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与四夷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

高2021届朝阳市一模语文试题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1（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材*$—：“天下观”指的是某一文化或者某一人群对于世界构成的认知，这种对于世界构成的认知并不纯粹是地理的，而是在相应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基础上构建的对于世界政治、文化以及经济秩序的地理认知。

“疆域观”指的是某一文化或者某一人群对其所应占有的空间范围的认知，因此这里所用的“疆域观”与现代的“国家”和“主权”等概念没有关系。

“天下观”和“疆域观”这两个概念虽然存在差异，但有着内在的联系，尤其是在“中国”古代。

关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唐晓峰的《从混沌到秩序》的研究比较深入，现引用其中一些有关的结论。

首先，“华夷”两分的“天下观”：“在周朝分封地域范围的四周，全面逼近所谓的'夷狄'之人。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华夏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直接面对夷狄世界的局面。

居于中央的华夏■iT与居于四周的夷狄的关系遂成为'天下'两分的基本人文地理格局”；“需要注意到的是，华夷之限不是政治界限，更不是国界，也不是种族界限，而只是文化界限……”。

然后，关于“华，，“华夏”的空间范围：“不知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禹迹'成为华夏地域的表述名称”；“禹之迹，就是大禹治理过的地方，是文明之区，有别于蛮夷之地。

在人们用大禹的名义说明自己的地方时，已经包含了华夷两分的意义，夷狄均在禹迹之外，而宣称居于'禹迹'之内，则成为华夏人地理认同的重要方式”；“《毛诗正义》：'中国之文，与四方相对，故知中国谓京师，四方谓诸夏。

若以中国对四夷，则诸夏亦为中国如果上述认知正确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疆域观”也就呼之而出了。

在“华夷”两分的“天下观”下，虽然“华”占据了主导，但两者结合才构成了“天下”，也即唐晓峰所说的“反而希望'四海会同''夷狄远服，声教益广'，也就是要与夷狄共天下”，由此显而易见得出的结论就是另外一句在谈及“中国”古代“疆域”时经常被提到的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原创】谈谈什么是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原创】谈谈什么是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一、天下是世界观而不是国家观。

某些人认为“天下”是古代中国的国家观，是指古代中国的范围，这是非常错误的看法。

天下，字义上的意思为“普天之下”，没有地理和空间的限制。

但在东亚民族中，准确说华夏文化圈内，天下之概念，伴随一定的秩序原理，为某个地域、民众、国家的世界观，是东亚民族对世界的专有概念。

就算对世界观不明确的地域民众，他们之“天下”的概念亦会根据一定的秩序成立着。

以古代中国的天下而言，就是特有的一种以中华文明为尊、为核心的世界观。

但是，无论是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还是东亚其他民族如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的天下，其范围都是远远超越了自身民族和国度的地域，而是包含着以本国为中心与周边国家、民族的尊卑关系的世界观认识。

具体而言，古代中国的天下，中国的天下概念，指被中国皇朝的皇帝主宰，在一定普遍的秩序原则所支配的空间。

“天下观”的基础是“东南西北中”的“五土观”，为天下中心的中国王朝直接支配之地域，被称为“夏”、“华”、“中夏”、“中华”、“中国”等，与周围的“四方”、“夷”等的地域作区别，这就构成了最早“天下观”的两大部分：一是内部的“九州观”，即由九州地域构成的中国，《尚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

二是外部的“四海观”，因“四夷”分布于“四海”，所以“四夷”也称“四海”，《尔雅·释地》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不过，若“四海”地域接受中国皇帝主宰的秩序原则，他们就被认可和接纳，即“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

”这就是中国先民一直强调用华夏文化改变周边各族，即孟子所说的“用夏变夷”。

由此可见，在古人观点中，“夷”不是天生的中国人,只是可以通过华夏文化的教化，而成为中国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观是指中国千年来所形成的一套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这一世界观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1. 天人合一：中华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生，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了“人道天道合一”的观念，认为人类社会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大自然。

2. 爱国主义：中华传统文化强调爱国主义精神，认为个人的幸福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相连，国家的兴衰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

中华文化鼓励个人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强调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联。

3. 仁义道德：中华文化倡导仁爱之心和道德操守，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和社会公德。

中华文化崇尚仁义道德，强调尊重他人、宽容与谦逊，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4. 尊师重道：中华文化崇尚尊师重道，强调对知识和智慧的尊重。

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师德高尚，一切知识和智慧皆应受到敬重和追求，提倡勤学好问、虚心学习和传承师道。

5. 和平共处：中华传统文化主张和平共处，追求和平与安定的世界。

中华文化强调以和为贵，鼓励人们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平相处，推崇不争不抢、和而不同的价值观。

这些核心思想和价值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承与弘扬，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观也具有普世价值，对于促进跨文化交流、建立和谐世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论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第一篇：论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论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谈近代之初国人的世界观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必须追溯到近代中国的“前代”，具体是指从1527年葡萄牙人来华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300余年间的历史。

在近代地理学传人中国之前，中国人对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

国人心目中的世界构想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人都是以“中国”与“四夷”(即四周世界)相对称，也就是用“中国中心”的世界坐标轴来认识世界，世界知识非常狭隘。

首先在地理世界观方面，中国人仍然认为“天圆地方”，“天处乎上，地处乎下。

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

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认为中国人的世界就是中国，而中国即天下。

而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仅限于中国的十几个省，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对中国以外的地区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示。

这种狭隘的世界地理观念极大限制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视野。

其次，在文化上是独放异彩的，是世界唯一的文明之国与礼仪之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形影相伴的“华夷观”。

依照华夷之辩，“世界”是等差有序的，整个世界划分为华夷两极。

中国是居天下之中的“天朝”，处于万方来朝的至尊地位。

夷狄通过朝贡制度定期向“天朝”朝贡，中国则负有教化恩典蛮夷的义务，并且“内中夏而外夷狄”是不变的天理。

这种畸变的世界观更加强化了中国传统的地理世界观，形成了“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

虽然在历史上外来文化也曾对中国产生影响，但终非主流，久而久之，中国上自统治者下至士大夫皆认为中国文化是天下最优秀的，形成了体系化、理论化的对外观念，这种模式的不断确认与推广，最终又形成了中国人一元世界观的思维定势，而不愿接受多国并存的多元世界观及国际观念。

这种支配从中国统治者一直到普通人的思维定势，对近代之初世界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行，完整意义上的近代世界观形成。

四大文明古国——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中国古人是怎样看天下的呢?古人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在天的下面，所以叫天下。

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就有了天圆地方的概念。

为什么天是圆的?因为没有人看到天中间有棱角。

为什么地是方的?因为古人很早就有了方向感，知道东南西北。

他们想象南和东之间一定有个角，所以地是方的。

这个概念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

地的周围是什么?是海。

由此引出一个“四海”的概念。

既然周围都是海，而且地有四个方向，那么周围就有四个海。

人住的地方又可称为四海之内，天下和四海之内的概念是差不多的。

“天下、四海、九州”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外部环境的认识但是四海之内那么大怎么办呢?战国后期人们设想，这个世界太大了，应该分开来管理，于是就出现“九州”的概念。

中原人住在九州之中的赤县神州。

所以我们今天经常用神州作为中国的代名词。

毛主席曾作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六亿神州就是指当时有着六亿人口的中国。

战国时候，有一个叫邹衍的山东人突发奇想，他认为，天的下面有九个州，每个州之间都有海，一个州里面又有九个州。

中国就是九九八十一个州的其中之一。

中国不是全部，还有更大的世界。

在两千多年前，一个足迹没有离开过山东的人，会提出这样的学说，靠的是丰富的想象力和逻辑推理。

很可惜，邹衍的大九州学说，除了司马迁把它记下来外，没有继续相传。

真正在中国实施划州而治的是汉武帝十三刺史部。

汉武帝管辖的范围北至大青山、阴山脚下，南至今天越南胡志明市，东至韩国首尔汉江一带，西至敦煌。

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管理这么大的地方是不容易的。

汉武帝就把除了首都以外的其他地方划分为十三个州。

每个州都派一个刺史，相当于今天的纪检组组长，专门督察地方官。

地域经过精细划分后，中国人关于天下的观念改变了吗?没有。

儒家提出一个观念，把天下分成一个个方块。

国君住的地方叫王畿，京城在中间，然后每隔五百里画一个方块，取一个名字。

一共有五服，在每一服里又分成一个个城市。

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以古代中国所绘世界地图为例的分析1584年，也就是明万历十二年，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到达广东的肇庆不久，在知府王泮的支持下，刻印了《山海舆地全图》，这是在中国刻印的第一幅依照西洋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

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它的意义并不是作为中国的第一幅世界地图，因为在它之前，中国也曾有过自己的世界地图，它的重要意义是，它改变了中国人心中、眼中的世界图像：在这幅地图中，人们生活的世界不再是平面的，而是一个圆形的，中国不再雄踞世界的中心，而是与很多国家一样，错落地分布在这个圆形的世界上，中国也不再占据了地图的大部分，四夷也不再是零星散乱的、仿佛不攀附在天朝的衣襟上就会坠落到地图之外的小邦，在广袤的世界上原来有这样多彼此相当的国家。

虽然，这幅图现在已经不存于世，可是，在十六世纪末，特别是十七世纪以后，根据这一地图的形制重新刻印或改制的世界地图却不断出现。

尽管连利玛窦自己都担心"他（皇帝）看见中国这么小，会大发雷霆，责怪我们蓄意在图上缩小中国，藐视中国人"，但出乎意料的是它却被万历皇帝看中，还令太监另外绘制大幅的《坤舆万国全图》进献，而且此后屡屡收入《图书编》、《方舆胜略》、《月令广义》、《格致草》、《地纬》之类综合知识类书，甚至《海防纂要》之类专门图书中，表明了这一世界观念正在悄悄地渗透和瓦解着中国人的"天下"、"中国"和"四夷"观念[图一：章潢《图书编》卷二十九仿照利玛窦世界地图所绘制的《舆地山海全图》]。

关于天地的空间格局，关于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安排，关于地域大小的图形描述，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学的问题。

利玛窦曾经意识到，他绘制的世界地图对中国人会有观念上的影响，"当他们看见自己的国家比起许多别的国家来是那么小，骄横可能会打掉一些，会屑于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 ，他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抛开大中华文化优越感而接受天主教的信仰，但是，这种通过地图瓦解中国中心的方式，其思想史的意义却比他想象的还要深远。

中国人看世界的世界观
《中国人看世界的世界观》
中国人的世界观受到了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刻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强调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和谐，以及个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种价值观导致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对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

首先，中国人看世界的世界观是以历史为基础的。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因此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往往受到历史的影响。

他们将世界上的事物和事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思考，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评价。

其次，中国人的世界观也受到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修养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

他们更倾向于注重和谐共处，而不是激烈的竞争和对抗。

此外，中国人的世界观还深受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人强调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和谐，追求和平与稳定。

他们更注重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相对而言对个人主义的追求并不那么强烈。

总的来说，中国人看世界的世界观是深刻的、历史的、文化的、价值观的。

这种世界观使中国人更注重和谐、稳定和发展，更看重历史、文化和人际关系，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和决策。

地理学与华夏世界观的构建刘宗迪【摘要】《尚书·禹贡》一直被视为华夏地理学的原典，呈现了一个华夏居中央、四夷处四方的华夏中心世界观。

《山海经》是一部较之《禹贡》更为古老的地理书，呈现了一个异姓方国杂然共存、一视同仁的世界观，这是一个较之《禹贡》的华夏中心世界观更古老的“前华夏世界观”。

战国时期，随着天下一统局面的呼之欲出，《山海经》的世界观被《禹贡》华夏中心世界观所代替。

秦汉以后，天下为郡县，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与《四夷志》并存，华夏居中央、四夷处四方的世界观格局成为固定的模式。

【关键词】世界观；地理学；禹贡；山海经；大九州；郡县地理学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１６－０８作者简介：刘宗迪，山东青岛人，文学博士，（北京１０００８３）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北京语言大学重大基础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编纂传统研究”（２０ＺＤＪ０４）一、《禹贡》与华夏世界观今天日常语言使用的“世界”一词，首先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指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由大地山川、草木鸟兽、国家民族、城市道路、文化制度等构成的大千世界，这是一个具体可感的地理世界，这个世界环绕在我们周围，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有一个位置。

①在此意义上所说的世界观，是指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包括对这个世界的真实认知和虚幻想象，也就是外部世界呈现在我们的心目中的样子。

②世界是客观的，而世界观是主观的，世界只有一个，世界观则千差万别，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民族、文化有不同的世界观。

世界观是历史的产物，是文化构建的产物。

世界观的构建特别体现于地理学，因为地理学就是认①②汉语“世界”一词源于佛典翻译，《楞严经》卷４：“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

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

”世指时间，界指空间，其义相当于汉语典籍中的“宇宙”，即《淮南子·齐俗训》所谓“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

“天下观”与“文化中国”的历史建构2002年11月第22卷第6期河北学刊HebeiAcademicJournalNOV.,2002V o1.22No.6“天下观”与”文化中国”的杜永吉,徐长安(南京政治学院,江苏南京210003)历史建构[摘要]自中华文明产生之初,它就逐步形成了一种融宇宙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思想”.”天”与”礼”是中国古代”天下观”中的两个核心理念.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天”被构建成为王朝政权合法性的来源,”礼”则成为”夷夏”之间相分相融的主要标准.正是对”天”的推崇和对”礼”的主动认同,使中原之”中国”和周边之”四夷”都以正统的中华自居,从而共同构建了一个”文化中国”.在近代以前,”文化中国”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民族问的交往与融合,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关键词]天下观;文化中国;历史建构【中图分类号]G02;G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2)06—0140—05一些西方学者根据中国疆域的发展史,错误地认为中国从历史上就是一个扩张的,侵略成性的国家,”中国是由征服形成的,既包括汉族侵占邻族的土地,也包括中亚的邻族侵占汉族的地区……在历史上,当中国面临人口的压力而又有扩张的余地时,它就扩张”[](.甚至认为,历史上的中国由黄河向南北扩张从而成为今天的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是通过武力侵略扩张的结果.这种判断不仅蕴涵着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还表现出对中国历史的无知.西方人用西方文明那套暴力扩张方式来看待中国,自然也就认为中国是由征服形成的.他们不懂得是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是文化建构了一个统一的中华,也正是因为文化才使中华民族在融合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像西方那样依靠武力对其他异民族掠夺和杀戮,靠的是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主动认同.这就是中华文化的魅力,也是中华民族历久不衰的奥秘.一,多重意义的中国我们今天国体意义上的”中国”在出现之初就具有丰富的含义,并在历史流变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一)地理意义的中国春秋之前,相比起大大小小的各地被分封的诸侯而言,中国就是指周天子所居的”国”(京师).从地理位置上讲,它位于各个诸侯国的中心,主要指黄河中下游周天子的直属区和诸侯中晋,郑,宋,鲁,卫等国.把天子所居的位置称为”中国”可能与古人的“方位意识”有关.根据古人的”方位观”,中央被认为是最尊贵的方位,是最高统治者当然的驻地.例如,<管子?度地>中的”天子有万诸侯也,其中有公, 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处”,就是认为天子应当位居于诸侯之中.根据这种方位意识,古人认为天子不但应居于诸侯之中,也应当居于”四夷”之中央.“中国”与”四夷”共同构成”天下”,这就是古代中国人最初想像出来的人类地理空间.自秦汉一统以来,地理意义上的”中国”随着王朝的更替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二)国体意义的中国国体意义上的”中国”一词.最初正式出现于中外签订的外交文件上.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界约>开首即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直到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才在汉文原本上出现了“中国”一词.辛亥革命胜利后,革命军于1911年10月11日在谘议局议定十三条重要方针,其中第二条即为:”称中国为中华民国.”[](PI30)至此,中国才成为它的正式简称,成为国家的代名词.1949年[收稿日期]2002—06—26[作者简介]杜永吉(1974一),男,江苏省邳州市人,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文化哲学与战略文化研究.徐长安(1948一),男,江苏省仪征市人,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14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体意义上的中国获得了最广泛的普遍性.(三)文化意义的中国除了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以及近代以来国体意义的中国以外,人们还倾向于从民族的和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内涵.台湾学者王尔敏在《中国名称及其近代诠释>中,认为先秦古书中”中国”二字共出现172次,基本上都是从地理意义,民族意义和文化意义上来使用的.冯友兰也指出,中国一词在古代文化意义最甚,民族意义最少,国体意义尚无[】(.古代中国人把中国与四夷相对称,他们认为”…中国‟与‟四夷‟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像近代社会中的‟民族‟那样一种依据血缘进行判断,并从法律上禁止逾越的界限”[】(引.他们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来区分”华夏”与”蕃,狄,戎,蛮”,并且不排斥”蕃,狄,戎,蛮”通过接受文化的方式成为”华夏”.”华夏”与”蕃,狄,戎,蛮”等少数民族都认同中华文化而以中华自居,持续不断的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这种通过”文化”的认同而形成的一个”中华”也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文化中国”.二,”天”与”文化中国”的正统性认同(一)”天圆地方”与中国早期世界观的建构在甲骨文的商王卜辞中,已可以看到”天”字的出现.对于古代中国人而言,”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实际的存在.”天圆地方”,”天似穹庐”,这是古代中国人对天的物质性想像.中国人对”天”与世界的直观认识,不仅导致了”天下”万物都来自于并且要服从于”天”的意志的主观结论,同时也导致了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下”的主观结论.在“天下思想”中,中国居于中央,与中国相对的四夷则处于四周,共同组成了天下,这就是中国早期的世界观.这种”天下”观在中国古代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尚书?大禹谟>记尧”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中庸>中有”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而<诗经?小雅?北山>则更明确地提出了着名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绝地天通”与天帝:政治合法性的神性色彩但是,在甲骨文当中,”天”的概念在很多场合是由”帝”字来表示的[】(P180).郭沫若曾指出,商代人以天为卜问对象,卜辞中的”帝”指的是至高神[】(一,这就直接把天与帝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文明起源早期,每个人都能够直接与天相通,只是后来通天被当权者所垄断,成为少数人祭祀的特权,这就是”绝地天通”.”通天手段在上古是王权的来源,到后世成为王权的象征”[】(P130),说明在夏,商,周代,祭祀和占卜都是王朝的重要政治行为,也是最高统治者的一种特权.天与帝的最终联系,表明帝的统治合法性的最终依据源于天或天命.帝之所以能够统治天下,是因为它受命于天,代表了天的意志,是天子.再加上”天圆地方”物质之天的影响,帝就成为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对人间实行统治.他统治的范围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周边的蕃,狄,戎,蛮等少数民族共同体.(三)”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以德赋天的民本思想“天圆地方”的天下只有一个天子,而天帝则是赋予天下统治权的惟一根源,这是殷人的天命观.尽管对上帝之天战战兢兢,虔诚崇拜,但是由于”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诞惟民怨……故天降丧于殷”[】(…酒浩>),殷朝最终还是惹得天怒人怨而被灭亡.殷的灭亡使周人认识到天帝并不能保证江山“本支百世”,”于万斯年”.要想”靡常”的天命不再转移,仅仅依靠上天是不够的.<诗经?大雅?文王> 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吸取殷人灭亡的教训,周人提出了”德”的理念,作为统治者”宜民宜人”的理论,从而使殷人的宗天观带上了更多的民本色彩.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8】(…大明>),周人对殷人的天命观所做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 “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僖公五年>).周人赋予”德”多方面的理论内涵.在宗教方面,”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识不知,顺帝之则”[8】(…皇矣>),周人使上天带有了道德的秉性.在政治方面,”民之质矣,El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8】(…天保>),提出了德治主义.在个人修养方面,”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8】(…蓼萧>),认为统治者自身修养要达到”德”的境界.其二,周人确立了”礼”文化.“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1o】(…曲礼上>‟周人制礼,实行礼治,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观念,既利用了天命观念深远的传统价值,而又于生活深多肃虑,在制度上及生活上体现了强烈的德礼自觉,从而奠定了汉民族文化德天并重的文化心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1】(…八佾>‟孔子终生以复周礼为己任,更为周人的德治思想所折服,并发展出一套德治仁政思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141之.”[11】((为政)‟他极力推崇有德之人推行道德教化来成就社会的和谐有序.(四)”天人合一”与”大一统”思想的形成秦汉以后,中国在实践上形成了统一的格局.秦王赢政把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由”王”改称为”皇帝”.”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总,美大之称也‟‟[12】(卷二‟;”帝,谛也,王天下之号‟‟[1,是”得天道者”.秦朝的统{台者平天下,定海内,已把他的视角从”中国”延伸至”中国”周边异民族的地域,即整个天下.公元前206年,刘邦做了新王朝的”皇帝”,从继承”皇帝”一事可以看出,汉王朝并没有将自己规定为一个”中国”的国家,而认定自己是纳”中国”周边地域在内的”天下”的正统继承者.在吸取秦亡教训基础上,汉代董仲舒构建了”天人合一”思想,这标志着天下思想与君主制相结合,从而奠定了中国历代王朝正统思想的基础.(春秋> 公羊学者董仲舒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天人合一论”,“天人感应论”和”天人三策”.所谓的”天人合一论”就是”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即天根据其意志创造了人,人的感情和性格都来自于天,人类社会的一切,均为天的意志.”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14】((为人者天”,政治权力发生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天”的意志.”天人感应论”的主要意思是,”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14]((必仁且知)).董仲舒认为,天子应当秉承天志,好仁德远暴刑,做一个仁爱人君,否则将会触怒天志,天将会通过灾异的显示来制裁暴君.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提出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一统”思想,从理论上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5】((董仲舒传”,就是通过思想的统一,以达政治的统一;通过军事的统一,以达版图的统一;通过文化的统一,以达到天下统一的”大一统”.(五)王朝更替及对天的诉求:天下观的最终确立“天”及”天意”被构造出来后,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就占有无上的地位.它不但规定着王朝更替的正统性,而且还对君主的合法性起着规范作用.作为正统性和合法性标准的是”德”,”礼”,因此,作为天子的君主必须要具有”天德”,维护礼教秩序,否则将会导致天怒人怨,发生”革命”.由夏到商的”成汤革命”,由商到周的”殷商革命”之所以发生,在于统治者丧失其”德”而致使天变其命.天下是由中国和四夷共同组成的,因此,作为”天子”必然要把德,礼推行于天下,王者之”德”同样也要适用于”蕃,狄,142戎,蛮”.<荀子?议兵>说:”尧伐鹱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因此,具有仁义之心的统治者,其”德”可及”四夷”至天下.<礼记?明堂>更是明确地指出,对”蛮夷戎狄”采取不”德”的行为,也可成为”天命”转换的理由.正是对作为正统性与合法性来源的”天”的倚重,统治者不断地建构着”天”和”天意”,来论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种对”天”及”天意”的诉求不但体现在中原王朝,就是作为四夷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同样如此.在”五胡入中原”的五胡十六国时代,胡人在北方建立了一系列政权.他们不但把构筑中华王朝当做自己的目标,还自称”皇帝”,并建立了自己的元号.”…建元称帝‟意味着‟革命创制‟,胡人的统治者都想通过‟建元称帝‟来把自己的政权建设定位于中国正常的王朝更替上.”[】(P8‟元号制度是汉武帝以来中华王朝特有的制度,采用元号制度,不仅证明了一个政权在政治上的自立,同时也证明了这些胡人政权继承了中华王朝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理念.胡人政权不仅在政治制度上实行汉制,还积极学习,普及中华文化.在其后的宋,元,明,清各个朝代中,少数民族无论是与中原王朝并存,还是入主中原,都认同汉制,以自己是中华的正统继承者自居.因此,自从中华文化天下观形成以后,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少数民族王朝,都把”以德统一天下”作为自己的目标,都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正统王朝,或以此作为目标.他们都把”是否有德,是否维护中华秩序”这一政治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标准作为王朝更替的标准,以”天之德”实行政治并实现天之德者取代”无德者”统治天下,是为天命,而这些标准正是“天下思想”的核心.从这里可以看出,正是中华文化的天下观所确立的天下秩序及政权合法性标准成为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共同遵循的标准.是中华文化把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共同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中国.三,”礼”:”文化中国”形成的文化纽带自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把”中国”,”华夏”与“夷狄”相对称.这其中有地理,民族的意义,但最为主要的还是文化意义上的区分.(一)夷夏相分,源于生产方式的不同<尚书?武成?正义>对”华夏”的解释是:”冕服采章日华,大国日夏.”如果从生产方式的深层意义上考虑,华夏实际上是与农业生产有关,华,夏,周,最初实际上都是被用来表示农业特征的词汇.在<国语?周语下>里有”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日…姒‟,氏日‟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一文,很明确地指出了”夏”与农作物生长的关系.成书于东汉时代的词典<释名?释天>的解释是,”夏,假也,宽假万物使成长也”.这里的”夏”,应当说是夏季能够促使农作物的成长.因此,华夏的词源直接来自于农业生产方式.与华夏相对称的夷狄,则表示着从事非农业生产的狩猎民族.”夷”字”从大从弓”,看上去好似表示狩猎民族的生产方式.从词源上考察,甲骨文中的”夷”字形式是直蹲之人,意思是与”中国”人的跪坐形式不同,这是一个表示狩猎民族生活方式的汉字.关于”狄”字,<说文解字>解释道:”狄,从犬从亦.”而在甲骨文中,”亦”则是一个人的正面形象,表示的是人与犬共同生活的游牧民族的特征.关于“戎”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戎,兵也,从戈甲”.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释诂>中说,”戎,大也”,它所表示的是狩猎民族的特征.…戎‟,‟夷‟,‟狄‟原来不过是表示游牧民族,狩猎民族的生活与生产方式的文字.换句话说,古代‟中国人‟对‟四夷‟的注意力,首先或主要是集中于对方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上.”[2](P33)因此,先秦时代的中国人把其他采用不同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人类共同体称之为四夷,所注重的只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行动方式和价值观,把着眼点完全放在了文化方式上.(二)”夷夏之辨”的文化内涵中华文化构建的天下观中,”中国”与”四夷”不可分割而联为一体.但是,”夷夏之辨”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却不绝于耳.这种辩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原王朝对待少数民族的一种矛盾心态.“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板)周取代殷后把古代的血缘关系强化巩固为宗法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周王自称为”天子”,即上天的长子,接受并管理上天赐予的土地和臣民.他是天下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他根据亲情血缘关系依次分封其他王子,次子为诸侯,卿大夫.这种通过亲情血缘关系而构建起来的宗法制度自然也就带有一种温情脉脉的色彩.四夷虽然也被纳入到”天下”之中,但”中国”之国与”四夷”之国的区别实质上源于血缘关系上的认识.宗法制下血缘亲情的远近决定了夷夏有别的观念,但是导致夷夏之辨的最直接原因还在于夷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对于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而言,从农业民族那里掠夺农产品.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补充手段.这种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导致中原地区产生了”戎狄豺狼”,”戎狄禽兽”等歧视异民族意识.这种夷夏有别的民族歧视观念随着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军事上的优劣度而成正比.历史上当中原王朝处于军事劣势之时.夷夏之辨也就会应声而起.外患最甚的北宋,石介就写了一篇<中国论>,竭力地宣称”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Pl16).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意识实质上是处于四夷军事压迫下的偏激反应.从文化层面来讲,华夷之辨还反映了中原地区对四夷违反天下秩序的一种不满心态.按照中华文化的天下观,天下应当尊卑有序,共同遵循着”礼”.那么”礼”究竟是什么呢?<礼记?曲礼上>解释说,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礼的实质是追求人际关系乃至天下秩序的和谐有序.游牧民族屡犯中原,强攻暴掠,在具有着卓越文化而又自命为天下中心的中原看来,是一种严重背离”礼”的愚蠢行为.孔子曾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1](…八佾)),说明他正是因为“夷狄”的不守秩序而产生对”夷狄”的藐视.(三)礼;夷夏相融的途径夷夏区别的标准在于是否遵循礼.四夷能够获得礼则成为华夏,相反,华夏丧失礼则会成为夷狄.因此,文化成为夷夏相分相融的主要标准和途径.一方面,它是以夏变夷的主要依据.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时,以夏变夷的意义在于”任德而不任力”,施行以”德”教化而避免使用武力征伐.孔子说过:”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11](…卫灵公)汉代儒者董仲舒也说过:”<诗>日, 有觉德行,四国顺之.……王者有明着之德行于世,则四方莫不响应风化,善于彼矣.”[1](…郊祭)‟历史上关于以夏变夷最激烈的争论发生在汉朝的盐铁会议上.由于在对匈奴及周边异民族的认识上存在根本不同,发生争论的法家和儒家在任德和任力的立场上也具有根本分歧.强调战争的法家人物视匈奴是“无信”,”无义”,”无礼”,”无德”,”百约百叛”的”贪狼”[17](<和亲),(世务)),而主张道德教化的儒学家们却说:”<诗>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未闻善往而有恶来者.……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17](…和亲)在这里,儒家所追求的”废力尊德”,”四夷顺德”和”四夷慕义内附”的最终目的,不仅在于中国的和平,还在143于追求以”仁”和”德”为纽带的天下秩序.另一方面,它也是少数民族用来对抗华夏中心主义的有力论据.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通过学习,掌握中华文化而以中华民族自居,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甚至入主中原而建立政权.这必然会引起一些汉人的民族忧患意识.”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18](P43D,这是王夫之对亡明的切肤之痛.清雍正帝则引用韩愈<原道>中的话来加以回应,”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只要拥有政治和文化的合理性,就是正统的王朝,这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对抗华夏中心主义的有力工具.夷夏虽然有别,但只是文化上的区别.通过礼的学习,夷可以变夏,而丧失了礼,夏可以变夷.因此,夷夏观最主要标准是基于文化而不是种族.是基于相互融合而不是冲突.总之,文化意义的”天”和”礼”的理念把”中国”和”四夷”共同构建成一个中华,也就是一个广义上的文化中国.对”天”与”礼”的文化认同,使中原地区的汉族与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都把自己视为中华.正是对”华夏_体”,”天下一家”这种中华意识的主动认同,致使不同民族之间不断地融合发展,从而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许多少数民族正是由于通过学习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把自己认为是中华的一部分,从而最终消融于汉族之中.由于融入了许多其他民族的基因.今天汉族人的血液中也流淌着其他民族的血液.中华文化也由于接纳了其他民族文化而得到了丰富发展.文化促成了多民族间的融合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因此,无论是从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来讲,还是认识和评价中国的文明史,文化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视角.缺少文化视角,我们可能会误解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历史关系.缺少文化视角,我们也许不能全面理解少数民族政权学习汉文化,推行汉制的历史意义.[参考文献][1]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寻求[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2]王柯.民族与国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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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中日两国对本国及世界的认识作者：宋威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11期摘要：鸦片战争之后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列强压迫的社会，而日本却逐渐兴起成为亚洲列强，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文章旨在分析中日两国对当时的本国及世界的认识。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日；本国；世界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既鸦片战争。

中国战败，清政府割地赔款，卖国求荣，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同时社会矛盾、革命任务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鸦片战争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也客观的给中国带来了些许进步的元素，如：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等。

但是，这没有改变中国被侵略、被压迫的命运，中国由此进入了极其黑暗的时代。

反观日本，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天赐之鉴”，开始积极准备与西方列强的预期接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加强海防、主张改革内政等。

这为日本后期的明治维新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那么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为何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我认为这是由于两国对当时的自身和世界认识的不同，所以也产生了后续发展的不同。

一、中日两国对本国的认识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在古代历史上，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

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丝绸之路、隋唐盛世……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中国文明为亚洲文明提供供给，亦是亚洲文明的中心。

古人很早就把中国看做是天下的中心，把周边民族或国家称之夷、蛮、戎、狄，产生了华夷思想。

由于周边国家的臣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常常是册封与被册封的隶属关系，中国成为册封体制的中心,外国使臣朝觐时都要跪拜磕头，这就更强化了“皇皇中华,四夷来朝”的思想。

中国又很早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体系,并且成为文化输出国。

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周围的地区，往往是中国给予文化的地区。

从编例看“前三史”四夷传的编次及民族观
《前三史》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史书之一，由《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组成。

《史记》是司马迁撰写的，主要记载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及其重大事件；《汉书》由班固完成，主要记录了西汉的历史；《后汉书》由范晔编写，主要记载了东汉的历史。

在这三部史书中，有一部分内容被称为“四夷传”，指的是用来记载中国周边四个主要民族（匈奴、南越、东夷和西域）的篇章。

这些篇章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对外交往和边疆管理的历史，对研究中国与周边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编次上，《前三史》的四夷传并不是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根据各个民族的地理位置进行编排。

具体来说，按照《史记》的编次，《四夷传》的篇目是：“匈奴列传”、“南越列传”、“秦越人列传”、“车师列传”、“康居列传”、“吐蕃列传”和“西域列传”。

而在《汉书》和《后汉书》中，四夷传的编次为：“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西羌传”、“西域传”。

这种编次的选择可能是基于作者对这些民族的重视程度和重要性的不同而做出的。

匈奴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游牧民族之一，与中国长期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因此在《前三史》中被放在第一位。

南越则是中国的南方邻国，与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地区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也被放在了较高的位置。

《前三史》中的四夷传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观。

尽管历史上四夷与中国之间并不总是和平相处，但史书对四夷的记载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偏见或敌视态度。

反而，《史记》中的四夷传多次赞扬匈奴等民族的勇武和智慧，同时也揭示了中国与四夷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东夷东夷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商朝、周朝时期，中原居民对黄河流域东部（海岱地区）居民的总称。

随东周时期，齐鲁等国在山东地区的多年经营，夷夏融合，东夷人被同化。

到秦汉以后，东夷多指居住于中国东方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琉球群岛等地的外族或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

东夷文化是中国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东夷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与中原文明不分伯仲。

东夷人是中国最古老文字、弓箭、礼制和金属的发明和使用者。

据《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商纣王派大军征伐东夷，使国力损耗，结果被周武王乘虚击败，商朝因而灭亡。

《左传》称：“纣克东夷而损其身。

”东夷文化东夷人的文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之一，而且可能是商代甲骨文的重要来源之一。

其中的“旦、钺、斤、皇、封、酒、拍、昃”，目前还在汉字中沿用。

据中国典籍记载，东夷人是弓箭的发明者。

《说文解字·矢部》载：“古者夷牟初作矢。

”《礼记·射义》中也载：“挥作弓，夷牟作矢。

”东夷拥有很高的陶瓷制作技术。

东夷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鸟形的陶瓷表明，东夷人以鸟为图腾，是一个崇尚鸟的民族。

东夷人同时也是中国最早使用铜和铁的部族。

龙山文化的研究表明，东夷人也是礼制的发明者。

龙山文化礼制表明其社会阶级和国家的形成。

中国学者俞伟超认为“如果4000多年前不发生这次大洪水，我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

考古发现后李文化（前6400-5700年）、北辛文化（前5300-4100年）、大汶口文化（前4100-2600年）、龙山文化（前3200-1900年）、岳石文化（前2000-1600年）。

东夷的来源东夷不但是东方的土著，有些也出自炎黄一系，如徐国国君追溯他们的祖先到颛顼、伯益。

《史记·赵世家》记载赵人、秦人始祖蜚廉、恶来、季胜也是东夷。

伏羲，又名太皞（昊），是传说中东夷族最早的领袖，活动区域在主要在豫东、鲁南一带，沿着古济水由西向东发展，在曲阜居住和活动。

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引言：对外关系的传统观点十九世纪末入侵中国的侵略者留下了比我们迄今知道的任何中文材料都更广泛的记载。

胜利毕竟使他们写出了大量的报道。

西方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现时能找得到的旅行家、外交官、传教士、记者等人物的大量通信、文章和书籍，对于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的开拓和影响，从许多方面作了记载。

另一方面，遭受侵略的中国人除了讲述一些海外奇谈、恐惧和灾难外，就没有什么其他记载了。

总的来说，外国入侵的历史是令人不愉快和蒙受耻辱的历史。

此外，直接了解这种情况的只是统治阶级、文人和官吏中的少数人物，至于平民，特别是与外国人共事的人，则不习惯于把他们的看法和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后世。

所以我们在考察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时，不得不主要依靠上流社会学者们的著作；这些人受过中国经典学说的彻底熏陶，因而最不可能背离对待外国人的传统态度。

另外，清代中国对待西方关系的观念，受到了占统治地位的、来自与中国本土根本不同的地区的满人所特有的某些考虑的影响。

例如，满洲的经济本来是以渔猎和畜牧业相混合为基础的半游牧业，这与中国定居的和农业的经济根本不同。

因此，满人在战略上特别重视与满洲具有某些共同基本特征的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游牧社会。

虽然从海上来的西方冲击对于任何一个中国朝代都会是严重的挑战，但因满人专心致力于北方游牧地区，这便妨碍他们努力去对付从东南来到中国的西方人。

此外，满人在文化上不同于汉人。

在满人统治中国的整个期间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和汉人的差别。

满人因为是异族，所以当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面临西方的入侵时，他们并不乐意提倡民族主义。

相反，他们心目中有他们自己皇朝的利益。

但是，随着十九世纪的流逝，由于满人渐渐汉化，这种满人特征便日益变得无关紧要了。

他们在十七世纪已经日益采用传统的汉人- 儒家制度；而在雍正1722年开始统治以后，他们的汉化加速了。

这种倾向在乾隆1793年给英国国王的著名敕令中表现得很明显，他在这道敕令中禁止西方派代表驻在中国国内，并且告诉英国人，我们是“无所不有”的。

中国千年外交与主流价值观念作者：袁南生来源：《同舟共进》2018年第12期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或说意识形态是上升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是统治阶级规范、动员和调整社会活动的思想手段，也是统治阶级解释和阐述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工具。

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是指导和阐释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影响外交的走向，外交运作反过来也影响意识形态的演变和发展。

影响古代外交的四大主流价值观念影响中国千年外交的古代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天下观。

所谓天子“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天下在古代国人眼里，既指中国，如在《管子》里，管子的“天下”，多指代周天子统治之下的范围；也指世界，先秦儒者邹衍等早认识到中国在地理上不等于天下，中国不过是九州中的一州（赤县神州）。

“天下观”是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同时体现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熏陶下，中国人对自己先进文化的自豪感，反映出中国与西方在看待世界问题上的巨大差别。

古代中国人认为中国就是“中央之国”“中心之国”。

二是夷夏观。

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认为天子不仅是中国的首领，也是四夷的首领。

如《史记》记载：“黄帝居中，四夷宾服。

”从夏商周直至春秋战国，在当时人民的观念中，诸夏”居中，四夷居边，故史称“内诸夏而外夷狄”。

所谓四夷也称“四裔”，也即华夏之外的夷蛮戎狄。

夷夏观主要是宣扬“夷夏之防”华夷之辨”的观念，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视中国为天下中心、人类文明的渊薮，周边四夷和远近邻邦理应如百川入海般前来朝贡，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为中华文化所同化。

这一观念自秦汉以来便深入人心，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势和心理积淀，其余绪直至现代仍有出现。

夷夏观同天下观互为表里，古代外交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哪一类天下，中国皇帝都是“天子”，都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负有抚驭、开化四夷的责任。

三是统一观。

即大一统文化。

大一统文化决定了追求和维护统一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