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欧盟国际贸易救助司法审查中的两个重要问题_省略_挪威海鲜股份有限公司诉欧洲委员

第13卷第6期2008年12月 新　余　高　专　学　报JOURNAL OF X I N Y U COLLEGE Vol .13,NO.6Dec .2008谈欧盟国际贸易救助司法审查中的两个重要问题———“挪威海鲜股份有限公司诉欧洲委员会”案例分析●徐吉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1620) 摘　要:作为W T O 的创始缔约方,欧盟在国际贸易救助司法审查制度的制度建构方面积累了许多成熟的经验和做法。

欧洲初审法院在“挪威海鲜股份有限公司诉欧洲委员会”一案的判决中就行政侵权损害赔偿之诉的独立性以及行政非契约责任的构成问题作了独到而深刻的阐述。

分析借鉴该案例将使我国相关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及律师实务界受益良多。

关键词:反倾销与反补贴;欧盟国际贸易救助司法审查;行政侵权损害赔偿之诉;行政非契约责任中图分类号:DF9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65(2008)06-0041-04收稿日期:2008-10-01作者简介:徐吉平(1974-),男,江西宁都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讲师,上海市侨法讲师团高级讲师,复旦大学法学硕士,主要从事国际法与知识产权法研究。

作为W T O 的创始缔约方,欧盟在国际贸易救助司法审查制度1的制度建设方面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积累了许多成熟的经验和做法。

值此中国加入W T O 七周年之际,笔者从欧洲(初审)法院的案例库中精心挑选了一批案例进行研究,以期能对我国相关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和律师实务界的工作开展有所帮助。

“挪威海鲜股份有限公司诉欧洲委员会”(Fresh Marine S A v Eur opean Comm issi on )即是其中之一,在该案例的判决中,法官就行政侵权损害赔偿之诉的独立性以及行政非契约责任的构成等重要问题作了非常深刻的论述。

一、案情梗概原告挪威海鲜股份有限公司注册于1992年,主要从事大西洋养殖三文鱼的销售业务。

1996年7月,苏格兰三文鱼养殖协会和设得兰群岛三文鱼养殖人协会以其成员的名义向欧洲共同体当局提出控诉,声称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家挪威公司在向欧共体市场销售三文鱼的过程中存在倾销与补贴行为。

于是被告欧洲委员会于1996年8月31日在欧共体官方期刊上分别刊登了两份通知,宣布对源自挪威的大西洋养殖三文鱼的部分进口启动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程序(OJ 1996C 253,P .18-20)。

在搜集并确证了足够的信息后,被告认为,为减少因倾销与补贴行为而给欧共体市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对相关的挪威出口商开征反倾销与反补贴税。

该决定于1997年6月17日送达原告。

接到决定后,为避免被实际征收反倾销与反补贴税,原告乃援引1995年12月22日的理事会条例第8条和1994年12月22日的理事会条例第10条的相关规定,及时向被告作出了以下的价格承诺:(一)大西洋养殖三文鱼每季度鱼块的售价将不会低于欧盟规定的3.25欧洲货币单位每公斤;(二)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但其销量总数不会超过同一季度中对欧盟销量总数的2%),每单宗三文鱼交易的价格将不会低于上述平均最低价格的85%;(三)按照必要的技术规格,每季度向被告通报任何向共同体的非关联客户销售大西洋养殖三文鱼的情况。

9月26日,被告发布第97/634号EC 决议,决定接受原告的价格承诺,并停止与之相关的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程序,其价格承诺的实施日期也提前至1997年的7月1日。

这样,尽管同日(即1997年9月26日)欧盟理事会分别采纳了EC 条例第1890/97号和EC 条例第1891/97号,决定向进口自挪威的部分大西洋养殖三文鱼征收临时反倾销与反补贴税,但是根据该两条例之第1条第2款之规定,原告的产品可得豁免。

同年10月22日,原告将其1997年第三季度的三文鱼销售情况报告送交被告审查。

但不幸的是,部分由于原告所递交的报告本身的瑕疵(尤其是对本应给予充分解释的十几条含有负值标记的条目未作解释),部分由于被告工作上的失误(特别是在未就其重要性程度事先征询原告意见的情况下就擅自删除了报告中的几行数据,并据此得出了原告不遵守价格承诺的结论),最终导致了欧盟理事会1997年12月16日第2529/97号EC 条例的通过。

该条例规定,自1997年12月18日起,对进口自挪威的由原告销售的大西洋养殖三文鱼每公斤加征0.32欧洲货币单位的临时反倾销税,每四个月征收3.8%的临时反补贴税(第1、2条),同时将原告的名字从前述第97/634号EC 决议的附件“承诺被接受的公司名单”(第15条)中除去。

条例还规定,条例的实施期限为四个月,如果原告不服,可以在条例实施之日起一个月内即最晚至1998年1月17日前要求被告举行听证会。

这样,由于怕被征收高额反倾销与反补贴税,自12月18日起,原告只好全部停止了向欧共体市场的大西洋养殖三文鱼的出口。

该情况一直延续至1998年3月23日才结束,这一天,在原告的不懈努力之后,被告终以理事会第651/98号EC 条例修正了前述第2529/97号EC 条例和第97/634号EC 决议,最终撤销了对原告征收临时反倾销与反补贴税的决定,原告先前的价格承诺也于头一天起得以恢复。

但　第6期新　余　高　专　学　报　2008(第13卷)是,至此原告的经济损失业已造成。

为弥补该项损失,1998年10月27日,原告向欧洲初审法院(Eur opean Court of first I nstance)提起了行政侵权损害赔偿之诉,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其在第2529/97号EC 条例规定的临时手段被采用后所遭受的总价值为2,115,000挪威元的经济损失,同时判令被告支付全部的诉讼费用。

针对这一诉请,被告进行了全面的反驳,认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要求,所主张的证据不能成立,其赔偿申请不应被满足,诉讼费用也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二、裁决推理本案的审理经历了书面审和开庭审两个阶段。

从第一阶段进行至第二阶段花费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1998年10月27日～2000年5月10日)。

开庭审阶段,双方的辩论主要围绕原告的起诉是否能够成立、被告是否有行政失职行为、原告声称的经济损失是否存在以及被告的行政失职行为与原告损失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等四个主题而展开。

其中第一个主题属于诉讼程序问题,而后三者则对确定被告非契约责任的构成至关重要,也是本案审理之关键2。

(一)原告的起诉是否能够成立被告辩称,原告的起诉不能成立。

理由是:1.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2.原告所指责的被告行为(指被告针对原告而做出的那些预备性的行政法令,它们是理事会第2529/97号EC条例产生并得以通过的原因之一)具有立法性;3.原告的起诉没有要求废除理事会第2529/97号EC条例。

初审法院认为,根据欧洲法院法第19条和初审法院程序规则第44条第1款C项之规定,起诉书必须陈述以下内容:“争议的对象以及一份简要的证据说明”。

具体到本案,即是原告必须陈述可以证明被告行为的证据,必须说明该行为和其所遭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理由,还必须陈述其所遭受损失的性质和程度。

而在本案中,原告的起诉书已经明白无误地显示:被告在确证原告是否遵循其承诺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分析1997年10月所递交报告的过程中,其受指责的行为与其没能履行一个勤勉、优良的行政部门所应履行的义务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而且与其未能给予原告公平听证的权利之间也是有着联系的。

根据对1997年10月报告的分析,被告认为原告违反了它先前所做的承诺,因而根据理事会第2529/97号EC条例临时宣告其承诺无效,从而对原告出口到欧共体的产品征收了临时税。

由于以上临时手段的实施,原告宣称在1997年12月18日至1998年3月25日期间无法向共同体出口产品,不能出口的事实造成了原告的利益损失达1,115,000挪威元,并造成原告为在共同体市场重新建立地位、确立市场份额的开支达1,000,000挪威元。

显然,上述条件已经符合了欧洲法院法第19条和初审法院程序规则第44条第1款C项中的规定。

至于遭受原告非难的被告行为的性质,其与能否提起行政侵权赔偿之诉无关,故在本处不必讨论。

同样,根据欧共体判例法以及欧共体条约(EC条约)第215条第2款中规定的“起诉独立性”原则,也不能因为原告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质疑理事会第2529/97号EC条例的合法性,就断定其目前的起诉为不合法,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一方提出行政侵权赔偿之诉时,必须先要求废除引起损失的不合法法令。

综上,被告主张不能成立,原告起诉合法。

(二)被告的行为是否违法被告认为,原告所述的损失是由一项立法性行为,即理事会第2529/97号条例所造成的,由此,只有当遭受原告非难的共同体机构的不当行为已经达到判例法所要求的更高的严重性程度时,行为才构成违法,该共同体机构的非契约责任才告成立。

原告则坚持认为,被告废除承诺和实施临时措施的决定决非“立法行为”,而只是针对原告而采取的“一系列行政措施”之一。

对此,初审法院认为,尽管欧盟理事会和被告做出的有关采取反倾销措施的行为在原则上构成了涉及到经济政策选择的立法行为,但本案的特别之处是,正如原告所主张的,在本案中,颇具争议的损失乃源自于被告在核查1997年10月原告所递交的销售报告———审查原告在1997年第三季度的出口交易中是否遵守了承诺,如果承诺没有被违反,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程序即告中止———时所发生的被告行为,而这一行为发生在一系列专门针对原告的行政措施期间,其并未涉及任何经济政策的选择,也并未授予被告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被告主张的情形在本案中并未出现,原告也自当不必为此举证。

本案的真正问题是,原告所指责的被告的上述行政行为是否违反了法律?因为根据判例法,“行为违反共同体法”这一点就足以导致共同体机构的非契约责任(仅就一般行政法令而言)。

对此,初审法院认为,原告所递交的1997年第三季度的销售情况报告一共包含了200行在共同体地方市场销售大西洋养殖三文鱼的记录,其最后一页包含了这样一行最终纪录:“低于最低价格85%销售的Q ty w的总和(公斤)”为“0.00”。

这即是说,粗看这份报告,很容易得出申请人在该时期遵守了贸易承诺的结论。

然而,在本案中,被告却在并未就其重要性程度事先征询原告意见的情况下就擅自单方面修改了报告中由原告提供的数据,并据此做出了原告不遵守贸易承诺的结论,这是一个谨慎、认真的行政机构在相同情况下不会允许发生的,应该认定为非法,如果造成了损害,应该予以赔偿。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本案中原告的做法也并非无可指责。

由于原告1997年10月递交的报告十分复杂,而且所登记各项的价值意义又很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即使未受督促也应主动向被告附递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但是原告却犯了疏忽怠惰的错误,从而混淆了被告官员的视听,最终导致不利于自己结局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