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雀山4号汉墓出土漆器及漆衣陶器

银雀山汉墓竹简书法艺术研究作者：梁青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第11期摘要：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2号汉墓出土了不同书体的先秦竹书，以《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等为主要内容的竹、木简牍7500余枚，解决了关于西汉书体的种种猜测，填补了西汉时期在书法史上的空白。

银雀山汉简书体堪称竹简书体的精华，可谓秦汉时期隶书的典范，被书法家称为古今汉字分水岭，在古文字研究和书法艺术史上都占在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堪称竹简之珍宝。

关键词：西汉;竹简;书法艺术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2号汉墓出土了不同书体的先秦竹书，以《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等为主要内容的竹、木简牍7500余枚，解决了关于西汉书体的种种猜测，填补了西汉时期在书法史上的空白。

并证实了《孙子兵法》与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同墓出土，解开了历史上“孙武、孙膑其人有无、其书真伪”的千古之谜。

这批竹简代表了我国古代兵学的最高成就，被列为新中国建国30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建国50年影响最大的考古大发现之一，20世纪（100年）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2013年《国家人文历史》评选中国九大“镇国之宝”，文献书简、银雀山西汉《兵法》竹简成功入选，为孙武、孙膑正名。

专家汝企和点评，《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其作者孙武是春秋时期的军事家，有“兵圣”的美誉，他留下来的唯一著作——《孙子兵法》，不但成为其后中国历代研习兵法者必读之书，而且较早就有十余种文字的译本发行海外，在世界上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1号墓出土了三铢钱和半两钱而无五铢钱来判断，墓葬年代上限不会早于三铢钱始行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下限不会晚于五铢钱始行武帝元五年（前118）。

从2号墓出土竹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和半两钱来判断，墓葬年代上限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

根据以上分析，两座汉墓应为汉武帝统治时期的西汉早期墓葬。

银雀山汉墓的年代与墓主人考略高友谦【期刊名称】《《滨州学院学报》》【年(卷),期】2019(035)003【总页数】8页(P27-34)【关键词】银雀山汉墓; 年代; 墓主人; 国属; 里籍; 姓氏; 身份【作者】高友谦【作者单位】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山东滨州25660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3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了两座西汉墓，一号墓出土了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大批兵书在内的汉代竹简，二号墓出土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1]。

1973年，在银雀山又发掘了4座西汉墓，依次编号为银雀山三至六号墓[2]。

1974年，银雀山汉简公布，海内外学术界为之轰动。

1997年，在银雀山中段原临沂市畜牧局旧址，又发掘了7座汉代墓葬，暂编号为银·畜M1-M7[3]。

可以说，银雀山存在着一个大型的汉墓群。

这里，本文所说的“银雀山汉墓”，主要指银雀山汉墓群中的一号和二号墓，有限涉及三至六号墓。

至于银·畜M1-M7以及其他的银雀山汉墓，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一、银雀山一号墓的年代有关银雀山一号墓年代的原始判断，出自发掘简报：《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始铸“三铢钱”，到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停罢”，流通的时间很短，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一号墓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建元元年。

在这座墓葬里还出土了“半两钱”，而没有发现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始铸的“五铢钱”。

……由此可以推断墓葬年代的下限，不会晚于元狩五年。

[1]依据墓中出土的“三铢钱”和“半两钱”，发掘者将一号墓的年代，论定为建元元年至元狩五年(前140年-前118年)。

就研究方法而言，发掘者的研究思路和推理过程毋庸置疑。

不过，其研究结论却有重新探讨和进一步细化的必要。

作为判断银雀山一号墓年代主要依据的三铢钱，其铸行年代究竟是在何年，《史记》和《汉书》其实有着不同的记载。

由于史料记载本身存在抵牾，历史学家因此而长期争论不休。

漆器的介绍以及特点中国是最早用漆的国家，用漆涂物并以纹饰之，谓“髹饰”。

中国历代文人都把小木作视为工匠艺人，不入史册大雅之堂，所以有关漆工艺方面的书较少，相传五代朱遵度曾写过《漆经》，可惜已经失传，明代名漆匠黄大成的《髹饰录》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关于古代漆工艺的专著，后有晚明漆匠杨明对其进行注解，再有王世襄的《〈髹饰录〉解说》，对漆工艺做了全面详细的注释和讲解。

曙光初现的史前漆器中国的漆器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2001年，浙江杭州跨湖桥遗址出土的一件漆弓，出自距今8000多年的跨湖桥文化地层。

此件漆弓长121厘米，宽3.3厘米，通身均有漆皮，局部脱落，经对漆皮的理化分析，确认是天然漆，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漆器。

另，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有漆碗和缠藤篾朱漆木筒;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有嵌玉漆器;江苏团结村遗址和梅堰遗址出土有陶胎漆器;距今3500年左右的辽宁敖汉旗大甸子墓葬出土有薄胎漆器。

新石器时代的漆器以生活用具为主，注重实用功能性。

这时的漆器有一些也是仿照同时期的陶器造型，制作比较粗糙，胎骨以厚木胎为主，后期出现陶胎，在陶杯或者陶壶的表面髹漆，甚至还有嵌玉的高足杯，这说明原始先民们在实用的基础上，已经开始注意造型美。

但此时的装饰纹样还处于原始阶段，装饰极其简单，甚至光素无纹，可以归纳为抽象的符号。

这些符号是先民们对客观事物感知形成的固定形象，比如陶寺墓葬出土彩绘木案上的抽象图案，其实就是在提示人们放置食具的位置。

史前漆器上所呈现的稚拙的造型和装饰，代表着人类童年时期的思想情感、生活习俗的演变，也体现着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日渐成熟的商周漆器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商周时期，漆器工艺的制作水平比新石器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考古发现显著增多。

商代漆器主要集中在河南安阳殷墟、黄河中下游以及长江中游一带。

西周漆器在北京、河南、陕西、湖北等地都有发现。

商代漆器主要以生活用具为主，有盒、盘、碗、豆、觚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乐器鼓，兵器盾、甲，马车，以及丧葬用的棺椁。

秦汉简牍和石刻等文字资料秦汉考古材料中，有关于汉代农业方面的资料，关于汉代冶铁业、纺织业和漆器制造业的资料，其中不少是关于汉代生产的重要资料。

因为本卷丙编对这些问题将有所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出土的秦汉文物中，很多带有文字。

除了作为书写材料的简牍、缣帛书和主要作为信物的玺印以外，还有很多书写、錾刻或范铸在各种器物上的文字，例如石刻、金文、陶文、漆书和镜铭，等等，文字内容十分丰富。

因篇幅限制，下面也只能就史料价值最大、对中国古文字的研究又有特殊作用的简牍和石刻，略加论述。

秦代简牍秦代简牍，重要的发现有三批：第一批是公元1975 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编年纪》、《语书》和多种秦律的竹简；第二批是公元1979 年四川青川秦墓出土的“为田律”木牍。

第三批是公元1986 年甘肃天水秦墓出土的《日书》等竹简。

云梦竹简出睡虎地11 号秦墓，共1100 多枚。

简长23.1—27.8 厘米，宽0.5—0.8 厘米。

简文墨书秦篆，一般写在篾黄上，少数两面墨书。

字迹大部分清晰可辨。

从简上残存的绳痕判断，竹简系以细绳分上中下三道编连成册。

出土时，编缀的绳索已朽没，前后次序大部分散乱。

从书体、内容和其中多处避始皇名讳得知，简文系多人书写，有的写于战国晚年，有的写于秦始皇时期。

竹简经整理编纂，分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和《日书》，共九种。

《语书》、《封诊式》、《日书》原有标题，《效律》原有“效”字标题，其余各书系云梦秦简整理小组所拟定。

《编年记》52 简，记述了从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 年）到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 年）的历史。

《语书》14 简。

前8 简是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 年）四月南郡守腾颁发给所属县、道啬夫的文书；后6 简是南郡命所属各县书曹对吏实行考绩。

文义与前8 简相呼应，可能是前者的附件。

《为吏之道》50 简，每简分 5 栏，抄写格式相同，都没有标题和起迄标识。

我收藏的战国铜胎漆器我在收藏活动中偶然获得一件战国铜胎漆器鼎，这在我二十余年收藏经历中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漂亮的战国鼎。

刚见到时还误以为是仿品不敢确认，后来通过查阅资料和请教收藏专家，最终确认这是一件春秋战国晚期王候贵族使用的漆衣铜胎鼎。

该鼎周身铸有蟠龙纹和满谷丁纹，盖、肩、腿部绘有红、黑、绿、黄四色的传统战汉时期流行花纹。

形制庄严大气，彩绘艳丽如新，彰显帝王之器相。

安徽芜湖资深收藏鉴赏家吴越轩评价它是一件精美漂亮，非常高档次的顶级藏品，难得一见。

民间若要仿造的话恐怕花几代人研究也达不到这种水准。

在此愿与大家共同研究分享古人的智慧创造。

漆器是战国秦汉出土文物中常见的品种之一，据已有的考古材料可知，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发明了漆器，如在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就曾清理出一件木碗，该碗腹部呈瓜棱形，圈足，内外涂有朱色涂料，经科学检测，该涂料即是生漆。

据历史文献也可知我国用漆时间很早，《韩非子·十过》篇中记载：“虞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

”可见在远古时代，我国已经能制作和彩绘漆器了。

目前考古发现出土的漆器，其胎质有木、麻布、陶、铜、铁、角、皮、竹等许多种，其中多以木胎为其大宗。

现在已知的战国、秦汉漆器均以木胎为主，再辅之以夹纻胎，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共出土近700件漆器，就其胎质而言，主要是木胎和夹纻胎两种。

而铜胎漆器则没有发现。

铜胎漆器或称漆衣铜器，虽在战国已经出现，但远没有木胎或夹纻胎漆器那样普及和流行。

通过考古发掘最早发现的铜胎漆器是1958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２号楚墓的左侧室中出土的两枚漆绘铜镜，其中一枚直径12.4厘米，厚0.1厘米，镜背在朱地上绘有黑、银灰、黄三色盘结在一起的虺纹；另一枚直径13.8厘米，厚0.2厘米，镜背有朱色绘制的云纹。

这类漆绘铜镜，后来在湖北的楚墓中不断出现，例如1986年在江陵雨台山10号墓中就出土了一枚方格卷云纹漆衣铜方镜，该镜系铸制后彩绘而成。

汉代工艺美术中国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社会较为稳定，统治者采取的休养生息政策，客观上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社会经济日趋繁荣。

西汉时期中央和地方还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管理手工业生产，加上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工艺美术在前代的基础上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其中的某些门类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

汉代的漆、丝织、制陶以及铜器、玉器加工等工艺都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它们已经形成了南北朝隋唐以来工艺传统的若干基础。

汉代工艺及其以后的发展继承关系已很明显。

汉代漆器较秦代有了很大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漆器是汉代主要的工艺美术，生产地区广，品种多，工艺精巧，髹饰方法更加丰富。

当时中央政府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地方上也设有工官负责具体的生产管理。

汉代漆器的品种有饮食器皿、化妆用具、家具、漆画、兵器、日用器物等类，如盘、奁、盒、弓弩、刀鞘、梳子等。

西汉时期的漆器出土地区，集中在湖南长沙马王堆1、2、3号墓、湖北云梦睡虎地、湖北江陵三处墓葬。

东汉墓葬出土漆器少于西汉，出土地区集中在广州、江苏等地。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和山东临沂银雀山和金雀山汉墓出土了几百件漆器。

其中马王堆出土的一件耳杯套盒,设计极为巧妙,在直径16.5～19cm、高约12cm的椭圆形套盒内,能容纳6件顺叠安放的耳杯和一件反扣的耳杯，盒盖和盒则以子母口扣合，制作极为精致。

汉代关于丝织工艺设有专门的工场。

产地以山东、四川为主，品种有锦、绫、绮、罗、纱、绢、缣、缟、纨等。

汉锦是一种经丝彩色显花的丝织品，又称经锦，其纬线只用一色，经线则多至三色，分别为地色、花纹和轮廓线。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有大量织锦，为汉代织锦的代表。

汉代的织锦大多为经锦，即经线提花的织锦。

其特点是同一图案、同一色彩组成直行排列，图案多是云气、植物以及“万事如意”、“延年益寿”等吉祥文字。

绒圈锦（又称起绒锦）是汉代织锦独特的品种，锦面上的丝线缠绕成圈，纹样层次分明，外观华丽，具有立体的效果。

四川成都蜀锦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成都因此被称誉为锦城、锦官城，而城外洗濯蜀锦的流江也被称为锦江。

考古学通论复习资料一、填空题1. 考古工作者一般把一个具有自身风格特点的（陶器群）作为界定考古学文化的首要标准。

2. 考古钻探时，遇土质湿软不带土时，可改用（套铲）。

3. 一个完整的探方包括主体、（隔梁）和关键柱三部分。

4. 需要打掉( 隔梁 )时，应征得领队同意，绘好剖面图后方可进行。

5. 排列密集、关系复杂或与遗址交叠的墓葬，应采用（探方）法，按遗址发掘的要求，逐层清理，直至生土。

6. 考古发掘报告的要求可概括为客观、全面、系统、（准确）和及时。

7. 考古发掘报告中的M表示墓葬，H表示灰坑，D表示（洞）。

8. 有两条墓道的墓葬在考古学术语中被称为（中形）墓。

9. 考古钻探时，探孔必须保持规整，上下垂直，孔穴要用（纯土）填实。

10. 考古钻探时，遗址布孔不宜（过密）。

11. 考古发掘时，一个遗址的探方、遗迹要统一编号，多次发掘的遗址要避免（重复编号）。

12. 墓葬中保存较好的人骨架要全部取回。

保存较差的，要尽量取回头骨、盆骨、肢骨和（牙齿）。

13.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由墓道（门）进入墓室清理，否则应采用（揭顶法）。

14. 考古发掘时，重要遗迹如需解剖，应在 ( 拍照记录 )后方可进行。

15. 整理考古发掘资料时，要尽最大努力复原器物，尤其是（陶器）。

16. 随葬品必须经( 拍照记录 )之后，方得移动。

17. （考古地层学）是关于区分遗址各个堆积单位并确定其先后次序的科学获取考古资料的方法论。

18. 对发现于不同遗址或同一遗址不同位置的遗存，可以进行横联排比，以确定它们的（共时关系）关系。

19. 对植物遗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当地（古气候）、古地理的变化，并有助于考古断代。

20. 对植物遗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当地古气候、（古地理）的变化，并有助于考古断代。

21. 经过性别、（年龄）鉴定的墓葬人骨资料，可以帮助探讨当时的丧葬习俗、婚姻制度和社会组织形态。

22. 对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兽骨的研究，可以究明（家畜）的起源。

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之研究摘要：20世纪以来，在楚辞研究的几次热潮中，《离骚》既是研究的热点，又是争论的焦点。

众多地下考古文物与文献资料的发现，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从而使以往争议不休的问题得到了有说服力的结论。

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关系最密切者有五个方面：1、《离骚》的作者；2、楚国的族属；3、屈原的生年；4、巫文化内容及人物形象研究；5、关于龙凤意象与图腾崇拜。

关键词：出土文献；《离骚》；研究20世纪以来，在楚辞研究的几次热潮中，《离骚》既是研究的热点，又是争论的焦点。

研究中提出的众多问题，如仅由传统的传世文献资料来讨论，往往难以说服对方。

新方法的运用，如民俗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却往往有隔靴搔痒之感。

然而，众多地下考古文物与文献资料的发现，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从而使以往诸多争议不休的问题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

可是，由于这些研究成果散见于众多论著之中，读者往往难以窥见全貌。

为此，本文将广搜各种研究成果，分题作一综述，俾使读者可获得较为完整的信息。

出土文献与《离骚》关系最为密切者，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离骚》的作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思潮在我国学术界盛行。

胡适在《读楚辞》中认为，屈原是一个“传说的”、“箭垛式的人物”，否定屈原的存在；而继后的许笃仁在《楚辞释疑》一文中进一步提出，《离骚》并非屈原所作，其作者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其后有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卫聚贤的《(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以及建国初朱东润的《离骚底作者》、《淮南王刘安及其作品》等文章，均赞同许氏之论，将《离骚》的著作权判为刘安，从而影响到日本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屈原否定论”。

认为刘安为《离骚》作者的人，其根据主要是荀悦在《汉纪·孝武皇帝纪》中将汉武帝使刘安“为《离骚传》”(据《汉书·淮南王传》)写成“为《离骚赋》”，而此后高诱也在《淮南子·叙》中将《离骚传》写成《离骚赋》。

从湖南西汉贵族墓出土漆器审度汉初漆器功能工艺的传承与变异——兼论湖南汉初漆器产地问题湖南省博物馆聂菲内容提要: 西汉时期，湖南大部分地区属长沙国，因此留下了这时期众多王、侯及其家族的高级贵族墓葬。

这些墓葬出土的漆器，尤以马王堆等大批汉初墓葬所出最为精美，它们代表了汉初漆器工艺发展的最高水平，为研究汉初漆器工艺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本文以其作为典型代表，结合漆器工艺史、地方史，从文化发展的深层面，对汉初漆器功能、工艺发展过程中的传承与变异及其原因进行较全面的论述。

同时，对湖南汉初漆器产地问题提出质疑。

关键词: 湖南汉初漆器功能工艺传承与变异在中国古代漆器工艺史上，西汉漆器工艺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空前繁荣的时期。

迄今为止，西汉时期漆器的出土情况呈三大特点:一是主要出土于大型贵族墓葬之中，且王、侯及其家族的高级贵族墓葬居多;二是出土西汉前期漆器的墓葬以长江中、上游地区居多，出土西汉后期漆器的墓葬以长江下游地区居多;三是大型贵族墓葬出土的漆器除部分明器外，大部分为实用器，且数量大，保存完整。

西汉时期的湖南大部分地区属长沙国，这时期的王、侯及其家族的高级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漆器，尤以马王堆等大批汉初墓葬所出最为精美。

湖南汉初漆器保存之完整，工艺之精湛，代表着汉初漆器工艺发展的最高水平;其数量之众多，品类之齐全，几乎囊括了汉初漆器的所有种类;其上承先秦漆器之风骚，下启西汉后期漆器之绚丽，为研究汉初漆器工艺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故此，本文特以其作为典型代表，结合漆器工艺史、地方史，从文化发展的深层面，揭示汉初漆器工艺的发展内涵及其在动态历史过程中的传承与变异。

并进而辨析它在适应既定文化环境中，通过自我调整所产生的功能转化;认识它在新文化环境中继续完善制作工艺与装饰艺术中所产生的变化。

本文还将对与之有关的湖南汉初漆器产地问题提出质疑，以求正于大家。

一湖南西汉王、侯及其家族的高级贵族墓葬出土漆器概述（一）出土地点目前在湖南长沙、沅陵、永州等地区已发掘了西汉时期王、侯和家族墓10多处，尤以长沙地区最为集中，当与这里曾是长沙国都城所在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