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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物权行为”的规范在我国法律的立场作者：胡小丹来源：《卷宗》2014年第07期摘要：从罗马法到德国普通法都对债权和物权的概念有了明晰的区别，在德国理论体系中已认定物权的变动需要一个物权变动的名义以及一个物权变动的形式，即物权行为。
我国《物权法》对是否承认了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
在物权变动领域，我国体现形式主义原则的主要制度即物权公示制度和客观善意取得制度，通过分析本人比较认可物权行为理论，我国法律也给物权行为理论的解释留下了空间，但实际上仍未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
关键词：物权行为；物权公示；善意取得；抽象性原则1 物权行为的概述1.1 物权债权两分法的起源从罗马法到德国普通法（潘德克顿体系），开始了债权和物权这些相对应概念的区分。
在罗马法中就对人之诉和对物之诉的区分，在德国普通法时期债权与物权的概念逐渐有了明晰的区分，在该理论体系中已认定物权的变动需要一个物权变动的名义以及一个物权变动的形式。
萨维尼：“私法上的契约，以各种不同的制度或形态出现，甚为繁杂。
首先是基于债权关系而成立的债权契约，其次是物权契约，并有广泛的适用。
交付具有一切契约的特征，是一个真正的契约，一方面，它包括占有的现实交付，另一方面也包括移转所有权的意思表示。
该物权契约常常被忽视。
”1.2 物权行为理论的基本内容采用现代德国法学体系中学者们对该理论的概括，物权行为理论包括如下三个原则：1.2.1区分原则。
依据法律行为规则，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的结果作为两个法律事实，物权变动和债权变动作为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债权的变动依据当事人间关于债权的意思表示一致，物权的变动依据独立的物权意思确定。
交付是一个真正的契约，其中蕴含着一个不同于债权行为的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故采用此种区分原则，即建立起了物权行为独立性。
1.2.2形式主义原则形式主义原则是指物权变动应依据一种客观能够认定的方式加以确定的原则。
一般来说指的是动产交付于与动产登记。
我国物权法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态度作者：刘鸥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6期【摘要】中国的民事理论和立法对于物权行为理论一直采取部分保留的态度，即接受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区分，但却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
本文以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为依托，着重分析物权行为理论在我国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区分原则；形式主义原则；无因性原则对于物权行为理论，我国采取的是部分吸收的态度，即在立法中采纳了区分原则和形式主义原则，但对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并未采纳。
一、物权行为理论中区分原则在我国立法中的体现《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依照此条文，我们可以将一个买卖过程分解为：一、债的买卖合同即债权行为，在此步骤中，出卖人要承担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买受人要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但此时标的物的所有权仍没有发生转移。
二、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或者进行动产的交付，完成所有权的转移行为。
最后，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价款。
由此可以看出，首先，在一个买卖合同中涉及着两项有着本质区别的基本财产权利——债权和物权。
其次，在一个买卖合同中，物权与债权的变动在时间上存有差异。
买卖合同的成立生效，即债权发生变动，当事人开始享有债法上的请求权。
但是，买卖合同的成立生效，并不导致标的物的物权必然发生变动。
最后，物权变动与债权变动是在两种不同的法律基础上进行的。
债权行为建立的基础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物权变动只有在登记或者公示之后才能生效。
结合上述条文，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基础关系，主要是合同，属于债权法律关系的范畴，其成立及生效，必须按照该行为成立的自身要件，依据债权法予以判断，而不能以物权变动是否成就为判断标准。
对于物权的变动，也不能当然的认为基础关系的成立生效势必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必须要以不动产的登记和动产的交付为必要条件。
从我国现有法律环境来看虽然立法者没有明确表明物权行为在我国的独立存在但根据有关的条文进行分析也可以看出物权行为独立性的影响学者在论述有关制度时亦时常在物权行为独立性的框架内进行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该条规定的是合同的效力待定的问题这一点己为我国民法学者所普遍接受如不承认物权行为则此处效力待定的无权处分行为应是指债权行为效力待定既如此则在权利人不予以追认并出卖人无法取得所有权的场合这应该是绝大多数的情况债权行为将最终归于无效现今我国《物权法》已经出台。
该法律到底采没采用物权行为理论，学者之间有争议。
不过按照大多数人的观点，《物权法》基本上没有采用独立性和无因性，但是吸收了物权行为理论的积极因素。
为正确区分债权与物权效力，保障交易安全，采用了“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独立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物权法》并没有直接采纳物权行为的概念，学说上也认为没有采纳物权行为理论(这恐怕与《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的主要制定者是物权行为理论的坚定反对者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物权行为理论并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实际上，我国《物权法》与德国的独立性有直接的联系。
在法理上，就是债法上的意思表示不能引起物权法上的变动，因此必须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加以变动。
这与《德国民法典立法理由书》对先前立法的物权变动模式的批评观点是一致的，只不过我国用。
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的分离”代替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分离”。
笔者认为，这种折衷立场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理由是：三、对我国物权立法的理论预设（一）物权行为理论在我国的实践意义1.有利于继承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民国时期的旧中国在民法典中就已采纳了物权行为理论，并且该理论也一直为我国台湾地区所施行。
对于这种先进的、能继承优秀法律传统的理论，我们应该予以重视。
2.有利于法律逻辑的梳理我国的立法者曾经完全摒弃了物权行为理论，最终导致了法律逻辑和体系混乱、无法妥善解决当事人利益冲突的后果。
物权行为理论：事实、价值与体系建构(中)孙鹏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三、权行为理论与交易公平根据物权行为理论，债权行为无效、被撤消或解除，并不影响物权行为的效力，物权变动仍然成功。
合同当事人不可以依据失去的所有权要求返还所有权，而是要依据下述规定要求返还所有权：由于自己的履行是在没有有效法律原因的情况下进行的，对方当事人因此而“不当得利〞，因而其“没有原因(sine causa)〞获得的所有权应当归还。
从而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因无效合同而为的交付的返还请求权并不能依据所有权的“物上返复原物请求权〞提出，而应当依据债法上“不当得利返复原物请求权〞提出 [1]。
然而，将所有权返还请求权转化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产生何等影响，对交易公平是否构成阻碍?却是物权行为理论价值判断中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
(一)利益衡量：截然对立的两个结论反对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认为，如果奉行物权行为理论，将严重损害出卖人利益，违背交易活动中的公平正义。
在交付标的物后发现买卖合同未成立、无效或被撤消，因物权行为具有无因性，不受债权行为影响，买受人仍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而出卖人仅能依不当得利制度请求对方返还不当得利。
在这种情形，出卖人从所有权人变为债权人，不能享受法律对物权的特别保护，其地位十分不利。
因这种不利产生的不公平在出卖人无过错买受人有过错时显得特别突出。
(1)如果买受人已将标的物转卖，即使第三人恶意，也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出卖人不能向第三人行使任何权利，只能向买受人要求返还转卖所得价金;(2)如果买受人已将标的物提供担保，即在标的物上设定担保物权，担保物权在法律效力上优于债权，因而出卖人不能请求返还标的物，只能向买受人请求赔偿;(3)如果买受人的其他债权人对该标的物为强制执行，那么出卖人不能提出异议之诉;(4)如果买受人陷于破产，出卖人不能依物权行使别除权从破产财产中取回标的物，而只能与其他债权人一起，按照债权比例受清偿;(5)如果非因为买受人的过失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买受人可以免责。
第 21 卷 第 3 期 2003 年 9 月河 南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JOURNAL OF HENAN UNIV 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 GY ( SOCIAL SCIENCE )V ol . 21 N o . 3Sep. 2003物权行为理论在我国的可行性研究张永刚 ,宋祥伟(北方工业大学 经济法研究所 ,北京 100041)摘 要 : 中国物权行为理论研究存在着研究方法单一 、角度狭隘等缺陷 。
从法律移植的视角对物权行为理 论进行审视 ,中国社会具备物权行为适用的基础和条件 ,物权行为理论在中国具有可行性 。
关键词 : 物权行为 ;法律移植 ;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 :DF5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 - 3910 (2003) 03 - 0051 - 04一 、物权行为理论在我国的研究 现状物权行为理论起源于德国 ,由著名罗马法学 家萨维尼在其原著《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提 出 。
其核心内容是物权变动的规则 : 欲发生物权 变动 ,除了债权契约外 ,还必须借助于独立存在的 物权契约 。
而物权契约合意和一定的外在形式 (不动产须有登记 ,动产须有交付) 有机结合 ,引起 物权变动 。
这种规则确立的模式被称为物权形式 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
物权行为理论逐渐被我国学者所关注 ,在我 国理论界引起了热烈讨论 。
据统计 , 1994 —2001 年在全国各类期刊上发表的以“物权行为”为题的 论文 60 余篇 。
有的争论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 行为理论 ;有的研究物权行为的性质究竟是法律 行为 、事实行为还是两者兼有 ;还有的争论我国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无因性 。
[ 1 ] 这些争论一 方面显示了物权行为理论问题在民法理论中的重 要位置 ;另一方面 ,就争论的长期不休来看 ,从侧 面反映出我国物权行为理论研究存在的缺陷 :或 者是没有抓住实质 ,探讨具有主观随意性 ,相互之 间缺乏应有的立足点 ;或者是仅仅从物权行为理 论本身出发来论证该理论的利弊得失 ,缺乏全面 、多个角度的审视 ; 或者是仅仅停留在介绍或“应然”的层面上 ,没有和中国的社会现实状况有机结 合 。
物权行为理论：事实、价值与体系建构(上)孙鹏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上传时间:2003-12-19引言萨维尼创立之物权行为理论，不仅对《德国民法典》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波及到继受德国法律传统的国家和地区。
通说认为，我国台湾民法奉行物权行为理论，《瑞士民法典》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一直处于争论之中。
日本本未采纳该理论，但一直有学者致力于通过它重新解释与改造《日本民法典》，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1]我国学者也深刻地认识到，是否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是制定我国物权法不能回避的问题，对这一理论的探讨，不仅可以为我国制定物权法寻求一个妥当的理论基础，并将大大提高我国民法的理论水平。
[2]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特别是在物权法的制定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情况下，伴随着学者们与日俱增的时代紧迫感和责任感，我国法学界对物权行为的理论探讨中已经涌现出不少高水准的学术成果。
通过综合运用历史的、比较的、系统化等多种研究方法，对物权行为理论的起源、制度构成、存在价值、发展趋势等都作出了一定的分析与研究。
而为了给我国正在制定的物权法提供科学的选择方案，学者论述在最后一般均聚焦于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以及我国未来民法应否承认物权行为这两个问题上，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物权行为理论研究的两大直接对立的阵营[3]。
应当说，上述论争内容对于我国物权立法的取舍权衡，必将发生深远的影响。
但是，物权行为的问题，并非单纯物权法上的问题，无论对其承认与否，都将深刻地影响其他民事法律制度，我国物权立法在进行该理论的决策时，不仅应当考虑决策本身的逻辑自足性和物权法内在的体系整合性，而且应注意保持与我国现行相关立法的连续性，特别是要培育物权法面向未来的品质，在作出决策时对与决策有关而又不必也不能为物权立法所包容的其他民法制度应当成竹在胸，所以，物权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民法典编撰的预演。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不宜使用“物权行为理论与物权立法”这样的“急功近利”的提法以谋求“权宜之计”，而是力图抓住为物权立法而讨论物权行为的契机，将讨论的视野扩及于一切可能的民商法制度之上，以期“一劳永逸”地解决未来民法典制定时可能遇到的相关问题。
欢迎共阅物权行为理论：事实、价值与体系建构(中)孙鹏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三、权行为理论与交易公平根据物权行为理论，债权行为无效、被撤消或解除，并不影响物权行为的效力，物权变动仍然成功。
合同当事人不可以依据失去的所有权要求返还所有权，而是要依据下述规定要求返还所有权：由于自己的履行是在没有有效法律原因的情况下进行的，对方当事人因此而“不当得利”，因而其“没有原因(sinecausa)”获得的所有权应当归还。
从而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因无效合同而为的交付的返还请求权并不能依据所有权的“物上返还原物请求权”提出，而应当依据债法上“不当得利返还原物请求权”提出[1]。
然而，将所有权返还请求权转化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产生何等影响，对交易公平是否构成妨碍?却是物权行为理论价值判断中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
(一)利益衡量：截然对立的两个结论反对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认为，如果奉行物权行为理论，将严重损害出卖人利益，违背交易活动中的公平正义。
在交付标的物后发现买卖合同未成立、无效或被撤消，因物权行为具有无因性，不受债权行为影响，买受人仍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而出卖人仅能依不当得利制度请求对方返还不当得利。
在这种情形，出卖人从所有权人变为债权人，不能享受法律对物权的特别保护，其地位十分不利。
因这种不利产生的不公平在出卖人无过错买受人有过错时显得特别突出。
(1)如果买受人已将标的物转卖，即使第三人恶意，也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出卖人不能向第三人行使任何权利，只能向买受人要求返还转卖所得价金;(2)如果买受人已将标的物提供担保，即在标的物上设定担保物权，担保物权在法律效力上优于债权，因而出卖人不能请求返还标的物，只能向买受人请求赔偿;(3)如果买受人的其他债权人对该标的物为强制执行，则出卖人不能提出异议之诉;(4)如果买受人陷于破产，出卖人不能依物权行使别除权从破产财产中取回标的物，而只能与其他债权人一起，按照债权比例受清偿;(5)如果非因为买受人的过失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买受人可以免责。
再论我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关键词: 物权行为；分离原则；抽象原则；形式主义原则；物权变动内容提要: 物权行为理论是物权法律制度，乃至整个民法制度当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理论。
科学地构建我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是解决我国物权法理论中诸多疑虑与困惑的关键所在，应当构建起以分离原则、抽象原则（无因性）、形式主义原则为体系内容构成和体系逻辑层次的科学的中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物权法》已于2007年10月I日起生效，作为规范物的归属与利用的基本民事法律规范，其无论从制度完善，还是从实务问题的处理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这部法律并非完美无暇，其在内容安排、制度设计、立法技术的运用等方面尚有诸多值得商榷并予以改进之处，本文在此不予以一一列举，但笔者认为我国《物权法》在制度设计上不明确承认并选择物权行为理论实在是立法上的一个遗憾。
《物权法》仅在第15条针对不动产物权作出如下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同时，该法第23条针对动产物权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上述两条规定并未能清晰明了地解决债权行为、物权行为以及物权变动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实务中依然存在未尽之处，因而就这一问题完全有再探讨之必要。
物权行为理论是传统民法理论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理论，在我国也是民法理论中争议颇多、倍受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由于该理论系德国法之产物，而德国法学家在进行该理论设计时是以严格的逻辑思维和高度的抽象概括而为技术运用的，但是在我国基于历史文化、法律制度、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等多方面的原因，物权行为理论在“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以使得学界对该问题的探讨与研究既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却又始终未能形成较为科学、统一的定论。
以物权行为而为组成部分的法律行为理论是大陆法系国家典型代表—德国民法智慧的结晶，在我国的民事立法活动中舍弃该理论，实与鲁迅先生所倡之“拿来主义”不符，可是“拿来”该理论，却又使民法学界各主其张，争论不休。
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笔者看来就是未能科学地构建起中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
而中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又必须满足三个基本要求，即：体系内容构建的完整性；逻辑层次设计的严密性；概念界定表述的准确性。
笔者试图在解决目前物权行为理论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同时，以这三个基本要求为标准，构建科学的中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以此而为中国物权立法之再完善尽微薄之力[1]。
二、我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及诸问题探讨在笔者看来，分离原则、抽象原则（无因性）、形式主义原则既是我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内容构成的组成部分，又是我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逻辑层次法技术设计的结果。
虽然这三个原则并非笔者的首创，但是对这三个原则本身本质规定性的研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似有不清之嫌，笔者侧重于从法技术设计的角度，认为物权行为理论应当是以分离原则为物权行为理论法技术设计的起点，以抽象原则为物权行为理论法技术设计的核心，以形式主义原则为物权行为理论法技术设计的保障这样一个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一）分离原则是物权行为理论法技术设计的起点分离原则是对德文“Trennungsprinzip”的通常翻译，有时也被有些学者称为“独立性”{1}或者“区分原则”{2}。
但是有学者认为“Trennungsprinzip”一词本意是讲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在行为本身和效力方面相互独立，其旨显然不在“区分”而应在“分离”，故而应使用“分离原则”为宜{3}。
1．分离原则之地位就物权行为理论体系构成角度而言，首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将发生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即解决独立的物权行为的客观性问题（此一问题学者以有论述，且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笔者将在他文中专门论述该问题）。
只有首先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分离，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物权行为、债权行为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分离原则构成了物权行为理论法技术设计的起点。
2．分离原则之概念就分离原则的概念而言，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和大多数大陆学者无论大家在文字上如何表述，其实质含义是比较清楚一致的，即，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互分离，独立存在，并且均构成一项独立的法律行为[2]。
例如，台湾学者谢在全先生谈物权行为独立性时认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互分离，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此谓之物权行为独立性。
” {4}史尚宽先生表述为：“仅为对人的请求关系之债权契约，与直接使生物权变动之物权契约，迥然有别。
”{1}在寇志新教授主编的《民法学》中韩松教授也指出：“物权以合同形式发生变动之场合，债权合同与物权合同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截然分开，各自独立，这种物权行为独立于债权行为的特性，谓之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5}因此，分离原则可简言之就是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
王泽鉴{6}、王利明{7}等学者的表述与这些表述基本相同。
3．分离原则在我国学界认识上存在的问题分离原则含义的应然理解及表述原本十分清楚，然而在我国却由于不同学者在不同地方就分离原则的不同表述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首先，我国物权法领域的著名学者孙宪忠教授在1996年第3期《法学研究》上的一篇《物权行为理论探源及其意义》的文章以及其专著《德国当代物权法》中就“分离原则”作了相同表述，他指出“分离原则的意义是，德国法将权利主体移转标的物的交付义务的法律行为（一般为债法上的契约或称之为合同）与其完成物权的各种变动的行为作为两个法律行为，而不是一个法律行为；前者为原因行为，后者为物权行为。
因为这两个行为各自有其独立的意思表示和成立方式，因此它们是分离的两个不同法律事实。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孙教授所指的分离原则应当是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彼此为独立的法律行为的原则。
然而随后，孙教授在1999年第5期《法学研究》上的一篇《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的文章中指出“所谓区分原则，即在发生物权变动时，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的结果为两个法律事实，它们的成立生效依据不同的法律根据的原则。
这一原则来源于德国民法，即德国法中的…Trennugsprinzip'，或称分离原则。
”由此可见，在这里孙教授所指的分离原则却又是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相分离的原则。
社科院《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7条关于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一条中指出：“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自合法成立时生效。
在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时，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在建议说明中对该条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主要是合同，它属于债权法关系的范畴，其成立、生效依据债权法、合同法的规定。
”{8}而是否存在独立于原因行为之外的物权行为却未提及。
因此，台湾大学王泽鉴教授在其《物权法上的自由与限制》一文中谈到该草案时指出：“所谓…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区分原则‟系中国物权法草案所首创的概念……应指出的是，中国物权法草案所谓…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区分原则‟，似不同于德国、瑞士、台湾法上所谓的…区分原则‟或…分离原则‟。
依吾人通常理解，德国法上所谓分离原则乃在肯定有一个独立存在于负担行为（债权行为、原因行为）之外的物权行为，其区分或分离的不仅是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而是引起物权变动的物权行为与原因行为。
”故而这两个内容不同的分离原则，无论对于物权行为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对于物权法制度的立法指导可产生不同的作用。
依前一原则，则势必产生独立的物权行为，从而使物权行为具有独立性；而依后一原则，则有可能将物权变动作为债权行为的法律效果，从而是可以不用承认独立的物权行为的存在的。
但是，作为科学的物权行为理论体系的构建，分离原则的科学含义应当是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的原则，此一原则也是整个物权行为理论体系法技术设计的起点。
（二）抽象原则（无因性原则）是物权行为理论法技术设计的核心抽象原则是对德文“Abstraktionsprinzip”的中文直译，有些学者也将其意译为“无因性”{1}或“无因原则”{6}。
在此需要强调一点的是“无因”并不是不存在原因，而是旨在表明与原因之间的关系，因而更为准确的意译应是“不要因原则”或“不要因性”。
本文认为应使用“抽象原则”为宜，因为这样既不妨碍人们对该原则内容的理解，又可避免采“无因性”提法的误解。
但在行文中引用不同学者的观点时还是采用其习惯说法。
1．抽象原则之地位就物权行为理论体系构成角度而言，承认独立的物权行为的客观存在，即承认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各自均为一个独立的法律行为的分离原则，是为物权行为理论体系法技术设计的起点。
那么在此基础上紧随其后的一个问题就是，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物权行为、债权行为三者到底关系如何？抽象原则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而得出的结论。
因此抽象原则是以分离原则为认识前提的，两者具有密切的联系，虽然单从逻辑推理的角度而言，承认分离原则并不必然导致必须承认抽象原则，但是从物权行为理论体系的内容构成及该理论的精神旨趣来看，抽象原则科学地解决了三者的关系，而这正是物权行为理论对于立法、司法以及建立一个安全、公正、高效的市场交易秩序之重大意义所在，也正是物权行为理论的精华所在。
故而抽象原则无论是在物权行为理论体系内容构成上，还是在法技术设计上都居于核心地位。
2．抽象原则概念的既有表述与分析在承认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均为一个独立的法律行为的分离原则的基础上，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势必呈现出以下三种存在状态：其一是仅有债权行为而无物权行为，如委任、雇佣等；其二是仅有物权行为而无债权行为，如所有权之抛弃；其三是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并存，如买卖、互易等。
而在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并存的情况下，就客观上它们的效力状态而言，又可分为四种情形，即：一是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均成立有效，此一情形为社会生活之常态，故不举例说明；二是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均不成立或无效，例如，当事人一方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三是债权行为成立有效，但物权行为不成立或无效，例如，合同（债权行为）成立有效后，一方当事人因精神失常而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却交付（物权行为）了标的物，在此情形下其物权行为无效（行为主体不适法），标的物所有权不发生移转；四是债权行为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但是物权行为成立有效，例如，标的物交付以后债权合同却被撤销或被宣告无效。
那么对物权行为抽象原则的探讨应当是以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并存之情形下，并且以物权行为的成立有效而为前提的。
正如王泽鉴教授所言：“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适用，以物权行为本身有效成立为前提，如果物权行为本身不成立、不生效力、被撤销或无效，则根本不发生无因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