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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老子》孰先孰后？——与华云刚博士商榷韩博韬【摘要】The lower limit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 Art of War is earlier than that of Lao Zi,which is reversed in Hua Yungang's paper 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rt of War from Lao Zi.Both the formation of the text of Lao Zi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thought are a process of superposed construction.Hua Yungang's paper is not good for the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ancient cultural heritage.%《老子》的成书下限晚于《孙子兵法》的成书下限,华云刚的论文《<孙子兵法>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演变》之逻辑失误在于颠倒了《孙子兵法》与《老子》的成书先后顺序.《老子》文本的形成与思想的发展都是层累建构的过程.华文不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期刊名称】《滨州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33)001【总页数】6页(P23-28)【关键词】《孙子兵法》;《老子》;成书时间;层累建构;文本;逻辑【作者】韩博韬【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04《管子学刊》2016年第1期“古代学术思潮”栏目刊登了南京师范大学华云刚博士《〈孙子兵法〉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演变》一文。
华文认为：“(《孙子兵法》)有自己的哲学渊源以及发展、演变历史，而《老子》的思想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太公兵法》（《六韬》）简介《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据说是中国先秦时期典籍《太公》的兵法部分。
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
最早明确收录此书的是《隋书·经籍志》，题为“周文王师姜望撰”。
姜望即姜太公吕望。
但是自宋代以来，就不断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从此书的内容，文风及近年出土文物资料等分析，可大致断定《六韬》是战国时期典籍。
全书有六卷，共六十篇。
《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对有关战争和各方面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了。
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战略论和战术论。
[1-2]该书据说是由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
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曾有著录曰：“《太公》237篇，其中《谋》81篇，《言》71篇，《兵》85篇。
”班固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
”清沈钦韩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
但从南宋开始，《太公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但是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太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太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伪书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
[3]作品简介《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名的兵书。
中国汉族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汉族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
全书有六卷，共六十篇。
《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对有关战争和各方面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了。
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战略论和战术论。
[4]《战国策》卷22《魏策一》：“苏子引《周书》曰：'绵绵不绝，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
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苏子即苏秦，这里的《周书》指的就是《太公金匮》或《太公阴谋》。
四川文物2014年第２期关于战国时期的楚田制，学者们已经进行了诸多探讨，但由于史料缺乏，使得研究难以深入。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由于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使我们对于楚田制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契机。
比如1987年出土的包山楚简，［1］对于我们研究战国时期楚田制意义重大。
本文通过分析包山楚简第151~152号简的相关内容，就其中所反映的当时的楚田制谈一下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包山楚简第151~152号简曰：左驭番戌飤(食)田于(国)噬邑城田,一索畔(半)畹。
戌死,其子番疐后之。
疐死无子,其弟番死无子,左尹士命其从父之弟番飤(食)田,病于责(债),骨儥之。
左驭遊晨骨贾之,又(有)五節。
王士之后四川文物2014年第２期能左驭相当于“士”一类的。
“飤田”：整理者认为飤通作“食”，可从。
《说文·食部》：“飤，粮也。
从人、食。
”段注：“粮也。
从人、食。
按以食食人物。
其字本作食。
俗作飤。
或作饲。
经典无飤。
许云：邱到于潏水袁以为右庶长四川文物2014年第２期“左尹士”：整理者认为是“左尹之士”，陈伟认为士是左尹的人名。
［19］今按，当从整理者，因为左尹恐不可能有多个。
“病于责（债），骨儥之。
左驭遊晨骨贾之”：“骨”，李学勤以音近读为“迄”，根据《逸周书·皇门》注训为“既也”。
李零认为包山楚简“司”。
李学勤改释为“節”，疑即符节，即后世的印章。
战国时期实行的是“田里什伍”，受田者五家编为一伍，田的转让可能也需要伍的封印以为证明。
何琳仪释为“”，读为“则”，认为“五则”是一百五十步。
陈伟认为“五’同“伍”，是姓氏，“五”者，是说左驭遊晨买的田得到了“伍”的证明。
“王士之后赏间之，谓番戌无后”：李学勤认为，“间”，当据《小尔雅·广言》解为：“非也。
”因为此人是王室后嗣，也受有田，当即和潘家是同伍的一家，因而对潘家田地的继承权问题提出非议。
实际上，这种说法有诸多疑点：第一，如按这种说法，“非”为动词，“之”则为其宾语，那么，“之”指代的是什么？按照李说，“之”指“潘家的继承权”，将其与前面的“赏间之，谓番戌无后”连读，则是“赏非议‘潘家的继承权’，认为番戌无后嗣”，这样读下来，感觉文义很突兀，前面讲的都是“田”，后面突然出来了个“继承权”。
代国玺：休耕制与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休耕制与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代国玺摘要：休闲农作制是战国秦汉时期我国北方的主要耕作方式。
战国秦的授田制实际上是以休耕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
秦的授田制下，土地形态有受田、垦田、舆田、税田之分；田税种类有作物税（包括粮食税和枲税）与刍稿税之别。
受田乃政府授予农户的可垦田，而垦田乃农户所能实际耕垦者，其仅为受田的部分，余则为草田。
舆田乃实种的垦田，其仅占垦田的部分，余则为休耕田。
税田为作物税之所出，其以舆田为征收对象。
而刍稿税则以受田为征收对象。
同时，结合出土简牍与传世文献来看，汉代人口与垦田的比率，基本保持在人均14亩左右；复种指数，基本保持在0.6上下，这反映的应该是早期传统农业的经济规律。
一引言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农作方式不仅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也影响当时的生产关系。
秦汉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奠基时期，其农作方式具体属于什么水平？关于这一重要问题，近代以来很多学者有过细致的探究，成果颇为丰硕。
大约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国内外学界逐渐形成共识，认为秦汉时期的北方地区属于以铁制农具为基础的连种制农业，较诸春秋之前以木石农具为基础的休耕制农业，生产力进步非常明显。
[1]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看法，如赵冈、何炳棣、山田胜芳等先生就认为秦汉仍普遍实行休耕制。
[2]只是由于他们多从逻辑推理立论，证据比较单薄，故这种看法未能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
秦汉北方为连种制农业之说，目前仍是学界的主流观点。
[3]有关秦汉土地制度、田税制度与亩产水平的研究，基本都是以此说为基调展开的。
不过，从不断出土的简牍材料来看，这个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秦汉连种制的共识可能还需进一步讨论。
如睡虎地秦简《田律》言“受田”分“垦”与“不垦”，[4]临沂银雀山汉简《田法》载“三岁而壹更田赋，十岁而民毕易田”[5]，《里耶秦简》8-354 曰迁陵县“其习俗槎田岁更”[6]，都表明战国秦汉时期，休耕现象是不容忽视的。
姚尧精读《资治通鉴》第8集公元前350年辛未周显王十九年【原文】秦商鞅筑冀阙①宫庭于咸阳②，徙都之。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③。
并诸小乡聚，集为一县，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④。
废井田⑤，开阡陌⑥。
平斗、桶、权、衡、丈、尺⑦。
【白话】秦国的商鞅在咸阳修建宫殿，将都城迁到这里。
下令禁止父母子女及兄弟姐妹同室休息。
将一些小的乡镇合并成县，每个县设置县令和县丞，共三十一县。
废除井田制度，重置田间小道。
统一斗、桶、权、衡、丈、尺等计量单位。
【姚注】①冀阙：古时宫廷门外左右相对的两座高建筑物，是公布法令的地方。
②咸阳：古人在给地方命名时以山之南、水之北为阳，秦之新都位于九嵕（音zōng）山之南，渭水之北，从山和水的角度来说都是阳，故名咸阳。
③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后人论及商鞅的这项政策，多是从伦理风俗的角度出发，言其目的在于革除戎狄残留之风俗，代之以中原文明之教养。
这固然是不错，但商鞅的用意却远不止于此。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过去需要大家族才能完成的生产耕作，已逐渐能由小家庭来独立完成。
若此时继续维持大家族的生产方式，则既会导致生产效率难以提高，亦会导致大家族内部因矛盾摩擦而破坏稳定。
商鞅将大家族拆解成小家庭，一方面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最大程度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
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君权对于社会的控制，使得宗族势力无法与政府权力相抗衡。
④郡的设置，始于春秋时的秦穆公。
县的设置，始于春秋时的楚武王。
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郡县制，则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
日后秦始皇废分封而立郡县，即是将商鞅变法形成的秦制推广到天下。
在《商君书·垦令》中，商鞅写道：“百县之治一形，则徙迁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
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
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
迁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
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
官属少，征不烦。
民不劳则农多日。
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
”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各县的政令必须一致，这样官员离任或升迁时就没有办法粉饰自己的政绩，继任的官员不敢更改已有的制度，犯错误被罢官的也无法隐瞒自己的错误。
《中国学术史专题》授课大纲葛兆光第一讲：经学史的研究方法【选读文本】1,《礼记．大学》（用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右经一章2,《春秋谷梁传》定公十年传（《十三经注疏》本）（经）春，王三月，及齐平。
夏，公会齐侯于颊谷。
公至自颊谷。
（传）……颊谷之会，孔子相焉。
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
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
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
”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为？”罢会。
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
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
”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
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
因是以见：虽有文事，必有武备。
孔子于颊谷之会见之矣。
【讲义】引言：关于经学、经学史经学最后一段历史——清代经学的危机。
（1）乾隆时代考据学风的两种倾向：“六经皆史”与博学风气。
（2）嘉庆以后的今文经学：把古代经典当政治哲学，对古文经典的历史学质疑。
（3）1905年废除科举，建立大学制度。
经学衰落并不意味着经学史的衰落。
那么，“经学”是什么，“经学史”是什么呢？一,什么是经学？《尚书》、《春秋》、《诗经》、《仪礼》、《周易》等之所以成为“经”，是因为：一，它们本来就是古代比较流传的经典，二，它们是儒家用来进行知识教育的基本教材，三，才是用来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建立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的基础的“经”。
二重证据法与先秦史研究四题专题讨论爰田是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兼论银雀山竹书《田法》【英文标题】Dual Evidence and Study on theHistory of Pre-qin Dynasty Special TopicDiscussion 【文章日期】2008-09-28 【作者】杨善群【作者简介】杨善群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上海200235 【编者按】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伴随着西风东渐国际学术交流的活跃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此西学东渐浪潮的影响下王国维先生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首先提出并倡导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
这样研究中国上古史全面地、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真实面貌充分展现了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多位一体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弥补了以往单纯依靠文献研究历史之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中国上古史研究不断地取得新进展。
本期刊发的李学勤、范毓周、杨善群、宫长为四位先生的专题论文运用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中华远古文明即先秦历史作了重新审视期望这种努力对先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能有所裨益。
爰田一作辕田是春秋战国时期一种重要的土地制度在《春秋左传》、《国语》、《汉书地理志》等史籍中均有记载。
春秋时晋国作爰田后很快强盛起来至晋文公时就成为号令中原的霸主。
自此晋国长期左右春秋的局势几度登上霸主的地位国富兵强雄踞中原这与爰田制的实施是分不开的。
至于战国时商鞅在秦国制辕田更使秦国在西方迅速崛起成为头等强国东雄诸侯为此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那么爰田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它在晋国和秦国实施的情况如何对此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据有的学者研究关于作爰田的解释从古到今共有九种说法1。
实际上在这九种说法中主要有两种一说爰田为赏田一说爰田为换田。
近年来由于银雀山竹书《田法》的发表主张后说者逐渐增多但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合理解决。
今特作如下剖析并陈述自己的研究心得以此求教于方家。
《孙子》篇题考察——以银雀山《孙子》篇题木牍为中心熊剑平
【期刊名称】《《孙子研究》》
【年(卷),期】2017(000)002
【摘要】银雀山出土的《孙子》篇题木牍,为我们考察《孙子》,尤其是篇题情况,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
研究简本、传本篇题的差异情况,对探究《孙子》古本的面貌,考察《孙子》在古代的流传情况,乃至评判各版本的优劣情况,都会有所助益。
【总页数】8页(P73-79)
【作者】熊剑平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77.5
【相关文献】
1.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篇题木牍异议 [J], 高友谦
2.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吴问》考论 [J], 黄朴民
3.银雀山《孙子兵法》“形甲与形乙”字体差异辨析 [J], 陈国兴
4.浅议银雀山《孙子兵法》篇文及归类 [J], 陈国兴
5.《孙子》成书研究在当代的进展与挫折——以银雀山出土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J], 熊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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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竹简《吴问》考辨郝进军摘要：多年来学界在“春秋末年肯定有孙武存在”的惯性思维下，对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吴问》，一直缺乏透彻的考证。
如果以大量的先秦史料为依据，对《吴问》进行全面考证，足以证明《吴问》是一件战国最末年才出现的赝品。
关键词：先秦；赵氏；田制；商鞅；秦国作者简介：河南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一）缘起1972年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里，有九枚《吴问》残简，内容是“吴王”问晋国的“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以政治家的口吻分析道：“‘范氏、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巍（魏）为次’。
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
’”原因是“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为婉（畹），以百六十步为畛，而伍税之。
其□田陕（狭），置士多。
伍税之，公家富。
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
智是（氏）制田，以九十步为婉（畹），以百八十步为畛，其□田陕（狭）,其置士多。
伍税之，公家富。
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范、中行是（氏）次。
韩、巍（魏）置田，以百步为婉（畹），二百步为畛，而伍税〔之〕。
其□田陕（狭），其置士多。
伍税之，公家富。
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智是（氏）次。
赵是（氏）制田，以百廿步为婉（畹），以二百卌步为畛，公无税焉。
公家贫，其置士少，主佥（敛）臣收，以御富民。
故曰固国，晋国归焉。
’吴王曰：‘善！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
”[1]。
这样的分析与“将军孙武”的身份完全不符合，而且，《孙子兵法》文本里也没有以田制分析战争的思路。
如果我们把“孙武”当作“圣人”，把司马迁的“孙武传奇”当作不可讨论的“绝对存在”，《吴问》自然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可是，当我们把先秦史料都“嚼碎”时，就会发现战国最末年“编造”《吴问》的作者，对历史一知半解，却“创造”了一个误导了我们几十年的“伪劣赝品”。
（二）对先秦时期田制的考察在此首先应回顾一下先秦田制的变化，而先秦田制的变化又多与赋税制度合在一起。
如：公元前685年齐国管仲首先采用了“相地而衰征”的新税法；公元前645年《左传》载晋国“作爰田”，《国语·晋语三》记之为“作辕田”，可知“爰”“辕”乃一音之转；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公元前590年鲁国又“作丘甲”；公元前563年郑国“为田洫”；公元前548年楚国“书土田”；公元前538年郑国子产“作丘赋”；公元前408年秦国实行“初租禾”。
在这些平淡的记载下，表述了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里非常重要的土地、赋税变革的过程。
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土地变革，却缺失了最基础的史料：“地”“田”“亩”“丘”的面积单位是多少——平方“步”？离先秦最近的两汉人物的记载如下：西汉中期的《盐铁论·未通》有：“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什而藉一。
……先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率三十而税一。
”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有：“孝公用商君，制爰田。
”《食货志》有：“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
”许慎《说文解字》有：“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
”。
离先秦稍远的唐代，《一行算法》有：“自秦孝公时，商鞅献三术，：内一；开通阡陌；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
”；杜佑《通典》有：“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
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
”请注意：一亩地的面积是多少平方步，就成了判别史料的关键环节。
1980年四川青川县出土了几支极为宝贵的秦简——《更修田律》，也称《为田律》，简文道：“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日，王命丞相戊（茂）、内史匽：民臂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
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高尺，下厚二尺。
”[2]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得到的先秦时期关于田亩面积的第一手史料，的确无比宝贵。
再参考湖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田律》有：“田广一步，袤二百卌步为畛，亩二畛，一佰（陌）道；百亩为顷，十顷一千（阡）道，道广二丈。
”[3]。
青川秦简所载的是秦武王初年之事，张家山汉简是西汉初年的法律，按“汉承秦制”来分析，秦武王时期定下的田制，西汉初年仍在一些地区实行。
当今学界对青川秦简所表示的田亩面积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依据大多数史料的记载，认为秦国的田亩面积从商鞅以后就是以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畛”是田间的小道，而不是半亩的代称，每亩地必须修出两条田间小道。
第二种观点认为秦国的田亩面积是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半亩——“畛”，“畛”就是半亩的代称，一亩地等于二“畛”。
我们相信大多数史料的记载：商鞅推行的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土地改革确有历史依据；我们更相信青川秦简记录了秦武王时期真实的土地制度，其价值无可估量；我们尤其相信张家山汉简做为出土文物，可以和青川秦简相互印证。
剩下的就是今人如何分析研究这些史料，以及能得出什么结论的问题了。
我认为必须把所有出土的有关田亩面积的先秦简文，进行综合研究，单从“畛”的本意——“田间小道”的角度，来孤立地看待青川秦简、来理解“畛”，思路有些狭窄。
青川秦简的“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畝二畛。
”的意思应该是：“宽一步，长八则（每则等于三十步）为半亩——‘畛’，每亩地等于两个半亩。
”张家山汉简的“田广一步，袤二百卌步为畛”的“畛”，就是把“畛”做为土地的面积单位来使用，《吴问》竹简里也是把“畛”做为土地的面积单位来使用。
这三件先秦简牍史料证明，在先秦时期“畛”的确曾经做为土地的面积单位被使用过。
其它先秦文献也可以证明“畛”曾经是田亩面积的计算单位，如：《战国策·楚策一·二十》有：“叶公子高食田六百畛。
”《楚辞·大招》有：“田邑千畛。
”而且，青川秦简里的“畛”如果是田间小道，那么，简文里主要说的就是“田广一步，袤八则”要修一条小路，每亩地必须要修两条小路，而不是规定每亩地到底有多少平方步。
然而，每亩地是多少平方步是青川秦简全文的基础，否则，修建“畛”“百（陌）道”“千（阡）道”“封”“捋”就缺少了基准。
也就是说按照“畛”是田间小道来理解，“田广一步，袤八则”和“亩”之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缺乏语言方面的逻辑性。
因为，做为国家的法令、法规而颁布的这两件秦、汉简牍的语言必须非常清晰，逻辑性必须非常明确，不能使用含混的语言，从而造成基层实际操作方面的歧义。
所以，如果“畛”是田间小道，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畝，畝二畛。
”这样表述既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每亩地的面积，又把每亩地必须修两条小路的意思表达清楚了。
因此，“畛”在这里不应该做为田间小道来理解。
如果我们的学者们把自己当作土地丈量人员来执行青川秦简，就可以发现，尽管秦国的法律极其严酷，但是，由于每块地的形状、所处的地势不同，国家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硬性规定：不论地块的形状和地势如何，每亩地必须修两条田间小道。
更何况商鞅的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面积，计算下来大约是边长为二十一米多一点儿的正方形，在那么小的一亩地里，国家硬性规定必须修两条田间小道，实在不合情理，也没有生产方面的必要。
再说，实际生活中许多地块是狭窄的长条状，这叫如何修两条田间小道呢？尤其是，秦国的关中地区和四川青川地区，多为丘陵山地，地块多为不规则的梯田，在实际操作中，田间小路随着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而自然形成，国家根本没有必要强行规定。
“袤八则为畛”的“畛”，本意既然是田间小道，那么，由它所引申出来的的“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的面积与“畝”的关系，就必须有明确的规定：“畝二畛”。
这样理解下来，在每亩地都是“宽一步”的条件下，青川秦简和张家山汉简所规定的每亩地的面积是历史文献记载的“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的两倍，对这种矛盾现象该如何解释呢？杨宽先生经过对《后汉书·南蛮传》和《华阳国志·巴志》的研究，认为：“从秦国这样宽待西南少数部族的办法，可以看到秦国对待本土农民是既要征收田租，又要征收口赋的。
”[4]按照杨宽先生的提示，应该这样看待秦国田亩面积的变化：先秦的田亩面积必然是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在商鞅以前是以宽一步，长百步为亩。
商鞅变法后，在秦国本土扩大为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
这样做，一是为了满足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能力；二是给农民让利，使农民拥护变法。
在商鞅以后的秦国新占领区，也即秦武王前后，在秦国统治的中心区域，仍以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在急剧扩张的人少地多的新占领区，如：包括四川青川县在内的巴蜀地区，为了减少反抗的力量，就以宽一步，长四百八十步为“畝”。
张家山汉简的出土地域——现今湖北一带，在秦昭王时期被秦国占领，也开始推行宽一步，长四百八十步为“畝”的土地制度。
汉朝建立后，在现今的湖北一带继承秦朝的土地制度，一如既往，这就是张家山汉简记录下的实况。
秦始皇统治时期，仅出现了少数六国贵族如张良一类的个人行刺活动，却不见成规模的农民反抗，尤其是向新占领区大量地、长距离地迁徙人口——犯法的贫民和富豪也不见有反抗活动，可见和六国相比，秦国在新占领区的土地政策，对农民还是有许多宽松之处。
我们把青川秦简、张家山汉简和《吴问》竹简以后的《盐铁论·未通》、《汉书·地理志》、《汉书·食货志》、《说文解字》、《一行算法》、《通典》的有关记载做一个综合性的分析后，可以说，如果春秋末年晋国的赵氏就已经以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了，如此大的“动静”，也就根本轮不到商鞅在历史上独领土地改革的“风骚”了。
西汉以后的史料无一例外地证明：春秋时期晋国“爰田”的改革精神，由战国时期的魏国而商鞅，由商鞅而秦国，一脉相承。
没有一件正规史料提及“二百四十步为亩”的说法，与春秋末年晋国的赵氏有关，证明《吴问》的可靠性需要推敲。
而且，更改田制——扩大田亩面积，涉及到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必然会引起较大的社会震动，如果没有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机遇，春秋末年的赵氏不可能默默无闻的就改革了田制，商鞅综合性的变法可以为证。
青川秦简和张家山汉简是国家的法律文书，远比《吴问》这样仅有的一件、漏洞百出的孤证可靠得多。
赵氏在春秋末年就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观点，只有《吴问》这个孤证，缺乏旁证，难以成立，不可做为立论的依据。
（三）为什么说《吴问》是赝品《吴问》的作者显然是个只认得几个字，却缺乏土地实际操作常识便来造假的“新手”。
因为，按照《吴问》作者提供的数据，无法计算出六卿的田亩面积是大是小，如“范、中行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
”长度是八十步就等于半亩吗？长度是一百六十步就等于一亩吗？不给提供宽度，也只有“鬼”才知道这面积是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