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研究

- 48 -①东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由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十个国家组成，由于1967年8月东盟正式成立之前并无“东盟”这一范畴，因此研究中涉及的“东盟”特指除东帝汶以外的东南亚地区。

收稿日期：2014-10-10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体育类）（12BTY019）；钦州学院高级别培育项目（2014PY-GJ03）作者简介：尹继林（1984-），男，山东聊城人，硕士，钦州学院体育学院讲师。

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研究[文献编码]doi：10.3969/j.issn.1004-6917.2015.01.010尹继林，李乃琼（钦州学院 体育学院，广西 钦州 535000）摘要：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经历了缓慢漫长的初步发展阶段、承上启下的转折发展阶段和开拓进取的蓬勃发展阶段，整个历程具有和平交流、官民并举、媒介相随、互动影响等特点。

未来可从丰富交流内容，提高交流质量，转变交流形式，拓展交流途径和口径，丰富传播媒介等方面增强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

关键词：文化交流；民族体育文化；中国；东盟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5）01-0048-04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是展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推动我国民族体育文化走向世界进而提高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战略抉择。

我国与东盟①人文关系密切，且山水相连、习俗相近、文化相通、族源密切，拥有开展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优越条件。

在古代的边疆地区，尤其是以同一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就非常活跃，随着我国南疆国境线的逐渐确定，这些民族体育文化的交流也就相应地演变成为国家之间的交流。

一、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历程（一）缓慢漫长的初步发展阶段（公元前3世纪-1840年）。

中国与东盟古代文化交流主要经由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和民族迁徙三个途径进行。

其中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主要以民间交流为主，公元前4世纪我国西南地区的劳动人民就开通了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开始了与东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而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则以官商交流为主，可上溯到公元前2世纪。

以上两个途径对古代中国与东盟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古代中国面向东盟的民族迁徙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国南方的百越民族向中南半岛的陆上迁移活动，这一途径具有历时久而规模较小的特点，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双方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起到了延绵补充作用。

中国与东盟古代文化交流主要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民族体育精神文化交流。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早在东汉时期，即公元131年就有经济文化交往……经客家人传至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鹤拳仍保留着传统的技法”[1]，融于鹤拳之中的讲究身心修炼、形神兼备、顺应自然、张弛有度等哲学思想，以及儒家的仁爱礼义、刚健有为，道家的“天人合一”、和谐自然等思想也随着技能技法的交流而得到广泛传播。

二是民族体育制度文化交流。

比较典型的就是东盟国家对我国武举制度的效仿，“唐武则天临朝后于长安二年（702年）始置武举，清顺治年间开始武科同文科一样举行乡试、会试，乡试中试者为武举人，会试中试者为武进士。

越南后黎朝裕宗保泰五年（1724年）始效仿武举制，三年一试。

考试内容：先试挽马、舞刀；次试弓、剑、马鞘；又次策问以武2015年第1期（总第235期）经七书方略。

后黎显宗四十一年（1780年）重新规定武举试法。

考试内容定为四场：第一场试挽刀舞弓；第二场试步弓、炮射；第三场先考驰马射，次考步斗刀、盾、马鞘、长剑；第四场，策问一道”[2]。

三是民族体育物质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迁往东盟地区的移民中不乏各类民族体育爱好者，他们带去的民族体育物质文化对移居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起源于中国的风筝大约在公元7、8世纪传入东盟地区，并逐渐成为该地区传统的民间体育活动。

此外，我国的舞龙、陀螺、射击、绣球、舞狮、龙舟、蹴鞠等体育运动也在这一阶段传入了东盟国家和地区。

这一阶段，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东盟各国，在民族体育文化交流过程中形成了文化的高势位，由于文化“势差”的存在，因此处于高势位的中国民族体育文化对东盟的影响远高于东盟之于中国，表现为单向输出的现象。

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的制约，古代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主要局限于面对面“在场”的直接交流，而完成一次交流所需要的时间较长，即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效率较低。

中国与东盟的古代民族体育文化交流过程中，政权更替、交兵战乱的政治因素和经贸谋生的经济因素是促进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直接原因，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是推动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根本动因。

（二）承上启下的转折发展阶段（1840-1949年）。

近代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是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进行的，作为连接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桥梁，这一历史阶段无疑在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由于相继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与东盟民族体育文化的官方交流遭到破坏，但民间交流却一直延续。

虽然在中国与东盟长达20余个世纪的古代文化交流历史潮流中，出于避难、流放和谋生而移居东盟地区的移民活动从没有间断过，但华人大规模移居东盟地区却盛于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在这一历史阶段，华人华侨成为了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主体。

他们将中国民族体育文化带到移居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播，这一时期的中国传统武术更是以“国术”的身份在东盟各国得到推广。

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民族体育文化在东盟地区得到了有效弘扬和快速发展，充分彰显了民间交流形式的重要地位，使得中国与东盟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未因西方文化的冲击而中断，中国民族体育的文化精髓也愈发受到关注，从事主体逐渐向当地族群渗透和延伸。

此外，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文化传播媒介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如报纸、图书及其他出版物相继出现，构成了近代中国与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传播的媒介体系。

印刷品的大量出现突破了古代以“在场”交流为主要形式的局限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效率。

（三）开拓进取的蓬勃发展阶段（1949年至今）。

此阶段又包括以下三个时期：1.恢复发展期（1949-1978年）。

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是在迂回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的，由于受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全面封锁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层面的交流一度中断，也使得双方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陷入困境，然而凭借民间组织自发开展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活动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有力地冲破了西方反华势力封锁中国对外开展交流合作的藩篱，也为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

例如，“广西与东南亚各国自发地开展传统体育方面的民间交流活动，如赛龙舟、抢花炮、投绣球等项目在边境地区民间中开展得很活跃，尤其是东兴、凭祥、大新、靖西等边境地区与越南边民开展的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活动不断，在六七十年代甚为活跃”[3]。

分析其原因，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习俗相近和文化相通的特质；另一方面有史以来的移民活动使得我国不少民族与东盟国家具有同源或亲缘关系，加之地缘紧密的优势，为中越、中缅和中老的边民开展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奠定了基础。

这一历史阶段电子传播时代的开启，电报、广播和电视等传播媒介的普及突破了时空的局限，为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开辟了快捷高效的渠道。

2.全面繁荣期（1978-2000年）。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出于双方共同利益的发展需求，中国和东盟对发展合作关系的愿望增强，双方友好交流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

网络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使中国与东盟的民族体育文化进入了一个综合交流的新时代。

1991年中国—东盟对话关系正式开启，推动了双方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和【中国—东盟研究】 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研究- 49 -GUANGXI SOCIAL SCIENCESNo.1.2015（Cumulatively,No.235）- 50 -密切地发展，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面向东盟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格局已经形成，交流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内容与形式更加丰富，渠道与层次更加多样。

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3.深化扩大期（2001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逐步升格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2007年11月温家宝在第十一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讲话中提出“10+3继承和弘扬亚洲宝贵的精神遗产和优秀文化传统，倡导相互尊重，包容开放，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对中国与东盟的文化交流寄予了厚望，也对双方的文化交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04年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和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更强化了中国与东盟全方位、深层次和战略性的互联互通，以官方、民间和亦官亦民三种形式开展的训练、教学、赛事、博览会、研讨、参观考察等各种形式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活动逐渐增多，仅定期举办的民族体育赛事就达15项之多，而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有10余个。

当前，中国与东盟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规模不一，不仅有表演形式的交流，也有竞技形式的交流；不仅有民间自发组织的交流活动，也有政府主办或由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协办的交流活动，初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纽带，以项目为载体，以政策为依托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新格局。

二、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一）和平交流，注重和谐。

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古国，中国文化崇尚平和。

所谓“平”，即注重平衡；所谓“和”，即注重和谐，“和为贵”是中国人的处世原则[4]。

平和的思想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亦表现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对外关系上，即热爱和平、睦邻友好、反对战争、和平共处，而中国与东盟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更是融合了平衡与和谐的思想。

不可否认，在中国与东盟长期的历史关系中，曾发生过边衅甚至战争，但这些军事冲突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而和平交往始终是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主流。

正是这种和平的环境，为中国与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

（二）民间先行，官民并举。

人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只有通过个人或集体之间的行为接触，才能实现物质和思想的交流。

民族体育文化的交流既可以在个体之间进行也可以在群体之间进行，每个个体都是群体的组成部分，个体之间所交流的即是该个体所在群体的民族体育文化[5]。

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伊始是中国先民向东盟迁徙并与东盟本土民族互相接触而进行的，其本质是属于民间性质的，包括民间贸易、宗教、移民、节庆、留学生、旅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