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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中的华人》：海外华人史的重新书写作者：廖欣欣来源：《文学教育》 2020年第23期廖欣欣内容摘要：《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是美国汉学专家孔飞力在海外华人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该书试图打破西方“冲击——回应”说以及“中国中心观”的视角局限，将中国近代史与海外华人史相结合，揭示近现代海外华人面对他者的适应和生存以及移民过程中的艰辛与复杂，将海外华人研究抬至另一个高度。
关键词：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海外华人华人移民史美国著名汉学专家孔飞力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是其在海外华人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该书试图打破西方“冲击——回应”说以及“中国中心观”的视角局限，在中国近代史与海外华人史相结合的方面做出尝试与示范，以时间跨度之大、涉及地域之广，揭示近现代海外华人面对他者的适应和生存以及移民过程中的艰辛与复杂。
一.海外华人纳入华人群体不同于孔飞力以往的著作，其选择以一个更大的视角看待中国。
从书名可知，孔氏将华人笼统作为一个整体分析，而与华人相对的即是他者，包括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殖民统治者和当地人。
在他者眼中，将海外华人视为单一群体；而海外华人自身生活在非华人群体中且受其统治管理，民族自豪感也使其与他者区分开来。
虽然海外华人因为早期的迁徙大部分已经定居和移民他国，成为政治意义上的非中国人，但其与中国仍有文化层面上的共鸣。
因此，书中所体现的泛华人主义是在其全球化视野下所产生的。
为了将海外华人纳入华人群体进行整体研究，本书对于“安土重迁”这一传统概念进行重新诠释，以探究海外华人与中国之间在文化方面的共性。
中国统治者为保证人口、经济以及政治的稳定和繁荣，施行各种政策固定人口，因此“安土重迁”成为中国人的标签并被西方学者所接受。
但孔氏从“海禁”的具体贯彻情况对这一概念提出质疑并作出新解：从物质上，因为沿海地区民众需要和依赖移民所带来的收入，促使选择和坚持这条出路的人越来越多。
从精神上，该概念具有空间和时间意义上的延伸。
“非洲与非裔流散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研讨会”综述作者：聂韬刘敏来源：《外国语文研究》2020年第02期内容摘要：2019年12月中旬，“非洲与非裔流散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中国中非语言文化比较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本次会议宣告了中非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的成立，并围绕非洲与非裔流散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
主要议题包括非洲和非裔流散文学经典研究、作家作品的传播与批评、非洲及非裔文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等。
会议还就中非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成立之后的学术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非洲与非裔流散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研讨会;非洲文学;非裔文学;中非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2019年12月13-14日，“非洲及非洲流散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中非语言文化比较研讨会”在成都顺利召开。
本次会议是由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中非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等主办，《外国语文研究》、《山东外语教学》、《语言教育》等单位和杂志联合协办。
此次研讨会由三个部分的主题报告和三个分会场组成，有来自国内外40余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10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大会，针对全球化背景下非洲和非裔流散文学经典的学术研究路径展开分享与讨论。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中非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的成立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会长吴笛教授在会议上宣读了二级学会中非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成立的文件。
他高度肯定了我国当下学者在非洲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并指出，研究非洲文学需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重新审视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期盼在学会有力的组织下，中非语言文化比较研究领域将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中非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会长谭惠娟教授发言指出，该研究会的学术领域并不只限于非洲本土的语言文化和文学思想，还包括流散到世界各地的非裔文学家、批评家、思想家、理论家和哲学家，因此具有跨学科性、泛非性和世界性等特点。
本次会议多篇论文从叙事学、哲学、比较文学、历史学等角度切入，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对非洲及非洲流散文学经典研究的话语门阀统治，体现了本次会议的学术前沿性和思想深度。
中国非洲人文交流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非洲逐渐成为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合作伙伴。
中国非洲人文交流日益活跃，既促进了中非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也为中非关系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历史背景中国与非洲的人文交流源远流长，可追溯到数百年前。
早在公元7世纪，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就将中非两地联系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非人文交流丰富多样，包括文化、教育、艺术和体育等方面。
二、教育交流教育是中非人文交流的重要领域之一。
中国政府设立了许多奖学金项目，为非洲学生提供在中国留学的机会。
这些留学生不仅在中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还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为中非友好合作积累人才资源。
同时，中国也派遣大量的教育专家和志愿者到非洲国家，开展教育交流和援助项目，推动非洲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文化交流文化是中非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
中非音乐、舞蹈和戏剧等传统艺术在两国间频繁交流。
中国艺术团体定期访问非洲进行演出，非洲文化代表团也有机会在中国展示自己的文化特色。
此外，中非图书馆和文化中心的建设也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
四、体育交流体育交流是中非人文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
中国政府在非洲国家兴建了多个体育设施，为非洲人民提供了锻炼和参与体育活动的场所。
此外，中国还派遣教练员和体育专家到非洲开展培训和指导，提高非洲体育水平。
中非两国也经常在足球、田径、篮球等项目上进行友谊赛，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五、媒体交流媒体是中非人文交流的重要桥梁。
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渠道，中非两国传播着彼此的文化和价值观。
中国电视剧、电影和音乐在非洲享有很高的人气，非洲作家的作品也在中国广泛传播。
媒体交流促使中非两国人民更加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
六、未来展望中国非洲人文交流在未来将继续持续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非洲大陆的发展潜力，中非合作将变得更为密切。
双方将继续加强教育、文化、体育和媒体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为中非友好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2001年第3期南洋问题研究 No.3 2001 （总第107期）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General No.107中国有关马来亚华人妇女的史料介绍范若兰 摘要：文章介绍中国有关马来亚华侨华人妇女史料，即官方档案、史料汇编、报刊杂志、游记、考察报告中有关新马华侨华人妇女的记载。
关键词：华人妇女；史料；马来亚中图分类号：D634.3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８５６（２００１）０３－００７１－０９对妇女史研究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研究视角、理论重构和发掘史料，“传统的历史编纂不仅是由于无意，而且有时是系统地将妇女排除在‘普遍的’或‘总体的’历史之外。
”[1]这是因为传统史学的视角其实是男性中心论，偏重的是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等男子起主要作用的领域，史料记载也以男性的活动为主。
妇女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她们的活动被历史记载和统计所忽略。
在研究马来亚华侨华人妇女史时，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研究主题和史料记载也主要是男性的事迹和活动，因为近代海外华人社会一向由男子占主导地位。
在政治领域，他们是侨领，在经济领域，他们是成功的商人，在各种会馆中，他们包揽了所有职务，在家庭中，他们是家长。
当人们用传统史学方法研究华人华侨史时，妇女自然被忽略。
我们研究马来亚华人妇女史，就是要“恢复妇女在历史中的地位，为妇女重建我们的历史。
”[2]当我们将性别视角引入华侨华人史研究时，我们也要对浩瀚的史料重新进行爬梳整理，尤其要注重人口统计、户口调查、口述访谈等资料，运用阶级和性别分析方法研究新马华人妇女的阶级构成、教育状况、经济活动、社会参与、婚姻构成、生育情况和生活状态。
从而不仅“将妇女添加到历史中”，还要“用妇女来修正历史”。
[3]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华侨华人史中加入妇女史的内容，还要通过对新马华侨华人妇女社会、经济、政治活动和婚姻家庭生活的研究，重新评价新马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的一些问题。
华侨华人历史文献概述与搜集利用文献是一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史实和经验, 通过某种载体表现为文字、图形、音像资料等。
广义的历史文献包括记录自然界的变迁以及最初人类活动发展的过程，其年限为过去，其载体类型可多样化，其地理范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
［1］本文所论述的华侨华人历史文献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各类华侨华人相关的图书、期刊报纸、档案资料以及华侨华人使用的纸质实物资料。
1 华侨华人历史文献概述华侨华人历史文献资料的类型主要有图书、期刊报纸中的论文及报道、各类档案资料及纸质实物资料等，现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形成的历史时期以及各自特色作一概述。
1.1 新中国成立前图书这一部分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以鸦片战争为分水岭。
其一为鸦片战争之前的正史、野史、笔记、游记中相关的海外华人研究资料。
中国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自秦汉到唐宋，东南沿海的边民就已经前往东南亚一带进行商贸活动，加上元明时期逃避战祸的难民，构成了早期华侨的主体。
明代的正史和游记对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多有记述。
《明史•外国卷》中记载“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说明华侨华人已逐渐深入菲律宾内地定居。
明代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和巩珍著作分别为《瀛涯胜览》《星槎胜鉴》和《西洋番国志》，详细地描述了爪哇岛北部、苏门答腊南部和加里曼丹西部等沿海地区中国移民村落的生活境况。
成书于17世纪明代福建漳州人张燮的《东西洋考》一书，确切记载了17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屠杀侨居在马尼拉的华侨华人及当地华侨华人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斗争事迹。
清代有关海外华人的记载更多，代表作有谢清高的《海录》、王大海的《海岛逸志》、陈洪照的《吧游纪略》等。
其二为鸦片战争之后的著作。
晚清政府派往各地考察的使节及后来设置使领馆官员的相关记述，如张德彝的《航海述奇》记录了越南、新加坡等地旅居华人的情况；郭蒿焘的《使西纪程》登载了关于东南亚华侨的记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提到加利福尼亚的华侨约有8万～10万；薛福成、刘锡鸿、曾纪泽、蔡钧、张荫桓等外交官员分别在他们的出使日记和相关著作中描述了对澳洲、东南亚、日本等地的华侨生活。
中国载籍中非洲史资料汇编问题漫议许永璋【内容提要】 中国历代载籍中保存着不少有关非洲历史的资料。
张星火良、向达、艾周昌三位学者曾对这些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注释,取得了很大成绩。
笔者建议在此基础上,编撰一部从古代到近代、系统全面的《中国载籍中非洲史资料汇编》。
【关键词】 中国载籍 非洲史 资料汇编【作者简介】 许永璋,1935年生,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历史系教授。
主要研究世界史、亚非史特别是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
在古代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方面的主要论文有:《三兰国考》(《西亚非洲》1992年第1期)、《老勃萨国考辨》(《文史哲》1992年第2期)、《层檀国试探》(《世界历史》1993年第5期)、《蠃洲新探》(《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等。
通信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大学文博学院;邮编:450052。
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虽然史料并不等于史学,但是如果离开了史料,史学也就无从谈起。
我国的非洲史研究,尤其是对非洲古代史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
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缺乏这方面的史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就整个非洲史来说,近现代的历史资料相对多一些,搜集起来也比较容易,而古代史资料的搜集则难度较大。
在希腊、罗马时期的史学著作中,可能包含一些古代北非的史料;阿拉伯人进入非洲后,也留下了一些古代北非、西非和东非的史料。
除此之外,在我国历代载籍中,也保存着不少有关非洲的资料。
这些资料对于研究非洲古代史和近代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例如,《魏略・西戎传》和《后汉书・西域传》中有关大秦国的记载,对于研究埃及古代史就是非常珍贵的史料。
又如,杜环的《经行记》中所载摩邻国的情况,对于研究摩洛哥乃至北非的古代史,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所载拨拔力国的情况,对于研究索马里乃至非洲之角的古代史,其史料价值显而易见。
再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关于层摇罗国的记载,无疑是研究14世纪桑给巴尔乃至东非地区历史的珍贵资料。
我国史学工作者历来十分重视对中国载籍中非洲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校勘和注释,并且取得了很多成果。
由于地理的距离，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中国与非洲很长时段处于间接接触状态。
尽管这样，两大文明之间交光互影仍在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持续地进行，双方均相互受益。
中国受益方面，玻璃、炼糖、天文学、机械制造技术、医学、杂技艺术以及非洲动植物的引进等，均对中国本土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亚历山大城的罗马玻璃技术可能对中国玻璃技术有重大影响。
隋唐时期中国纳钙玻璃器显著增多，与铅玻璃器并存，是西域制造方法明显影响中国玻璃器制作的证明。
宋代进口大量伊斯兰玻璃器皿，明显推动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发展。
埃及的炼糖技术在元代传入中国，中国人终于学会了精炼食糖的方法。
埃及天文学家依据浑天仪和方位圈的实测结果，制定了哈基木历表，修正当时通行的历表。
哈基木历表于元代传入中国，对中国天文学家郭守敬修订历表帮助颇大。
元以后中国天文仪器走向巨型化，也受到埃及和阿拉伯天文学的影响。
埃及发明创造的桔槔、曲柄和制锁工艺可能对古代中国机械技术的发展有所贡献。
埃及的制刀技术所达到的水平引人注目。
元顺帝时期，埃及等地生产的刀弓、锁子甲曾被作为进献的贡品。
阿拉伯医学十分发达。
埃及犹太裔药学家阿塔尔1260年在开罗完成《官药手册和贵人宝鉴》的编写，此书在穆斯林东方地区很流行；曾在北非行医采药的贝塔尔编纂的《医方汇编》，则是当时最完备的医方大全。
元代编译《回回药方》便是以这两部医典和药典为主要依据。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就与拥有悠久杂技史的埃及有杂技交流。
犂靬的杂技魔术在汉武帝朝廷上表演，给生性喜欢喜庆欢乐的中国人增添了生活情趣。
非洲地处热带，有些源于非洲的动植物在中国原生产史和习俗演变史上曾起过重大作用或扮演不同凡响的角色。
非洲受益方面，包括输入了丝绸、瓷器、中国“四大发明”等。
自从公元前三世纪从中国辗转万里运来丝绸，成为衣料极品，地中海世界的服饰文化便在中国丝绸的渗透下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
除丝绸外，中国另一项发明──瓷器通过海路向非洲涌来。
瓷器和仿中国瓷器的埃及陶器构成了中古埃及饮食文化和陶瓷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中埃之间陶瓷文化的交流和切磋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
西亚非洲(双月刊)1999年第2期学术动态非洲华人华侨史的外文史料及其利用李 安 山 华人移居非洲大陆和邻近岛屿源于清朝。
我国对非洲华人华侨史的研究十分薄弱,为数不多的研究文章以及汇编的史料亦多限于早期南非华工情况或国外学者的译著。
本文拟对非洲华人华侨史的外文史料(英文和法文)和研究状况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前辈。
值得说明的是,笔者虽然在英国国家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和加纳国家档案馆(Ghana National Archiv es)作过研究,对这两国的档案分类略为熟悉一些外 ,对其他国家档案资料的分析只能依据间接资料。
关于非洲华人华侨史的外文史料 有关此研究课题的外文史料主要包括以下两种:原始资料包括官方资料、当地报刊、个人回忆和观感等;间接资料则主要是指外文论著中引用的资料。
(一)原始资料1.官方资料 官方资料包括未发表的政府档案和已公开发表的官方文件。
(1)未发表的政府档案。
所有华工或华侨生活过的国家均有这类资料。
以英国为例,主要有英国外交部文件(即编号为FO的文件)和英国殖民部文件(即编号为CO的文件)。
例如,英国外交部文件367(FO367)是“非洲/总论,1906年”类,第16号档即有一份《德兰士瓦中国商人的请愿书(1906年9月27日)》的文件,提供了当时德兰士瓦以经商为业的华人为争取生存权利而抗争的资料。
又如殖民部文件291(CO291)是“原始信函——德兰士瓦总督致英国国务大臣,1902～1907年”类。
1904～1907年正是南非招募华工最活跃的时期,这些信函中即有一些关于中国劳工的资料。
此外,当时英国政府或公司主要将华工引入各殖民地从事各种工程建设。
因此,殖民部的档案至关重要。
以黄金海岸(今加纳)为例。
我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曾专门查阅过殖民部文件第96号档(CO96),这是黄金海岸的档案分类号。
我曾见过黄金海岸殖民总督致英国殖民大臣函,表示已接受了华工。
中非历史文化交融的过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中国与非洲之间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但是，收益归收益，中非之间的历史文化交融也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将从历史、文化和人文三个方面探讨中非之间的交融。
历史交融早在唐朝时期，中国便与非洲保持着贸易往来，交流渠道主要是通过海路和陆路。
唐朝时期中国向东非出口锦绣、铁器、玉器、瓷器等工艺品。
可见，早在千年前，中国与非洲就已建立了贸易往来和友谊。
宋朝时期，中国和非洲的相互交流更加频繁。
在此期间，中国的科技先进程度领先世界，为世界提供了很多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就是洲际贸易活动的重要基础。
同时，宋代的绸缎、瓷器、茶叶等产品也进入了非洲市场。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已经开始融合。
到了明清时期，中非之间的交往更加紧密。
明代的郑和航海，为中非双方建立了更为广泛的联系。
郑和航海从中国勘察观测动物和植物，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宋朝的凤翔府儒生吕思危逐水草南马上，漫游陆地，并写出《外国游记》一书，对中非交往史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文化交融文化交流是一个文明的交融过程，历史上中非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多姿多彩。
在宗教文化方面，伊斯兰教在唐朝时期就已传入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兴的宗教渐渐走入中国的民众视野，成为中国与中亚、西亚、非洲人民交往的纽带。
另外，由于中国曾是南海、东海和印度洋市场上的玻璃制品主要生产地之一，唐宋时期的瓷器、翡翠等也在中国的贸易往来中被广泛利用，因此，中国的制陶、制玉、制瓷技术不仅在东亚、南亚、中亚等区域影响深远，也在非洲市场占据了重要地位。
此外，中国和非洲还在诗歌、文学、绘画、音乐和戏剧等领域展开了广泛的文化交流。
中国的古文学、绘画艺术、剧场艺术等，为非洲文化创作提供了灵感和素材；同时，非洲的音乐艺术、舞蹈艺术、雕塑艺术等也为中国艺术创作注入新元素。
尤其是在饮食文化方面，中非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非洲各国的“双面人”、中国的“烤鸭”和“火锅”等菜品，在两个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融合，创造出了更多美食的魅力。
人类与非洲大陆了解非洲的历史和文化思考发展援助的有效性人类与非洲大陆：了解非洲的历史和文化，思考发展援助的有效性近年来，非洲大陆日益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之一。
其丰富而多样的历史和文化深深吸引着人们的兴趣，同时也引发了对于发展援助的讨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人类对非洲的了解程度，以及思考发展援助在非洲大陆的有效性。
第一部分：非洲的历史和文化非洲大陆作为人类的发源地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从埃及的古老文明到木骨文的出现，非洲见证了人类社会的演进和发展。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非洲也经历了殖民统治、奴隶贸易和种族隔离等不平等和残酷的历史事件。
这些历史背景塑造了非洲独特的文化，包括多样的语言、宗教、艺术和音乐等。
然而，在人类对非洲的认知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解和偏见。
这主要是由于信息传播的不对称和文化差异造成的。
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非洲的历史和文化，通过学习和交流来打破对非洲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第二部分：思考发展援助的有效性发展援助是国际社会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的目标而提供的资源和支持。
在非洲大陆，发展援助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然而，我们必须深思发展援助的有效性，并考虑如何使援助措施更加有利于非洲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有效的发展援助应该注重可持续性。
短期的援助可能会给受援国家带来一时的效益，但长期的发展必须依靠国家自身的发展和改革。
因此，援助应该着重于加强受援国家的机构和能力建设，培养本土人才，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提高自主发展的能力。
其次，发展援助应该注重区域合作和合作伙伴关系。
非洲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各个国家面临的挑战也各异。
因此，国际社会应该鼓励和支持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共同解决跨国问题，促进区域的稳定和发展。
另外，发展援助的效果评估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我们必须对援助项目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并及时调整和改进措施。
只有通过不断的反思和总结，我们才能更好地改善援助的效果，并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
论非洲华人史的中文史料及其利用李安山 我国对非洲华人史的研究十分薄弱并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为数不多的研究文章以及汇编的史料亦多限于早期南非华工。
本文拟对非洲华人史的中文史料和研究状况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前辈。
值得说明的是,鉴于本文着重在于对史料的探讨,因而提到的论文也是在这一方面比较突出的研究文章。
由于篇幅的关系,对外文史料将另文探讨。
一从国内的史料来源看,目前可资利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官方档案。
大致而言,华人移居非洲大陆和邻近岛屿源于清朝。
因此,清朝外务部的档案资料对于研究早期华人(特别是1904—1910年赴南非的契约华工)移民非洲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除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外务部档案和海关所存资料外,有相当一部分资料已公开发表在《外交报》上。
这样,《外交报》成为研究早期华工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外交报》创刊于1902年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停刊于1911年,为旬刊,共出300期。
报中的三个栏目对研究早期华工至为重要,即“文牍”、“译文一类”和“交涉录要”。
《外交报》每期均列有“文牍”一栏,刊载各种官方文件或重要的法令、通告。
其中即有“南非洲英属特兰斯哇尔招募华工开矿合同”①、“南非洲英属特兰斯哇尔招募粤工开矿合同”②、“南非英属禁止华工入境新例”③等重要文件。
每期还有大量的译文,主要译自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地的重要报刊。
译文分为三类,“译文一类”主要是关于中外关系和各国对华政策方面的讨论,其中关于南非华工的招募、待遇和政府的政策等主要外论即有多篇。
最早的是译自英国的《加甸报》的题为“论非洲宜禁华工”的文章,对赞成从中国输入劳工的论调进行了攻击。
④此外,大部分《外交报》还列有“交涉录要”一栏,其中专门辟有“华工纪闻”或“华侨纪闻”的栏目。
在这些栏目里,不乏关于早期南非华工的消息,既有他们在当地生活的见闻,也有南非针对华工所定苛例的有关报道。
⑤从已公开发表的史料,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的有关资料非常重要。
第一辑是《中国官文书选辑》,共四册。
其中第四册第八篇“南非的华工”共有史料154件,分别收入了外交信函、政府照会、外交文稿、电报、札文、申呈、画押折、咨文等。
其中最多的为咨文(43件)、外交信函(41件)和外交文稿(34件)三类。
⑥这些资料中包括清朝外务部就华工赴南非金矿事宜与英国方面的外交换文,张德彝(当时的中国驻英大臣)与英国外交部的交涉情况、各地政要(如直隶总督袁世凯)就华工赴南非事宜致外务部的咨文、刘玉麟(中国驻南非第一任领事)和刘毅(中国驻南非第二任领事,关于华工的运送、待遇和生活状况致外务部的报告和信函。
尽管这些文件主要是关于华工的,但个别文件也直接提到了当时旅居南非华侨的生活状况,如“署南非洲总领事刘毅为办理华侨禁烟事致外务部申呈”中指出了当时在德兰士瓦和开普敦的华侨吸食鸦片的情况:“每省约千余人,吃烟人数约居十之三四。
”⑦《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的第四辑为《关于华工出国的中外综合性著作》,共分四篇。
第一篇为中国人的有关著作选编,其中收入了中国学者陈达的英文著作《中国移民——专门涉及劳工状况》的摘译。
这一著作出版于1923年,是为美国政府劳工部提交的报告。
其中第八章“南非特兰斯瓦的华工”尽可能地运用了政府文件(包括条约、契约、公约和报告),对此专题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⑧第二篇为外国人的著作选编,其中收入了坎贝尔女士的权威著作《中国的苦力移民》,此书也是发表于1923年。
第四章的标题为“特兰士瓦的试验”,书中丰富的档案资料(主要是英国议会文件)表现了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
这一著作后来成为研究南非华工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⑨《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的唯一遗憾是第三篇中只提供了华工通过香港和澳门的出洋数字:而我们知道,从1904年起陆续运往南非的劳工很多是从北方招募的,他们是通过北方的港口(如天津、烟台和秦皇岛)出海的。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九辑为《非洲华工》。
此辑收入了三种资料。
βκ第一类为英国报刊关于南非招募华工的时论,既有赞同此举者,也有反对此举者。
辑中所有时论均取自《外交报》。
第二类为论著选辑。
其中包括斯拉威斯基的著作《法国对马达加斯加华工的政策》(1971年,芝加哥大学)选译、《兰德矿区的华工》选译、张芝联关于南非华工的文章以及陈泽宪关于非洲地区英、法、比、葡、西、德各殖民地招募华工的两篇文章。
陈泽宪的文章尤为难得,他治学严谨,旁征博引,为研究被欧洲列强招募到非洲殖民地的华工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βλ第三类为游记,只有一篇,即谢子修的“游历南非洲记”。
谢子修(即谢圣宏)系广东开平县人,于1903年10月抵南非,在此居留数年,正值华工赴南非开矿期间。
为了打探到华工的真实情况,他辞却所任约翰内斯堡中华会馆书记之职,投入皇家顾问处司事,“余意尽欲探其内容,非贪其薪俸也。
”βµ这篇游记真实地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是一份十分难得的原始史料。
在《同治条约》、《光绪朝东华录》、《光绪条约》、《海关中外条约》、《中外约章新纂》以及陆元鼎编著的《各国立约始末记》和王铁崖主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中也有少数涉及这一专题的有关奏折、条约,如“[中英、中法]续定招工章程条约”、“外务部奏请以刘玉麟为南非英属总领事折”、“[中英]保工章程”等重要文件。
此外,开滦档案中保存了一部分关于招募华工去南非金矿做工的往来信函,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也卷入了劳工的招募。
βν1960年第2期的《北国春秋》杂志中刊载了一些有关信函和所附合同,对研究1904-1906年南非德兰士瓦矿务委员会(后称为“德兰士瓦矿务局”)招募华工的历史很有参考价值。
βο艾周昌编注的《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中的第四部分“华工与华侨”也汇编了一些史料,主要取自《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和《北国春秋》。
βπ二民国时期的官方资料除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外,主要有政府部门发表的几种公报和杂志。
如外交部出版的《外交公报》(月刊,1921年创刊,北京)、《外交部公报》(月刊,1928年创刊,南京)、《外交公报》(半月刊,1940年创刊,南京)、《外部周刊》(南京)等。
这些刊物上关于非洲华侨的文章主要由当地领馆提供,大都是关于华侨的活动或领馆与当地政府交涉的情况。
如《外交部公报》第3卷第12号上的“文书”栏上登了两份关于非洲华侨的文件:一份是南非总领馆就准许当地华侨购买用于垦荒的炸药一事与南罗得西亚殖民政府交涉的文件:另一份是关于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就废除华人用指模代替签字一事与南非政府交涉的文42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 第1期 件。
《外部周刊》上的“使领馆消息”栏内也有一些关于非洲华侨的资料。
由中华民国政府侨务委员会(1932年更名为中央侨务委员会,由国民党直辖)出版的几种刊物也是研究这一时期非洲华侨的参考资料来源,如《中央侨务月刊》、《华侨周报》、《侨务月报》、《侨务周刊》和《侨务季刊》等,其中除提供了一些华侨人口数字以外,还有一些综述性文章。
《华侨周报》于1932年创刊,由侨务委员会侨民教育处负责。
其中第一卷第2期发表了何长祺的文章“南非洲侨务之最近观察”,较系统地罗列了南非政府对华人施行的种种苛例,并就外交交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9期刊登了驻南非总领事馆的译文“杜省亚洲人赁居律”,βθ使我们对这一种族歧视的立法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第14期刊登的驻约翰内斯堡副领事邵挺的文章则详细介绍了我方与南非政府就亚洲人赁居律一事的交涉过程。
βρ《华侨周报》共出了44期,于1933年6月停刊,改为《侨务月报》。
每期基本刊登各国华侨的统计数,并经常有各地华侨学校、社团等统计资料。
一些文章对了解非洲华侨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
如1936年11-12合刊号刊登了“子渔”的文章,对东非葡属殖民地洛伦索2马贵斯的华侨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分为“引言”、“华侨移植的原因”、“目前华侨工商业状况”、“华侨农业状况”、“华侨教育状况”、“华侨与政府的关系”、“华侨团体之一般”和“结尾”八个部分。
βσ此外,《华侨战士》、《华侨先锋》和《华侨通讯》等官方或半官方刊物也有一些资料,但须耙梳整理。
例如,在《华侨战士》第八期上刊登了毛里求斯华侨陈伊美写的“模里斯华侨的爱国热”,真实地描述了毛里求斯华侨以各种方式支持抗日战争的情形。
台湾当局方面发表的资料是另一类官方史料,这一般容易为人们所忽视。
例如,由国民党党史会所编的《革命文献》中即有关于国民党海外支部的情况。
由台湾国民党中央第三组编写的《中国国民党在海外》中的下篇即有关于“马达加斯加直属支部党务沿革概要”的内容。
此外,由台湾半官方机构“华侨志编纂委员会”于1956年出版的《华侨志(总志)》一书也涉及了非洲华侨特别是南非华侨的情况。
台湾“侨务委员会”《华侨经济年鉴》从1958年起发行至今。
其中收集的关于非洲华侨经济方面的资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些有关国民党的党史著作也有相关的史料。
βτ华侨或历史人物关于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也是重要史料之一。
较早的有上面已提到的谢子修的“游历非洲记”,此外还有叶迅的“南非华侨情况忆述”χκ和刘新 的“我在毛里求斯的见闻”χλ。
这些都是作者关于本人经历的记载或回忆,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冯自由的著作中也提到了早期华侨对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的贡献。
如在《革命逸史》中,冯自由记述了革命先驱杨衢云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赴南非约翰内斯堡和彼得马里茨堡两地建立兴中会的情况。
χµ南非侨领霍次狂曾向台湾国民党中央提供过一份关于南非华侨早期革命活动的报告,对了解辛亥革命前后的南非华侨的思想动态有一定参考价值。
χν此外,在《新民丛报》、《东方杂志》、《南大与华侨》等时刊上也登载了一些非洲华侨的来信或来稿,描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东方杂志》是早期研究国际问题的重要杂志,也有关于非洲华侨的资料。
如第一卷第10号极全面地介绍了1904年开普敦政府对当地华侨的限制法令。
同一期上还有一篇转载于《中外时报》的专论,这很可能是我国知识界对这一事件的首次严肃反应。
作者对南非苛例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无情批判了清政府的弃民政策,“今则初往之华工,情状如何,尚未可知,而久居彼地之华人,则直无旦夕相安之势,不政府之咎,而谁咎耶?坐以弃民之罪,其又奚辞。
”χο笔者在研究非52论非洲华人史的中文史料及其利用洲华侨史时得到的国内最早关于全非华侨的统计数字即来自这一杂志。
此刊在前期还辟有“各埠华侨近况”和“华侨商务”的栏目,如第七卷第6期的“各地华侨近闻”中就有关于南非德兰士瓦华侨组织维益社χπ抗例代表梁萃轩因反抗苛例而遭坐监判罚苦工的消息。
《南大与华侨》是国内关于华侨问题的专门杂志,由当时地处广州的岭南大学主办。
该刊虽然主要介绍的是美洲和南洋的华侨,但也发表了一些关于非洲华侨的通讯和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