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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能见度再探抗战时期中国文物赴苏联展览之千回百折佚名
【期刊名称】《紫禁城》
【年(卷),期】2013(000)003
【摘要】二0一一年八月，个人曾于台北《故宫文物月刊》发表《路漫漫其修远兮——记抗战时期故宫参加之苏联‘中国艺展览会’及其文物归运》一文。
【总页数】20页(P14-3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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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淑敏
作者机构： 中国革命博物馆
出版物刊名： 中国博物馆
页码： 93-94页
主题词： 中国大使馆 艺术委员会 多夫 克拉勃 文化博物馆 建筑家 展览日期 中苏文化 筹备情况 文化协会
摘要： 苏联艺术委员会为加强苏、中两国间友好往来,促进苏联人民对中国艺术之精神及对抗日战争情况的了解,责成莫斯科东方文化博物馆主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经过近一年的筹备,于1940年1月3日,在东方文化博物馆开幕。
出席开幕式的有苏联艺术委员会主席克拉勃盛科、副主席洛多夫里科夫、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洛索夫斯基、中国驻苏大使杨杰及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苏联著名画家、建筑家、作家及外交人民委员会、全苏对外文化协会、艺术委员会等各机。
苏联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苏联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
当时，苏联的革
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带来了苏联艺术和文化的影响。
苏联的先进艺术理论和技术，对中国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20世纪初，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对中国的
文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风格强调艺术应该为人民服务，反映现实社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
中国的一些著名艺术家如齐白石、徐悲鸿等都曾前往苏联学习，他们将苏联的艺术理论和风格带回了中国，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苏联的建筑和设计理论也对中国的现代建筑和设计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苏联建筑师在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工作，他们的设计理念
和技术对中国的建筑和城市规划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例如，著名的“中山大学”建筑就是由苏联建筑师联合设计的。
在20世纪中叶，苏联对中国的艺术和文化影响进一步加深。
在1950年代，苏联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被邀请来中国交流，他们的作
品和理论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苏联的现代舞蹈、音乐等艺术形式也被引入中国，并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总的来说，苏联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艺术理论、技术、设计理念等方面。
这些影响对中国的艺术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表明了苏联和中国两国在文化交流方面的密切联系。
- 1 -。
苏联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苏联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可追溯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当时，一批中国艺术家前往苏联留学，接受了苏联先进艺术理念和技术的熏陶。
他们回国后，将所学应用于中国的美术教育和创作实践中，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
苏联对中国美术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师资培养和课程设置方面。
苏联的美术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将教学重点放在绘画和素描技巧的训练上，并强调学生对社会现实的研究和反思。
这些理念和方法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推广，对中国美术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国美术创作方面，苏联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面。
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强调艺术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关怀，要求艺术作品有强烈的社会意义和反映，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
同时，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也对中国的美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大量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和方法，成为中国美术创作的一种重要流派。
总的来说，苏联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美术教育到美术创作，都对中国的美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仅是技术和理念上的，更重要的是思想和精神上的启示，对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1 -。
民国时期中苏文化交流的盛会——记1936年苏联版画艺术
展览会
沈亮
【期刊名称】《艺术百家》
【年(卷),期】2016(0)6
【摘要】1936年初在南京与上海相继举办的苏联版画艺术展览会是当时中苏文化交流的盛事.展览会在举办期间吸引了大批政府要员、国际友人以及普通民众欣赏观摩,赢得一致赞誉.在20世纪3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恢复发展的背景下,苏联版画艺术展览会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卓有成效的组织,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并出版发行了高水平的成果.作为中苏交流的成功范例,苏联版画艺术展览会开拓了两国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为推动中苏关系的深入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总页数】3页(P225-226,257)
【作者】沈亮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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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对外美术交流展研究（1949-1966）新中国时期,美术创作的内容与形式严格地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一直延续并影响到新中国的美术创作。
然而,新中国时期美术的创作环境并非完全处于封闭性的状态。
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等外交政策的影响下,新中国有选择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美术展览交流,对新中国造型艺术的变革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力。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苏联成为新中国全面学习的对象,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方法成为新中国美术界学习的方向。
苏联在华举行的一系列油画、宣传画、版画等展览,成为新中国美术家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最直观、生动的学习对象。
本文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并对这种在苏联美术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方法所产生的利弊予以客观、全面的评析。
新中国时期的对外美术交流展,虽然以现实主义美术为主要交流对象,但来自各个国家的展览,其展品的内容与形式却是丰富多彩的,呈现一种多元化的面貌。
当时,朝鲜、蒙古、越南及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来华举办的美术展,作品的主题多以革命历史题材、社会主义建设为主,但包含在作品中的东方美学的价值或者西方元素的魅力是不能被遮蔽的,例如,越南的磨漆画展览、波兰的宣传画展览等。
一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美术展览也为新中国的美术家们展现了传统审美要素与现代艺术精神相结合的异域风采,例如印度阿旃陀壁画展、墨西哥壁画展等。
在同日本、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美术展览交流时,新中国美术界从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审慎地选择和引进具有民主性质的、“现实主义”类型的展览。
文章对当时新中国美术界评析西方艺术的“现实主义”标准进行了再讨论。
新中国时期的对外美术交流展,是在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组织、策划和宣传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首先,外国的来华美术展览为我国的人民大众打开了视野,也为美术家们提供了可供现场观摩、学习的机会;其次,通过向国际舞台或其他国家输出高质量的美术展览,不仅能够塑造国家的美好形象,也展现了新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和现代艺术的成就;最重要的是,通过国与国之间美术展览交流,可以紧扣当时的国际背景来传达友谊与和平的愿望,为搭建国际友谊的桥梁做出贡献。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记苏联版画展览会我记得曾有一个时候，我们很少能够从本国的刊物上，知道一点苏联的情形。
虽是文艺罢，有些可敬的作家和学者们，也如千金小姐的遇到柏油一样，不但决不沾手，离得还远呢，却已经皱起了鼻子。
近一两年可不同了，自然间或还看见几幅从外国刊物上取来的讽刺画，但更多的是真心的绍介着建设的成绩，令人抬起头来，看见飞机，水闸，工人住宅，集体农场，不再专门两眼看地，惦记着破皮鞋摇头叹气了。
这些绍介者，都并非有所谓可怕的政治倾向的人，但决不幸灾乐祸，因此看得邻人的平和的繁荣，也就非常高兴，并且将这高兴来分给中国人。
我以为为中国和苏联两国起见，这现象是极好的，一面是真相为我们所知道，得到了解，一面是不再误解，而且证明了我们中国，确有许多“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2〕的必说真话的人但那些绍介，都是文章或照相，今年的版画展览会，却将艺术直接陈列在我们眼前了。
作者之中，很有几个是由于作品的复制，姓名已为我们所熟识的，但现在才看到手制的原作，使我们更加觉得亲密。
版画之中，木刻是中国早已发明的，但中途衰退，五年前从新兴起的〔3〕是取法于欧洲，与古代木刻并无关系。
不久，就遭压迫，又缺师资，所以至今不见有特别的进步。
我们在这会里才得了极好，极多的模范。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内战时期，就改革木刻，从此不断的前进的巨匠法复尔斯基(VFavors—ky) 〔4〕，和他的一派兑内加(ADcincka) 〔5〕，冈察洛夫(AGoncharo v)〔6〕，叶卡斯托夫(GEcheistov) 〔7〕，毕珂夫(M Piko v)等，他们在作品里各各表现着真挚的精神，继起者怎样照着导师所指示的道路，却用不同的方法，使我们知道只要内容相同，方法不妨各异，而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
兑内加和叶卡斯托夫的作品，是中国未曾绍介过的，可惜这里也很少；和法复尔斯基接近的保夫理诺夫(PPavli nov)的木刻，我们只见过一幅，现在却弥补了这缺憾了克拉甫兼珂(AKravchenko) 〔8〕的木刻能够幸而寄到中国，翻印绍介了的也只有一幅，到现在大家才看见他更多的原作。
艺展背后的政治:二战期间，中国艺术品为何要到苏联展览
1940年1月4日，中国艺术展览会（简称中国艺展）在苏联莫斯科东方文化博物馆开幕。
展品部分来自中国政府提供的古今艺术珍品，其余的是苏联国家博物馆馆藏的中国文物。
（《莫斯科中国艺展》，载《国民公报》1940年4月18日）
这次展览苏方高度重视，外交人民委员会、全苏对外文化协会、苏联艺术委员会负责人、艺术家代表，以及中国驻苏大使等出席开幕式；当晚，全苏对外文化协会举行酒会，苏联艺术委员会副会长致词，称此次艺展是“超乎文化艺术范围的，而且是证实两国人民友谊的具体表示，在苏联单独举行友邦的文化或艺术展览会，中国艺展向为创举，中苏两国人民的相亲相敬不自今日开始，它们已有了传统的根源。
”
展展馆有一个大厅和十七个展室。
进门正厅墙上一壁烫金大字，摘自1925年孙中山弥留之际致苏共遗书：“……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
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右边的列宁语录写道：“伟大中国的民族，不仅善于哀悼自己长期的奴隶身份，
不仅善于幻想，而且更是善于与长期压迫中国的敌人奋斗。
”左边是斯大林语录：“我们现在同情并将来亦同情中国人民为解脱帝国主义者压迫而斗争的中国革命。
”（胡济邦：《受苏联人民热烈欢迎之“中国艺展”》，《中苏文化》1940年第6卷第4期）以上文字，谈的都是国家政治，几乎看不出与艺术的关系。
五个月前（1939年8月），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四个月前，德国突袭波兰，英法对德宣战；苏军则从东边进入波兰，攻占芬兰……欧洲战争爆发，加快了世界两大阵营的分化组合，受到“苦撑待变”的中国政府的欢迎。
因此，这次“中国艺展”就不仅仅是文化交流。
展馆入口陈列着数十幅反映中国军民抗战的照片，如妇女救护队前线服务，为战士缝补衣服，儿童献金等。
展室陈列着安阳殷墟的发掘品及周汉的青铜器玉器石像及古石棺拓片等，还有历代雕刻、刺绣、织锦、瓷器、漆器、木器、折扇、景泰蓝及妇女首饰等；展出的绘画，全是国宝，如唐李昭道(李思训之子)《洛阳宫》、周舫《贵妃出浴图》，五代后唐李赞华《丹枫呦鹿》，宋赵昌、崔白、苏汉臣、马远等人画作，元钱选《牡丹》、赵孟頫《鱼兰大士像》、王蒙的山水，明吕纪的花鸟、仇英的工笔《诗家之史》，清王翚《临关仝山水》、恽寿平《禹之古柏》、陈枚《清明上河图》等，及时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程本新、吕凤子等人的国画，吴作人、许九麟、吕斯百等人的油画，江涛的水彩画、丰中铁的木刻画等。
此外，博物馆楼上的展厅及楼梯两侧还陈列了中国各种民间艺术品和宫廷艺术品，包括地毯、建筑图案、
宫廷服饰、头饰、折扇、陶瓷用具、树根雕刻等。
（胡济邦：《备受苏联人民热烈欢迎之“中国艺展”》,《中苏文化》1940年第6卷第4期）
莫斯科历史文化博物馆
莫斯科刮起中国炫风，展览开幕五天观众即突破7000人，三个月后达到五万多人。
主办方还举行了多场中国艺术讨论会。
苏联《真理报》评此次展览“非但在艺术上具有伟大之价值，抑且足以表示中苏两大民族具有如何之友好关系，苏联各界人士，对于争取国家独立之中国人民之生活如何关切也。
”国内媒体《新民报》《中报》《国民公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多家报纸也进行了大幅报道。
《商务日报》介绍，“苏联最老之画家格拉巴称，苏联人民对于为国家独立而战之中国人民寄以无限之同情，中国之历史充满灿烂之文化与伟大之艺术，苏联人民对于中国悠久之历史莫不感觉深切之兴趣，中国政府此次特运其艺术珍品来苏，俾吾人得知中国艺术发展之历史，盛意隆情，至深感激云云……”（转引自《国民公报》1940年4月22日）《中央日报》报道：“今兹之艺展，必能引
起苏联各界之注意，而尤能有助于中苏两大民族友好联系。
”（《中央日报》1940年1月6日）
这次展览由苏联全苏对外文化协会主办，中方对口合作的机构是中苏文化协会（简称中苏文协）。
中苏文协为国府立法委员张西曼等联络部分留苏同学所筹创，1935年10月25日在南京华侨招待所成立。
立法院院长孙科被推选为协会主席；名誉会长有蔡元培、于右任、陈立夫；理事梁寒操、王陆一、傅秉常、徐恩曾、徐悲鸿、张西曼等；张西曼兼任常务理事。
协会拟开展两国学者互访，举行中苏文化讲演及展览，赞助两国人士相互留学、考察游历等，出版刊物，设立图书馆等项工作。
孙科在成立大会上讲：“我们要以这机关为媒介，把中国的文化同苏联的文化时常作相互的沟通，俾两国文化得以巩固和发扬；同时并求促进两国国民之间的友谊，使之互相了解，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
民国政府立法院院长、中苏文协会长孙科
此前的中苏关系，犹如西伯利亚覆盖着的寒冰。
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华断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渐发展成为远东的战争策源地，构成对亚洲国家的威胁。
基于此，苏联向中国提
议恢复邦交关系。
1932年12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同意与苏联复交，拟携手制日。
中苏文协应运而生。
会长孙科在国民党上层，亲苏立场自北伐时代一直到抗战后期，二十年无改，圈子里的绰号叫“孙科诺夫”。
常务理事张西曼曾在北大、中央大学教授俄文，两度赴苏考察，回国后两次面见孙中山，对其联俄联共、改造国民党等政策的制定，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人们戏谑他叫“西曼诺夫”。
于是，中苏文协是国内亲苏派的大本营。
1936年出版会刊《中苏文化》杂志，又在国内张罗苏联美术展。
1月11日，苏联绘画展在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开幕；后移展上海，孙科、蔡元培、徐悲鸿等，及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皆到现场致辞。
（《申报》1936年2月23日）鲁迅曾前往观展，并当场定购三幅作品。
他在2月24日的《申报》上撰文《记苏联版画展》，力赞其“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表现出了“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是艺术家们“照着导师所指示的道路，却用不同的方法”创作出来的“真艺术”。
（《申报》1936年2月24日）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
中国亟需得到包括苏联在内的广泛的国际支持。
苏联也把支持中国抗日，牵制日本、遏止其北上，视为远东战略大布局。
1938年1月，孙科代表中国政府并作为蒋介石的特使赴苏谈判，受到欢迎。
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党政军首脑会见孙科，签订了两笔各为5000万美元的贷款。
孙科认定，“苏联是给予中国援助的唯一国家”。
8月20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中苏互
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时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1939年４月７日，孙科再次访苏，商洽第三笔苏联援华贷款。
斯大林表示“苏联极愿照办，没有什么问题”，慨然同意提供1.5亿美元的军火贷款，利息３％，以农矿产品各半偿还，甚为优惠。
苏联还提供了很多的人力支持。
从1937年到1940年苏德战争爆发期间，来华的苏军顾问300多人，飞行员2000多人，桥梁、航空专家和医生等工程技术人员3000多人。
此时的中苏文协，以文化为舞台，起到了政府外交起不到的作用。
1938年6月初，选送由国际宣传处征集得的60多幅抗战漫画精品到苏联展出。
1939年春，迁至重庆的中苏文协筹组了中国抗战艺术展，邀请郭沫若、范寿康等为征集委员。
5月，中国抗战艺术展览在苏联举行，展品包括木刻、图画、照片、书籍、杂志等。
5月4日《新蜀报》发表长虹的署名文章《中国文化在苏联》：“这个展览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在今日的世界上有没有第三个民族能够给这样一个展览会提供出相同的内容呢？没有的。
中国却这样做了……我们的成功的一点，艺术不只是艺术，而且是行动，是原则。
因此，今年五月在莫斯科展览的不只是我们的艺术和文化，而是一个新的中国。
”（长虹：《中国文化在苏联》,《新蜀报》1939年5月14日）如果说这之前的文化交流活动还只是铺垫，1940年初在莫斯科开幕的“中国艺展”则如前述，已是鲜花似锦，盛况空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