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晓生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聊斋志异 与 比较研究 唐传奇和《聊斋志异》是我国文言小说创作中的两座巍峨的高峰,遥遥相望,相映成辉。
《聊斋志异》对唐传奇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对此早有人给予了正确评论。
指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不少作品则显然是唐代传奇的嫡系。
他大量描写人神狐鬼间的爱情故事,在思想内容和题材手法上,都受到《任氏传》、《柳毅传》等的影响,而又超过了它们。
”①对女性形象塑造的重视在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中都得到较充分的表现,并取得了为人瞩目的成就。
本文试图就二者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异同做一简略分析,探讨它们各自的不同表现,找出某些发展变化的轨迹,以求加深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和了解。
大家闺秀风范与平民女子风采的鲜明对照综观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最引人注目的区别是二者在人物身分的选择上颇有不同。
在唐传奇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中地位显赫身分高贵法力无边的仙女神女或出身豪门的女性为数众多,她们大都被刻画得明丽动人雍容华贵,拥有无尽的财富甚至至高无上的权势。
如《汝阴人》和《华岳神女》中中岳南部将军的女儿与华山神的女儿,《柳毅》和《韦安道》中的龙女与后土夫人,或是府邸豪华摆满奇珍异宝,连烛盘都是用紫玉制成的;或是内外奴婢数百人,荣华富贵,一时无人可比;或是权利大到可以支配人间的统治者;或是能够帮助所爱的男子升仙得道。
即使是人间的凡女,也有许多是出自名门望族,《长恨歌传》中备受恩宠贵为极位的杨贵妃自不必言,其它如著名的《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无双传》中的尚书租庸调使之女无双等等,也都是大家闺秀,家境富裕,地位优越,令常人羡慕。
虽然她们有的家族权势渐失,不再声望显赫,但其影响仍在。
更令人无法回避的是,明明是青楼女子形象的人物,在作家的笔下也被冠以“博陵王之苗裔,清河公之旧族”的高贵门第。
相比之下,《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则显示出浓重的平民色彩,既不显贵也不富有。
无论是幻想中的鬼狐花妖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市井女子,都“淡淡妆,天然样”,悉如常人。
且看聂小倩、婴宁、香玉、荷花三娘子、胭脂、青梅等,皆具此方面的代表性。
她们有时也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如翩翩、婴宁所表现出的非凡能力,然而,这只为她们所追求的爱情服务,不带有其它任何功利色彩,极少使所爱的男子富甲天下或飞黄腾达。
《韦安道》中的后土夫人利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利,使原来屡试不中的韦安道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他的人生愿望,得到了世人难以得到的财富和魏王府长史的显赫官位。
而婴宁给王子服带来的只是充满欢乐的笑声和为维护自己的爱情而施展法力对恶人进行惩罚。
在文学创作中,任何艺术形象的创造,无不是社会现实和作家内心世界的双重表现,是其潜在的文化基因的释放。
唐传奇和《聊斋志异》女性形象身分选择上的不同,体现了彼时与此时社会文化氛围的差异,体现了作者不同的思想见解,展示出他们各自迥异的人生价值追求。
已有许多研究者明确指出了唐传奇的兴盛与唐代士子阶层的密切关系。
唐传奇是创作它们的士子们谋求实现自我价值情感的真实流露。
这不仅因为它可以作为士子们科举登第的敲门砖,而且还因为表达着他们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是他们内心世界的形象展示。
唐传奇中女性形象选择上这种独特性必须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去分析,把握传奇的创作者在讲述爱情故事的表层下隐藏的对功名的热烈追求。
对于贵族女性或具有这一特征的仙女和神女的热衷,以至纷纷把她们作为描述对象,极力展示她们的高贵,如果从作者内心世界深入探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它并非完全是出于对女性的由衷赞美,而是另有隐情所在。
因为与贵族女性的结合对他们意义重大,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命运。
所以有人称:宦与婚是唐代士子人生的两大关键,②吴志达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指出:“唐代在婚姻方面,是非常讲究门第的。
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理想,在功名上能通过科举进士及第,在婚姻上能娶世家大族之女,认为这就是最幸福最得意的事。
”③众所周知的薛元超的平生三恨,不就是不是以进士及第,没有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吗?④薛元超已经是官至极品,尚对此耿耿于怀,更何况远不如他者。
唐代文人士子的生活追求精神渴望在传奇作品中暴露无遗,在把这些作品看作是现实生活反映的同时,不妨更注意一下它们对作者内心世界的深刻揭示。
当唐传奇的作者们塑造出一个个具有非凡品行和能力的女性之时,也就是他们自慰式的幻想得到满足之时。
一生穷困潦倒,曾幻想依靠科举博取功名但最终无望的蒲松龄自然与他们大不一样,从社会地位到思想情感差异极大。
蒲松龄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接触更多了解更深的是民间社会生活,是像他一样的下层知识分子。
对他们的命运遭遇向往追求感受得最真切,体会得最彻底。
他把真情倾注到自己最熟悉的普通民众及平凡的小人物身上,从这里扑捉人间的友谊和温情。
正像蓝翎讲的,在他笔下,“越是下层的生活和人物形象,越是令人感到亲切,生动,真实,朴素,具有泥土的芳香气。
”⑤蒲松龄所钟情的女性形象不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贵族女子,而是落魄知识分子的红颜知己,能给他心灵安慰和情感满足的人物。
她们有的出身卑贱,但慧眼识人,以品德才能作为选择自己所爱人的标准,一经确定,就大胆追求,历经贫困与磨难而不改初衷,如瑞云,青梅。
有的是既不富贵又无权势的狐女花妖,但能与寒门书生情投意合,使他们平淡的生活变得情趣盎然,如莲香,香玉。
她们不再被赋予高贵的门第,而是被赋予感人的品格;不再被要求帮助所爱的男子出人头地,而是被希望能带给他们精神上的愉悦,能和他们共同走过艰难的生活之路。
在《细侯》里蒲松龄写到:“闭户相对,君读妾织,暇则诗酒可遣,千户侯何足贵!”这无疑是平民意识的典型体现。
对功名仕途的失望与对现实黑暗的深切感受,使蒲松龄不再有唐代文人的狂热梦想,不再渴求有名门闺秀来帮助自己实现人生理想。
他在生活的艰难中认识到了患难与共的真情最可珍贵,心心相印的知己胜过一切。
《姊妹易嫁》通过两个女子的鲜明对照,通过对彼此的肯定与否定,传达了作者的思想认识。
姐姐嫌贫爱富,赖婚不嫁;而妹妹则将人品作为衡量的标准,只要人好,“即乞丐不敢辞”。
妹妹这一形象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女性,正是她给了贫困中的毛生以生活的幸福,让他找到了真正的人生伴侣。
当然,仅仅视富贵如浮云还远远不够,他还要从这些普通女子身上表现过人的才识和品行,让她们充分焕发自我的光彩。
诚如某些研究者所言:“封建社会鄙视妇女。
《聊斋志异》则以大量篇目塑造许许多多天生丽质,从不同角度充分展示她们的美好情操和过人才能,她们人各一面,其品行和才能,全非世俗男子所能比拟。
”⑥这些女子往往被描绘得学识渊博,才思敏捷,温柔多情,善解人意。
林四娘工诗词,通音律,与陈宝钥谈诗习乐,彼此切磋,展示出人物深厚的文化修养。
其歌其乐,令闻者“无不流涕”;其诗“静锁深宫十七年,谁将故国问青天”寓意深长,令人回味无穷。
白秋练和慕生更是以诗作为相爱的媒介,并以诗彼此安慰,战胜磨难,相聚一生。
连琐未见其人,已闻其诗,让杨于畏“心向慕之”。
既至相识,又在书法音律上表现出过人之处,使两人“剪烛西窗,如得良友”。
更有甚者,蒲松龄让笔下的女子反衬某些男性的浅薄,迂腐,胸无点墨,从而使这些女性形象显得更为亮丽动人。
如《嘉平公子》中的温姬,因慕嘉平公子的风流而与之相交。
未想对方虚有其表,不学无术。
写一帖便错字百出,椒讹为“菽”,姜讹为“江”,可恨讹为“可浪”,让学识过人的温姬大失所望,留下“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的字条决然而去。
这种对女性聪明才智的肯定和赞扬,使得《聊斋志异》达到了前人没有达到的思想高度。
爱情婚姻上的主动性与被动性由于创作者的思想认识水平的差异,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在爱情婚姻的追求上表现出较大的不同。
这一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两者思想价值的高低,显示出作者女性观念的进步与否。
在唐传奇为数不少的作品中,作者对男女爱情的理解还是建立在“郎才女貌”的基点上,男女主人公的相识相悦相爱都是从这一出发点开始的。
被誉为足以代表唐代传奇小说最高水平的三大传奇《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都带有此种色彩,而其中女性命运的悲剧性结局也与这有着必然联系。
刘慧英在透视这一现象时讲:“从《莺莺传》、《李娃传》到《霍小玉传》,尽管其中有始乱终弃,终成眷属等不同结局,但青年男女一见钟情,男为‘色’倾倒,女为‘才’仰慕却是始终不变的。
”⑦《霍小玉传》中李益对霍小玉讲得最为明确:“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
”既然它不是两性对等的情感精神的有机结合,不是双方超越世俗观念建立起的人世间最坚实最无私最崇高的关系,那么自然会经不住意想不到的打击,经不住外来的压力,随时会被风吹雨打去。
对此这些女性也有一定的认识。
如霍小玉就曾对李益讲:“但虑一旦色衰,思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
”依靠这样的基础产生的爱情不可能牢固,即使有最初的海誓山盟也未必能白头偕老。
李益的负心,张生的始乱终弃,莺莺的哀怨都有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根源。
而由于这一原因又导致了唐传奇中的女性大都有较强的依附性,在爱情上处于某种被动状态。
尤其是那些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中的女子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她们往往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往往在迈出爱情的第一步后,再无所作为,听任他人摆布。
当不得不面对不幸结局时显得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
所以当人们为崔莺莺、霍小玉的遭遇感到不平,质问这些女性的爱情为何如此被玩弄被践踏,她们做人的地位和尊严为何得不到尊重和保障时,很应该去透视其中的深层原因,充分考虑到形成这一问题的必然性。
但是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我们却看到了不同的表现,看到了人物具有了新的风采,看到作家思想观念的进步。
这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必然会有的结果。
我们同意以下这种观点,“《聊斋志异》反映青年男女个性解放和自由爱情的作品,充分体现了明中叶后的启蒙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和价值。
《聊斋志异》中这类作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的产物,是蒲松龄民主主义思想的结晶。
”⑧这使得蒲松龄能超越前人,能对事物的观察达到更高的水准。
许多文学史论著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这点,如吴志达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中就讲:“我们在论述唐人传奇《霍小玉传》、《李娃传》这类作品时,曾肯定士子与妓女之间产生真挚爱情地可能性,但其爱情的基础,是郎才女貌互相吸引。
《聊斋志异》中的这类题材,则予以升华——情爱贵在知己之心。
”⑨其实后者的升华决不仅体现在这一类题材上,它贯穿于几乎所有描写爱情的作品中。
在《连城》中,男女主人公以文相识,以意相会,以情相投,面对重重阻力,苦苦相恋,生死不渝。
连城因倾心乔生的才华而不嫌其贫,全力相助。
后更因乔生的一片真情而愿与之共结姻缘。
从这里人们感受到的不再是莺莺与张生式的男女之情,是比其更高层次的新爱情观念,强调的是至情之爱和知己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