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第六章唯识宗基本教义第五节判教第五节 判教判教问题在隋唐佛教宗派中有特殊的意义，唯识宗也不例外。
玄奘在印度曾经作《会宗论》，其内容可能与判教有关，可惜未曾流传下来，现存的文献中没有玄奘的相关说法。
作为创宗的大师之一，窥基的判教思想自然属于唯识宗教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窥基有许多著作涉及到判教问题，其中以《法苑义林章》、《法华玄赞》和《说无垢称经疏》论述较为详细。
《法苑义林章·总辨诸教》以瑜伽行派教义为根据，对印度和中土主要判教说作了综合评述。
《法华玄赞》、《说无垢称经疏》则在论说《法华经》和《维摩经》经义时，提及判教说。
下文依据《法苑义林章》、《法华玄赞》，《说无垢称经疏》的相关论述，吸收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①]，对窥基的判教思想做些分析叙述。
一、三时教在论述摄论学派的时候已经叙述了真谛已经引入了印度瑜伽行派的“三*轮”(三时)判教说。
作为对印度瑜伽行派学说较为忠实的引入者，玄奘、窥基所创立的法相唯识宗自然是以此为判教说的核心理念的。
窥基在《法苑义林章》卷一“时利差别门”在评述前人的“一时教”、“顿渐二教”、“五时”等判教主张后，举出“三时”说法，为依时序分判佛法的正义。
“三时”观念出自《解深密经》。
玄奘译《解深密经》卷二的原文如下：世尊初于一时，在婆罗痆斯仙人堕处施鹿林中，惟为发趣声闻乘者，以四谛相，转正*轮。
……而于彼时所转*轮，有上有容，是未了义，是诸诤论安足处所。
世尊在昔第二时中，惟为发趣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以隐密相，转正*轮。
……而于彼时所转*轮，亦是上有所容受，犹未了义，是诸诤论安足处所。
世尊于今第三时中，普为发趣一切乘者，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以显了相，转正*轮。
……于今世尊所转*轮，无上无容，是真了义，非诸诤论安足处所。
这经文把佛陀说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佛陀首先在鹿野苑，特别向修小乘法者，讲解四谛的道理。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Vol.33No.5 Septembrr,2020第33卷第5期2020年9月憨山德清对老庄之学的重构与融摄袁政（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235000）摘要：晚明佛门势颓，憨山德清等四大高僧力图振兴，重新审视佛道、佛儒关系成为当时的重要命题。
憨山一生与老庄结缘，对之评价极高。
身为释门龙象，他不但著文阐述自己对老庄之学的心得，还亲手注疏《老子》《庄子内篇》等经典，实属罕见。
作为其思想核心的唯心识观，是他对老庄之学进行佛学化重构的基憨山通过将老庄之学中的“道”置换为“八识空昧之体”“识精元明”，完成对其本体论的重构；通过深观、中道、破执，完成对其修行论的重构。
此外，憨山将老庄之学视为天乘的代表，与人乘代表的儒家同纳入其五乘佛法新体系，通过这种大判教的手段相对和平与圆满地融摄了中国传统思想。
憨山此举尽管有着相当的思想史和宗教史意义，也短暂地复兴明末佛教，但在历史大潮冲击下终归无法真正力挽释家衰落之狂澜。
关键词：憨山德清；晚明；老庄之学；重构；融摄中图分类号：B9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390（2020）05-0010-06释家西来，与道家、儒家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产生一系列激烈碰撞。
自宋以降,汉地佛教日趋颓疲,三教调和之论渐据社会主流。
比至晚明，受宋明新儒家抬头的刺激及政治腐败、民生多艰等因素影响，在憨山德清等人带领下，佛门居然收拾残局，出现回升之势［1］256。
在此情形下，如何从理论上清晰厘定三教关系成为当时重要任务。
憨山自幼喜读《老》《庄》，一生未尝疏远,成为梳理道释关系的不二人选。
他一方面从唯心识观视角出发，通过撰文、注释等，从本体论、修行论上对老庄之学进行全面佛学化重构;另一方面以大判教手段将老庄道家之学融摄到其五乘佛法新体系中。
一、憨a与老庄之学憨山大师，俗姓蔡,名德清，字澄印，号憨山，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出生于金陵全椒（今安徽滁州全椒县）。
论中国佛教的基本特点【摘要】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基本精神，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些内容，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有所发展和创新。
在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佛教形成了它鲜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特点，本文在对佛教发展史的初步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基本特点做了总结分析。
【关键词】中国佛教基本特点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正式传入中国以来，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两千年前传入的异邦宗教，在两千年来的演变中，深深打上了中国的烙印，逐步演变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契合的中国佛教，并与儒、道两教一起，成为支撑中国传统文化之鼎的三根主要支柱。
那么，中国佛教有些什么基本特点呢？一、与儒家、道家相融合。
佛教初传入中国，势力甚微，要想在中国生根发芽，得到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以及各利益集团的支持，就必须尽快适应中国的文化背景，寻找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
中国文化的背景，总合言之，乃是以儒家及道家的思想为两条主流。
儒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和社会关系，道家重视个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调和与统一。
佛教到了中国，为了顺应儒家所注重的伦常关系与道家放任自然，便以戒律精神来配合儒家的道德生活，复以禅定与智慧的内容，诱导道家的自然主义。
从历史上看，佛教来华之时，正值黄老神仙方术在中土社会盛行，初传的佛教也就把佛陀描绘为“轻举能飞”的“神人”，把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阿罗汉”描绘为“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①。
在依附神仙方术的同时，佛教还十分注意对灵魂不死、鬼神崇拜等中国传统宗教观念的调和，例如把佛教的轮回说与中土的灵魂观结合起来。
认为人如果行恶，死后“魂神”就会“人泥犁、饿鬼、畜生、鬼神中”；如果行善，则会“或生天上，或生人中”。
又如，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有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而佛教在初传中国时，还一直坚持印度佛教沙门不拜君亲的传统。
这一传统由于与中国的理论纲常相冲突，所以不断产生纠纷与争执。
佛教中国化下的华严判教思想研究作者：史全超来源：《全国新书目》2014年第12期印度佛教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促成中国历史上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的第一次大交往。
在佛教输入中国的过程，其必然会受到中国本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双向影响和深刻改造，呈现着佛教中国化和化中国的历史面貌。
佛教中国化的广度、深度都极为深刻广博，历经了一个逐渐发展、稳步完善、渐进成熟的漫长过程。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特征最为明显、特质最为突出、影响最为深远的时期，也堪称中国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典籍翻译、宗派创立、大师辈出，都对于佛教中国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
特别是在此期间内，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唯识宗、三论宗、禅宗等佛教宗派的创立，彰显出中国佛教大德对于印度佛教的理解和改造的巨大魄力与超凡胆气。
中国佛教的祖师大德创立宗派，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自家所尊崇经典的先后位置问题，随之便出现了判教的思想。
从某种学术意义上来讲，佛教的判教思想是佛教中国化过程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现象。
已故的佛学大家方立天教授曾说：“所谓判教就是对印度佛教各类经典进行统一安排，确定次序的先后和教理的深浅，并且把本宗所尊奉的经典置于最高的位置。
这种判教直接受到创宗者佛教学识的制约，也和创宗者的中国传统文化素质密切相关。
判教就是对印度佛教经典的调和和选择，这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法和一项重要工作。
”学术界对于佛教的判教思想，特别是佛教中国化过程当中创立的各宗派的判教思想的研究还相当薄弱，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稀少。
值得欣慰的是，韩焕忠教授在佛教判教学说的思想领域开辟途径，继对天台宗判教思想研究后，新作《华严判教论》（韩焕忠著，齐鲁书社2014年12月）业由齐鲁书社付梓面，详尽阐发了作者对于华严宗及其历代祖师的判教思想所做的集中、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思考。
全书从华严判教的奠基、开创、歧出、确立、发展、延续来全面阐释和理解华严一宗的判教脉络。
我的判教觀濟群戒幢佛學研究所所長內容摘要：本文以皈依、發心、業果、戒律為各宗共同的修學基礎，以解脫為三乘佛法的核心目標，以菩提心為大乘佛教的不共教法，以淨土法門為方便之道，為學佛修行的後保險。
這一定位，主要是基於對佛教健康發展的思考。
從教界現狀來看，普遍存在基礎薄弱、修學無序的現象。
有鑒於此，我覺得佛教的未來發展應重視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著重共同的基礎建設；其次，強調解脫的核心地位；第三，突出大乘的不共思想；第四，規範淨宗的方便之道。
倘大眾于此達成共識，勵力而為，必能扭轉當前教界的諸多問題，仙正法久住於世。
前言我所談的，並不是傳統的判教問題，而是對佛法修學所做的整體思考。
事實上，這一想法已醞釀多年，雖未成文，但對我近年弘法重點的調整有極大影響。
在今天這個時付，商品空前繁榮。
這種繁榮在給我們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導致普遍的盲目消費。
同樣的盲從，還出現在佛教這個業已國際化的“信仰市場”上。
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尤其是網路世界的普及，一時間，我們有了過去難以想像的學佛便利。
足不出戶，即可聆聽海內外高僧大德的開示；點擊滑鼠，即可遍覽各宗各派乃至三大語系的典籍。
於是乎，許多學人都有條件涉獵種種教法，接觸各個法門。
在如此眾多的聲音中，我們該何去何從？又以什麼作為抉擇標準？沒有相應的信仰素質，根本無法作出正確的判斷。
其結果自然是跟著感覺走，或來者不拒、或偏執一端、或上下求索、或固步自封。
無論採取哪種方式，最終仍是和凡夫心而非正法相應，這就導致信仰的盲目和混亂。
更何況各宗在傳播過程中，為了弘揚的方便，都會立足自宗並強調其殊勝性。
當這種方便被無限的擴展後，便會導致自宗的優越感，偏激者還會引發不同程度的排他性。
比如部分南傳學者以解脫為唯一目標，不承認大乘是佛說；不少漢傳行人則輕視聲聞教法，以此為不究竟，不屑修學；至於藏傳信徒，多奉金剛乘為至尊，並發展為無限的優越感。
這就使得不同語系的佛教各自為政，甚至出現形同水火的極端局面。
浅析佛教中国化专业：班级：姓名：学号：摘要：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了一个长期的中国化过程，佛教的中国化主要表现在译经、格义、僧官制度，与农业结合及其判教开宗上。
关键词：佛教中国化格义僧官制度判教开宗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支撑着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厦。
这其中，儒、道是由中国本土产生的，而佛教则是从国外输入的。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在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长期的中国化过程，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
一、什么是“佛教中国化”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由于它的思想学说在很多方面都与中国原有的思想有巨大差异，所以，在其传入中国后，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就必须根据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实际情况，在教义理论的内容和形式、传播方式、修行实践等各个方面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逐渐适应中国的国情。
事实上，佛教自传人中国以后，由于其学说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佛儒之间为了争夺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开展了长达近千年的争论。
在争论中，佛教为了争取在中国发展的机会，针对当时中国的情况对佛教义理、修行方式和政治价值取向都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最终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并推动和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换言之，佛教这样一个从两汉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直至隋唐时期繁荣的过程，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佛教中国化。
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一一禅宗的出现，则是佛教中国化完成的标志。
简言之，“佛教中国化，就是佛教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不断调整传播方式和不断发展义理的过程。
”①二、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表现（一）佛教初传入华与译经格义“印度佛教传人中国的大致年代，应该是在西汉末年和汉初年之间，正是公元一世纪初叶前后。
”②而关于佛教初传人中国的确切时间，学术界存在着很多种说法，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
查阅资料可以看到，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传入说”③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三国时期魏国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或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从法门寺看中国佛教圆融性的特点作者：刘海玲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09期[摘要]圆融性是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重要特点。
法门寺对内不仅禅净密律兼有，而且大小乘兼融；对外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调和，呈现出“三教合一”的趋势。
它以“物化”的形式再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和中国佛教圆融性的特征。
[关键词]中国佛教，法门寺，圆融性[中图分类号]K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8—0030—04法门寺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供养圣地之一，是关中佛教的一所重要寺院，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典型性。
历史上的法门寺是以奉藏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而成为中国佛教重要的佛舍利供养中心，并以其供养活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闻名于世。
法门寺的佛舍利供养总是牢牢地牵动着封建皇帝和国家政治，成为封建政府“神道设教”的重要法宝，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法门寺是长安佛教中的一座重要的寺院。
长安佛教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自两晋以来，长安就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重镇，特别是在译经方面，先后有竺法护、释道安和鸠摩罗什等译经大师在长安译出了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的佛教典籍。
承汉代以来的风气，译经大师在译经的同时即开讲佛法、传授弟子，因此，法护、道安和鸠摩罗什门下都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僧徒，使长安成为传法弘教的重要基地。
隋唐时期，随着封建统一王朝的建立和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中国化的佛教各宗派相继形成，中国佛教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法门寺与长安佛教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得到了体现。
法门寺所奉藏的佛指舍利多次被迎送，既反映了帝王对佛教的支持和利用，也对中国佛教的隆盛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许多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都与长安存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玄奘在朝廷的支持下在长安译经传法，使长安实际上成为当时亚洲佛教的中心。
法门寺与长安佛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佛教的发展与特点。
在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京师长安不但汇聚了各宗派众多的高僧大德，而且还建有大量的佛教寺院，法门寺就是其中创建最早，而且又十分富有特色的一座古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