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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南京大学 许 钧 提要:本文从翻译活动的实践性出发,考察翻译活动的动态过程,认为翻译活动是翻译主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文化背景中通过具体的语言转换而进行的一种目的十分明确的实践活动,它涉及众多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文章从翻译的意愿、现实和道德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翻译活动的多种因素,认为“要怎么译”、“能怎么译”和“该怎么译”是翻译活动中所必然面临的问题。
它们分属三个不同层面,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在进行翻译或翻译研究时应对之加以全面的观照与审视,辩证地处理好三个层面的关系。
关键词:翻译 翻译,就其含义而言,有静态意义和动态意义之分,前者指翻译活动的结果,后者指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
对翻译的理论研究,自然应包括上述两个方面。
在以往的探讨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对翻译结果的评论,还是对翻译过程的剖析,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众多牵制、影响乃至决定翻译活动的内部要素或外部因素。
在《翻译层次论》中,笔者曾着力探索与分析翻译活动的内部要素,指出翻译在思维、语义与审美三个层次有着相对独立的活动内容、表现形式和规律,这些要素自身的特征与活动规律及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关系,构成了翻译层次存在的客观性,进而揭示出任何翻译从本质上看都是一致的,但不同类型、不同目的的翻译具有不同层次的要求,并要受到不同层次的活动规律的约束(许钧,1992: 15)。
本文试图从意愿、现实与道德三个层面,对翻译活动中影响翻译主体的诸多因素进行宏观的考察与具体的分析,以有助于翻译主体在翻译中清醒地认识、把握好可能面对的各种关系与因素,克服顾此失彼的片面倾向,减少翻译活动的盲目性。
一、要怎么译——翻译的意愿层面翻译是人类的一项文化交流活动,它试图跨越不同话语传统,使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得以沟通与交流。
从某种角度说,翻译这项实践活动,是因人类思想与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一开始便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为着满足某种意愿或需要而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翻译活动的目的对“翻译什么”与“为谁翻译”以及“为什么翻译”有着直接的影响,对翻译立场、翻译方法也有制约,通过对翻译目的与结果的对比分析或考察,往往可揭示出在翻译活动中客观上存在着译者难以自主的一些因素。
国内近20年译者主体性研究综述□王芳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要]本文对近20年来国内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通过梳理中国知网（CNKI）的数据库，笔者将国内学者研究的内容分为五个方面，即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不同理论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体现、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因素、如何发挥译者的主体性，旨在进一步阐释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在翻译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为译者主体性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方向。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6167（2021）12-0024-03自20世纪90年代，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中提出“文化转向”的概念以来，翻译研究开始注重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及发挥的作用。
近20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译者主体性进行了研究，包括阐释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不同理论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体现、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因素、如何发挥译者的主体性等。
显然，译者主体性的地位不断得到重视。
1译者主体性译者是原文和译文、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中介，传统观念则认为翻译始终处于一种“被遮掩、被压制、被排斥的状态和仆人状态”。
袁莉（2002）指出，翻译活动过程中的“唯一的主体性要素”便是译者，认为“翻译的实质不是为了还原原作品的意义，而是译者对原文的一种理解过程，不仅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也是译者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自我本性的一种深度诠释。
”许钧（2003）认为，译者的主体性是一种“艺术人格自觉”，这种艺术通过译文体现，而译者独特的审美情趣和丰富的创造力是该艺术的核心。
查明建和田雨（2003）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具体表现为“译者自觉的文化意识、文化创造性和审美独特性”，因此，翻译的主体是译者。
翻译的使命与翻译学科建设--许钧教授访谈
许钧;曹丹红
【期刊名称】《南京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4()2
【摘要】一、翻译与翻译价值曹丹红：许老师，您好!您是我国著名的法语翻译家，目前已翻译出版了三十多部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包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卷四）、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无知》、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和《沙漠》、波伏瓦的《名士风流》、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和《贝姨》、布尔迪厄的《论电视》等。
这几十年来，您一直笔耕不辍，即便在最忙碌之时，也没有放弃翻译。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您在翻译和翻译研究的道路上走了那么久、那么远呢？
【总页数】7页(P1-7)
【关键词】翻译家;学科建设;《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追忆似水年华》;教授;许钧;《名士风流》;勒克莱齐奥
【作者】许钧;曹丹红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中国翻译协会;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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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界融合”概念下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一、视界融合与译者主体性视界融合是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的三大哲学解释阐释学原则之一。
根据伽达默尔所述，视界是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
简而言之，各个阶段视界的形成和融合就是理解的过程。
学者周宪（1997：251）认为：“所谓视界的融合，是指解释者的历史理解不可能是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他对过去的理解总是包含着自己对当前情境的理解。
……当前的视界可以扩大到包容过去的视界。
这样便构成一个新的更广阔的视界”。
作为特殊读者，译者在解读文本时，不可避免地会掺入自己的主观因素，在文本整合时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无限接近原文的形式用目的语表达出来。
二、《流沙》叶译本与视界融合原则下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观指出，“在翻译中译者应努力接近原作者的初始视界，从而领悟作者的本意”。
在翻译中，视界融合的过程往往是两个不同视界相互碰撞、退让并过滤的过程，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所展示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各不相同，这就需要译者孜孜不倦地琢磨推敲。
《流沙》描写的是一位年轻姑娘被流沙淹没的景象。
下面本文将在视界融合观点下探讨叶译本中彰显的译者主体性。
1.译者在选词和表达方式上体现的主观能动性，是译者将自身视野与读者视野相结合的体现。
比如原句“Sweet funeral bells from some incalculable distance， wailing over the dead that die before thedawn， awakened me as I slept in a boat moored to some familiar shore.”叶译文：“悦耳的丧钟声，从不知多远的地方飘来，为那些黎明前去世的人哀唱，此刻唤醒了睡在舟中的我，舟正泊在熟悉的岸旁。
”此处，sweet原意甜美的，但形容丧钟声不太合适，译者选择了“悦耳”一词，以描述钟声客观上给人带来的感受；而incalculable表示“难以计算、不可估量的”，若直译成“难以计算的远处”，带有明显翻译腔，译者在calculate本意的基础上译为“不知多远的地方”，则避免了这种情况；此外，译者将整个句子拆分成了多个短句，则考虑到了意合语言的特点，中文读者即使不用连接词，也能看懂句子内在联系，且这种短句更能体现中文散文的魅力。
第１６卷 第６期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１６ Ｎｏ．６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ｏｖ．２０１６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０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１４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人文社科一般项目“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汉译英能力模式构建研究”（２０１５ＦＸＴＳＫ０１），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中国日报网双语新闻翻译研究”（ＳＫ２０１５Ａ７１９），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从问题到消解：多元理论视域下教育过程公平问题研究）———以安徽省部分中小学为例”（ＳＫ２０１５Ａ７２２）的研究成果。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２７０８（２０１６）０６－０１４９－０６译者主体性在外宣翻译中的彰显杜丽娟（阜阳师范学院，安徽阜阳２３６０４１）关键词：外宣翻译；译者主体性；受动性；为我性；能动性摘 要：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必然绕不开三个特征，即受动性、为我性和能动性。
外宣翻译的目的明确，即让世界了解中国。
为了赢得更多的国外受众和更好地实现对外宣传中国的传播效果，译者需要发挥其主体性，即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作用。
译者主体性在外宣翻译中的体现主要彰显在以下的翻译策略，即语义补足翻译、结构补足翻译、解释性翻译、改译等。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外宣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汉译英翻译活动，是跨语言的、跨文化的、和跨国界的。
在全球化背景下，外宣翻译主要是通过各种媒体手段向国外受众宣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各种成就，其根本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
这与近年来中国实施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谋而合，即让中国真正地走出去，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加强中国的对外传播，减少文化冲突，构建和谐世界。
由于外宣翻译目的和受众的特殊性，译者从事外宣翻译活动更要与时俱进，积极发挥译者主体性。
- 222-校园英语 / 翻译探究译者主体性研究综述河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高丽媛翻译活动一直以来在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和语言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传统的翻译理论注重作者和原文本，主张原作是最高权威，译作应该尽可能与原作相似；并且认为翻译的价值低于创作，翻译就是模仿，译作依赖于原作，缺乏创造性。
而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其创造性长期受到压抑，一直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位。
在最近几十年，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地位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 国外对于译者主体性的论述在漫长的翻译研究史上，西方的翻译研究主要关注翻译的技巧、翻译的标准等问题，即“直译”还是“意译”，“可译”还是“不可译”及“怎么译”等具体翻译行为，得出的立论大都是源自于翻译者自身翻译的实践体会。
传统译学坚持原作中心论，把翻译的标准界定为对原作的忠实，如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所提出的翻译三原则。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翻译研究开始出现了突破。
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奠定了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基础。
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 在《翻译、历史与文化》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主张，强调译者的主导地位。
在20世纪80年代后，勒菲弗尔等人的研究凸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结构主义注重研究翻译的文化政治问题，从而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和译作的地位。
二、国内对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在中国，译者主体性问题的提出，首先受到了当代西方译学的影响。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的语用学转向(the pragmatic turn)和9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the cultural turn)，翻译研究的视野扩大了。
2003年7月第35卷 第4期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bimonthly )J uly 2003Vol.35No.4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Ξ南京大学 许 钧 提要:近年的翻译研究关注译者主体意识和翻译主体性的探讨,取得了明显成果,凸现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如何看待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如何认识与把握并协调翻译活动中作者、译者与读者这三个主体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各种关系的和谐是保证涉及翻译的各种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条件。
而积极、互动的主体间性使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和谐共存成为可能,也为从视界融合导向人类灵魂的沟通开辟了一条必由之路。
关键词:翻译、主体间性、视界、融合 [中图分类号]H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0429(2003)04-029026 近年来,国内翻译界对翻译主体与翻译主体性的研究越来越重视,通过研究与探讨,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得以凸现。
但同时,翻译界也更清醒地意识到译者主体地位的确立并不以排斥作者为前提,也不以否认读者的作用为目的;译者的主体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作者和读者的作用紧密相联。
现代阐释学尤其是伽达默尔的阐释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这种认识提供了理论基础,翻译活动不再被看作一种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一种主体间的对话。
本文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提出要正确认识翻译的主体性,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翻译的主体间性问题。
一研究翻译的主体性,不能忽视翻译主体间的关系。
于是需认识以下几个问题:如何看待译者在翻译中的中心地位?如何认识和把握翻译活动中作者、译者与读者这三个主体的关系?杨恒达(2002)从翻译活动的任务和目的出发,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从“主体间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出发,探讨了上述问题。
杨恒达把处理好多重的主体间关系,当作成功、出色的翻译的基本前提。
他(2002)着重分析了译者与原作者、译者与读者的双主体间关系,以及译者与作者和读者的多主体关系,并提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要否定自己,然后才能确定自身。
为说明此问题,他把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定为翻译的前提。
他援引哈贝马斯的话说:“我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
”他认为对翻译来说,最根本的问题,也必须以达到理解为目的。
而要在翻译中达到理解之目的,就“必须以确立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为前提”。
就翻译的具体操作程序而言,虽然译者面对的是文本,但杨恒达不说“文本的可认知性”,而提出“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是因为文本不仅是作者主体的创造物,而且实际上是作者主体的一部分,对文本的理解・092・Ξ本文为江苏省“十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不可能离开对作者主体的理解。
在是否以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为前提的问题上,他谈到了译者的良心问题: 就译者作为认知主体而言,我们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得到的启迪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哈贝马斯对非认知主义的抨击是从道德角度出发的,而在翻译问题上,是否以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为前提,涉及到译者的良心问题。
译者在翻译中扮演的认知主体角色不同于普通读者在阅读中充当的认知主体角色。
因为读者可以误解作者的意思,而当他向他人阐释或介绍作者原意的时候,他是以自我的身份出现的,他要为自己的误读、曲解及错误解释负责。
而译者则不一样,他是以作者的身份说话,他在翻译中的误读和曲解在一般情况下都会被读者看作是作者的本意。
那么,既然译者是以作者的身份说话,他在翻译中就有一个否定自身,进入文本作者主体的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译者的伟大之处在于甘愿把自己看作文本作者的传声筒,他既是认识主体,又要否定自己,尽量让作者借他的语言来说话。
这就像演员一样,既要认识角色,又要成为角色。
能否做到这一点,或者说尽可能接近这一点,就,是否有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的良心,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杨恒达2002:99)关于“良心问题”,这实际上是任何一个译者都挥之不去的“情结”,也就是“忠诚”的观念。
“良心问题”的提出,明显受到哈贝马斯交往伦理学的启发。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主体间的对话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参与对话的各方应是平等的,二是参与对话的各主体必须遵守被语言和生活共同体所承认和接受的准则与规范。
法国的贝尔曼在《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一书中也提出了这一问题。
贝尔曼以“道德”与“诗学”的双重标准对译者与作者(原文)和读者(目的语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审视。
在他看来,翻译主体间的关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
首先是道德标准,这与杨恒达所谈的“良心问题”颇有相通之处。
道德标准是针对原文而言。
贝尔曼避免用“忠实”概念,而是提出“尊重”和“负责”。
译者要“尊重”原作并要对原作“负责”,这里借用的不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而是现代阐释学关于主体间关系的“宽容”与“能动”的观点。
贝尔曼所说的“尊重”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保留原文的特质、气韵、风格等;二是要在目的语中进行再创作,以丰富、拓展、延续原作的生命。
也就是说,译者与原作者应该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对话关系,应以平等的态度直面对方的存在,作为译者,他应当以其再创作的作品来实现对“原作的一种馈赠”。
诗学标准是针对目的语而言。
诗学视作品为整体存在,则诗学标准强调译作要作为整体而存在,有独特的节奏、连贯的风格和内在的统一。
总之,译者奉献给目的语读者的,是一部完善的经过再创作的作品,它既包含了原作者的生命要素,又以新的生命形态在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中生存(An2 toine1995:862101)。
考察翻译活动,探讨翻译的本质,不能不关注译者、作者与读者的相互关系。
无论是杨恒达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启迪下所说的“否定自身”以确立自身,还是贝尔曼针对原文与目的语所提出的道德与诗学标准,都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翻译活动,特别是文学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作者、译者与读者三个主体,不是孤立的主体,而是以对方存在为前提的一种共在的自我。
因此,如何协调好作者、译者与读者间的关系,使共在的自我在翻译中充分发挥和谐的创造作用,非常重要,为此,我们有必要求助于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说。
二阐释学“作为一门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和哲学”,所关心的问题总是与翻译学所关心的联系十分紧密,伽达默尔在《古典阐释学和哲学阐释学》一文中这样写道: 赫尔默斯是神的信使,他把诸神的旨意传达给凡人—在荷马的描述里,他通常是从字面上转达诸神告诉他的消息。
然而,特别在世俗的使用中, Hermēneus(诠释)的任务却恰好在于把一种用陌生的或不可理解的表达的东西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
翻译这个职业因而总有着某种‘自由’。
翻译以完全理解陌生的语言并以对被表达东西本来含义的理解为前提。
谁想成为一个翻译者,谁就必须把他人意・192・许 钧 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指的东西重新用语言表达出来,‘诠释学’的工作就总是这样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从神的世界转换到人的世界,从一个陌生的语言世界转换到另一个自己的语言世界(转引自洪汉鼎2001:2)。
细读伽达默尔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说的“诠释学”,与我们研究的翻译问题在许多层面上相一致。
首先,在他的论述中,翻译的传统方式得到了揭示,即在荷马的描述里,通常都是“从字面上转达诸神告诉他的消息”。
字面翻译在本质上就是逐字逐句的翻译。
其次,伽达默尔所说的诠释(阐释)任务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翻译任务是相同的:把一种用陌生的或不可理解的语言表达的东西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
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被反复使用的两个词:理解与表达(包括下文的“重新表达”)。
这两个词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的基本过程。
在伽达默尔看来,这两个方面中理解是前提,所以他的许多著述中特别强调对“理解”的研究。
再次,他指出了对于翻译研究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从“他”世界到“我”世界的转换,这一转换是本质性的,它标志着语言生成与接受环境的根本变化,而这一根本变化必然对理解与再表达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伽达默尔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翻译观相去甚远的观点,还给了翻译这个职业“总有”的某种自由,也就是在根本上承认翻译是有一定自由的。
上述几点,在今天看来,也许并无新颖独到之处,但以此为出发点,可以紧紧围绕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当译者进行翻译时,他直接面对的并不是“作者”和“读者”,而是文本和想象中的“隐含的读者”。
也就是说,一边是文本,另一面是译者假定的读者。
这马上给我们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那就是文本是否等同于作者?译者翻译时考虑的读者是以什么方式出现的?换言之,译者考虑读者时考虑的是什么因素?如果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翻译需“以完全理解陌生的语言,而且还以对被表达的东西本来含义的理解”为前提,以“他人意指的东西重新用语言表达出来”为结果,那么我们可以说,前者是针对原文本而言,而后者是为了读者而言。
对于翻译的前提—理解,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不应把理解设想为好像是个人的主观性行为,理解是将自己置身于传统的一个过程,正是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
这里涉及到了一个对翻译理论来说非常关键的问题:若把理解视作译者的纯个人的主观行为,那么传统翻译论所强调的以客观(理解的客观性)为基础的忠实,就无可保证。
伽达默尔在对理解的主观性提出质疑的同时,又赋予了它一个有限制的存在理由,那就是要将理解的主观性置身于传统之中,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一个理解者,都不可避免地处于传统之中,正是传统将理解与理解对象联系在了一起。
为此,伽达默尔又给传统与成见一个重要的位置,以此作为个人理解的前提,从而实现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这一观点为译者理解作者的意图,把握文本的意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就译者而言,作为一个特殊的读者,他还担负着用另一种语言将他所理解的东西向所设想的读者表达出来的任务。
而我们知道,在翻译活动中,读者的期待与要求始终是译者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一些富有经验的译者来说,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意义、读者的期待能否与译者的理解与再表达形成和谐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影响了翻译的目的与任务能否完成。
翻译的这种多因素和谐的要求,又同样可在伽达默尔的阐释观中找到理论的支撑,这就是他的“视界融合”说。
周宪对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说是这样理解的: 所谓视界融合,指解释者的历史理解不可能是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他对过去的理解总是包含着自己对当前情况的理解。
然而,解释者的视界又不是凝固不变而是动态开放的,当前的视界可以扩大到包容过去的视界(即施莱马赫尔所要求的)。
这样便构成一个新的更广阔的视界(周宪1997:251)。
周宪补充指出,尧斯在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基础上,提出了期待视界这一重要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