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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来源：新华网|2016-04-18 10:38:24|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8日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全文如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年3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80次会议、2016年3月25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自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一)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一)多次索贿的；(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第二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1篇一、引言受贿罪是我国刑法中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受贿罪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其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形象，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因此，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量刑规定极为严格。
本文将详细阐述受贿案件的量刑法律规定。
二、受贿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1. 概念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2. 构成要件（1）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2）主观方面：故意，明知是他人财物而非法收受。
（3）客观方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4）客体：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三、受贿罪的量刑法律规定1. 量刑原则（1）依法从重处罚原则：对于受贿罪，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依法从重处罚。
（2）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受贿罪的量刑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决定刑罚。
2. 量刑标准（1）数额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如下：①受贿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②受贿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③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④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情节标准①多次受贿，数额累计计算；②受贿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④有其他较重情节的。
（3）数额与情节并重的标准对于受贿数额较大，但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处罚；对于受贿数额巨大，但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从轻处罚。
3. 量刑情节（1）自首：对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论受贿罪数额与情节定罪量刑标准之调和商浩文【摘要】受贿数额与情节是体现受贿行为罪质的基本要素,受贿数额对于受贿罪的认定具有质的规定性,但受贿情节难以独立发挥定罪量刑的功能,因而需要合理协调犯罪数额与情节对于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影响.《刑法修正案(九)》因应反腐败的现实需要,进一步完善了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确立了“概括数额+情节”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2016年“两高”《解释》并对此进一步细化.但是,“两高”《解释》确立的数额标准仍然较为单一、僵硬,情节标准尚未形成合理的分层,数额与情节标准存在交叉,难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需要受贿情节予以调和.在司法实践中,应合理发挥“但书”规定对受贿罪数额定罪标准之调和作用,充分协调犯罪数额与犯罪情节之量刑竞合,同时应对犯罪情节之定罪量刑标准进行量化,以最大程度实现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公平正义.【期刊名称】《政法论丛》【年(卷),期】2018(000)006【总页数】9页(P138-146)【关键词】受贿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情节标准;司法调和【作者】商浩文【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10087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F61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腐败的科学治理，反腐败成效明显，但是反腐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受贿罪是腐败犯罪中最主要的犯罪类型，能否科学、有效地防治受贿罪，直接影响反腐败斗争的成效。
而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关系到国家反腐败刑事政策的贯彻、关系到贪污受贿行为犯罪圈大小的合理界定以及国家对于受贿罪的惩治广度和力度，也关系到民众对于国家反腐的公众认同等重要现实问题。
可以说，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科学合理确定关乎反腐败刑事法治水平的高低和受贿罪的防治效果。
尽管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了完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依然会存在量刑不均的问题，需要对数额与情节定罪量刑标准进行调和，以促进受贿罪定罪量刑的科学化。
一、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之立法修正我国1997年《刑法典》第383、386条关于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在立法上以具体数额大小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据。
案例分析一、案例概述刘某，原A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队队长、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A区分局某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
2016年6月至2018年7月间，被调查人刘某利用职务便利，通过本人和国家工作人员王某职务上的行为，为商人李某位于A区区域内的违法建设处理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违建主体李某给予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0万元。
被调查人刘某将其中的5万元送给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执法总队原副总队长王某（另案处理），剩余的5万元被刘某个人实际占有。
二、情景讨论（一）李某知道刘某将5万元贿赂款交给了王某，且王某对刘某获取5万元贿赂款的行为知情。
1、刘某构成受贿罪共犯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根据行为人刘某的行为方式：在李某事先已知晓刘某将贿赂款中的5万元交给王某的情况下，且王某也知道刘某截留了5万元，说明刘某具有收受贿赂的主观故意，且客观上实行了收受贿赂的不法行为，但同时刘某认为自己的职务和权力不足以为行贿人李某谋取全部利益，因此，将受贿款5万元转送给自己的同事王某，请求王某为李某谋取利益。
属于受贿罪中的“斡旋受贿”情形，斡旋受贿的行为特征包括：第一，刘某利用本人职务上形成的便利条件；第二，刘某为请托人李某谋取不正当利益；第三，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王某的行为，为李某谋取不正当利益；第四，刘某自己收受贿赂。
而王某知晓刘某和自己的受贿款的分配，也明知此笔款项的用途是收买自身权力的廉洁性，进而积极参与到受贿行为中，主观上与刘某有意思联络，具有承继共同犯罪的认识和意志，客观不法性阶层和主观有责性阶层的要件全部具备。
李某对刘某和王某的不法行为明确知晓和认可，因此，王某、刘某构成受贿罪的共犯，王某也是承继的共犯。
2、对于犯罪数额的认定根据《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受贿罪的立案标准是收受贿赂数额达到三万元以上。
2021年1月Jan.2021克拉玛依学刊JOURNAL OF KARAMAY 第11卷第1期Vol.11No.1*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项目“具体量刑标准实证研究”（XSP17YBZC1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20-09-20作者简介：李奇秀，湖南工商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
摘要：《刑法修正案（九）》的通过，使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从数额为主、情节作为加重量刑要素修改为概括数额加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
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意在促成情节会对量刑产生同等地位的影响，解决贪污罪量刑均衡的问题。
文章以判决书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显示，法律修改前唯数额论产生的量刑畸轻畸重的问题有所改观，但数额对量刑仍有重大影响，在量刑情节的认定上存在着不规范。
对此需要审慎采用数额变动方式，严格认定量刑情节，以做到量刑均衡。
关键词：贪污罪；数额；量刑情节中图分类号：D924.392文献标识码：ADOI ：10.13677/65-1285/c.2021.01.09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李奇秀.数额与情节对贪污罪刑事量刑影响的实证研究[J].克拉玛依学刊，2021（1）59-64.数额与情节对贪污罪刑事量刑影响的实证研究*——以164份贪污案件判决书为样本李奇秀（湖南工商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06）1997年《刑法》对贪污罪的定罪量刑采用唯数额论。
许多学者通过对司法实践中的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贪污犯罪量刑存在轻刑化现象严重、量刑失衡问题突出、量刑情节适用不当等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与《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出台和实施，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重，数额标准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所提高。
那么，新的量刑数额标准是否具有科学性，以及相关解释出台前存在的量刑失衡现象是否有所改善，是亟需研究的问题。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法律若⼲问题的解释是怎样的两⾼院已于2016年3⽉28⽇由最⾼⼈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最⾼⼈民法院、最⾼⼈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法律若⼲问题的解释》，那解释具体有哪些内容呢？接下来由店铺的⼩编为⼤家整理了⼀些关于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法律若⼲问题的解释⽅⾯的知识，欢迎⼤家阅读!最⾼⼈民法院最⾼⼈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法律若⼲问题的解释是怎样的(2016年3⽉28⽇由最⾼⼈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80次会议、2016年3⽉25⽇由最⾼⼈民检察院第⼗⼆届检察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2016年4⽉18⽇起施⾏)为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法律的若⼲问题解释如下：第⼀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条第⼀款规定的“数额较⼤”，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
贪污数额在⼀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条第⼀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曾因贪污、受贿、挪⽤公款受过党纪、⾏政处分的;(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四)赃款赃物⽤于⾮法活动的;(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作，致使⽆法追缴的;(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受贿数额在⼀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条第⼀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多次索贿的;(⼆)为他⼈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三)为他⼈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第⼆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条第⼀款规定的“数额巨⼤”，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或者没收财产。
法律实务zhigong falv tiandi-42-2017 年第 2 期职工法律天地贪污罪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甘景学（730070 甘肃政法学院 甘肃 兰州）摘 要：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贪污贿赂犯罪有关规定，但是这些新规定应该如何理解、把握和适用，亟需新的司法解释作出统一规定。
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为打击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关键词：贪污罪；司法适用；司法解释一、贪污罪的司法认定与量刑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强调从严惩治腐败，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查处了周某、徐某，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是民心所向。
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确立了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即确定了以概括性的数额与相应的犯罪情节为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标准。
并通过司法解释来确定数额的相对幅度，根据这个幅度科学的设定数额的具体标准。
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作出了新规定。
《解释》确定的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数额和量刑数额具有相对合理性。
对定罪量刑情节的具体化，在避免单一数额的僵化性的同时，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需要，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标准。
该司法解释在解决了司法实践中一些难题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明确贪污贿赂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代之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解释》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巨大”；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总第185期）论认罪认罚量刑情节适用的均衡模式①——基于“刑事一体化”视角的分析刘茵琪（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22）摘要：“抑制适用模式”和“提倡适用模式”是认罪认罚量刑情节适用的两种模式。
这两种模式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分别从客观、主观及载体三方面对“认罪”“认罚”的含义进行阐述，但忽视了刑事一体化视角下内涵界定的统筹协调。
从均衡制度适用的视角出发，“认罪”情节应具备客观折中性、主观悔罪性与载体交叉性的特征，“认罚”情节应富含客观折中性、主观理性与载体独立性的特点，且两情节间应保持适用的“半”同步与效力的“半”刚性。
关键词：认罪认罚；量刑情节；刑事一体化；罪刑法定;诉讼效率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75（2021）03-0123-09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当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
在刑事法治思维日臻成熟与刑事立法技术逐步提升的今天，如何正确理解认罪认罚量刑情节的适用内涵,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理运行的基本前提，也是繁简分流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把手。
对于认罪认罚量刑情节基本内涵的理解，理论界素来存在较大分歧②。
虽然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正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且2019年“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何为“认罪”、何为“认罚”予以细化规定，但二者仍存在诸多未尽之处。
例如，既有规定对“认罪”“认罚”基本含义的表述仍存异议，对“认罪”“认罚”载体独立性与独立程度的解读仍待明晰等。
显然，对认罪认罚量刑情节予以模糊界定，不仅会严重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的实践效果，也必将制约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质进程。
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现有研究成果中归纳出认罪认罚量刑情节适用内涵的不同模式，并在分析不同模式的基本特征、实践难题与价值立场的基础上，结合《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对认罪认罚量刑情节的基本含义予以均衡解读。
司法卷二：贪污贿赂罪学习资料1、多选张某的儿子因为醉酒驾驶被公安机关拘留，张某找到法院的朋友李某，希望能够让公安机关将其子的罪证消除，并不希望留案底。
李某遂介绍张某给公安机关负责人董某认识，张某为表示心意，（江南博哥）送给董某现金20万元，董某按张某要求做到了。
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A.李某构成受贿罪的帮助犯，应以受贿罪论处B.李某构成行贿罪的帮助犯，应以行贿罪论处C.李某的行为构成介绍贿赂罪D.董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正确答案：A, B参考解析：李某居间介绍行贿人张某与公安机关负责人董某认识，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构成介绍贿赂罪。
既不是行贿罪的共同犯罪，也不是受贿罪的共同犯罪。
2、多选丁某系银监会的工作人员，2007年5月丁某受该局指派担任某民营银行与银监会合同项目的项目经理，在项目结束前一直在该银行里工作。
在工作期间，该民营银行为了顺利通过银监会的审核，送给丁某价值50万的礼品，让丁某在审核时能够通融些，丁某按该银行的要求没有据实向银监会汇报工作：（）A.丁某在该银行的工作实质是一种执行职务的公务活动B.丁某收受礼物，构成受贿罪C.如果丁某没有如实报告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那么可以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D.该民营银行构成单位行贿罪正确答案：A, B, C, D参考解析：丁某属于国有公司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要求。
民营银行行贿行为是为了单位利益，应当以单位行贿罪论处。
3、多选下列行为人所谋取的利益，哪些是行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A.甲向某国有公司负责人米某送2万元，希望能承包该公司正在发包的一项建筑工程B.乙向某高校招生人员刘某送2万元，希望刘某在招生时对其已经进入该高校投档线的女儿优先录取C.丙向某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委员高某送2万元，希望高某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处理自己的赔偿申请D.丁向某医院药剂科长程某送2万元，希望程某在质量、价格相同的条件下优先采购丁所在单位生产的药品正确答案：A, B, D参考解析：本题考查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的理解。
第1篇一、案件背景陈某平，男，汉族，某市人，原系某市某公司经理。
陈某平因涉嫌受贿罪、贪污罪、挪用资金罪被某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经审理，陈某平被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十万元。
二、案件事实1. 受贿罪：陈某平在担任某公司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一百万元。
2. 贪污罪：陈某平在担任某公司经理期间，采取虚报冒领、虚增成本等手段，贪污公司资金共计人民币五十万元。
3. 挪用资金罪：陈某平在担任某公司经理期间，未经公司同意，擅自将公司资金一百万元挪用于个人经营活动，且超过三个月未还。
三、法律分析（一）受贿罪1.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2. 分析：陈某平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陈某平的受贿金额达到一百万元，属于数额巨大，依法应从重处罚。
（二）贪污罪1.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2. 分析：陈某平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虚报冒领、虚增成本等手段，贪污公司资金共计五十万元，其行为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
陈某平的贪污金额达到数额较大，依法应从重处罚。
（三）挪用资金罪1.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25卷第2期2017年3月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 U R N A L OF C H EN G D U U N IV ER SITY OF TEC H N O LO G Y(Social Sciences)Vol. 25 No. 2Mar. ,2017D O I:10. 3969/j. issn. 1672-0539. 2017. 02. 001受贿罪定罪量刑情节要素司法适用分析—基于《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钱松(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200042)摘要：“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就贪污受贿案件司法适用诸多问题做了权威解答。
立基于司法实务理解和《解释》的适用，应将“财产性利益”外延的判定标准定位为是否可货币化；在从重处罚和刑罚升格的规范功能中合理适用“多次索贿”情节更利于司法实务操作；受贿罪谋利要件的规定在立法技术上应视为法律拟制，而国家工作人员对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的“事后明知”则应视为注意规定的技术选择。
《解释》中受贿罪的规定仍有不足，主要体现在受贿情节诸要素对受贿行为罪质的表征程度不一、与行贿罪中的特定情节缺乏对合性等方面。
关键词：受贿罪；索贿；财产性利益；法律拟制；注意规定中图分类号：D924. 3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2-0539(2017)02-0001-09“计脏论罪”是我国司法传统中针对“受贿罪”的一个常规操作。
一千多年前的《唐律疏议》中就曾 规定:“诸受人财而为请求者，坐赃论加二等……诸 有事先不许财，事过之后而受财者，事若枉准枉法 论，不枉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
”[1]管中窥豹，我国受 贿罪规范处置的方案可见一斑。
在“计赃论罪”的刑 事法制传统下，如何处置“受财枉法”的受贿行为是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刑事法制沿革至今，受贿罪 定罪量刑在规范层面发生了一些变化：2015年颁布 的《刑法修正案(九）》(下称“《刑修九》”)构建了受贿 罪“数额加情节”的定罪量刑模式，而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下称“《解释》”）则为受贿罪定罪量刑的情节 要素配置了更为细致的内容。
在《解释》确立的规范 指引下，对受贿罪准确进行刑罚裁量，既需要从总体 上把握《解释》中受贿数额和受贿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权重关系，亦需要准确理解和区分受贿情节诸要 素之间定罪量刑的规范功能。
一、受贿罪“数额加情节”量刑体系的总体解读在我国的刑事法制语境下，受贿罪是典型的数 额犯，所谓数额犯，是指“以法定的犯罪数额的发生 作为犯罪的成立或犯罪既遂标准的一种犯罪类型。
”[1]过往的理论观点认为，犯罪数额是受贿罪法 益侵害性最为显著的表现形式，“数额的大小体现了 行为的进行程度，从而体现了对法益的侵犯程度。
”[2]受贿罪的法益所在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 的不可收买性，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数额反映 了其出卖国家公权力的程度，言之成理。
而过往司 法实践在处置受贿罪时亦十分注重情节要素的运 用，其中不乏典型案例（例如，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收稿日期=2016-06-15作者简介：钱松（1982 —），男，云南文山人，博士研究生，云南省检察院反贪局特别侦查一处助理检察员，研究方向为刑法学、犯 罪学和检察制度。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案，纂江县委原 副书记林世元案[3])。
细究司法实务中的相关案例，我们会发现，在本次刑事修法前，受贿情节定罪量刑 功能更多地运用于对受贿行为是否人罪的判断及作 为对行为人进行从重处罚的依据，这种单向运用受 贿情节的操作办法有违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总结 过往司法实践的经验，《解释》为受贿罪的处置确立 了一套层次性较为明晰、渐进性相对合理的定罪量 刑体系，其内在的立法逻辑可解读为：通过明确特定 行为作为人罪门槛的规范检验标准，从而在人罪标 准的下限之外，释放了更多的行为作为出罪机制的 可选路径；接续刑法典中“可以免除处罚”规定，明确 “情节较重”等刑法条文表述的具体内容，从而在人 罪标准的上限之内，给予司法实务部门处置受贿行 为的出罪以更合理的自由裁量权空间。
概言之，《解 释》为受贿罪定罪量刑所确立的体系具有“负面清 单”式的规范功能，通过明确有限负面评价行为从而 为更多行为类型预留出罪的空间。
这套体系从三条 进路展开：第一条进路是部分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
《刑法》第六十一条确立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量刑活动 的规范性依据，诸如犯罪行为的事实经过、侵犯对象 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均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 量，而司法实践中有大量和犯罪行为密切相关的情 节因立法规定的缺失而被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对待。
虽然我国的刑事法制实践不排斥酌定量刑情节的适 用，但酌定量刑情节适用中因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权 过大而带来的刑罚适用不统一的问题，一直以来为 人们所诟病，过往受贿案件审判实务中量刑差异过 大的问题十分突出[4]。
个中原因甚为复杂，仅择取 从重处罚的视角考察受贿情节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因 素。
针对这一现象，《解释》坚持“从重处罚”和“从轻 处罚”并重的双向进路，一方面明确了“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等情节要素的内容，将过往司法实践中 常用的酌定从重处罚情节，诸如“拒不交待赃款赃物 去向”等情节纳人到受贿罪定罪量刑体系中来；另一 方面，将受贿案件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诸如积极 退赃、真诚悔罪等情节法定化，在受贿罪定罪量刑活 动中明确加人从轻处罚的内容，更全面地构造了此 类犯罪“数额加情节”的量刑体系，为受贿行为出罪 确立了一套可操作的方案:特定行为作为人罪情节，特定行为之外则视为出罪的空间，且为刑法典中“可 免除处罚”提供了具体裁量情节，最终为行为出罪提 供一种司法实务中可操作的方案。
第二条进路是合理界分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在 受贿罪中的规范定位。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文 字表述为“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其中的“或”具有并列可选的含义(1)，表明“或”字前 后的内容是可选择的，而我们知道，无论是贪污罪还 是受贿罪的定罪量刑，犯罪数额都是必选项而非可 选项。
《刑法》条文在司法实务中难言可操作性。
《解释》适时出台，将犯罪数额视为一种特殊的情节 要素，将犯罪数额贯穿于情节较重、情节严重和情节 特别严重的刑罚梯度中，以“数额加情节”结构规范 了情节要素表征贪污受贿罪罪量轻重的模式，每一 档情节要素均配置对应数额，这使得侦查、公诉和审 判等工作有了具体操作标准，符合我国刑事司法实 践长期以来的实务经验。
第三条进路是细致区分犯罪数额和情节要素定 罪量刑功能层次性。
结合《刑法》和《解释》相关条文 的内在逻辑，以犯罪数额为基准，我们梳理《解释》所 确定的情节要素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可归纳如下：作为行为人罪的门槛，在数额一万以上不满三 万元的，《解释》第一条所列明各类情节是贪污受贿 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是判断行为为一般不法行为 还是刑事违法行为的标准。
作为贪污受贿罪从重处罚的依据，《解释》第一 条所列明各类情节在数额三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和三百万以上的贪 污受贿行为中，可作为加重处罚的法定依据。
贪污 受贿数额在此期间内的，在刑法典中已有明确的量 刑档次，情节要素可作为审判人员进行自由裁量的 法定依据。
作为刑罚升格的依据，在贪污受贿数额十万元 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一百五十万元不满三百万元，具 备《解释》第一条所列情节的，刑罚相应从较低的量 刑档次升格至较高一档。
二、受贿罪犯罪情节诸要素解读(一）财产性利益的界定标准—可货币化作为受贿行为的对象，财物的范畴如何定位一 直是学界和实务部门关心的议题。
在《解释》颁布 前，通过刑法修正案将贿赂类犯罪的对象拓展至“财 产性利益”的呼声已是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5]。
《解 释》第十二条明确了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 益。
并明确了财产性利益的主要内容和折算方式。
财产性利益正式从立法层面纳人受贿行为对象范第2期钱松：受贿罪定罪量刑情节要素司法适用分析畴，既平息了学界和实践中的各种争议，同时也深刻 改变了实践中受贿罪的认定模式。
如何确定财产性利益的范畴是司法实务部门首 先面对的问题。
从《解释》的规定看，在财产性利益 的界定中，能为货币所计价是最为核心的要素。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在受贿罪的认定过程中，财产性利 益必须是可货币计价的利益。
故单纯的荣誉、“性贿 赂”等不可作为贿赂行为的对象，可货币化是判断某 种利益是否是财产性利益的核心标准。
同时，可货 币化还应进行是否已经货币化的判断。
例如前文所 提的性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和他人发 生性关系不作受贿处理，但在国家人员明知所接受 的性服务是他人购买所得还予以接受的，则可作受 贿处理。
典型的如因接受色情会所的会员资格从而 接受性服务。
此时，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即可作为 受贿处理，受贿金额按其接受会员服务的价格计算。
如何计算财产性利益的数额是司法实务部门认 定受贿罪罪量的基本问题。
针对财产性利益的类 型，《解释》明确了“可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和“需 支付的其他利益”，针对后者以“实际支付”和“应当 支付”两种方式作为折算办法。
就判读受贿行为中 的权钱交易罪量方案，曾有学者提出了两种规则——“对价判断规则”和“风险判断规则”[6]，两种 规则的运用应结合权钱交易的具体形式展开。
权钱 交易的形式可以有两种，一种是不能收受而收受，一种是必须付出而未付，核心均是未支付所得利益的 对价，而以权力代为支付或不予付出。
以对价判断 规则来看，国家工作人员获得的财产性利益必须有 相应对价，若其利用职务便利获得财产性利益而没 有支付货币对价，其不法的罪量就是所获得的财产 性利益，这是增益性的财产性利益。
以风险判断规 则来看，国家工作人员以职权作为对价换取他人相 关信息从而避免市场风险而获得财产性利益的增益 可折算受贿数额。
此规则下最为典型的便是交易型 受贿和以赌博方式收受贿赂的场合。
此类受贿行为 中，请托人以绝对排除经济风险的交易信息或方式 向受托人输送利益，受托人所得之利便是其受贿数 额。
如何确定财产性利益的外延亦是司法实务部门 认定受贿罪的关键问题。
可货币化作为财产性利益 判定标准在规范逻辑上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财产 性利益的可货币化应按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标准认 定，具有正常市场交易的外在形式，不以特殊情形作 为标准。
如上文所举“性贿赂”的例子，仅仅单纯的权色交易，尚不够成我国法律语境下的受贿行为，即使作为交易对象的“性贿赂”在事后以特殊形式被实 际折算为货币（例如行受贿人之间随后又进行了权 钱交易，并约定第一次性贿赂折抵一定数额的货币，这种约定亦不能折算为受贿数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