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趣谈：民国才女苏雪林为何用半辈子辱骂鲁迅？

争议缠身的另类才女苏雪林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携带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

”学业顺遂，锋芒渐露，苏雪林后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与庐隐、冯沅君成为同窗，曾在这里受教于胡适、李大钊、陈独秀。

后又留法，为使留学成行，瞒着家庭，临行前夜才告知母亲。

苏雪林上学之决心始终坚决，在她看来，学校教育使她“由一个家庭女性变成一个社会女性”。

而在求学事件中，苏雪林性格里的执着一面可见一斑。

上世纪20年代末，署名绿漪女士的散文集《绿天》和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相继面世，苏雪林在文坛崭露头角，尤以散文最为人称道。

后执教于高校，因喜另辟蹊径，解人之悬案，有“文坛名探”之雅号，《楚骚新诂》《屈赋论丛》名噪学界。

然而对于自己在文学和学术上的成就，苏雪林自认并非出于天资聪颖或刻苦勤奋，而是“婚姻的失败和一生的落寞”。

苏雪林是个“另类”的才女。

曾出版苏雪林自传及作品集的出版人、作家张昌华认为：“苏雪林的一生充满了矛盾”。

婚姻即是矛盾的一面。

面对父母包办的婚姻，接受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苏雪林以孝顺母亲的名义妥协，面对婚姻不幸，又因为觉得离婚二字对女人“不雅”勉强维持，新旧观念互相冲突。

苏曾在晚年回忆：“苏州天赐庄一年岁月尚算美满，但以后便是维持夫妻名义而已”。

丈夫张宝龄理工出身，理性，少情趣。

中秋十分，苏说月亮好圆，张答，再圆也没有我用圆规画的圆，苏兴致尽扫。

对于这桩婚姻，苏雪林有懊悔，也有反思，自认为“一种教条所拘束”，为“天生甚为浓厚的洁癖所限制”，自己不幸福，也“叫张宝龄孤凄一世”，觉得对不住他。

二人未有儿女，为继香火，张宝龄胞兄张柏年将一个孩子过继给他们，即嗣子张国祚。

然上世纪60年代张宝龄去世后，苏雪林与夫家断了联系，包括儿子在内。

苏雪林的“矛盾”也体现在她自负又自卑的双面性格。

这种性格在她的日记中尽显无疑。

皇皇400余万字15卷本《苏雪林日记》由台湾成功大学出版，贯穿起她从1948年到1996年的心路历程。

追星失败案例2022因鲁迅拒绝握手，“追星失败后”的苏雪林，骂了鲁迅半辈子！自古文人多相轻，尤其是两个颇有才华的文人作家遇在一起，要么就是一碰即合，要么就是互相争执不休。

但是文人毕竟是文人，无论再怎么样看不起对方，都或多或少会在某些方面给彼此留些脸面。

然而在民国时期，鲁迅和苏雪林之间的关系可算是个例外，作为民国时期针砭时事的文坛顶峰和新时代女性的文化代表，两者之间本应该是一拍即合，然而苏雪林这个“新青年”，却因为一件事，骂了鲁迅半辈子。

一次握手，造就了半生黑粉自古以来，中国北方和江浙一带在长期的文化侵染下自然是人才辈出，尤其是乱世之时，无数英雄都在此地展现出自己的才华，未来的女文人——苏雪林就出生在浙江瑞安这个好地方。

然而长久的封建文化并没有优待这个有才华的女孩，身处传统家庭的她能够被允许读书求学，就已经付出了无数的心血，男女不平等的童年，造就了未来顽固的她。

20世纪30年代，此时的鲁迅早已弃医从文，一支笔一篇文写尽民间不平，其针砭时事的锐利让国民党都畏惧三分，在中国文坛内都享有不小的名气。

而这个时候的苏雪林也在工作之余自己出版了一些小说，借着文化运动的东风，在文坛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能够在文学圈闯出名头的人，或多或少都有所交集，聚在一起共商文史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对于苏雪林来说，能借助朋友关系与鲁迅一谈文学，自然是无比高兴的事，但谁都没想到，就因为一次握手，原本应该皆大欢喜的见面，却彻底改变了苏雪林的一生。

民国时期虽然女性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在不少领域里，女性依然还是处于弱势。

对于鲁迅和苏雪林两人也是如此，一个是当时已经声名远扬的文坛巨星，另一个则是文坛初出茅庐的女性代表新青年，从辈分和身份上，鲁迅或多或少都应该照顾一下这个新时代女性。

然而就在苏雪林主动同鲁迅握手的时候，鲁迅却没有伸出自己的手，未带训斥也没有带着对女性的轻蔑，仅仅只是对这个后背轻轻点了点头。

但这个念头，却像一柄重锤，直接敲在了苏雪林敏感的心上。

魏邦良：苏雪林攻击鲁迅的背后本文选自《隐痛与暗疾──现代文人的另一种解读》，出版方授权共识网发布出版社：秀威出版作者：魏邦良一厉梅先生〈苏雪林的两种姿态〉（刊《书屋》2005年第六期），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苏雪林的扬胡抑鲁，立意颇新。

但我认为，由于文中几个关键材料不可靠，该文的观点不能令人信服。

该文说：“苏雪林的童年是一很好的体现，她像男孩子一样淘气好动，讨厌憎恨祖母，和父亲关系淡漠，唯一的温暖来自任劳任怨的母亲。

”据我所知，苏雪林和父亲的关系并不淡漠。

在此文的另一处，厉梅写道：“按照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看，男孩和女孩在俄狄浦斯阶段前期对母亲都有一种眷恋和占为己有的欲望。

但随着父亲角色的介入，男孩会压抑下自己的欲望，认同父亲所代表的符号秩序，女孩一般也会倾向于父亲一边，或者把兴趣投向与父亲一样的男子，也就是形成她们对异性的爱恋。

对苏雪林来说，在父亲膝下承欢的记忆几乎没有，如她所说，甚至一听到父亲的声音，就会躲藏起来。

她父亲不近人情的形象，首先割断了她向这个父亲秩序的靠拢，其次使她对这个秩序的冷漠、灰暗、堕落、萎靡产生畏惧和反感。

而鲁迅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父亲，他在文学界和青年群体之间具有巨大的号召力。

在此前，苏雪林是想把鲁迅当作一位父亲来尊重的，但没有想到受到了后者的冷遇，只好将此事压抑下来，但不平之心总是潜伏的。

”首先，我认为，苏雪林的父亲并非如厉梅所说那样“不近人情”，苏雪林确实说过“我们只觉得父亲威严可畏，从来不敢和他亲近，甚至一听见他的声音，便躲藏起来”的话，但那是指苏雪林的幼年，待她“稍懂人事”开始读书后，父亲对她的态度已经完全变了。

“父亲自山东回来，闲住祖父县署约一年，对我始渐加注意。

他见我受私塾教育不及二年，居然能读《聊斋志异》和当时风行的林译小说，并且能胡诌一些五七言绝句，大为惊异，想加意培植。

他每日拨出一二点钟的光阴，亲教大姐和我的书。

古文用的是《古文观止》，诗歌用的《唐诗三百首》，后又加《古诗源》。

苏雪林对鲁迅由崇拜到攻击对鲁迅的崇拜苏雪林性格中常常显露出“善争辩”的特点，她曾几次主动在现代文坛上展开论争。

从三十年代开始，她撰文参与关于李金发象征派诗的争论，与覃子豪先生展开了几个回合的讨论。

接着又在《鸠那罗的眼睛》出版后，与向培良先生关于戏剧的布景和舞台上的表演等问题展开讨论，写了《演剧问题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汉日报》）。

这些讨论和论争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文艺作品问题上，限制在文艺本身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学术之争，并且是双向的，有来有往。

而苏雪林对鲁迅的论争与上述情况则迥然不同，从表面上看似笔墨形式，但内容的实质却完全脱离学术，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对立状态，而且是单向的，有来无往。

因鲁迅已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而苏雪林对鲁迅的敌对态度，却是在鲁迅病逝后的一个月内开始的。

苏雪林反对鲁迅的时间之长，发表文章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她对鲁迅的看法从赞颂到反对也是众人皆知、举世瞩目的。

早在二十年代苏雪林与鲁迅并无积怨，1928年她曾与鲁迅共同参加过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1929年5月苏雪林在《写在（现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称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

以后在《周作人先生介绍》中对鲁迅及其《阿Q正传》的评价是：“对中华民族病态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

1934年冬，她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国文周报》11卷14期），对鲁迅小说的创作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评价说：“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

该文中将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概括为三：“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到……。

”直到六十年代后期，苏雪林写作的《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收入《文坛话旧》）一文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对鲁迅的钦佩之情：《阿Q正传》可真把我们闹疯狂了，大家抱着读这一篇，读后又互相批评。

看苏雪林怎样论鲁迅范泓苏雪林女士67岁时在台湾曾出版过一本《我论鲁迅》（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其语尖刻如刀，毫不留情，并直称自己是一个“反鲁迅的人”。

针对苏雪林的这种偏激态度，胡适先生早就批评过她。

1936年12月12日，他在回复苏雪林的一封信中就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

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我们尽可能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们信仰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

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胡适的这封信见诸国内多种选本，大凡读过的人当会有深刻印象。

可见胡适在论人议事时，有着自己的原则。

同样在这封信中，胡适对苏雪林又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

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若以此信为例，确实可见胡适在对待鲁迅的态度上较之苏雪林不知要“高明”了多少，尤其一语“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让人慨然系之，直可触摸到胡适的那颗宽容、豁达而又善良的心。

所谓“高明”，以我个人的陋见，一为“高瞻远瞩”，二为“世事洞明”。

一个人倘若有了如此“高明”，“深刻”就可退而求其次了。

苏雪林是自认为“深刻”的，不仅给胡适写信批评鲁迅，也给主持过鲁迅葬仪的蔡元培写信意欲一论。

当时蔡先生正沪上病重，转交者以信中措词过于狂直而“恐伤蔡先生”，故未交达，此信不久即被公开发表。

胡适是在二十多天后才读到苏雪林给他的信，随即作复。

苏雪林在接到胡适的回信后，一时间似有所悟。

1937年2月，她在武昌《奔涛》半月刊一卷三期上撰文说：“胡先生信里所有我批评鲁迅的话，系由我致蔡孑民先生信稿中引出，批评鲁迅而牵涉鲁迅的私人格，我亦知其不当。

……我对胡先生表示钦佩，并愿青年以此为范。

”然而，苏雪林是一个顽固的人。

若干年后，即1966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又刊出她的一篇二万七千字的长文《鲁迅传论》（后收入《我论鲁迅》一书中），此时正值鲁迅逝世三十周年之际。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鲁迅等人为何遭秋瑾呵斥卖友求荣吃我一刀导语：其实早在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之前，妇女已经在太平天国掀起的浪潮中显示过自己的力量。

但太平天国的妇女多来自底层，难以摆脱被利用的命运。

其实早在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之前，妇女已经在太平天国掀起的浪潮中显示过自己的力量。

但太平天国的妇女多来自底层，难以摆脱被利用的命运。

到了清末，闻风而起的多为知识女性，在争取女权方面就主动多了。

安徽才女吕碧城，起先是拿笔做刀枪，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时政、提倡女子教育。

她继而受到翻译大家严复的栽培、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赏识，年纪轻轻就做上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监督(相当于校长);居住在杭州的满族女子惠兴，自己动手筹款兴办女子学堂，当看到办学的钱远远不够，就自杀明志，以自己的生命推动妇女教育。

兴办女学，需要女教师。

对女教师的巨大需求刺激了女生留学事业的发展。

当时去欧美留学殊为不易，一大批人就近去了日本。

清末的留日学生当中，女生占了1%。

她们大部分是自费，很多是跟着父亲和兄弟一起去的日本，也有极少数是官派。

别小看这区区的1%，她们当中充满了“不安分”的人物。

在留学高峰的那几年，她们先后发起了6个组织，创办了7份出版刊物，讨论妇女问题，批判旧观念、旧习俗，提倡天足、女学、婚姻自主等。

虽说当时留日的女生基本上都是抱着学成后回国教书的目的去学习，但日本后来渐渐成了反清革命党的大本营，很多女留学生非但不回避革命，反而应声而起，表现出不让须眉的风采。

1903年留日学生中掀起拒俄运动，组织“拒俄义勇队”，就有12名女生加入。

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携手组建了同盟会，吸引了将近20名女性加入，包括秋瑾、唐生活常识分享。

苏雪林:棘心不死,绿天永存作者：钟倩来源：《百家论坛》2012年第03期民国时期女子的爱情大多一波三折，有的为爱殉葬，比如萧红；有的因爱展翅，比如林徽因；有的因爱情无果而郁郁终生，比如白薇。

但是，有一位女子却与众不同，她敢于执著地抵抗，敢于在孤独和寂寞中书写爱恨交织的人生。

她就是苏雪林，与凌叔华、袁昌英一起被称为“珞珈三剑客”。

苏雪林原名苏梅，字雪林，她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也出身于官宦之家，因此她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不过，童年时期的苏雪林却像男孩一样淘气好动，喜欢抡刀舞棒、扳弓射箭、去郊外捉蟋蟀，整天和一帮男孩子混在一起玩。

七岁起，苏雪林跟着叔叔在祖父衙署所设的私塾里读书，虽说是囫囵吞枣式的背诵，但学习的经历以及之后辍学在家的自学，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4年，苏家从上海迁居安庆，在二叔的帮助下，苏雪林进入基督教创办的培媛女校就读。

一次，苏雪林牙痛，找女大夫看病时却被粗暴地拔牙。

这件事使她对教会学校的跋扈之气非常不满，决然退学。

后来，得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招生，苏雪林跃跃欲试，“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终于说服了祖母和家中长辈。

当时“求学的热心已经炽烈得燃烧至白热化，弄得不茶不饭，甚至差点投河自杀”。

如果说她此时的求学心切和对自由的向往，完全是一幅青春桀骜的图景，那么之后她对包办婚姻的抵抗则是独立性格的体现了。

在上海时，祖父就将她许配给商人张余三之子张宝龄，所以当她提出继续求学于女子师范时，祖母当头驳回，让其赶快完婚。

面对祖母的逼迫，苏雪林以跳水自杀相威胁，幸好母亲出面苦求祖母，她才得以继续求学。

1919年，22岁的苏雪林毕业后留母校附小任教，功课积劳使她大病一场，日后常为病魔所蹂躏。

当她再次想求学北京时，祖母又以完婚相阻挠，苏雪林愤怒不已，致使颈部淋巴腺结核穿孔，差点丢了性命，祖母这才答应她的求学。

在束缚中抵抗，在抵抗中坚守，苏雪林骨子里的执著就是这样炼成的，这无疑是那个时代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