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广州知识城”创建成“知识经济特区”的建议

对“广州知识城”创建成“知识经济特区”的建议发表时间：2010-05-10T11:58:38.857Z 来源：《城市观察》2010年第1期供稿作者：马国书[导读] 关于什么是“知识经济”的问题，迄今为止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能给出有效的界定摘要：本文从全球经济发展的历程出发，对知识经济与“硅谷”奇迹、知识决定企业剩余分配、创建“通用型知识经济”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在分析广东创建“通用型知识经济”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把中新合作的?“广州知识城”项目创建成制度先行的全球第一个“知识经济特区”的建议。

关键词：知识经济? 知识城? 知识经济特区自2009年3月广东省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以来，在广州开发区落地的“中新知识城”项目正在稳步推进。

但是，在什么是“知识城”以及建设什么样的“知识城”等相关问题上，虽然合作双方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却仍然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笔者认为，“知识城”的总体规划有必要伴随“制度创新”的同步设计与安排。

因为“知识经济”所必须依赖的制度环境是知识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所在。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广州“中新知识城”项目有必要以制度创新为先导建设成制度先行的全球第一个“知识经济特区”。

一、知识经济与“硅谷”奇迹关于什么是“知识经济”的问题，迄今为止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能给出有效的界定。

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无法从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获得演绎。

现实中，“知识经济”这一概念的传播是与1996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启用“知识经济”一词，并将其内涵定义为“知识经济直接依据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有关的，但是， “知识经济现象”的真正缘起，与美国“硅谷”奇迹之间是存在更密切关联的。

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爱迪生大街367号 (367 Addison Ave, Palo Alto, CA 94301) 的车库，早在1987年就被列为加州历史古迹并于2008年5月又被列为美国历史古迹——“‘硅谷’诞生地”（Birth-place of “Silicon Valley”）。

1938年，两位刚毕业的年轻人威廉·休利特（William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首先在此生产出了音频振荡器。

这是“硅谷”的第一代和第一款产品。

生产该产品的公司便是今日的惠普。

惠普已从最初年收入4000美元的首家硅谷公司，发展成为全球拥有145,000名员工，分支机构遍布160个国家和地区，年营业收入高达一千多亿美元的信息产业巨擘。

但是，这并不是让“硅谷”扬名天下的真正奥秘之所在。

“硅谷”作为知识经济先锋的核心奥秘，还得从另一个故事说起。

1955年，物理学家威廉·夏克利(William Shockley)在斯坦福大学科学园里创立了第一家晶体管公司。

当时他与另外两位物理学家一起发明了晶体管。

这是一种和真空管一样能将电子讯号实现放大的元件。

但与真空管不同的是，它所需要的电流、体积和所导致的热量比真空管要小得多，因而用途更加广泛。

这一研究成果使夏克利荣登了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宝座。

但创办公司后，夏克利却发现，作为公司最具创造力的雇员在当时公司法的分配制度下，无法得到应有的报酬。

于是，如何让这些没有现成资本的“知识专才”也成为公司股东进而一同拥有公司，就成了夏克利决心变革企业制度的原动力。

此后，夏克利又招聘了许多优秀青年加盟，这为“硅谷”——晶体管半导体产业后期的大发展奠定和积累了必要的人才资源。

“夏氏八杰”便是集中的体现。

其中英特尔创始人罗伯特·诺易斯(Robert Noyce)随后发明了集成电路技术，一种可将多个晶体管集成在一个芯片上的技术。

他们最终都成长为“硅谷事业”的核心力量。

正因为对企业分配制度创新的杰出贡献，夏克利被称为“硅谷之父”。

换言之，不是发明“晶体管”使其之所然，而是有效变革了“企业剩余的分配制度”才使得夏克利真正享有了“硅谷之父”的美誉。

二、“硅谷”作为知识经济先锋的奥秘：知识决定企业剩余分配由美国“硅谷”所演绎出的“知识经济”已呈现出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清晰化区别。

为此，“知识经济”可由如下三种路径加以概述和界定：第一种是对比路径：①“农业经济”是一种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均由自然所决定的经济（正因如此“农业经济”被称为自然经济）；②“工业经济”是一种仅生产资料由自然所决定，但生产力已由人所决定的经济；③“知识经济”则是一种生产资料和生产力都主要由人所决定的经济。

第二种是增长路径。

无论农业经济还是工业经济，都是“边际效用递减型的经济”；相比之下，知识经济则是一种“边际效用或边际收益递增型”的经济。

第三种是分配路径。

这是关于“知识经济”更重要的一点，即：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企业剩余”都是以资本作为唯一决定要素来进行企业剩余分配和制度安排的。

相比之下，“知识经济”则必须由知识来决定企业的剩余分配。

这是“硅谷”作为知识经济先锋的奥秘。

三、“硅谷经济”不是“通用型知识经济”而是“半导体知识经济”“硅谷经济”并不是“知识经济”，而主要是“知识经济”在晶体管半导体和晶体管集成电路及下游产业链中的具体创新和应用发明。

亦即，“硅谷经济”实质上只是“半导体知识经济”。

虽然在“硅谷经济”中已包含了“知识经济”的大量核心内容和原理在其中，但是，“知识经济”本身仍具有自身独特的诞生与发展条件。

因此，规划和实施“知识经济”，就必须得是一种超越“硅谷经济”的、能够具有全球通用可行性的“全球通用型知识经济”。

首先，任何“通用型知识经济”一定是一种既以“知识为原料或生产资料”，又以“知识为生产力”的经济。

因此，通用型知识经济制度起源的构成基础和制度原理就必定主要是以大量“制度型知识”为核心而来构造的。

这意味着，知识经济的首要环境是“制度型知识环境”。

因为只有在“制度型知识环境”中，才有可能激励和培育出“专业型异化知识”的创新与裂变。

具体而言，“硅谷”成功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知识经济”一定是从思想和创新起源的微小状态开始的，而不是从大企业和大品牌开始的。

所以，“通用型知识经济”所需要的第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原创和微小思想”如何能够发展成为一种“知识栋梁经济”？因此，创办“知识经济”的核心就在于如何培育“原创和微小的思想火花”，尤其是如何孕育基础性的“原创和微小的思想火花”。

假定如此，如何确保“原创和微小的思想火花”也可以获得“利益所得”就会成为“通用型知识经济”的制度安排之所在。

亦即，在广州创建“中新知识城”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如何承认和确立“思想商人”和“知识商人”的合法性及其利益和社会地位。

毫无疑问，“通用型知识经济”必然要求“知识批发商”和“知识零售商”以及“知识生产商”、“知识发明商”等知识型职业的大量涌现。

一言以蔽之，从思想开始的“知识”必须和必然“商业化”和“经济化”。

四、创建“通用型知识经济”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如果说“硅谷经济”是专项型知识经济，是晶体管半导体知识经济，而不是“通用型知识经济”。

那么，我们自然面临如下一个极为敏感且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创建“通用型知识经济”为什么是可能以及其追求的目标又何在？为此，我们的答案是十分肯定的。

就原理而言，所有人与知识的关系都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种：①知识创造与知识生产；②知识传播与流通；③知识应用与消费。

毫无疑问，“知识”单独或者离开自然资源载体仍然可以成为一种“经济”的主要形态就是“知识创造”与“知识生产”。

一种专项“知识”一旦被广泛传播之后就不再处于“知识创造”和“知识生产”的状态，而是处于知识传播与流通的状态，甚至处于知识应用和被消费的状态。

换言之，越是“原创型知识”或“生产型知识”越是不能被其他人所分享的知识。

当一种专项知识已被很多人或整个世界都熟悉时，即使仍具有巨大的商业潜力，也已经不再具有能爆发出引领一个“知识城”的能量，最多也仅只是一个“原创型知识”被系统化和领域化之后某项具体专业优势的“应用型知识分支”。

此时，即使能取得专业优势上的创新发明或进展，其“知识”的交换剩余性能也已经十分有限，而不能再像“硅谷”当年从夏克利发明“晶体管”到诺易斯发明“晶体管集成电路”，再到苹果的斯蒂芬发明微型电子计算机等知识的裂变那样带动了“知识原子弹”的硅谷式爆发。

显然，“硅谷村”所演绎的知识经济现象或奇迹，实质上是一个“原创型知识起爆”之后所带来的“原创知识效应”。

“原创知识效应”就是我们特别强调和极力主张的“全球通用型知识经济”的核心标志之所在。

亦即，“原创知识效应”所具有的市场交换剩余性能，要比世人皆知的高科技产业所具有的市场交换剩余性能多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倍。

因此，形象地讲，“原创知识效应”乃是原子裂变式的知识经济效应和增长势能。

相比之下，所谓“高科技”的市场交换剩余效能最多只是高效能的“TNT”而已。

一言以蔽之，“原创知识效应”和通过学习而获知的“高新科技知识效应”之间是有着重大差别的，是两个不同级别层次上对“知识经济”的分析和认知。

更准确地说，任何知识如果被认定为是“高新科技”，那么，它一定是从其他人那里学习得来的，而不再是原创性的知识。

不言而喻，“高新科技知识经济”是跟随型和模仿型的知识经济。

它不可能从深层次上带动人类经济生活的实质性进步。

典型的案例就是，“互联网经济”是最典型的“原创知识经济效应”。

显然，所有依附于互联网的“线上经济”就都是由“互联网原创思想认识爆发”所带动的“专项优势知识经济连锁效应”。

因此，互联网经济是一项“知识栋梁经济”。

五、广东创建“通用型知识经济”的可能性分析在我们看来，广东创建“通用型知识经济”是完全可能的。

理由如下，因为推动“知识经济”的核心动力首先是制度条件，其次才是产生“原创思想”所必须依赖的“知识储备条件”。

无疑，与美国“硅谷”依托斯坦福大学、中关村背靠中国顶尖大学集中地以及爱尔兰国家软件园、芬兰软件园等相比，“广州知识城”并不占据明显的“知识储备优势”。

但是，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具有先行创办“经济特区”的全球独特优势——这已经成为广东省在全球范围内最具特色的行政优势和管理价值之所在。

“广州知识城”的项目若能在广东省委和省政府的支持下，依据“知识经济”超越农业和工业经济的本来面目实施“全球知识经济特区”的制度创新，那么，广东创建“通用型知识经济”不仅完全是可能的，而且还将直接带动广州周边地区和内陆省份以及中国的整体性变迁。

因为，从根本上讲，只要人类仍然需要经济增长，那么建立在农业和工业经济基础之上的边际效用递减型增长方式，就不可能确保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

所以，全球走向“知识经济”已经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历史必然和选择。

六、将“广州知识城”创建成“知识经济特区”的建议三十年前，中国成功实施了“四大经济特区”的开放性战略布局，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从“四大经济特区”实践中所获得的各种成功经验，从而以低代价有效地确保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