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德曼的文化哲学人类学
文化哲学人类学(cultral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简称“文化人类学”,是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哲学人类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它代表了哲学人类学在当代发展的趋向和潮流,主张汲取考古人类学、知识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结构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以及原始文化研究的积极成果,继承古希腊以来以人的本体为中心的自由和创造思想,批判存在主义(德国海德格尔和法国萨特)的自由理论,站在哲学人类学研究已达到的理论高度(人的开放性、活动性、趋向完美性等),摒弃仅从生物、心理、宗教等某一领域来理解人的狭隘性观点,用人类活生生的和创造性的历史性代替对人的片面理解,强调把人置于更广阔的文化、社会、历史、传统的背景中思考,从而达到对人的完整存在的正确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蓝德曼认为:“文化人类学是未来的人类学。以前所有的人类学只不过是它的序言。”
蓝德曼(Michael landmann,1913~)是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他的文化哲学人类学思想集中体现在1955年出版的《哲学人类学》一书中。这本书从文化哲学人类学的角度对哲学人类学的发展作了纵向的历史描述,并对哲学人类学各分支作了详尽的评述。全书共分为5部分:(1)哲学人类学导言;(2)宗教人类学;(3)理性人类学;(4)生物人类学;(5)文化人类学。
一、非专门化与创造性
蓝德曼首先分析了生物哲学人类学的“非专门化”和“专门化”两个概念,认为人类的“非专门化”如果就获得知识而论,它就意味着“向世界敞开”;如果就行为而论,它就意味着人是创造的、人是自由的。这里的“创造性”不是指通过审美而体现出来的创造性,“自由”也不是通过伦理和政治而体现的自由,相反,它们都只能在一般人类学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在蓝德曼看来,“非专门化和专门化并非是相互并行的。人并非如同动物依赖后者生存一样直接依赖前者生存”。人类的非专门化包括“非完善”,意味着我们具有与生俱来的空缺,而人的自由创造力正是为了保证填充这个空缺。这样一来,对人类而言,非专门化和创造力一起才抵偿了动物的专门化。这就是说,在自然的意义上,动物的出现表现了自然界所赋予的完成、定形和完整性,它无需创造,而只要运用种内遗传所获得的一切。但自然没有把人创造完整便把人放在世界上了,自然没有最终决定人,而是让人在一定程度上尚未决定。“因而,人必须自我完成,必须自我决定进入某种特殊的事物,必须凭借自身努力而力图解决自身出现的问题。人不仅可能而且必须是创造性的。创造性并非只限定于少数人的少数活动,而是必然根源于人类存在的结构”。这种根源于人类存在结构的创造性,决定了人的本质,并构成了基本的人类学原则和文化哲学原则。一方面,人能通过这种创造性确定自己的存在方式,实现“自我完善”,即人能完成自我并给予自我一确定的形式。另一方面,与动物完全符合它的物种而生存不同,由于人自身本质的创造性,人不能把自己仅仅限于复制其他物种,而必须为自己建造一些新的东西,因而,“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独特的个体”。从这个角度出发,蓝德曼有限度地肯定了存在主义“反对关于一般人的人类学,认为只有具体的、有时间规定的人才是完全的人”的观点。但接下来具体到对创造论和自由观的理解,蓝德曼则与存在主义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并着重批判了萨特的“人一开始存在就注定是自由的”的观点。 按照蓝德曼的看法,“萨特的普罗米修斯的创造论,由于极大的夸张而陷入了错误”。首先,由于萨特认为“人类也应该有意识地创造自身”,所以萨特的人类学狭隘地回归于伦理学,因为在伦理学中,有意识的决断居于最可敬的地位。其次,“所有的创造性只是靠实现了客观的必然性才能获得其高贵性”。因而,当萨特仅仅把自由和创造描述为个体自由、创造的不可重复性和单独性时,创造在萨特那里就沦为了任意的联系而退化为游戏。结果,“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指萨特——引者注)不自觉地成为浪漫主义迷惑和放纵的同盟者”。最后,人总不能绝对自由地创造,一方面我们从来不能把我们所创造的东西只归结于我们自身,另外的力量(如社会的文化、传统、民族等等)在其起源中也起作用;另一方面任何创造总是超越于自身之外的创造,对外物的创造总是受外在的影响,所以创造物并非只是我们有意识创造意图的沉淀。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人总不能绝对自由地创造,萨特所说“人类被宣判为自由的”的观点仅仅是一种栖居在头脑中的理想罢了。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蓝德曼得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结论:仅仅在心理和伦理方面赋予人类以自由性和创造性是片面的,只有真正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把“根源于人类存在的结构”的创造性置于文化世界中,把人放到更为广阔的文化、社会、历史、传统中加以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完整的人。由此出发,蓝德曼建立了以客观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哲学人类学,得出了“人是文化的存在”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