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0-03-13 作者简介:陆艳清(1971-),女,壮族,广西鹿寨人。
第15卷第2期2000年6月 柳 州 师 专 学 报Journal of Liuzhou Teachers College Vol .15No .2 June 2000对唐传奇女侠形象的解读陆艳清(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体育系,广西柳州545003) 摘 要:唐传奇女侠的形象呈现出特定的社会现实意义与审美价值。
本文试就“女从男业、女专男政、女共男权”三方面作出一定的阐述,以期能对女侠形象作出解读。
关键词:唐传奇;女侠;主体意味;婚恋;主动权中图分类号:I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20(2000)02-0041-03 唐传奇是我国文学殿堂里的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我们从中可以领略到唐代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
在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普遍发达、思想空前活跃与开放的唐代,女子作为“人”的意识也相应的得到觉醒。
唐传奇里就有很大的比重以女性为第一描写对象,她们大多有着蓬勃的青春朝气、健康向上的人格风采。
历代以来,诸多方家已做过各种评述。
但有一个领域的女性似乎不太引起人们的关注,即女侠的形象,更鲜有人对她们进行全面的勾勒与评说。
事实上,她们身上闪烁着当时进步的、人文主义的火花,于当代某些女性也还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这里不揣冒昧,试就唐传奇游侠篇章里传递出来的信息,把那些可爱可敬的女侠们,重新迎接到我们面前。
如能抛砖引玉,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指正,甚幸。
一、女从男业:从内室走向社会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1]确实如此,自从人类历史结束了母系氏族社会以后,女子便退居于生活的第二位置,男子成了生活资料的获得者和生产工具的制造者,确立了在家庭、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他们也就逐渐凌驾在女子之上。
女子则蜷缩在越来越小的生活圈子里,即使参加劳动,也遵循着“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她们的劳动范围更多的是被限制在家园里边。
而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健全,妇女们更是被剥夺了做“人”的自由,她们的行为举止受到种种限制,“既不能从事社会活动,在礼教的制约下也不能随便与亲友往来”[2],出嫁的女子甚至连回娘家也需请示,夫家同意方可。
这样,琐碎的家庭事务和狭小的家庭生活几乎填充了古代女子生活的全部内容,“男主外,女主内”也就成了约定俗成的生活信条。
尽管唐代空前的繁荣与开放,带来相对松弛的社会环境,似乎给久缚牢笼的女子们有了松松绑、伸伸手足的机会,但真正能走出家门到社会中去呼吸新鲜空气的普通女子还是微乎其微。
在唐传奇众多的女子人物画谱里,大都不改闺阁内闱中主持家务、专攻女红或情思缠绵、吟诗作词强说愁的小女子、贵妇人姿态。
她们出入的场景无外乎是烟花柳巷、亭台阁榭或深宫后院。
只有为数不多的女侠们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因为她们能从从容容地从家庭的苑囿中走了出来。
首先,作为“女”,她们敢于抛头露面,活跃于社会各种场所:《贾人妻》中的“美妇人”(贾人妻)“亡夫十年”,独自操行着丈夫留下的基业,经营生意,“朝肆暮家”;《荆十三娘》中的荆十三娘,也是守寡之妇,但却不辞劳苦,奔走于生意场上甘当一大女商;《谢小娥传》(《太平广记》并未把此篇归入游侠小说类,但后人据其人其事更近于江湖游侠,故把它列为游侠小说[3])中的谢小娥,面对多舛的命运,积极地把自己推向社会,为报仇雪恨,她女扮男装,“佣保于江湖”;《车中女子》那个“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的少女与《潘将军》中的“三环女子”,则混迹于江湖,出没于豪门,以行贼窃物为业。
更有参与了政界事务的红线与聂隐娘。
红线姑娘身卑为婢,因博才多艺得以委任“内记室”。
但在两兵交战之际,这“侍内”的奴婢却能挺身而出,周旋敌我之间,巧施谋略,化干戈为玉帛,俨然一个智勇双全的军师(《红线》)。
聂隐娘遵师所嘱,对“无故害人若干”者,“夜入其室,决其首末”,一个妙龄女郎充当起了惩制恶人、改良社会的重要角色,出嫁后,她又走出家门,先给“魏帅”后给“刘公”当起了保驾的侍卫(《聂隐娘》)。
在这些女子之前,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一些“喜蚕桑”、“弄织梭”,“采莲南塘秋”,“春日独当垆”,“健妇把锄犁”,“邻女夜春寒”式的妇女形象,她们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狭小的田园、家室里面。
偶尔也有带着某些英雄特质的女子步出了深闺,以勃发的英姿,点缀红装群中。
如金戈铁马弛骋沙场的花木兰和负剑斩蛇为民除害的李寄堪称代表。
但木兰是出于孝道替父从军,一旦结束了戎马生活,即进东阁贴花黄规规矩矩做回小家碧玉;李寄孤胆生威,独斗妖孽,功成名就后被越王聘为后妃,也爽爽快快当“贤内助”去了。
直到唐代女侠们的出场,我们才看到真正勇敢地冲出家园内室的樊篱,极其主动、热情地介入当时男性化的社会生活,从事长期以来几乎已经被男性笼断的职业的妇女形象。
41其次,作为“侠”,她们身上更多地洋溢出一股凌云的豪气。
尚武是唐代极富时代表征的一种潮流。
不甘寂寞的女子受到渲染与熏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利剑动四方。
”杜甫的诗句给我们描绘了习武女子飒爽的英姿,雄健的人格。
女侠们自然不同于普通女子的身体娇柔、性情怯儒,目光短浅、才识鄙陋,愚钝保守、谨小慎微。
她们有着非凡的武功、超人的才干,行如飞鸟,力比金刚。
谢小娥手刃仇敌,贾人妻溅血复仇,荆十三娘仗义杀人,红线拯救黎民,三环女子劫富济贫,聂隐娘除暴安良……所作所为,巾帼不让须眉!显示出女子的多少坚强意志和豪迈气概。
女侠们不但走出了家园,并且用与男子等身齐量的才能去改写女子“足不出户”“智拙于男”的被动局面,把自己指引向广阔的生存空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自由地舒展自己的意愿。
二、女专男政:家庭主客体中的男女易位“男主外,女主内”的规范,在压迫了古代女子经济实权的同时,也剥夺了她们自主自立自强的一切权利,使她们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意味,而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庸。
甚至在家庭中,男人也居于主导地位,妇女成了他们的客体。
正如列宁所说:只要“女性在经济上是受压迫的”,“妇女不管在任何民主形式下,始终是家庭奴隶,是终日关在卧室、育儿室和厨房里的奴隶”[4] 。
大概自父系氏族以来,日益膨胀的男权“需要把妇女看成是低下的”[5]。
男子站在社会的最高层,把妇女箝制于“三从四德”的封建枷锁中。
她们最初被迫接受男女的这种性别角色定位,进而麻木地遵循“三从”约定的男女人际关系准绳。
不管有多大的能耐、多高的见识、多深的才智,只能在三宫六院(为后为妃为嫔的)或深闺内闱(为妻为妾为婢的)中施展出来,参与争斗的自然也是自己的同类与同性。
在封建伦理道德的重压下,女子不能凭借自身的才智与能力跃身于男性之上,无法翻出如来佛的掌心———至高至尊的男权。
我们用搜索的目光在琳琅满目的古代文学作品里苦苦追寻,几乎找不到几个行使女子主权的代表。
然而唐传奇里的女侠们,却用自身的品格、意志、才能、信念,冲破了男权的重重包围,甚至逆写了“妇人,从人者也”[6]的命题,从而擎起女子自主自立自强的一小片蓝空。
试看:谢小娥八岁丧母,无兄无弟,早嫁夫婿,与父、夫相依为命。
不料十四岁时,两位至亲遭人谋财害命。
人生最大的悲哀过早地降临到这位纤弱的女子身上,坚强的她没有哭天呛地,怨天尤人。
为了复仇,她自觉地担负起查找凶犯、取敌首级的重任。
当别的少女在幽闺做着温情脉脉的春梦时,她却要做着本该是男人做的事情,颠沛流离,佣保谋生,品尝着平常女子不堪之苦累,忍辱负重,最终完成了复仇大计。
当她荣归故里后,“里中豪族争求聘,娥誓心不嫁。
”这“不嫁”中虽然多少带有点“贞烈”的封建遗训,但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伶仃女子,这种不求男人任何庇护的举措,不正是谢氏要求自己支配命运、要求自立自强的体现吗?《贾人妻》中,王立是刚卸任的县尉,却己“仆马丧失,穷悴颇甚”,以至“每丐食于佛祠”的地步。
是贾人妻把他养在内室,让他过上小康的家庭生活。
而有了男人的她依然没有改变原来的生活模式,她继续着自己的事业。
且“每出则必先营办立之一日馔,及归则又携米肉钱帛以付立”。
一年后生下了儿子,留下来照顾孩子的还是王立。
这种完全颠倒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方式,他们竟也过得心安理得;与贾人妻早出晚归坐地经营不同的是,荆十三娘在丈夫死后,一个人四处奔走买卖九洲,成为多资多财的女商,以至于情郎赵进士不愧不疚地挥霍着她的钱财。
她们不但自食其力,改变了“女子不能自养的”的命运,有的还一反常态,或供养或支助着情郎;聂隐娘浑然不顾“幼从父兄,嫁从夫”[7]的礼义约束,自主择嫁后,她悄然奏响了“妇唱夫随”的变奏曲,携着丈夫干起了保镖(侍卫)的行当。
就是在她要隐遁江湖之际,还不忘给丈夫谋一虚职,安排好他的生计,为他铺平了一条后路,行使着本来应该是丈夫对妻子的职责;红线姑娘在大兵压境的危难时刻,“一夜之间,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盗金盒”,施才献计,才“保得两地城池,成全万人性命”。
其胆识、谋略与气魄,身为帅才的主人也无法匹敌。
———而且,前世生为七尺男儿的她,作为郎中却医死了活人。
现世托胎女儿身,反而肩负扭转乾坤、救民于水火的重任。
男身犯下的罪行却用女身去洗刷,这是多么饶有趣味的男女易位现象!《车中女子》中那侠盗集团的首领,竟然是一个美艳佳丽的少女,她不必对男子首府听命,还可凭着自己的聪敏睿智发号施令,统帅着一群男盗贼。
她凭着自己的聪敏睿智统帅着一群男盗贼,已完全摒弃了对男子唯命是从的网笼。
在这些女侠们身上,我们已看不到了“妇以夫贵”的影子,她们也不再把“妻(婢)为内助”作为生活的信条,而首先争取了经济上的独立,继而游离了男人们的荫封,在人格上获得了非自觉的平等与自由。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男权的束缚,向世人展现了高大的“人”的主体意识。
她们终于比身边的男子更多更好地操纵着生活的航舵,把自己摆上了被男人占据以久的位置,堂堂正正地运用女儿之身,干预着男权事务。
三、女共男权:握持豁达健康的婚恋态度人的七情六欲与生俱来,人欲体现了人的本性。
既然世界是男女同构,在肯定男子欲望的同时也应肯定女子的。
可先秦的坦荡风气到秦汉时代遭到了制约与扼杀[8],封建道德逐渐把女子异化为“非人”,物化为“工具”。
女子不得存在种种欲望。
表现在情爱方面,往往是男子把握了婚娶的主动权,女子只有坐闺待嫁。
而作为正式婚姻的补足,男子可以纳妾、狎妓,女子只有从一、守寡以保贞洁(也有可以不必追究贞洁与否的,是已被物化为玩赏对象的娼妓优伶们)。
男子在婚前有了恋爱行为称为“风流”,女子则被冠以“淫氵失”的歪帽。
古代众多妇女在这种严重失衡的婚恋天平中,倍受灵肉的煎熬,心灵被扭曲,人格被他戕或自虐。
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病态的贞洁婚恋观。
历史上那个只因被男子触摸过便毅然断下“污臂”的烈妇,正是这种病态忠贞观念的直接映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