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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是一项重要的目标，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追求高效率的同时，必须关注公平的实现，以确保社会资源的公正分配和机会均等。
以下是一些关键要点，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1. 公正的政策与规则：制定公正的政策与规则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基础。
通过确立透明、公正、公平的制度，可以激发个人的潜力并提高整体效率。
政策与规则应当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有效减少贫富差距，同时也要为企业提供公正的竞争环境，鼓励创新和效率提升。
2. 教育与培训的平等机会：公平的教育与培训机会是促进个人能力和社会效率提升的关键。
教育系统应当确保每个人都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并根据个人能力和兴趣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此外，为弱势群体提供额外的支持和机会，以缩小教育差距，实现公平。
3. 税收政策的公正与合理：税收政策既要确保经济效率，又要追求税负的公平分配。
通过税收政策实现财富再分配，减少社会不平等，可以促进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发展。
税收政策还可以通过提供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和创新，以增加整体社会效益。
4. 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是推动社会效率提高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其对社会的影响和公平。
鼓励科技创新，并将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
同时，要确保科技进步不会加剧社会分化，而是为所有人带来机会。
5. 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改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公平和效率的重要工具。
改革这些制度，以确保资源的公正使用和分配，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不平等并提高整体效率。
这包括提供普惠的医疗保健、养老金和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并在需要的时候为弱势群体提供额外的支持。
有效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工作。
需要政府、企业、个人等各方的共同努力，通过制度和政策的改革，以及教育和社会福利的改善，逐步实现这一理想目标。
构建和谐社会与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王春福内容提要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实现社会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前提,高效率的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是个动态的过程。
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干预和协调运作,可以建立公平和效率动态平衡的内在机制,以保证在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中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 和谐社会 公平 效率 公共政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动态平衡。
公共政策的有效干预和协调运作,是建立公平和效率动态平衡机制的重要保证。
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合理地运用公共政策,有效地发挥其整体功能,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
一、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公平公平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
人们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利益关系。
人们的利益诉求是有区别的,社会对不同人的利益要求满足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利益矛盾不可避免。
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协调好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
实现社会公平是解决社会利益矛盾,协调好社会利益关系的前提,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
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难题就是对其如何界定的问题。
社会公平曾被理解为体现在社会活动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之中。
起点公平,也称为机会均等;过程公平,意味着规则一致;结果公平,就是回报适度。
所有人的劳动都是平等的,等量劳动换取等量产品,等量资本换取等量收益,表面看来是再公平不过了。
我们不去评论这种公平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能否真正存在,即便如此,其背后也隐藏着事实上的不平等。
!起点平等即使作为一种理想,也不真正意味着一个人在进入每一个竞争时在所有四个因素中(出身、运气、努力和选择)与其他人都平等。
∀#况且人在素质上是有差异的,仅此一点就带来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公平∀大打折扣。
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凌驾于一切社会制度之上的一般意义的公平,是不可能存在的。
公平与效率对立统一规律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而经济主体在社会生产中的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
但是，公平与效率这两大目标是对立统一关系，既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又互相对立、互相排斥，构成公平与效率对立统一规律。
一、公平与效率对立统一规律的内涵1、公平的定义公平，指公开、公正（公道），平等、平均，既包括经济公平、政治公平，也包括社会公平，但更主要地是指社会公平；既包括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主要是“游戏规则”的公平），也包括参与社会活动的结果公平。
公平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相对性。
公平的客观性是指公平与公平观的差别性，即公平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公平观则是主观的，是一种感觉、心理现象。
无论是财富或收入分配、财产占有，还是就业、政治平等，等等，人们在客观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总是具有一种客观的公平标准或度量，至于在一定时点上所推行的经济法律、社会政策等是否完全合乎公平内生的客观标准，则是另外一回事。
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只能是相对的、具有历史性的。
世上有公平的经济制度，而且有许多种，但却不存在哪一种是永恒和绝对的公平制度。
也就是说，公平只是相对的、暂时的（几年～几十年），没有哪种经济制度能保持长久的公平性。
一种公平的经济制度、生产关系，在这个时候、这个社会是公平的东西，过几年几十年它就会演变成不公平的。
人们要使社会长久公平，保持经济正常运行，就要经常调整经济制度、生产关系。
经济公平应是指经济领域中主体之间竞争的公正性、分配中的平等性和数量上的平均性，其含义应着重于经济投入与经济回报之间比例的合理性。
政治公平应是指在政治领域中主体之间竞争的公正性，参与政治活动的公开性、政策制定的公正性、政治结果的平等性，其含义应着重于政治结果的合理性。
同样，社会公平应是指在社会领域中主体之间竞争的公正性，其含义应着重于社会活动的公开性、参与社会活动的平等性、社会活动投入与社会回报之间比例的合理性。
试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摘要】：自从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以后，报刊上有关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争论更为引人注目。
文章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出着手，进而说明效率优先的地位不可取代。
但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要求，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成为在新时期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出为了弄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首先需要了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怎么提出来的。
我们知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关系问题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来的。
在西方经济学界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争论中，一部分学者如琼·罗宾逊、勒纳、罗尔斯、米里斯等主张“公平优先”；还有一部分西方学者如凯恩斯、萨缪尔森、伯格森、奥肯等主张“效率与公平兼顾”；只有一部分属于新自由主义派的学者如罗宾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是主张“效率优先”的。
在我国，作为一种政策，提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是在为1992年10月举行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的文件——十四大的决议里，那里第一次提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方针。
后来，在1993年11月举行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又将这一方针改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
有人认为，提出这一政策，从理论上说，依据上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而从实践上说，则是对我国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总结。
但是，如果从世界范围看这个问题，那就不能不承认，我国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无论是从其用语还是从思想来看，都明显地表现出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对我国改革的影响。
二、效率优先的地位不可取代历史发展过程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和再生产，生产是从改进工具和提高效率开始的。
在生产效率不高、不能提供剩余产品的条件下，奢谈公平没有任何意义。
效率的不断提高不但使公平成为可能，还是辨别公平实现与否的标准，离开效率的平均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公平。
提高效率促进公平我国为什么坚持提高效率,促进公平政策？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原则。
效率优先，实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优先，有两层含义：一、把个人劳动报酬同劳动效率挂钩。
二、把生产要素的收益和各要素的经济效率挂钩。
坚持效率优先，就必然要求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当然，强调效率优先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平，不能出现两极分化，这是效率优先原则实现的社会条件。
②我国现阶段的收入政策时，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公平。
效率，是指人们工作中所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成果的比率。
公平，是伦理学的概念，是指如何处理社会经济中各种利益关系，也就是所谓合理分配。
提高效率主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来实现，实现公平则主要依靠政府对收入的宏观调控。
效率与公平上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从统一性来看，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较大提高为基础。
另一方面，公平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条件，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促进效率的提高。
从对立性方面看，两者存在着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一面。
收入差距较小，固然公平了，但对经济社会中的主体刺激作用不大，不利于效率的提高。
收入差距过大，固然能刺激效率的提高，但又会出现社会的不稳定与不和谐，反过来又会影响效率。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处理好三个关系：（1）、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的关系；（2）、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的关系；（3）、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关系。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应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国民收入再分配应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具体措施：①保护合法收入，②取缔非法收入，③整顿不合理收入；④调节过高收入。
和谐社会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差别越来越大，起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利益摩擦越来越突出。
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只有注重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
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是继续加快阶级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现实需要。
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要求。
邓小平曽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述就是对“公平与效率”的辩证解答。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了社会注意坚持效率的原则；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坚持公平的原则；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结果，也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目的；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和谐社会是资源配置的有效率和社会经济伦理上的公平。
和谐社会要求在资源配置的有效率基础上实现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公平。
和谐社会客观上既要是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又要是社会分配公平的社会；追求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这几方面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表现为公平与效率相互统一相互促进方面。
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协调和相互促进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持续，这与科学发展观是相符合的。
（一）深化市场经济体质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提高经济效率，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质建立不久，还很不完善，市场不公平竞争普遍存在，所以，在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也应该在这一阶段发挥适当的作用，促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
《提高效率促进公平》论文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条成功经验。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我们要继续坚持这条经验，并在新的实践中加以丰富和发展。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改变收入分配机制、强化对经济主体的激励为切入点的。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收入分配制度上以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为特征。
这种表面公平、实则缺乏激励机制的分配制度，导致了低效率。
改革开放初期，打破传统分配体制，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也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按劳分配原则得到较好执行，有效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原则，是有其背景的。
一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而市场经济是高效配置资源的机制，选择了市场经济就意味着选择了效率优先。
二是在改革初始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仍占主导地位，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和行业中还盛行平均主义。
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激发要素主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通过经济效率的提高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三是当时城乡和地区差距问题还不突出，发展水平低是主要矛盾。
在这样的背景下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不仅有助于打破平均主义对提高经济效率的束缚，而且使针对传统体制弊端的改革有了现实切入点，从而启动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进程。
可以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抓住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激发了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我国通过扩大就业、建立农民增收减负长效机制、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举措，促进实现社会公平，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加快经济发展，“做大蛋糕”，可以使社会普遍受益，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还不十分突出。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案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每次中央重要会议文件都这么提，直到如今。
所以，它是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正式精神。
共产党向来主张社会公平和公正。
为什么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分配政策上要把公平与效率相比放在“兼顾”的次要地位呢这与我国经济长期落后，难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众多社会矛盾，有密切的关系；与我国在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发展趋势，给我国带来巨大机遇与挑战，也有密切的关系。
这种情势迫使我们积极进取，尽一切努力增大我国的国民财富和综合国家实力，所以邓小平南方讲话要求，“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与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这样就把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和国家经济实力的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效率成为第一位的问题。
另一方面，制约我国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当时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的影响。
为了更快地提高效率，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就必须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
这一句话也正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所作的说明。
所以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提法，是适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是完全正确的。
经济理论界阐述和宣传这一分配政策的精神，也是正确的。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经济理论界也出现代表不同利益的声音。
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敛聚财富的过程辩护，这就不符合改革的精神了。
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央一再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丝毫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意思。
二、个人发言提纲：（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原则。
把提高效率同促进公平结合起来怎样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是我国市场化改革中亟待破解的难题。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将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这方面宝贵经验提炼为：“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上，经历了一个认识演进及政策调整的艰辛探索过程。
早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克服平均主义，“提高工作效率”。
十三大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十四大提出在分配制度上，“兼顾效率与公平”。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个人收入分配“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自十六届四中全会起，“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在党的文件中淡出，社会公平作为重要关注点不断加以强调。
党逐步形成并明确提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十七大报告提出“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认识上有新高度，经验上有新提炼，理论上有新探索。
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这是又一创新亮点，其一：突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面，都要构建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实现机制。
其二，要求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关口”前移初次分配环节，形成公平要素在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全覆盖”。
在分配系统中，初次分配占绝大部分比重，再分配比重占10%左右，历史经验表明，如果初次分配发生大问题，再分配不论怎样努力也无济于事。
十七大报告首次强调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这对理顺整个收入分配关系具有全局意义。
其三，强调正确地组合使用财政、税收和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全面解决分配不公。
从现在起，贯彻十七大精神，体现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的新要求，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和举措是“六个提高”：（1）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