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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东亚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自古以来，东亚地区一直是贸易往来的重要枢纽，贸易活动在这里繁荣发展。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它是古代东亚地区主要的贸易网络，通过海洋通道连接了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在这片蓝色的海洋上，贸易和文化交流蓬勃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活跃的航运体系。
古代东亚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
早在汉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就开始进行贸易往来。
陆上丝绸之路通往中亚和西亚地区，而海上丝绸之路则将中国的商品运往远东地区。
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以及其他奢侈品成为了当时贸易的主要货物。
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的人们也引进了许多外来的商品和文化。
这种海上贸易活动不仅促进了经济繁荣，也对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得益于东亚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采和利用铁矿石的国家之一，也是茶叶的发源地。
这些优势使中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大国。
同时，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区也拥有丰富的木材资源和矿藏，这为贸易提供了原材料。
加上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了这片地区交流的重要通道。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推动下，东亚各国之间建立起了密切联系的商贸网络。
中国的商人通过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将商品运往东南亚和日本。
同时，东南亚诸国的商人也将他们的商品运往中国。
这种贸易往来不仅使东亚地区人民享受到各种新奇的商品，同时也促进了国家间经济的繁荣。
贸易的繁荣还带动了海洋运输和航海技术的发展。
中国的船舶制造业迅速发展，出现了一种称为“宝船”的巨型货船，能够载运大量商品穿越海洋。
这些宝船在航行中不仅能够承载货物，还能提供食品和住宿，使航行更加安全和舒适。
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
贸易带来了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人员往来，这种联系加深了彼此的文化了解。
中国的佛教和儒学等思想理念通过商人和僧侣的传播逐渐影响到东南亚和日本。
同时，东亚各国间的文化元素也逐渐融合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第8课世界市场与商业贸易课标要求：1)了解世界市场形成的过程(2)认识世界市场的形成对商业贸易的意义一、世界市场的形成1.世界市场初步形成（1）背景：15世纪以前，世界各地处于相对孤立的发展状态，亚、欧、非等洲之间的直接交往和了解不多。
（2）过程：①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大规模殖民掠夺。
葡萄牙：美洲--巴西；非洲沿岸、印度果阿、马六甲和澳门建立殖民据点和商站。
西班牙：除巴西以外的中南美洲建立殖民帝国；亚洲菲律宾。
②17——18世纪，荷、英、法等欧洲国家纷纷加人殖民地争夺行列，建立海外殖民地。
（3）结果：欧洲的商人和殖民者直接同世界各地建立起商业联系，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2.世界市场基本形成（1）必要性：资本主义各国商品输出的需要。
工业革命后，大机器工厂取代手工工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产品大量增加，需要更广阔的市场与更多的原料产地。
（2）可能性：蒸汽机车和轮船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交通运输条件，世界各地的联系更为便捷。
（3）结果：资产阶级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等建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他们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把越来越多的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
3.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1）推动力：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材料外，还利用资本输出，牢牢地控制了落后国家的经济命脉，榨取大量财富。
为了抢占更多的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
（2）结果：20世纪初，世界基本被瓜分完毕，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被迫加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世界市场形成的手段：国际贸易、资本输出、殖民扩张等方式，形成以欧美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二、近代商业贸易的变化1.原因：新航路的开辟及欧洲人的殖民扩张，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2.表现：（1）商业贸易中心转移①欧洲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A.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商业城市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下降。
世界贸易体系的发展世界市场形成于19世纪。
在世界市场形成以前，世界贸易以区域性贸易为主。
主要几个繁荣的贸易圈是：地中海贸易圈、东亚贸易圈和波罗的海和北海贸易圈。
东亚贸易圈是古代世界的另一个贸易圈，它始终是以中国为中心。
这个贸易圈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南洋地区和印度支那地区。
（《1500年以前的世界贸易》）一、上古时代1、世界贸易体系的主体区域：第一，大东方区：（1）以中原为核心的大中华贸易区；（2）以印度河、恒河为轴心的印度贸易区；（3）其它区域，如中国东北方区域、中国西北地带、中国西南地带、中国南方区域、东南亚一带。
第二，亚细亚区域（1）东亚细亚；2. 中亚细亚；3. 西亚及小亚半岛；4. 其它区域，如伊朗东北部、伊朗东南部区域以及伊拉克、伊朗同阿拉伯相连的区域。
第三，欧罗巴的贸易区域。
第四，非洲与阿拉伯区域。
第五，美洲和大洋洲。
2、主要特征：（1）各区域间较少直接贸易，除了地中海商圈的沿岸地带因海上航行的便利和活跃的商业因素而较早便有了直接贸易外，其它的几个区域之间直接贸易是很少见的。
绝大多数的贸易是“传递性”的，这便是由相邻区域（边缘地带）的互相贸易串联形成的。
（2）在远古贸易的区域或跨区域的贸易特征中，我们或也可以看到单向型和循环型的特征。
所谓单向型主要是指大东方区中的中华区而言，由外部而来的贸易愿望超过了由内向外的贸易愿望，因了这种不同，而使贸易难以扩张和循环。
而地中海区域则更多表现为循环型。
（3）远古贸易以各区域的绝对利益产品为主，区域间的贸易以奢侈品为主，相邻区域和区域内的贸易则包括了生活必需品和分工基础上的交换。
二、古代（15世纪前）主要特征：（1）公元100 年左右，古典时代进入鼎盛时期，地中海的罗马帝国、中东的帕提亚帝国、印度的贵霜帝国以及中国的汉王朝分别发展成为各地区强大的政治经济实体。
最初的“国际贸易”，更确切地说是“地区间贸易”也由此产生。
当时各地区之间交换的物品主要有罗马的亚麻布、金银铜锡、玻璃，印度的香料宝石和中国的丝绸。
古代中东丝绸之路的发展与演变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其起点在汉朝，终点在地中海东岸，这条长达数千公里的路线贯穿了中国、印度、伊朗、中亚、阿拉伯和欧洲等地，涵盖了整个中东地区。
古代中东的丝绸之路经历了多个时期，不同的时期也带来了不同的发展与演变。
本文将从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路线和贸易影响等方面来探究这条路线的发展与演变。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左右。
古代中东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当时该地区的商人已经开始使用骆驼运输商品。
这些商人通常是穿越沙漠的游牧民族，他们开辟了从中国到波斯、叙利亚和埃及的路线，终点是地中海东岸和罗马帝国。
这些商人从中国运来的主要是丝绸、中国茶、铜器和珠宝等商品。
而从中东地区向中国运输的商品则有香料、玉器、麻织品和黄金等。
这一贸易活动一直持续到公元4世纪。
公元4世纪，古代丝绸之路进入了“胡赵之战”时期。
当时，胡汉地区的薛延陀的统治者劝诱了贯地而过的少数民族参与掠夺汉族人的行动，这使得古代丝绸之路陷入了分裂和不安全的境地。
大批贸易商人被迫停止了贸易活动，许多商人也受到了匪徒的掠夺。
这一时期使丝绸之路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到了公元7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古代丝绸之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阿拉伯帝国统治下的中东地区和东南亚加速发展，阿拉伯商人也开始运营贸易，他们跨越古代丝绸之路的中部和南部，向中国运输各种商品。
同时，中国的唐代和宋代也在加强对中东的贸易，逐渐形成了从中东到中国的贸易体系。
这种贸易活动为中东地区和东亚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富裕和繁荣。
二、古代丝绸之路的路线古代丝绸之路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为北路，另一条为南路。
北路分成两条分支：一条是延绵数千公里的大漠之路，主要是沿大漠南缘走向西部，穿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最终抵达新疆的喀什。
另一条是靠近腹地的河西走廊之路，主要是从甘肃酒泉出发，绕过黑河、阳关和玉门关，穿越瓜州、敦煌、张掖、酒泉等地，通向西域的喀什、巴里坤和天山南路等地。
第28卷第4期2019年8月Vol.28，No.4Aug.，2019世界地理研究WORLD REGIONAL STUDIES 东亚制造业生产网络的变化特征研究——基于贸易网络的分析视角梁经伟1，文淑惠2，李彦3（1.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广州510275；2.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昆明650093；3.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广州510632）摘要：本文基于进出口贸易数据和商品门类数据，对2003年以来东亚地区制造业贸易网络及其生产过程进行研究。
首先，由进出口贸易网络可知，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国的参与程度均高于周边国家；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东南亚国家也逐渐参与生产网络分工，不断加强同周边国家的贸易经济联系。
其次，从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早期“三角贸易”的现象较为明显，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主的陆上交通工具，但是近年来随着周边国家参与度的提升该模式逐渐在削弱。
最后，东亚边缘国家对大国的依赖性比较强，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小范围区域内的联系在不断加强，如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国家。
关键词：东亚；贸易网络；制造业；社会网络分析；进出口贸易；生产网络0引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代表的一系列技术进步推动了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从最初的产业间水平式的分工发展为以垂直专业化为特征的产品内分工。
全球生产网络式的生产、加工、贸易体系不断地深化［1，2］，表现为不同工序、不同区段、不同零部件在空间上布局到不同国家，相同产品不同生产工序、不同价值环节的多个层次之间的分工［3］。
国别、区域之间依据自身的要素禀赋参与全球化，并相应地占据价值链的某一环节，体现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某一特定的优势［4］。
同时，由跨国公司构建的以微观企业为基础的各种生产网络关系，也推动和促进了全球、区域等不同规模的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5］。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全球生产网络的分工形式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已变得越来越明显。
中国对外贸易中国对外贸易是指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货物和服务的跨国交易。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服务贸易国。
中国对外贸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
古代中国借助陆路和海上贸易网络，与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和非洲等地进行贸易往来，实现了跨越大陆和海洋的贸易联系，促进了文化、科技和经济的交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不断演变和发展，从单纯的生物和农产品交换，逐渐发展为现代化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复杂交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开放政策和改革措施，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和技术进步。
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组织，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
中国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参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和签署，以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全面发展。
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出口导向型。
多年来，中国以低成本劳动力和大规模制造业为基础，成为世界生产的工厂。
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到全球各地，特别是消费品、电子产品、纺织品和机械设备。
中国出口的商品因价格低廉而具有竞争优势，这也导致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出口体系，对国内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中国对外贸易也面临一些困境和挑战。
首先，中国的商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缺乏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兴产业产品，这导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相对较低。
其次，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引发了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议。
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了贸易限制措施，加剧了全球贸易紧张局势。
此外，中国的对外投资也面临一些挑战，如投资风险、文化差异和安全隐患。
为应对这些挑战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中国正在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升级，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
同时，中国正在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其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促进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
中国海外交通与贸易的历史演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早进行海外交通与贸易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
中国的海外交通与贸易的历史演变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涉及到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
本文将以时间为线索，探讨中国海外交通与贸易的历史演变。
1.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海上贸易的国家之一。
早在汉朝时期，中国就开始通过陆路和海路与中亚、东南亚以及印度进行贸易往来。
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特产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
这种贸易形式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合作。
2. 明朝海禁政策与海外贸易衰退明朝时期，由于农业生产的提升以及外族的入侵，中国开始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
禁止中国民众私人海上贸易活动，这导致了中国的海外贸易衰退。
然而，中国与外国依旧保持着政治和外交的联系。
明代朝鲜通商、朝贡体系的建立，与东南亚、日本等国家的贸易往来仍然存在。
3. 清朝对外贸易的开放与影响清朝时期，中国对外贸易逐渐开放。
清政府积极推行通商政策，先后设立了广州、厦门、宁波等沿海城市的通商口岸。
西方国家如英国、法国和美国纷纷来华通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中国的商品如丝绸、茶叶等走向世界，西方的商品如麦克笔、马蹄铁等也进入中国市场。
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 近代海外贸易的苦难与变迁19世纪后半叶，中国经历了战乱和列强侵略的时期。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外贸易受到严重限制。
然而，中国海外贸易并没有中断，虽然范围缩小但仍然存在。
日本、俄罗斯、德国、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成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
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经济逐步恢复并发展起来。
5. 当代中国的海外贸易发展与带来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海外贸易发展迅猛。
中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促进了对外开放和经济的发展。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和东南亚贸易史的研究自古以来，中国便是一个拥有着繁荣贸易的国家。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贸易活动一直是世界上最为活跃、贸易额最大的国家之一，这其中也不乏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往来。
从大约1500年开始，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已经被建立了。
在唐代，中国的广州、杭州、泉州等港口城市就已经成为了东南亚的贸易中心。
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和水路交通的便利，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很快就成为了东亚地区的贸易领导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在明朝，由于海禁的实行，对东南亚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机会被大大限制，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住那些富有的商人。
他们为了追求利润，通常会将一部分商品置于南洋，然后再将其转运回中国内地，这种方式被称为“南洋返乡”。
到了清朝时期，尽管海禁政策仍在实行中，但经济贸易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系却有所加强。
中国与印尼、马来半岛、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贸易愈加频繁，这也使得在东亚地区贸易总量的统计中，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份额逐渐上升。
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史经历了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
由于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在该区域的殖民，东南亚地区成为了殖民和半殖民地区，许多国家被迫加入了殖民国家的贸易网络中。
这使得许多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方式和贸易政策都服从于殖民地主国的要求，而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二战后，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再次发生了转变。
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也开始与东南亚地区开展更加紧密的贸易合作。
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额不断攀升，亚洲日益成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力量。
虽然中国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历史悠久，并且在近代也曾有过许多波折和变化，但是贸易合作仍然在不断的扩张中。
现今，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大贸易国，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额也呈现出了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
对于中国和东南亚贸易史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两地之间贸易往来的情况和演化过程，也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国和东南亚的经济联系。
【内容提要】本文勾勒了16世纪中国东南海区与东亚贸易的大致情况。
作者认为，随着海洋交通事业的发展和相互间的贸易往来，打破了原来洲际阻隔的局面。
这一时期以漳州海商为先锋的东南海洋力量突破明朝的海禁崛起，同时，葡萄牙和日本倭寇的海洋势力也相继进入中国东南海区，一向由中国主导的海洋社会经济圈出现了动荡的局面。
作者认为，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东南海区的贸易出现了重重风险，但至16世纪，还未形成现实的危机。
可以说，在月港开放后的四十余年间，是漳州海商主导东亚贸易网络的黄金时代。
【摘要题】古代经济史研究【关键词】16世纪/中国东南海区/贸易网络【正文】15世纪末新航路的发现，揭开了近代海洋时代的序幕。
16世纪，海洋交通和贸易打破了洲际阻隔的局面，海洋世界的经济互动突破局部性的传统模式，带有全球性的意义。
以漳州海商为先锋的东南海洋力量突破明朝的海禁崛起，西欧海洋势力——葡萄牙东进亚洲海域，日本海洋势力——倭寇南下东海，东南中国海洋区域成为东西方海洋竞争的舞台。
中国主导的海洋社会经济圈即东亚贸易网络，出现激烈的动荡局面。
东南海洋社会经济圈的破坏与修复明初，宁波外洋兰山、秀山岛民参预方国珍割据势力的反明活动遭到镇压，逃亡高丽的叛民也被引渡究办之后，尚有一些残余势力从兰、秀山逋逃盘踞耽罗（今济州岛）。
朱元璋痛感海道可通外邦，担心沿海“莠民”勾结海外诸国，威胁王朝的统治，于洪武四年十二月（1372年1月）初七日，令吴祯籍兰、秀山居民船户和方国珍旧部共111730人，分隶各卫为军，并重申海禁：“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明州、泉州、广州三市舶司于七年(1374)也同时关闭废弃。
嗣后，倭寇不时骚扰山东至闽浙沿海，沿海人民诈倭为寇，屡以事闻。
特别是洪武十四年(1381)明廷争取日本配合遏制倭寇的交涉失败以后，朱元璋调整了防倭战略，洪武十九年(1386)派汤和到浙江，二十年(1387)派周德兴到福建，于沿海置卫建城，构筑守土防御型的东南防线。
为了防止沿海防线外的岛屿居民与倭寇勾结，洪武二十年(1387)六月初九日，朱元璋下令将浙江昌国县（今舟山市）废县徙民，旋又将昌国卫迁到象山县的天门山。
17天后，又下令徙福建海洋孤山断屿之民。
昌国徙民包括46岛34000余人，仅保留舟山岛8805人，设昌国乡，隶于定海县（今镇海）。
宁波金塘、大榭台、温玉、环右塘旧有居民，亦徙入内地。
（注：谈迁：《谈氏笔乘》，《净海》。
）徙民的范围还扩大到浙南诸岛，台州之玉环、高丕，温州之南麂、东洛等山，也一洗而空之。
（注：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七十五，《海防浙海靖海寇以绝衅端议》。
）福建海洋孤山断屿徙民，包括福宁州的浮膺山、俞山，连江县的上竿塘山（北竿塘）、下竿塘山（南竿塘）、大小亭山、官岭、蛤沙，福清县的海坛山（今平潭县）、小练山、双屿、草屿、东草屿、堂屿、盐屿，莆田县的上黄竿、下黄竿、南日山、湄洲屿，惠安县的乐屿，晋江县的彭湖屿（今台湾澎湖县），同安县（今厦门市）的鼓浪屿、大嶝屿、小嶝屿、彭舆屿、夹屿，人数达20万人左右。
东海近岸岛屿带的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逃海为生和私自出海贸易的商民变为“海岛流人”，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建立移民社区，但和本土的联系被人为地切断了。
[!--empirenews.page--] 永乐元年(1403)，明朝复置宁波、泉州、广州三市舶司，准日本通贡宁波，琉球通贡泉州，但民间海禁事例并没有取消。
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以长江口内的刘家港和福建长乐为基地，得到东海沿岸卫所和民间人力、船只、物资和航海技术的支持，驰聘于传统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圈，远达西亚、东非，但由于郑和大航海实质上只是朝贡贸易的逆向形式，对本土海洋经济的影响甚微。
宣德以后，明朝官方从海洋退缩，沿海民间的出海走私贸易才在海禁的夹缝中悄然兴起。
特别是在明朝指定的琉球通贡港口泉州附近的九龙江口海湾地区，有许多偏僻的港汊，当地的濒海居民利用处于通琉球航道的自然环境优势与不漳不泉、官府鞭长莫及的社会环境优势，以及琉球需要中国商品到南海诸国换取贡品和附搭货物的强烈需求，从事私贩贸易。
如宣德五年(1430)八月，漳州巡海指挥杨全“受〔龙溪〕县人贿赂，纵往琉球贩鬻”（注：《明宣宗实录》卷六九，宣德五年八月癸己。
）。
宣德九年(1434)三月，“漳州卫指挥贾庸等私通番国”（注：《明宣宗实录》卷一○九，宣德九年三月辛卯。
）。
正统三年(1438)十月，“福建按察司副使杨勋鞠龙溪县民私往琉球贩货”（注：《明英宗实录》卷四七，正统三年十月壬子。
）。
“海中扼要，南澳、中左、金门、铜山同一体”（注：《金门志》卷二，戴冠：《上经略南澳书》。
），诏安湾的漳潮居民也被带动起来。
从而孕育出漳州航海贸易势力的两个子系统：九龙江口海湾地区以漳州府龙溪、漳浦县和泉州府同安县人为主体，诏安湾地区以漳州府梅岭、铜山和潮州府饶平、南澳人为主体，以闽南方言为纽带，结成十百成群、各自活动的地域海上群体。
他们通过琉球国的中介，间接恢复了和南海诸国的经济交往。
而琉球国则利用东南海商在传统东亚贸易网络的缺位，进入“大交易时代”。
正统九年(1444)，浯屿水寨自浯屿内迁厦门中左所，走私通道更为畅通。
此后，九龙江出海口海湾地区的海商除交通琉球外，积极寻求恢复传统的海洋社会经济圈，重开与东南亚的直接贸易。
闽广交界诏安湾地区的漳潮海商，也加入这一行列。
正统九年(1444)二月，“潮州府民滨海者，纠诱傍郡亡赖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货爪哇国”（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正统九年二月已亥。
）。
正统十年(1445)三月，“福建缘海民有伪称行人正使官，潜通爪哇国者”（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七，正统十年三月乙未。
）。
正统十一年(1446)四月，“福建都指挥佥事薛诚提督海道，奸民通番不能防捕”（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四○，正统十一年四月丁卯。
）。
景泰三年(1452)六月，英宗“命刑部出榜约福建沿海居民，毋得收贩中国货物、置造军器，驾海交通琉球国”（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七，景泰三年六月辛巳。
）。
景泰四年(1453)，“月港、海沧诸处民多货番而善资”（注：何乔远：《闽书》卷六十四，《文ｌì＠①志·漳州府》。
点校本第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5页。
）。
天顺二年(1458)七月，漳州海贼严启盛“招引番舶至香山沙尾外洋”，亦即澳门（注：郭ｆěｉ＠②：《粤大纪》卷三，海岛澄波。
）。
成化七年(1471)，“福建龙溪民丘弘敏与其党泛海通番，并令其妻冯氏谒见番王夫人，受珍宝等物”（注：《明宪宗实录》卷九七，成化七年二月乙酉。
）。
此时，九龙江口海湾地区的“湖海大姓私造海船，岁出诸番市易”（注：何乔远：《闽书》卷四十七，《文ｌì＠①志·漳州府》。
点校本第二册，第1215页。
），如上引事例中的琉球、爪哇、暹罗、满刺加诸国，基本上恢复传统海洋社会经济圈内的直接贸易关系。
[!--empirenews.page--] 成弘之际（15世纪80年代），月港已是九龙江口海湾地区对外贸易的中心，“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号称“小苏杭”（注：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风俗考》。
）。
16世纪漳州火长使用的、首页题为“顺风相送”的针路抄本，传抄自15世纪的古本，记录自月港门户浯屿、太武出发的往西洋针路7条，即浯屿→柬埔寨；浯屿→大泥（今马来西亚Patani）、吉兰丹（今马来西亚Kota Baru）；太武→彭坊（今马来西亚彭亨州北干Peken）；浯屿→杜板（今印度尼西亚东爪哇厨闽Tuban）；浯屿→杜蛮（即杜板）、饶潼（地与杜板相连）；太武、浯屿→诸葛担篮（今印度[1][2][3][4][5]下一页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加丹那Soekedana）；太武、浯屿→ｌǎｏ＠⑤维；往东洋针路3条，即太武→吕宋（今菲律宾马尼拉）；浯屿→麻里吕（今菲律宾马尼拉北部的Marilao）；太武→琉球（今日本冲绳县那霸）。
另有自福州五虎门出发经太武、浯屿往西洋针路2条，即五虎门→太武山、浯屿→交趾鸡唱门（今越南海防市南海口）；五虎门→太武山→暹罗港（今泰国曼谷港）。
这几条直接航线和中转的东亚东南亚局部短途航线相连接，基本上覆盖了马六甲海峡以东的传统东亚贸易网络。
（注：杨国桢：《闽在海中》，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7、195页。
）在葡萄牙人东进亚洲海域之前，九龙江口海湾地区和诏安湾地区的海商重新取得东亚贸易网络的主导地位。
诚如美国历史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所言，中国东南区域进入漳州发展周期。
闽浙沿海中葡互市的兴亡弘治七年(1494)，达伽马(Vasco do Garna)首次航抵印度古里(Galicut)，标志葡萄牙海洋势力东进亚洲的开始。
历史学家指出，达伽马的船队在古里可能已与来自中国的海商相遇。
在此后几年，可能有葡萄牙商人以附舶形式随中国船队前往中国。
现存葡萄牙史料最早的明确记载是正德四年(1509)，葡萄牙人首次抵达满刺加（马六甲）时，在马六甲港一旁的海岛泊有三艘中国船，“我们一到这里，中国人的船长就乘一艘小船出来，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体面的人……他们向司令的船驶来，司令高兴地接待他们，并奏乐和鸣放礼炮……因为翻译听不懂他们的话，又派人找来一位懂他们语言的当地人，他们谈论很多事情，互相询问对方国王和王国的事情……谈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中国船长请司令和船长们改天去他们的船上吃晚饭。
司令接受邀请前往赴宴……几个小时后我们的人才告辞，中国船《葡萄牙人发现和征服印度纪事（手稿）》，长把他们送回船上后才返回自己的船上”（注：佚名：转引自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31期，1997年夏季，第27页。
）。
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前，在港外和中国帆船相遇，并和中国商人谈话，中国商人还用杉板船接应葡萄牙先锋部队登岸。
正德八年(1513)，葡萄牙马六甲首任城防司令卢伊德·布里托·帕塔林(Rui de BritoBotalha)在致马六甲总督的信中，说他接待了一位名叫cheilata的中国商人。
后在致葡王的信中，又说有一只船载着一位代理商和一位文书首航中国。
实际上，这位代理商乔治·阿尔瓦瑞斯(Jorge Alvares)乘坐的船是由中国船队领航和护送，才平安抵达广东外海的屯门。
（注：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台北：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资助委员会，1988年，第196～202、271～272页。
）[!--empirenews.page--] 葡萄牙人没有也无法弄清这些首次接触的中国海商的身份。
当时在马六甲商站任职员的托梅·皮里士(Tome Pires)说：“马六甲有四个沙班达尔，他们是市政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