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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政界失意者，词界一达人他是北宋词人，是婉约派代表人物。
他精通音律，才华横溢。
他混迹青楼，却不是世俗的风流浪子。
他平生与歌伎交好，知己红颜无数。
他写尽世间情爱，描尽市井风情。
他自号“奉圣旨填词柳三变”。
这一生，他论功名，黯淡无光，论词名，流芳百世。
他就是柳永。
1太宗雍熙元年(984年)，柳永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原名柳三变，三变乍一听感到普通，实质竟出自《论语》：“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如此一个有涵养，又寄予深切期待的名字，说明柳永自降生起，父亲不止希望他成长为一个仪态庄重，举止雍容的翩翩公子，更希望他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谦谦君子。
自幼聪慧有灵气的柳永，10岁作《劝学文》，寥寥数百字，字字珠玑，堪称教子良方。
14岁作的《题中峰寺》，令人称奇。
柳永的幼年到少年时代，从费县、濮州、全州、扬州，跟父亲多次随迁，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
柳永早年衣食无忧，纵情山水，走遍苏杭，把惬意的生活过了一个遍。
然古代读书人大多“学而优则仕”，狂傲自负的柳永也不例外。
谁都想凭借一身才华，考取功名，得到赏识。
只有报国有门，方可发挥才能济世安民。
从小成名，满怀豪情壮志的柳永，18那年背起行囊，决定赴京城考取功名。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 柳公子在途中路过苏杭之地，抑制不住骨子里放浪形骸的天性，竟逗留下来了，没成想，这一逗留就是六年。
浪漫多情的柳公子，自此流连于湖光山色之中，陶醉于烟花柳巷之畔。
试问，这世上还有比柳永更率性而为，更洒脱不羁的人吗？20岁那年，柳永在杭州，作《望海潮》一词，首创词牌“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他用慢词的优势极尽铺排，展现杭州的繁华美景。
该词音律协调，情致婉转，广为传颂。
2公元1008年，24岁的柳永结束流浪，由扬州启程，前往汴京，准备参加礼部考试。
北宋本就是个重文轻武的王朝，加之自己满腹才华，踌躇满志，这几年又早已声名远扬，柳永相信“定然魁甲登高第”。
透过《鹤冲天》看柳永的悲剧透过《鹤冲天》看柳永的悲剧柳永的《鹤冲天·黄金榜上》是柳永早期的作品，是他初次参与进士科考落第之后，抒发牢骚感慨之作。
反映了柳永的反叛性格，也带来了他人生路上一大波折。
透过《鹤冲天》看柳永的悲剧摘要:《鹤冲天》是柳永参与进士科考落第之后,抒发牢骚感慨之作。
它反映出柳永人生的种种悲剧:一是从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他的人生中无论经历怎样的失败,始终坚持走儒家的做官之路。
二是他很有才华,能通过考试却被统治者无情地除名,他的才华只有在烟花之地才被欣赏。
三是柳永的孤傲,狂妄,叛逆的性格悲剧。
关键词:才华悲剧性格《鹤冲天》虽然不是柳永词作中最出色的一首词,但它却是柳永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首,可以算是柳永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鹤冲天》所表现出傲视公卿、轻蔑名利的思想,是词人强烈而又真实的思想感情之流露。
在当时,几乎所有落榜的文人都喜欢传唱这首词,因此流传很广。
不幸的是此词很快就传到仁宗眼前,引起了宋仁宗及当时统治阶级的不满,从而使他的人生向悲剧转变。
因此,可以说《鹤冲天》改变了柳永一生的命运,也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
宋人笔记曾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又称“教坊乐工没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
可见柳永的词在当时曾经盛行一时,他的词流传之广正是其才华的显示。
正是这样一个有才华、有理想抱负的人却被统治阶级拒于千里之外。
他不是没有能力和理想进入统治阶层,而是被最高统治者亲手给除名的,以至于他的才华只能在烟花巷陌地作流行音乐,只能在丹青屏障中寻找知己。
其主要原因就是在《鹤冲天》里的几句话触怒了统治者即“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是柳永的又一悲剧。
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载:宋仁宗一次“临轩放榜”,看到柳三变(柳永原名)的名字,想起他《鹤冲天》词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句子。
柳永就是因为这首词有着触犯封建的正统思想,触怒了统治者的威颜。
在封建社会里,蔑视功名,就等于不愿为君所用,这是有悖于“忠君”之道的,所以宋仁宗读后很不高兴,把他黜落了。
柳永生平及作品评论柳永生平、个人情感及作品评论。
柳永简介：白衣卿相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
北宋词人，婉约派创始人。
原名三变，字景庄。
后改名永，字耆卿。
排行第七，又称柳七。
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
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耽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
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景祐进士，官屯田员外郎。
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
死时靠妓女捐钱安葬。
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
词作流传极广，“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
有《乐章集》。
柳永生平：柳永的父亲、叔叔、哥哥三接、三复都是进士，连儿子、侄子都是。
柳永本人却仕途坎坷，景佑元年（1034年），才赐进士出身，是时已是年近半百。
曾授屯田员外郎，又称柳屯田。
词作极佳，流传甚广。
其作品仅《乐章集》一卷流传至今。
描写羁旅穷愁的，如《雨霖铃》、《八声甘州》，以严肃的态度，唱出不忍的离别，难收的归思，极富感染力。
少年柳永混迹于烟花巷陌中，当时歌妓们的心声是：“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51岁时，柳永终于及第，去过福建，留有《煮海歌》，对当时煮盐为生的民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短短两年仕途，他的名姓就载入了《海内名宦录中》，足可见其在经纶事物上的天赋。
可惜由于性格原因，屡造排贬，因此进入四处漂泊的“浮生”，养成了一种对萧索景物，秋伤风景的偏好。
柳永常以宋玉自比，对此，不与置评。
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是他的歌妓姐妹们集资营葬。
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节，歌妓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
柳永的一生有对官宦生活的不懈追求。
第一次赴京赶考，落榜了。
柳永的文化角色与生存悲剧可以用流连风月和终生沉沦来描述柳永的一生。
在柳永身上，这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而对这两者因果关系的认定，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看法。
柳永本人是因为不得中进士，才放浪形骸的，所以他说：“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鹤冲天·黄金榜上》）这与仁宗皇帝的看法显然不同，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因为认为柳永风流，才不让他中进士。
双方都有一定的理由，所以，这其中一定存在着某种规则，超出这种简单的因果论定，逼迫柳永接受这一事实，从而造就了柳永的悲剧命运。
对这一规则的揭示，是一个有意思的文化题目；而柳永对这一规则的悲苦抗争，又关系到词文学的主要功能。
一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柳永之所以蹭蹬仕途是因为“品格”二字。
当然包括人品和文品。
宋人严有翼所撰《艺苑雌黄》云：柳三变，字景庄；一名永，字耆卿。
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
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
”上曰：“且去填词。
”由是不得志，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
”“薄于操行”，在歌舞升平的北宋时代似乎算不得什么大错。
自中唐以后，城市经济在中国得到发展，城市中的游乐活动也随之迅速地繁荣，歌楼妓馆当然首当其冲。
到了北宋时期，更见奢靡。
《东京梦华录序》记录汴京的盛况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
雕车竞驻于大街，宝马争驰于御路。
金翠耀目，罗绮飘香。
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
伎巧则惊人耳目，奢侈则长人精神。
显然，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需要并且会促成意识形态或社会舆论相对较为宽松。
唐朝的官妓和私妓十分普遍，在京举子和进士们与长安平康里的妓家关系非常密切。
名盛一时的曲江宴和杏园探花宴往往少不了妓女作陪，甚至留宿妓家都成为新进士作诗夸耀的好题目。
（注：《唐擅言》卷三载进士郑合敬留宿平康里后作诗云：“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闰（妓名）相看别有情。
柳永的词与人生道路柳永字耆卿，生卒年代至今仍不可考，仅知约为：987？-1053？一位名词人为什么生卒年代不可考呢？因为史书上没有记载！在历史上他不为统治阶级和正统文人所喜爱，所以他的事只在一些地方志、野史及笔记小说中有零星记载。
如今，在柳永的故乡——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武夷山，为他建起了纪念馆，又举办首届柳永学术研讨会，实在是件大好事！让我们还柳永以公平，让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他应得的席位！让他在文学艺术上的创建，能更好地为后人所学习、所借鉴！柳永初名柳三变，出身于世代儒学官宦之家。
作为一介书生，走科举之路、入仕途，当是他少年时代的唯一选择。
只叹他屡试屡遭失败！是三变无才吗？否。
只是他的才被统治者视为歪才。
少年时的他，居住在京城开封，已有“多游狭邪”、“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之名，这当然为要装点一下门面的统治者所不容，仁宗就曾因嫌他“浮艳虚华”而不取他当进士。
怀才不遇的三变，转而对功名富贵采取了冷淡狂傲的态度，最能说明他这种转变的是他的词《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
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需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
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
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当这首词传入仁宗的耳中后，对他便有了成见，三变入仕途也就更无望了。
这之后，当有人向仁宗推荐三变的才学时，仁宗说：“得非填词柳三变乎？……且去填词。
”对仕途彻底失望了的三变，于是更加放荡行骸，并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自此，朝中少了一名官员，平民中却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专业词人，而且是一位才子词人！现存的《乐章集》一卷中，就保存了他的词近二百首。
柳永的词，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有一定的开创性。
词自诞生起，题材就很狭窄，以艳情为主，而柳永的词中却有较为宽广的社会内容。
如他的羁旅行役词，既反映了封建社会知识份子怀才不遇、为衣食所役的悲愤，又流露出对游宦生活、对功名利禄的厌倦与否定。
柳永词研究报告柳永是中国明代文学家、戏剧家和词人，被誉为“南曲之神”，他的词作被称为南曲。
柳永的词作以其浪漫、细腻的风格，深深地打动了后世读者，并对后世文学和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柳永的生平柳永出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长大。
他有才华出众，早年间广泛涉猎文学艺术，受到了当时文坛的认可和赞赏。
然而，柳永的一生却经历了不少困苦和挫折。
他曾经心仪的女子被别人抢走，他的父亲也离世了。
这些挫折和伤痛情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柳永创作了大量的词作，涉及到爱情、离别、唐诗、抒怀等不同的主题。
他的作品大都以叙述故事的方式展现出来，通过细腻的描写和婉转的语言，打动读者的心弦。
他的词作在当时十分受欢迎，因其曲调婉转动听，文采斐然。
然而，柳永的一生并不顺遂，不少时候他被贬为官，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
他曾经多次请求复职，但都未能成功。
柳永的一生中，他的词作受到了明代的文人墨客的高度赞赏，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柳永词的特色柳永的词作以其细腻、浪漫的风格著称，他的词作常常以叙述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
他善于运用音乐的节奏和曲调，使得他的词作在朗诵或演唱时显得更加动人。
柳永的词作在爱情主题上尤为出色，他巧妙地把握了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通过细腻的描写和婉转的语言，将爱情的苦、乐、悲、喜表达得淋漓尽致。
他的词作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对现实世界的描写，也有对理想世界的向往。
柳永善于借助诗词表达内心情感和思想，能够将琐碎的生活细节和抽象的情感相结合。
三、柳永词的影响和价值柳永的词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他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文采斐然的作品，成为了明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柳永的词作不仅对当时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柳永的词受到了后世文人墨客的推崇，不少后来的作家、词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柳永的词作也是中国古典音乐的宝库，他的词作被广泛地运用于戏曲和民间音乐中。
论柳永的悲剧人生论柳永的悲剧人生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也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
柳永大力创作慢词，将敷陈其事的赋法移植于词，同时充分运用俚词俗语，以适俗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平淡无华的白描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柳永的悲剧人生摘要：柳永开慢词之先河，词曲足冠群雄、评骘不一的词人，在给世人鲜明的展现出一位积极进取的士子形象的同时，亦流露出他狂放不羁的浪子一面。
始终徘徊于现实与理想之间，他狂傲的性格与社会文化环境的矛盾冲突，成为词人仕途障碍的主导因素，注定了其一生无法改变的悲剧。
关键词：柳永;现实;矛盾;悲剧词，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抒情诗体，是配合隋唐之际新兴的音乐“燕乐”而写下来的歌词，最初称为“曲子词”，别称长短句、曲子。
其产生于唐，兴盛于五代，至两宋达到顶峰，上自唐下迄明清千余年间，词家辈出，然在文学史上争论之最大者，毁誉之最大者，当属柳永及其词作。
这位在正史中未曾记载的词人，却在文坛上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有推崇备至者称其为北宋正宗，更有甚者将其词作与杜甫诗相提并论;有贬之极者称其为卑俗放荡，淫靡之音泛滥导致雅奏断绝。
至今对于柳永的生卒年仍未有定论，据唐圭璋先生考证柳永生于太宗雍熙四年(约公元987年)或太宗雍熙二年(约公元985年)福建崇安五夫里人。
原名三变，字景庄，好为艳冶之曲，仁宗临轩放榜，特绌之。
后改名为永，字耆卿，于景佑元年(1034年)进士及第，因排行第七，又称之“柳七”。
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并以“白衣卿相”自诩，是开北宋词之大家，婉约派代表人物。
其一生仕途坎坷，穷困潦倒，出殡时，群妓合金葬柳七，轰动满城，之后每年清明节歌妓相约去祭祀，称之为“吊柳会”或“吊柳七”。
柳永为何被世人冠以“风流浪子”其词又被称为“浅近卑俗”?为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一生的悲惨结局?笔者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加以考察分析。
社会唯实论的代表人物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具有强制性、客观性和普遍性，大部分人类的意向，不是自己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受外界熏陶、引导下生成的。
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个人简介柳永的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
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个人简介，欢迎大家阅读!个人介绍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
汉族，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
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
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诩。
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
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代表作《雨霖铃》《八声甘州》。
人物生平早年经历柳永出身官宦世家，祖父柳崇，世居河东(今山西)，曾为沙县县丞，在州郡颇有威信。
父亲柳宜，出仕南唐，为监察御史;南唐灭亡后，柳宜供职北宋，任雷泽县令，不久，改为费县县令、濮州任城令。
柳永即出生于其父任所(984年，费县)。
淳化元年(990年)，柳宜入汴京上书，授全州通判，柳永随父赴任。
淳化五年(994年)，柳宜以赞善大夫调往扬州，柳永随往，习作《劝学文》。
至道三年(997年)，柳宜屡迁至国子博士，命其弟携画像前往故里崇安，以慰家母思念，柳永随叔归乡。
咸平元年(998年)，柳永居家乡，游览名胜中峰寺，作诗《题中峰寺》。
柳永读到《眉峰碧》，甚爱此词，将它题写在墙壁上，反复琢磨。
咸平四年(1001年)，柳永尝试为词，作《巫山一段云·六六真游洞》，歌颂家乡风景武夷山，有“飘飘凌云之意”。
流寓江淮咸平五年(1002年)，柳永计划进京参加礼部考试，由钱塘入杭州，因迷恋湖山美好、都市繁华，遂滞留杭州，沉醉于听歌买笑的浪漫生活之中。
柳永的文化角色与生存悲剧可以用流连风月和终生沉沦来描述柳永的一生。
在柳永身上，这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而对这两者因果关系的认定，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看法。
柳永本人是因为不得中进士，才放浪形骸的，所以他说：“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鹤冲天·黄金榜上》）这与仁宗皇帝的看法显然不同，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因为认为柳永风流，才不让他中进士。
双方都有一定的理由，所以，这其中一定存在着某种规则，超出这种简单的因果论定，逼迫柳永接受这一事实，从而造就了柳永的悲剧命运。
对这一规则的揭示，是一个有意思的文化题目；而柳永对这一规则的悲苦抗争，又关系到词文学的主要功能。
一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柳永之所以蹭蹬仕途是因为“品格”二字。
当然包括人品和文品。
宋人严有翼所撰《艺苑雌黄》云：柳三变，字景庄；一名永，字耆卿。
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
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
”上曰：“且去填词。
”由是不得志，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
”“薄于操行”，在歌舞升平的北宋时代似乎算不得什么大错。
自中唐以后，城市经济在中国得到发展，城市中的游乐活动也随之迅速地繁荣，歌楼妓馆当然首当其冲。
到了北宋时期，更见奢靡。
《东京梦华录序》记录汴京的盛况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
雕车竞驻于大街，宝马争驰于御路。
金翠耀目，罗绮飘香。
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
伎巧则惊人耳目，奢侈则长人精神。
显然，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需要并且会促成意识形态或社会舆论相对较为宽松。
唐朝的官妓和私妓十分普遍，在京举子和进士们与长安平康里的妓家关系非常密切。
名盛一时的曲江宴和杏园探花宴往往少不了妓女作陪，甚至留宿妓家都成为新进士作诗夸耀的好题目。
（注：《唐擅言》卷三载进士郑合敬留宿平康里后作诗云：“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闰（妓名）相看别有情。
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
”）由此可见，纵酒狎妓对于唐朝的士子、官员而言，似乎是一种风气，算不得什么问题。
北宋前期由于社会繁荣，政治承平，冶游之风较唐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皇宫之中也深受影响，如宋徽宗居然能使大臣“短衫穿裤，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多道市井淫媟浪语”（《宋史·蔡攸传》）。
这是社会风气在宫廷中的反映。
文人自然也不能免于风气之外，如北宋等一文学家苏轼的妾朝云就从妓家娶得，所以北宋文人浪迹酒家妓寮当是普遍的现象，不足为怪。
只是北宋文人深受朝廷重用，不似晚唐文人那样沉寂，所以道德功业一面就显示出来了。
北宋的文人总是表现为两面：一面为儒为臣，高头讲章；一面也不妨流连声色，浅斟低唱。
因此，有诗、词之别，前者以写儒雅纯正，后者以写风月性情，前者雅而后者俗。
端庄大臣如欧阳修也作小词，其《减字木兰花》云：“樱唇玉齿，天上仙音心下事。
留住行云，满坐迷魂酒半醺。
”和柳永词旨很相近。
再如张先晚年居杭州时，“多为官妓作词，而不及靓（妓名）。
靓献诗云：‘天与群芳十样葩，独分颜色不堪夸。
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
’张子野于是为作词也”（陈师道《后山诗话》）。
这与柳永的事迹简直如出一辙。
据载柳永居京时，“暇日遍游妓馆。
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
张先官至都官郎中，且又年老，尚不怎么收敛自己，可见社会是可以容忍这些行为的。
可以说，柳永虽性情浪荡，行为风流，但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并不显得那么不近情理，所以柳永不隐讳自己和歌妓的密切关系，而且，他的这些词也能被社会甚至皇帝本人赏识。
《石林避暑录话》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又《后山诗话》载：“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骨皮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
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
”可见，人们是可以容忍柳永的那些依红偎翠之行的。
也就是说，柳永的人品并不见得比其他文人或官员更糟，所以“薄于操行”的指责可能是一个借口。
真正有问题的是柳永的文品。
在一个文化社会，对文品的看重可能更甚于对人品的看重，因为文词是显示自己的社会形象的主要方式，所以文品并不仅是文风问题，而是有关文化品格的问题。
北宋其他文人虽然行为风流，但于文词不免谨慎。
他们严于诗词之分，让诗歌保持气象端庄，因为他们相信，诗歌是自己的名片；而把一些属于情感享受，不那么冠冕的内容交给词来处理，算是私下之作，至少在形式上对言情之作保持一种低调，所以有宾主之分。
换句话说，虽然这些文人官员也享受着时代的风气，但他们通过诗歌这种典雅的文词显示了自己的正统的文化角色意识，保证了文品的纯正。
一个社会的文化可以分为雅俗两面，具体到一个士人，他的文化趣味也可以分为雅俗两面，但士人作为主流分化的代表，总要显示出以雅为主，以俗为辅，这种角色意识不容动摇。
而柳永缺乏这种角色意识，由于甚少诗文之作，词成了他的名片，这就是与主流文化的要求格格不入了。
不仅如此，对柳永的指责和排斥，实际上另有意义，那就是希望确定柳永作为另一层次文化或者是俗文化的代表，这对当时不同层次社会文化的平衡大有好处。
俗艳文化毕竟是一个事实的存在，并且为统治者需要、享受；但对君臣士人来说，应尽可能让它保留在风俗、民间、夜晚里，也就是保存在亚文化的层次上，要和主流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
所以，需要确立一个俗艳文化的代表，并通过赋予这个代表以特定的社会地位，来解开两个文化层次纠缠不清的困境，清晰地划定社会文化畛域。
这就是说，主流意识形态为了既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又能够保留并享受俗文化，希望有人能够承担俗文化代言人的角色，并且通过确认和排斥这一角色来达到既保留俗文化又不至于威胁主流文化地位的目的。
更直接地说，就是需要有人来为统治者的风流享受承担责任。
可以说，这是一个文化策略，也许仁宗和别的官员们对此并没有十分的自觉，但它发生了。
柳永是一个最为合适的人选，他词名广被，正是以一个浪荡游子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上。
词在当时是俗文化的一个代表，而柳词又以歌咏缠绵声色著名，柳词因此似乎成了俗艳文化的宣言，柳永在不自觉之间甚至成为宋代俗艳文化的代表人物，有了相当的社会影响。
柳永所谓“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仿佛略能说明这种文化角色意识。
客观上来说，一旦柳永以俗艳文化代表的身份，进入以正统文化自律、自居的官僚阶层，会对两种文化的既定分野形成威胁，会使官僚阶层的社会形象更加糟糕。
但这也使得统治者迅速认识到柳永的文化价值，柳永的社会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仁宗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强加于他的。
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云：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美之文。
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
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及临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认可柳永的“浅斟低唱”，并以此为借口剥夺了柳永的“浮名”，迫使柳永打出了“奉旨填词”的旗号（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引《艺苑雌黄》。
），就是这一文化策略的成功显现。
因为皇帝的贬斥显然会加强柳永的词名，而剥夺柳永在正统文化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柳永作为俗文化的象征更加纯粹，而且突出了自己的“儒雅”。
仁宗虽然喜爱柳词，但作为皇帝，则不能容许柳永进入自己的官僚阶层，并希望他继续保持俗艳文化的代言人地位，所以不能让他做官或做大官。
柳永和当朝宰相晏殊之间的冲突，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敢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
晏公曰：“贤俊作曲子吗？”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
”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绿线慵拈伴伊坐’。
”柳遂退。
（注：《宋人佚事汇编》卷十，又见宋张舜民《画墁录》。
）晏殊作为朝廷宰相，自然是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讲究的是道德文章；但晏殊同时也享受着俗艳文化的乐趣，并且是度曲作词的行家里手，享有一定的词名。
而柳永不能明白晏殊的文化角色意识，误认为同为词人，并希望能从他那里寻找同情和理解，这就只能自讨没趣了。
晏殊不能否认自己也作曲词，但他可以从曲词的内容上指责柳永的放肆，晏殊认为自己填词作曲只是余事，或者要把它当做“余事”来作，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代表者的文化品格。
而柳永以词为事，并且又都是那样的俗艳，不加掩饰，怎么能做得了官员呢？晏殊主动提起柳永作词，又暗示他词品的俗艳，很轻巧的一句话，就把柳永的社会角色定格在俗文化之上，由此可见晏殊对雅俗文化角色是有清晰的意识的。
晏殊并不是不能容忍柳永的词，否则的话，他怎么能开口就背出柳永的句子呢？他只是不能容忍它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化品格。
因此，以这样的文化品格要成为官员或重要官员当然是不可以的。
柳永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个重要的问题，因而蹉跎官场，虽然后来中了进士，做了小官，也实在是与自己的文才相差甚远，聊胜于无而已，所以只能终生愤愤不平。
二柳永肯定无意要成为某一文化的领袖人物，但歌妓百姓公开的赞扬，皇帝官员们私下的喜爱，正面的拒斥，从正反两个方面确定了柳永的词人形象。
这就使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社会角色。
但是，这毕竟是柳永被迫接受的文化角色。
柳永生长于一个崇尚儒学、科第的传统家庭（注：据载其祖柳崇虽自称处士，却以儒学知名乡里；其父柳宜，曾登进士第，官至工部侍郎，以孝行闻名；柳永五个叔父以及两个哥哥，都有科第功名。
），少有才名，并自期有“龙头之望”。
当他以士人的身份来到京城时，显然是希望在正统儒雅文化中获取自己的位置，而且可以相信，这种文化理想已经成为他的生存理想。
当他以文人士子的身份，成为俗文化的领袖人物时，他的人生就变得十分尴尬了。
为了一个文人化的生存，柳永必须四处奔走，寻求着呈献才学、安身立命、实现抱负的机会。
从他众多羁旅困顿的词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实生活的悲凉：行役驱驱，路途凄凉，还有无数个不眠之夜，一个孤独的漂泊者在凄风冷雨中，“遥指白玉亭，望断黄金阙”（《塞孤·一声鸡》），为着那遥远而渺茫的功名作艰难的寻寻觅觅。
显然，柳永大量地描写这些羁旅劳顿之苦，综合在一起，它就不再是一时一地的偶然的感觉了，而是构成了他对自己生命的真切体验：无所皈依，四处漂泊。
在柳词中充斥了大量的浪萍风梗的意象以及生离死别的情感，就不是偶然的了。
这说明，由于柳永没能放弃自己的文人理想，所以他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俗文化赋予自己的角色，因而才有这种无所皈依的人生之感，这个艰难的生存处境显然是来自主流文化对自己的剥夺。
当主流文化把柳永归为异类之时，就注定了他将受到排斥，其表现形式就是无官可做，或沉寂下僚，济世立名的理想也就宣告破灭，使得他无法确证自己的文人化存在。
这一结果给柳永带来的首先就是反抗，而柳永对主流文化的反抗也表现为一种拒斥的态度，由拒斥功名而拒斥人生。
在柳词中，我们能读到大量对功名绝望的句子，如“驱驱行役，苒苒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凤归云·向深秋》），“奈泛泛旅迹，厌厌病绪，迩来谙尽，宦游滋味”（《定风波·伫立长堤》），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