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大部制改革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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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部制改革探析

作者:崔民日

来源:《学理论·上》2012年第08期

摘 要: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应对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规模和不断增加的管理难度,各高校也在积极地探索和创新学校的管理体制。主要从高校进行的“大部制”改革入手,阐述了当前高校大部制改革的现状,概括了高校大部制改革的优点,分析了其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最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高校;大部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2-0144-02

一、高校大部制的概念界定

(一)大部制的概念界定

对于大部制的概念,一些学者、行政官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界定。

从管理学角度:大部制是指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的部门、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这一定义也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概念。

从组织结构角度: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大部制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集中到一个部门进行管理。

(二)高校大部制的概念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高等学校的大部制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青岛大学教授李福华提出:“学部制”,是指在高等学校内部校和学院两个层次之间增加“学部”一级学术性组织或一级管理机构[1]。

结合以上概念和高校的学术组织特性,笔者认为,高校大部制是大部制与学院制相结合的一种形式,以学科为分类基础,将同一学科门类的院系进行合并重组成的一级管理机构。本文也是基于这一概念对目前高校实施的大部制的现状进行分析的。

二、高校大部制改革的现状 2008年以来,高校相继进行大部制改革,本文选择了已经进行改革的10所985重点学校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2008年以前改革的3所学校。笔者对这10所高校大部制改革的时间、范围、形成方式、机构设置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首先,从改革时间和范围上讲,改革进程从2000年4月进行到2011年5月。北京大学为推进“三级建制,两级管理”的管理体制改革,在2000年4月把教学单位分设为:人文学部、社会科学部、理学部、信息与工程科学部、医学部、跨学科类六个大类的部。2001年1月武汉大学将将49个院和直属系合并成人文科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理学部、工学部、信息科学学部、医学部六个部。2004年12月至今,吉林大学成立农学部、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理学部、工学部、信息科学学部、地球科学学部、白求恩医学部、公共教学部九个部。2005年7月同济大学成立理学部。大连理工大学于2007年7月组建第一个学部,即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随后历时3年多,大连理工大学原有的30多个二级实体院系变成了现在的7个学部即运载工程与力学部、建设工程学部、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管理与经济学部、机械工程与材料能源学部、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5个学院共12个二级实体教学科研单位。浙江大学分别在2008年2月和7月、2009年7月合并组建了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理学部、工学部、信息学部、农业生命环境学部、医学部七个部。2009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挂牌成立。2009年7月到9月,天津大学合并组建管理与经济学部、求是学部。2010年3月,东南大学出台改革方案,学校设立理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学部、生命科学与医学学部、工学一部、工学二部、工学三部、工学四部七个部。2011年5月,重庆大学成立文理学部。

其次,从大部的运行机制上讲,10所学校的模式不完全相同。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部作为派出机构。如重庆大学将文理学部作为学校的派出机构以实现文理学科布局优化,组建跨学科具有国际水准的学科群,整合学科资源,探索构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现代大学制度。第二种,部由院或大学直接升级。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的理学部都是由理学院直接升级而成。而浙江大学的理学部内不设院,只设了5个学系。吉林大学的农学部是原并入吉林大学的日军需大学。第三种,同一学科门类的院系合并。除了以上两所大学其余高校的大部都是在同一学科门类的基础上合并而成。

再次,从部的机构设置上讲,多数高校将大部作为一个层级,形成了校、部、院/系三级管理结构。其中部分高校只设置正副部长、正副书记等(主任、副主任)职务,不另设职能部门和学术组织,而部分高校建立了完整的组织结构,如北京师范大学机构设置包括学部党政领导、学部组织机构、实体性学术机构、综合交叉平台、咨询评议机构以及教学实验中心等。少数高校虽然成立了大部,但是并没有设置独立的组织机构。如北京大学各部、吉林大学各部(除农学部外)。

最后,从部的职能上讲,有的学校既有行政管理职能又有学术管理职能,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是在整合了多个学院、研究所基础上建成的。它以“校中校”模式运转,兼具独立的行政管理职能和学术管理职能,拥有充分人、财、物等独立权力。有的学校只具有学术管理职能,如东南大学在其改革实施方案中规定学部职责:职称评审论文要求的协调和认定;博士生论文水准的协调和认定;配合校学术不端行为评判委员会认定所属学科学术不端行为;学部及跨学科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协调;交叉学科建设的协调;跨学科科研项目的合作和协调;跨院系人才培养的合作和协调。

(一)高校大部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加剧了高校机构臃肿、人员冗繁的状况。增设部一层级,虽然缩小了学校的管理幅度,但是增加了管理层次,使高校内部的管理更加垂直化,与高校日益扁平化的组织结构相背离。同时,由于部是作为一级行政组织,增加了大量的管理人员,亦不利于基层学术能力的发展。

2.组织机构不健全。组织机构是指把人力、物力和智力等按一定的形式和结构,为实现共同的目标、任务或利益有秩序有成效地组合起来而开展活动的社会单位,它包括组织结构图、组织中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各个部门中的岗位职责。健全的组织机构是实现组织目标的重要载体。但是目前有些高校的大部只设正副部长、书记,也没有明确各岗位职责。有些高校大部虽设置了学部机关、专门委员会,但是没有任职人员,岗位形同虚设。

3.部内整体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学校的综合交叉平台、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等机构仍按原有机制运行,一些重大项目也难以在各学院的合作下进行开展。截至目前,各高校的部还没有真正形成学科团队。

(二)高校大部制改革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改革行为缺乏大部制研究成果的支撑。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作为国家的附属机构,没有学校的自主发展权,只是按照国家的指令办学、办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1998年《高等教育法》的颁布,高校获得了一些办学自主权,但是权力并不大。从总体上讲,高校的办学行为仍跟着“国家风”走,2008年国务院实行了大部制,随即高校提出高校也需要大部改革。但是对于大部制改革本身的研究却远远不够,高校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大部制,实行大部制的目标是什么,怎么样在高校实行大部制。尽管国外一些著名大学早已形成了大部的体系,但是我国对其改革的性质、条件、运行机制等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所以,目前我国高校的大部制改革仍停留在机构合并、新建部门的表层上,只求“形似”,不顾“神聚”。

2.缺乏相关的配套制度。实施“大部制”不能仅仅依靠建立一个部完成,需要与之相应的配套制度支撑和保证改革的进行。比如,制定学部章程,规定学部组织的地位、性质、权力以及职责,使学部有章可依,保证其进行有效的管理。 3.部内各学院机构整合力度不够。各学校成立部后,大多数学院仍按原有的机制运行,组织机构也无改变。大部仅仅将各学院原有的成果统一到学部下,并没有根据部的特点及各学院优势成立新的机构。一些学校的综合交叉平台、研究中心都是在实施大部改革前成立的。因此,只有将部内各学院机构进行有效的整合才能发挥大部的整体优势,各方资源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三、关于高校大部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加强高校大部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

高校的大部制改革最早兴起于西方,因此,我们必须对国外成功实施改革的高校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首先,分析国外高校大部制改革的背景、适用范围、运行环境、运作机制等基本问题。其次,从国外高校大部制改革的成效入手分析大部制的利与弊。结合我国国情,分析、论证大部制是否适合应用到我国高校中。比如,著名的英国牛津大学,目前只有人文学部、数学物理和生命科学学部、医学科学学部、社会科学学部四个大部,这四个大部不是大学内的自治单位,而是跨学院的机构,不附属于任何一个学院,但是各部的教师和学生,首先必须是牛津大学内某一学院的一员。除了管理科学研究和部分教学事务外,还协助主管校长作学校日常财务和计划的决定[2]。因此,高校的大部制改革必须建立在充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基础上。

(二)明确高校大部制改革的定位

成立的大部是作为一级行政组织,还是作为一级学术组织。约翰·范德格拉夫在研究7国高等教育系统不同的组织结构之后,总结出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组织结构可以从下至上分为三个层次,认为第二层为学院或学部,学术权力主要由全体教授控制,同时在某些国家(如美国)存在由行政官员组成的官僚机构。他所指的是校—院—系的三级管理结构,而目前我国高校进行大部制改革后,形成了校-部-院/系三级管理结构。如果高校将大部定位为一级行政组织,就需要合理配置组织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避免组织权力再次行政化。如果高校将大部定位为一级学术组织,按照约翰·范德格拉夫的组织结构分层中第二层学院或学部的观点,大部的学术权力就要由全体教授控制。

(三)成立大部制临时改革评估委员会,对其改革成效进行跟踪评估

高校的大部制改革是以学科为基础的组织改革和结构重建。因此,大部制改革应始终围绕如何促进学科的发展这一关键上。评估委员会以改革目标为导向,对其改革的实施过程、成效进行及时反馈。约翰·范德格拉夫在其书中指出:“政策性的改革通常要执行几年,政策性分析家必须面对环境的变化,可能转向支持改革和不支持改革。同时,判断改革成功和效果的时间框子在像高等教育这样复杂的部门也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没有预料到的和并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可能比预料中的和所希望的事情显得更严重。”[3]虽然高校大部制改革不同于政策性改革,但同样需要时间和成果来检验。

参考文献:

[1]李福华.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组织架构[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68.

[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透视与借鉴——国外著名高等学校调研报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