概念，在其他大陆刑法中，都难以找寻它的踪影。
作为在刑法学的罪数理论中最具中国特色的理论，转化犯的具体内容和特征尚未有定论和统一口径。
[1]一般认为，转化犯的成立需要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法定性，即属于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型态。
（2）客观上，行为人由于某种情况的变化，前后实施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前行为成立一个罪质较轻的罪名，后行为则属于一个罪质重的罪名内的特定行为。
轻罪的构成要件在重罪的构成要件的射程范围之内，其加上后来的特定行为共同该当了重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刑讯逼供案分析范文刑讯逼供案是指在刑事侦查过程中，警察或执法机关对嫌疑人采取非法手段，使用刑讯逼供的手法来获取供词的案件。
这种行为违反了人权和法律的原则，对被害人造成了严重的身体和心理伤害，也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下面对刑讯逼供案进行分析。
首先，刑讯逼供案的存在是由于刑事侦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包括对证据不严格的审查、对嫌疑人权益的忽视、执法人员缺乏专业素养和法律意识等。
在这种情况下，执法人员可能会通过使用刑讯手段来获取供词，以便快速解决案件和追求表面上的“正义”。
其次，刑讯逼供案剥夺了嫌疑人的自由和尊严，并给被害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被逼供的嫌疑人可能会受到酷刑、电击、虐待、威胁、恐吓等不人道的待遇，这些行为既违法了法律的规定，也违背了人权的基本原则。
同时，这种行为也会产生错误的供词，因为被逼供的嫌疑人为了结束痛苦可能会说出不实的话，导致错判和冤假错案的发生。
此外，刑讯逼供案对司法体系的公正性和权威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司法体系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的重要力量，但如果执法人员使用刑讯逼供的手法来获取供词，那么司法体系就会丧失公正和权威。
这不仅会影响社会对司法的信任，也会降低人们对法律的遵守和尊重，进一步破坏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最后，解决刑讯逼供案不仅是司法机关的责任，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首先，司法机关应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教育和监督，提高其法律意识和专业素养，严格执行法律的规定。
其次，应建立健全的问讯和取证程序，确保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同时，社会各界也应加强对刑讯逼供案的关注和监督，通过舆论和法律手段来推动和完善。
总之，刑讯逼供案作为一种违法和不人道的行为，对被害人和司法体系都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解决刑讯逼供案需要从根本上和完善刑事侦查过程，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意识，加强对刑讯逼供案的监督和打击，使司法体系真正成为维护正义和社会稳定的力量。
与逃逸致死这两种相关行为连结起来分析,肇事是引起抢救被害人义务的先前行为(在法律将这种抢救规定为法定义务的情况下,这种抢救义务就是法定义务与先前行为义务的竞合),故意不履行这种义务导致被害人死亡时,无论肇事行为本身是否构成犯罪,行为人的责任大小,均可以成立不作为的间接故意杀人罪,若只将其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在交通肇事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认定上的困难。
就这种情况的立法规定方式,可以有两种可能,一是直接按故意杀人罪处理;二是规定为特殊的遗弃罪。
比较两者,规定为特殊遗弃罪较为合适。
一是该种情况主观上为间接故意,且为不作为,其社会危害性比一般的故意杀人罪相对要小,按故意杀人罪处理有可能会处罚过重;二是按故意杀人罪处理,只有在造成死亡结果的时候才可以成罪,未造成死亡结果就无法处罚,这就可能轻纵犯罪。
若规定为特殊遗弃罪,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在我国,遗弃罪只是对具有抚养义务的人规定的犯罪,其保护客体是公民的受抚养的权利。
而在一些国家或地区,遗弃罪具有更一般的意义,在有义务者的遗弃罪中,不管这种义务的来源如何,只要义务者不履行义务,而使被害人处于危险状态,其行为就构成遗弃罪,若引起死亡结果的发生,则构成结果加重犯。
[6]这种立法方式有其合理性,对我国有借鉴价值。
最后看第一种情况。
行为人在交通肇事之后,为了逃避罪责或出于其他动机,发生犯意的转化,并在转化后的犯意的支配下,实施了作为或不作为的杀人行为,直接杀死被害人或将被害人移转至不易发现之处,其行为已经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可以构成转化犯,直接按故意杀人罪处理比较合适。
通过以上分析再看我国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立法,可以指出以下不足:行为上不分肇事与杀人,罪过上不分故意与过失,刑罚上的罪刑对应关系也难说科学,有必要予以修改。
但在立法未作修改之前,仍应按刑法的规定处理,这就有必要尽快由司法机关作出司法解释,将第三罪刑阶段的主观罪过形式解释为兼含间接故意是比较合适的。
刑讯逼供罪的量刑标准是怎样的在我国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以及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刑讯逼供被认为是一种合法的诉讼方式，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刑讯成为纠问式诉讼制度的一个典型特点。
但是在现代社会，刑讯逼供是绝对不允许的，还有可能触犯刑讯逼供罪，那么具体来说刑讯逼供罪的量刑标准是怎样的?下面小编为你做详细解答。
▲一、怎么认定刑讯逼供罪1、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我国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即使是被怀疑或者被指控犯有罪行而受审的人，也不允许非法侵犯其人身权利。
刑讯逼供会造成受审人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损害，因此，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
而按照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因此，又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
本罪侵害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所谓犯罪嫌疑人，是指根据一定证据被怀疑可能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
所谓被告人，是指依法被控诉有罪，并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证人不能成为本罪侵害的对象，如果对他们刑讯逼供构成犯罪的，按暴力取证罪论处。
2、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首先，刑讯的对象是侦查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起诉、审判过程中的刑事被告人。
犯罪嫌疑入、被告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否构成犯罪，对本罪的成立没有影响。
其次，刑讯方法必须是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
所谓肉刑，是指对被害人的肉体施行暴力，如吊打、捆绑、殴打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
所谓变相肉刑，是指对被害人使用非暴力的摧残和折磨，如冻、饿、烤、晒等。
无论是使用肉刑还是变相肉刑，均可成立本罪。
再次，必须有逼供行为，即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行为人所期待的口供。
诱供、指供是错误的审讯方法，但不是刑讯逼供。
3、主体要件：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
刑讯逼供是行为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利用职权进行的一种犯罪活动，构成这种主体要件的只能是有权办理刑事案件的司法人员。
刑事案件中的刑讯逼供问题刑讯逼供，作为一种不人道的取证方式，一直以来备受争议。
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国内法律界，都对刑讯逼供表示强烈谴责。
本文将从刑讯逼供的定义、历史背景以及法律制约等多个角度来探讨刑事案件中的刑讯逼供问题。
一、刑讯逼供的定义及历史背景刑讯逼供是指在审讯中，刑警或办案人员对嫌犯使用非正当手段、采取虐待、折磨的方式强迫嫌犯供认自己犯罪的行为。
刑讯逼供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审讯方式，那时的审讯往往没有法律保障，审讯者可以随意使用酷刑等手段来逼取嫌犯的口供。
然而，随着法治观念的进步和人权意识的提升，刑讯逼供行为逐渐受到法律和道德的限制。
二、刑讯逼供的危害及现状1. 侵犯人权：刑讯逼供是对疑犯或罪犯基本人权的侵犯，违反了被告人的隐私权、尊严权和自由权。
2. 误导司法：刑讯逼供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由于嫌犯受到拷打、虐待等非正当手段，被迫供认冤罪，导致无辜者被错误定罪。
3. 破坏公信力：刑讯逼供严重破坏了司法公正和公信力，使人民的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大打折扣。
然而，尽管刑讯逼供问题广受诟病，但在某些地区和一些极端情况下，刑讯逼供仍然存在。
因为一些意识落后、法治观念不健全或者其他人为原因，一些国家或地区仍然采取刑讯逼供的方式来获取证据，这就需要强化刑讯逼供问题的法律制约。
三、法律对刑讯逼供问题的制约1. 国内法律制约：在现代法治社会，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通过立法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并规定了严厉的刑罚。
例如，中国刑法第五十九条明确规定：“禁止以暴力、威胁、欺骗等不正当方法取得口供或者证人证言。
”这一法律规定为打击刑讯逼供提供了依据。
2. 国际法制约：国际人权法也对刑讯逼供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世界人权宣言》第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受酷刑，不受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刑罚。
”国际刑事法庭等国际法院也将刑讯逼供作为认定证据的不可靠因素，加强了对刑讯逼供的打击力度。
四、预防刑讯逼供问题的对策1. 法律教育：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法律教育，提高其法律意识和人权意识，确保遵守法律和道德底线。
论刑讯逼供内容提要：刑讯逼供在中国一般被认为起源在奴隶社会时期，并随着封建制的建立和发展而发展，在随后的中国几千年封建时期里达到发展的顶峰。
刑讯逼供不仅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司法机关的形象，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使无辜者受罚而有罪者逍遥法外，导致无数冤假错案，还不利于无辜者的人权甚至是生命权的保护。
刑讯逼供是反文明、反人道的。
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刑法的功能，刑事诉讼制度的作用，除了惩罚和打击犯罪、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保护无辜和维护人权。
所以，刑讯逼供无疑是应该彻底废除的。
本文从刑讯逼供在中国的历史沿革入手，探讨各历史时期刑讯逼供存在的状况，分析其存在的深厚的历史根源。
再针对当前中国刑讯逼供之风又有抬头之势的现状，分析导致这种现象的各种原因，包括思想上，立法上，制度上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力求完整。
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可行的防治对策。
以下正文：一、刑讯逼供的历史沿革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刑讯逼供在我国起源很早，一般认为，是从奴隶社会起源，到封建社会逐步发展起来的。
刑讯逼供在中国的历史沿革充分说明了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度在刑讯逼供上的特殊背景。
下面就将对各时期中国历史上刑讯逼供的存在情况做简要分析。
（一）奴隶时期公元前21世纪，随着原始社会的接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
奴隶制国家的法律，是奴隶主镇压奴隶的反抗，维护其统治的工具。
在这个时期，法官判断证据认定案情，主要是根据审判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来的。
《周礼〃秋官〃小司寇》中有关于“五听”断狱的说法：“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
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①。
五听的具体含义就是，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中，要注意受审人讲话是否合理，讲话时神色是否从容，气息是否平和，精神是否恍惚，眼睛是否有神，从而断定其陈述的真伪和案件的是非。
这种审判方法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根据心理学的观点，人在撒谎与说真话的时候表情、神态、语气是不一样的，故这种判定方法有一定能力将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与原始的神判相比起来，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仅凭受审人表情来确定案情，是有失偏颇的，并且难以避免人的主观臆断。
对于当时是否存在刑讯逼供，学者观点一般认为是存在的。
由于当事人的口供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其不招供，则无从定案。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定案情，则必须取得当事人的口供，不管采用什么方法。
所以，当时对口供的重视和依赖，直接导致了刑讯逼供的产生。
据春秋时期的《礼记〃曰令》记载：“仲春之日……毋肆掠，止狱讼。
”肆掠就是刑讯的意思，在仲春之月禁止肆掠，由此可知在其他时节无疑是允许刑讯的。
所以据历史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判定，刑讯逼供在中国的起源应当是在奴隶时期。
（二）封建时期春秋之后，我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
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日趋完善。
当时的证据制度与中世纪欧洲各国的证据制度不同，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法定证据制度的影响，但占主要地位的是法官个人决断。
口供至上主义始终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证据制度，成为其重要特征。
当时存在的“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等规定，无不反映了当时定罪的唯一标准，即所谓“罪从供定”。
一般案件都需要有囚犯的供词才能对其定罪判刑。
对口供的崇尚直接导致了当时的司法官吏为了获取口供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刑讯逼供泛滥成灾。
在封建专制制度确立初期的秦代，法律就已经明确确立了刑讯逼供。
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封诊式》之《治狱》一节描述：“其律当笞掠者，乃笞掠。
”说明当时法律上已经赋予了司法官吏对某些犯罪人的刑讯权。
从此以后，至汉，至唐，直至1911年中国封建制度结束时，无论国家变化政权交替，刑讯逼供始终存在，并逐步发展完善。
重刑主义、法外用刑是我国封建法制的一条主线，明代朱元璋制《明大诰》三编，就都是法外用刑。
法外用刑导致哪怕最轻缓的法律在酷吏手中也会变成虐民的严刑。
虽然自唐代开始，法律明文禁止法外用刑，违法者还将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司法实践中，法外用刑却依然泛滥无度。
法律没有从根本上禁止刑讯逼供，实行“罪从供定”，禁止法外用刑的规定实际上也成了一纸空文。
刑讯逼供给封建时期的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司法官吏专断、残暴，刑讯方法多残酷不堪，无数无辜者含冤屈招、受罚，冤案遍地。
（三）近代时期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力量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短暂的资产阶级时代。
当时的证据制度比起封建社会不顾人道、蔑视人权的专横霸道来说，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如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颁布的《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中就明确规定：“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律不准刑讯。
鞠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并命令“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
说明当时已经明确提出废除刑讯和体罚。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有这样的规定：“询问被告，应出以恳切之态度，不得用强暴、胁迫、利诱、诈骗及其他不正之方法”。
“被告人自白，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骗及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
被告经自白，仍应调查其他必要之证据，以察其是否与事实相符”。
可见，当时的法律一方面禁止对被告人实行刑讯，一方面还规定了保证其实施的较完善的证据排除规则。
虽然由于两千多年苛政酷刑的阻力，该规定没有完全付诸实施，但是它反映了资产阶级较为先进的法律观点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进步的。
（四）当代时期中国当代证据制度创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工农政权彻底废除了压迫人民的封建腐朽司法制度，建立起了人民司法制度。
1931年12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就作了如下规定：“在审讯方法上，为彻底肃清反革命组织及正确地判决反革命案件，必须坚决废除肉刑，而采用收集确实证据及各种有效方法”。
在该训令明令禁止肉刑的同时，还规定不得仅凭口供抓人，要求收集确实、充分的证据，等等。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证据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在这个时期，。
这个时期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中，始终强调实事求是，重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
1940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政策》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对任何犯人都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
而后，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原则得以继承和发扬，时至今日还是我国证据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在遏制刑讯逼供、确保司法公正、保护人民权利上起着巨大的作用。
建国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是我国证据制度艰难曲折发展的时期。
在对待口供及刑讯上，依然坚持认真调查研究案情，严禁刑讯的立场。
文革十年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篡权的目的，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施了残暴的清洗和镇压，随意诬陷，伪造证据，滥施刑罚，导致中国大地重新冤案遍地，证据制度被严重破坏，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恢复过来。
到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和一系列的司法解释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证据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健全。
二、刑讯逼供在当今中国存在的原因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就首次提出，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应当坚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原则。
时至今日，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仍然是我们刑事诉讼上一个基本的原则。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6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这充分说明，在我国，立法者的基本立场是不轻信口供，不依赖口供，重客观证据，否定口供至上主义。
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追诉人有罪。
立法者在法律中明确的将口供臵于一个较低的位臵，是有助于防范刑讯逼供的。
《刑事诉讼法》的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这一条更是明确提出，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严禁刑讯逼供。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然是我国社会一个屡禁而不止的幽灵。
从2005年“涉嫌”故意杀人、蒙冤11年的湖北省京山县佘祥林案到今年的赵作海案，近年来被媒体披露的数十起因刑讯逼供而起的冤案引起全国震惊，更引发了无数人的思考。
刑讯逼供就像幽灵与冤案错案形影相随。
为什么在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的同时，还存在着这么多因刑讯逼供而引起的冤案呢？为什么刑讯逼供在我国屡禁而不止呢？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存在大致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一)思想层面的原因1、封建思想的影响我国是世界上封建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封建社会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近两千年多年之久，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一些思想，如“重人治，轻人权”，“重官轻民”，“先国家后个人”，以及权力本位思想等，使中国的国民在思想上形成了巨大的惯性。
思维的惯性力量是可怕的，人民世代传诵的包青天，在审案时动不动也“大刑伺候”，让许多人至今还觉得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用刑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那是应该的，被抓起来了，不招肯定就该用刑。
而同时，封建的权力本位主义使得部分司法人员认为自己手中拥有权力，对犯罪嫌疑人可以随心所欲，从而出现刑讯逼供或变相的刑讯逼供。
在某些地方，刑讯逼供是为了惩罚犯罪，为了国家和公众的利益这样的说法不仅得到官方的默许，还得到了相当多的群众的支持，刑讯逼供在道义上就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种局面不仅使刑讯逼供在现实中被合理化，还导致逼供行为发生以后很难被发现和追诉，补救措施无法采取，导致了刑讯逼供的盛行。
2、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有罪推定是封建司法制度的遗毒，在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下，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为是有罪的，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为罪犯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能够将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设有的。
②在有罪推定思想下，涉嫌犯罪的人即被认为是罪犯，或者可以像对待罪犯那样处以刑罚，为获取其口供，可以对其采用刑讯逼供等不人道的方式。
况且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及法院审理后绝大多数都被判有罪，无罪的只是极个别，所以司法工作人员在这种“经验”的指引下，不由自主的就会在对待自己讯问的犯罪嫌疑人时把他作为“未来的”罪犯来看待。
抱着这种心理态度，一旦讯问进行的不顺利，怀着对犯罪嫌疑人的痛恨和犯罪分子不打不招的惯用手法，便对其实施了刑讯。
3、司法人员办案时心理影响不得不承认，我国刑事司法人员工作压力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