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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贿赂罪与渎职罪薛颖（1112296）从定义上看，贪污贿赂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贪利渎职、危害公务行为廉洁性、妨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行为，以及其他个人或者组织实施的与国家工作人员贪利渎职犯罪行为具有关联性或者对象性的行为。
渎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利用职权徇私舞弊，违背公务职责的公正性、廉洁性、勤勉性，妨害国家机关正常的职能活动，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
从客体构成上看，贪污贿赂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权。
贪污贿赂罪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挪用、私分经管的共同财产，侵犯公共财产权利；或者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危害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
这类犯罪间接危害党和国家的廉政建设制度，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妨害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的正常活动.。
而渎职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和人民利益。
这是本类犯罪区别于其他类犯罪的本质特征。
国家机关担负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基本职能。
这些职能的正常行使，是实现国家机关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背离国家机关的活动准则，违背公务职责的公正、廉洁、勤勉性，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必然会使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活动遭到破坏，使人民利益受到损害。
从客观表现上看，贪污贿赂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利用职务上便利，侵吞、挪用、私分公共财产或者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等行为。
其中大多数犯罪行为具有利用职权为个人非法获取财产的特征，其他犯罪行为则与此关联或具有对向性，如行贿、介绍贿赂，则以财产收买职务行为，获取不正当利益。
而渎职罪在客观上主要表现为两大类渎职行为：其一是滥用职权或者不负责任、玩忽职守，其中《刑法》第397条1款所规定的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最具一般性和代表性；其二是故意利用职权徇私舞弊，其中《刑法》第399条所规定的徇私枉法罪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最具代表性。
出版物刊名： 江西警察学院学报
页码： 56-56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3期
主题词： 学术报告厅;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会长;法学会;陈兴良;中国;犯罪
摘要：4月13日上午，我院邀请了中国刑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犯罪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兴良教授在学术报告厅作专题学术报告。
陈教授所作报告的主题是《刑事司法理念》。
他结合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修改内容，主要从宽严相济的具体内涵、实施宽严相济的原因以及如何实施宽严相济三个方面来全面阐述刑事司法方面的相关理念。
整场报告会气氛热烈，在场的听众纷纷提问，陈教授也耐心地一一作了详细的解答。
报告会由我院院长程小白教授主持。
省公安厅相关单位的部分同志以及我院在家院领导、部分教师和同学聆听了报告会。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分类】司法解释解读正文解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裴显鼎一、人民法院审理职务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司法审判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惩治腐败的最后一道程序。
对腐败分子，能不能定罪，判多重的刑罚，最终要由人民法院的裁判来一锤定音。
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人民群众惩治腐败的愿望，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人民法院的定罪量刑来实现。
近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审判了一大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依法惩治了包括XXX、XXX、刘志军、XXX等一大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有力推动和保障了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
据统计，2013年至2015年，全国法院一审受理贪污贿赂案件81805件，审结69017件，生效判决人数73158人。
人民法院对这些案件的依法审判，既彰显了中央惩治腐败犯罪的坚定决心，也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
二、《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制定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从严惩治腐败放在突出位置，把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重要任务，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反腐败无禁区，“老虎”“苍蝇”一起打，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交口称赞。
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修订不久，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办理当中存在不少法律适用问题需要解决。
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刑法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认定标准亟需明确细化。
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及量刑作了五方面的重大调整。
一是取消贪污罪、受贿罪定罪及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突出数额之外其他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二是对贪污罪、受贿罪增设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三是对贪污罪和贿赂犯罪增设罚金刑；四是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五是对行贿罪的从宽处罚设定更为严格的条件。
贪污犯最新判刑指南来了（附司法解释全文）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由五千元调整至三万元，“数额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三百万元以上。
贪污、受贿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同时具有特定情节的，亦应追究刑事责任；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但达到起点一半，同时具有特定情节的，亦应认定为“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从重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１８日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及贪污罪、受贿罪死刑、死缓及终身监禁的适用原则等，强调依法从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
该司法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记者就公众关心的一系列问题采访了最高法、最高检相关负责人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助您更快读懂这份重要的司法解释。
一问：贪污受贿“数额较大”如何起步？该司法解释的一项重要规定是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了明确，其中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由１９９７年刑法规定的五千元调整至三万元，这样是否合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认为，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并不等于对贪污受贿犯罪要实行刑事犯罪门槛的“零起点”。
我国对贪污、受贿起刑点的设置经历了从两千元到五千元再到《刑法修正案（九）》“数额较大”的概括规定。
这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巨大，人均ＧＤＰ自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１４年增长了约６．２５倍，将五千元的起刑点进行适度的提升也是势在必行的。
“五千到三万，似乎存在较大幅度提高。
但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１６年近二十年间，五千元的定罪数额确已不适应社会发展。
从司法实践看，这种定罪数额的调整对于贪污受贿罪的实际惩治其实不会发生太大的影响，也不会让贪污受贿罪的犯罪圈骤然缩小。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说。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苗有水表示，《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过去单纯的“计赃论罚”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重，也就是说认定贪污、受贿行为构成犯罪、判什么刑，既要看数额，也要看情节。
目录司法考试陈兴良刑法讲义——罪量司法考试陈兴良刑法讲义——正当防卫司法考试陈兴良刑法讲义——未完成罪司法考试陈兴良刑法讲义——共同犯罪：定罪司法考试陈兴良刑法讲义——共同犯罪：量刑司法考试陈兴良刑法讲义——单位犯罪司法考试陈兴良刑法讲义——罪量案例前几天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张某盗窃案时，发现公安机关提供的赃物鉴定材料中，采取的是四舍五入的计算方法，因而盗窃数字正好是1千元。
但按照严格的计算方法，盗窃数额为996元，不够定罪标准。
因为按照北京市司法机关的规定，盗窃数额达到1千元的才构成犯罪。
因此，海淀区检察院将本案退还给公安机关。
问题：盗窃行为为什么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一)罪量的概念和特征罪量是在具备犯罪构成的本体要件的前提下，表明行为对法益侵害程度的数量要件。
罪量具有以下特征：1.法定性2.综合性3.程度性(二)犯罪数额数额犯：行为只有达到数额较大程度才构成的犯罪。
1.违法所得数额2.非法经营数额3.特定数额(三)犯罪情节情节犯：行为只有达到情节严重程度才构成的犯罪。
1.情节严重2.情节恶劣3.特定情节司法考试陈兴良刑法讲义——正当防卫(一)案例2000年2月3日和6日被告人王晓岚家先后两次被盗，使得全家人十分恐慌，王将其妻送至娘家暂住，并让内弟姜海勇来家中作伴。
当日下午17时许，王、姜二人回到家中，将院门反锁。
在睡觉前，王晓岚将外屋圆桌上的菜刀和放在沙发北面的一把片刀，都立着放在沙发北面的地上，并拉上了西屋的窗帘。
二人从进屋后至睡觉一直未开灯。
当晚12时许，王晓岚的邻居谭家伟携手电翻墙进入王晓岚家中行窃。
谭站在墙头上时还用手电对着王家西窗户往屋里照，而后跳入王家院内。
王、姜二人赶紧起来站在沙发北头冲着门口。
谭进屋后，推开西屋门，用手电照见屋内有人，便向外屋跑，并当即抄起外屋圆桌上的炒勺向王、姜砸去。
姜往后一躺，谭又往姜的膝盖上踹了一脚，姜倒在地上。
与此同时，王、姜分别抄起片刀、铁管向外追赶谭，谭跑到外间屋北面隔断的小屋门口，抄起脸盆回击王、姜二人。
最新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重申与背离纪冬雨;纪康【摘要】司法解释如何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对立法者原意进行解读，一直以来就存在很大争议，新出台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也不例外。
《解释》对于贪腐类犯罪情节加数额的规定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要求，明确了刑法修改之后的一些争议问题。
但从体系解释的角度上来说，贪污贿赂一章的犯罪内部以及贪污贿赂与其他财产犯罪之间都存在对接上的障碍。
另外，模糊性用语的出现，也给司法解释的适用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It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y of reading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a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islators ’ intent ,and the new corrup‐tion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was no exception .“Explanation” was mor e legal and reasonable ,especially inthe regulation of plot and amount ,making it clear of somecontroversy .But ,from the angle of system ex‐plaining ,the chapter crimeof corruption reveals the obstacles within and between corruption and other property crimes .In addition ,the emergence of vague words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apply to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期刊名称】《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年(卷),期】2016(000)004【总页数】6页(P22-27)【关键词】罪刑法定;司法解释;贪污贿赂【作者】纪冬雨;纪康【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24.392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对于《刑法修正案(九)》中遗留的问题以及刑法理论界关于职务犯罪一直争论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前者包括贪污罪、贿赂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利用影响力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罪中各个数额区间的界定，后者则主要包括了对于“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重大案件”等刑法用语的解释。
事后知情型受贿之共犯否定论邵栋豪【摘要】《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是关于国家工作人员事后知情型受贿的规定,其中关于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成立共犯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即不成立共犯说、成立共犯说和成立共犯待定说.后两种观点不具有可取性,不成立共犯说的结论正确但路径错误.事后知情型受贿具有不同于标准受贿的特点,其受贿的故意属推定故意,不能以推定故意为基础再行推定共犯的成立.而且,在特定关系人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况下,其不法即已确定而不可能再随着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将财物退还或上交而发生变动.因而,在事后知情型受贿的情况下,特定关系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二者不成立共犯.【期刊名称】《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9(036)003【总页数】6页(P86-91)【关键词】事后知情型受贿;推定故意;因果共犯论;违法的稳定性【作者】邵栋豪【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重庆廉政研究中心,重庆40006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24.392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
”对上述规定的理解和适用，在理论上和实务中均存在分歧，其中，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共犯是分歧较大的内容。
一、成立共犯与否的主流观点评析在推定上述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的前提下，关于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构成共犯，理论及司法实务中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不成立共犯说。
该观点以共犯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之间具有事前或事中的意思联络为必要，事后联络割裂了因果关系，因而否定共犯的成立。
有学者认为，“若要构成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人主观上必须有犯罪的意思联络，这种意思联络应该是事前或者事中联络，事后联络的情形中，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最新贪污受贿司法解释'量刑标准'一览表一目了然！附深度解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4月18日联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贪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及其死刑、死缓及终身监禁的适用原则等，强调依法从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赵秉志择其要点，解读如下：小编首先带你一图读懂万言《解释》的内容：赵秉志：略谈最新司法解释中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一、《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修改进一步完善反腐败刑法规范是《刑法修正案（九）》修法的重点之一，而合理调整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模式则是其中的一大亮点。
鉴于1997年刑法典对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规定单一的具体数额标准的种种弊端（如难以全面而适时地反映案件的社会危害程度，不能充分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刑法修正案（九）》实事求是地对此作了合理调整，将贪污受贿犯罪原来的单一依据具体数额进行定罪量刑的模式，修改为“概括数额+情节”的定罪量刑模式，即原则上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由轻到重的犯罪情况，相应规定了三档法定刑；并规定数额特别巨大且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为了维护国家司法的统一性和公正性，《刑法修正案（九）》所确定的“概括数额+情节”的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必须由依法享有司法解释权的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具体规定。
“两高”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调查研究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制定通过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解释》在《刑法修正案（九）》相关规范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设定了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和情节标准，很好地贯彻了《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修法精神暨司法公正、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972010年2月5日 · 第48期中国审判CHINA TRIAL 中国审判新闻月刊CASE 案件疑案探析文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兴良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受贿罪存在两种情形：一是索取财物，二是收受财物。
这两种受贿行为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然而其共同特征是取得他人财物。
因此，无论是索取财物的受贿罪还是收受财物的受贿罪，都以是否取得他人财物作为受贿罪的未遂与既遂的区分标准。
在一般情况下，是否取得财物是容易认定的，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何判断是否取得财物就不太容易，因而对于受贿是未遂还是既遂就会产生争议。
1.收受银行卡或其他财产凭证的案件如何区分受贿罪的既遂和未遂？银行卡、存折以及其他财产凭证，从外在表现形态上来看，它与一般的财物是有所不同的，尤其是记名并可设密码的财产凭证，所有人通常还可以通过挂失等方式避免损失。
因此，在收受银行卡或者其他财产凭证构成受贿罪的案件中，存在一些认定上的疑难问题。
例如记名问题，就容易引起争议。
在有些案件中，行贿人以受贿人的名义办理银行卡，并在银行卡中存入一定数额的现金。
对于这种情形，受贿人收受了该银行卡就应当视为受贿罪的既遂。
收受某些不记名的财产凭证，例如购物卡等，则更是如此。
例如，在2006年司法考试中曾经出过一个题目，国家工作人员甲利用职务便利为某单位谋取利益。
随后，该单位的经理送给甲一张购物卡，并告知其购物卡的价值为2万元，使用期限为1个月。
甲收下购物卡后忘记使用，导致购物卡过期作废，卡内的2万元被退回到原单位。
关于甲的行为，主要涉及是构成受贿罪未遂还是既遂的知识点。
本题的参考答案是甲构成受贿罪的既遂，理由是取得购物卡就是取得财物，因而已经构成受贿罪既遂，至于财物退回原单位，这只是处理时应当考虑的情节。
对于收受不记名购物卡作以上理解，我认为是正确的。
陈兴良：“留有余地”的判决，给冤案发生埋下祸根陈兴良教授评点大案要案，剖析典型案例，反思冤案错案，铁肩担道义，一身正气，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坚定守护者。
我们撷取陈兴良教授专门评析过的于欢案、赵春华案、赵作海案、佘祥林案、于英生案和张氏叔侄案等六个有影响的大案、冤案，于刑思法理中一同感受陈兴良教授的学识和情怀。
一、于欢案：对正当防卫进行制度性反思于欢构成刑法第20条第1款的正当防卫并且没有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不应负刑事责任。
主要理由有三：第一，本案存在不法侵害。
死者等十一人恶意讨要高利贷，采取了非法拘禁，污辱，殴打等非法行为，虽然没有致人伤亡的意图与行为，但已经严重地侵害了于欢母子的人身权利。
符合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
不能认为对非暴力或较轻暴力的侵害就不能实行正当防卫。
第二，本案的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非法拘禁本身是持续犯，长达6个小时的拘禁，并且伴有污辱和殴打，表明不法侵害在长时间内存续，对于欢母子造成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极大刺激。
最后的防卫也是在于欢要离开接待室，死者等人暴力阻止的情况下发生的，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
第三，本案不属于刑法第3款的无过当防卫，因为无过当防卫的暴力要求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即致人死亡或者重伤。
在本案中死者等人的行为是为索债服务的，没有致于欢死伤的行为与意思。
因此，对于欢的防卫行为还要考察是否属于防卫过当。
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才构成防卫过当。
在本案中，于欢的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因为当时死者一方有近十人，足以控制局面，于欢处于劣势。
经过6个小时的辱骂折磨，于欢精神处于崩溃边缘。
尤其是民警到场以后未能有效制止不法侵害即行离去，使于欢感到公力救济无望，而且死者等人步步紧逼。
在于欢要摆脱拘禁，死者等人殴打阻挡的情况下，于欢就地取材用桌子上的水果刀对死者等人乱捅，并且事先有警告，死者等人仍然一拥而上。
在这种情况下的防卫行为，是为解除不法侵害，不是故意犯罪。
陈兴良：对《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最全阐释（下）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刑法教义学的阐释（下）三、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的疑难问题贪污受贿罪的数额和情节是《解释》的重点。
除此以外，《解释》还对贪污受贿罪在定罪量刑中的某些疑难问题做了规定，以便对贪污受贿罪的认定和处罚的司法实践活动起到指导作用。
应当指出，这些规定主要是针对受贿罪的，只有个别问题涉及贪污罪。
（一）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在我国刑法中，受贿罪和行贿罪以及其他贿赂犯罪行为对象都被称为财物。
对于这里的财物，在刑法理论上一般都做扩大解释，认为既包括有形的物品，同时又包括财产性利益，甚至认为包括非财产性利益。
例如，我国学者指出：“根据实践的发展，为了更有利于同贿赂这一严重的腐败行为作斗争，切实维护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国家机关、单位的正常管理活动及声誉，有必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修订法律，把贿赂的范围扩大到财产性利益甚至非财产性利益。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收受财产性利益构成受贿罪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明确规定：“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
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
”这一规定只是将贿赂犯罪的财物扩大到财产性利益，但并未扩大到非财产性利益。
《解释》沿袭了上述司法解释对贿赂犯罪的财物的解释，第12条指出：“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
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
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根据这一规定，贿赂犯罪的财物除了常见的货币和物品外，还包括财产性利益。
这里的财产性利益是指具有财产价值的利益，以此区别于非财产性利益。
因为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以一定的货币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如果没有一定的财产性质，不能折算为一定的货币数额，就无法进行定罪量刑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解释将贿赂犯罪的财物限于财产性利益，是有一定道理的。
《解释》对财产性利益列举了以下这些情形：（1）房屋装修；（2）债务免除；（3）会员服务；（4）免费旅游。
这些情形的共同特点是可以折算为一定的货币数额。
对于那些虽然没有列举，但具有可以折算为一定货币数额这一特点的其他利益，也可以归入财产性利益。
例如，出资为国家工作人员招妓，该出资款就可以直接认定为受贿数额，没有必要理解为性贿赂。
那些直接提供性服务，由此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的情形，不构成行贿罪，而是一种性交易。
如果这些人员利用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共犯或者单独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当然，非财产性利益在逻辑上是可以成为贿赂犯罪的媒介的，国外一般都认同其为贿赂犯罪的媒介。
我国一方面因为以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媒介的案件极为罕见，尚没有将其入罪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采取计赃论罪的处罚方法，在客观上也排斥了非财产性利益的入罪。
当然，如果对于此类贿赂案件确有惩治的必要，就需要通过刑法的特别规定加以解决。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如前所述，我国《刑法》中的受贿罪可以分为索贿和收受财物这两种行为类型。
根据刑法规定，只有收受财物构成犯罪才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
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性质，在刑法理论上存在客观说与主观说之争。
客观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一种客观行为，只有国家工作人员具体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才具备该要素。
而主观说则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主观意图，只要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即具备该要素。
考虑到受贿罪的本质是侵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是否事实上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并不重要。
因此，笔者赞同主观说，为他人谋取利益应被理解为主观违法要素。
至于在某些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具体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甚至已经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些具体行为也并不是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而只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主观意图的客观显示。
我国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事实上也是倾向于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主观的违法要素。
例如，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曾经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
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
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根据这一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形：（1）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2）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3）实现为他人谋取利益；（4）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
以上的（2）和（3）虽然涉及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行为，但就（1）和（4）的规定来看，实际上还是把为他人谋取利益当作主观意图进行规定的，符合主观违法要素的特征。
此外，在指导案例3号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中，裁判理由认为：“请托人许某某向潘玉梅行贿时，要求在受让金桥大厦项目中减免100万元的费用，潘玉梅明知许某某有请托事项而收受贿赂；虽然该请托事项没有实现，但‘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不同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项，就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
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可以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表示予以认定。
潘玉梅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应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至于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只是受贿的情节问题，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由此，该指导性案例确立了以下裁判要点：“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由此可见，指导性案例也是将受贿罪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视为主观违法要素而不是客观行为。
《解释》承袭了上述规定，并且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规定。
《解释》第13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一）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
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3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为他人谋取利益。
”以上规定，为受贿罪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的认定，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法律根据。
根据上述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的认定，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1.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其实包含了前引《纪要》所规定的三种情形，即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和实现为他人谋取利益。
这三种情形当然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
2.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
明知为他人谋取利益在《纪要》中是被规定为“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
当时之所以如此规定，可能还是把为他人谋取利益向具有客观外在表现上尽量靠拢。
而承诺是通过语言表示同意的，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他人财物属于心照不宣的情况，尽管没有语言同意，但其性质与语言同意相似，因此推定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这次《解释》明确地将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规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表现之一，是更大程度上认同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一种主观违法要素。
3.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
据《解释》的规定，只要基于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就应当认定为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素。
这实质上是肯定事后受贿构成受贿罪。
事后受贿是否构成受贿罪，在刑法理论上是存在争议的。
争议的焦点还是在于：收受财物的行为与受贿故意以及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素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因而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在事后收受财物的时候，如果认识到对方交付财物是为感谢其履职行为为他人在客观上带来的利益，该主观认识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受财意思，就可以认定为受贿故意。
然而，由于业已履行完职务行为，在事后收受财物之时，不可能再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目的，因此，《解释》确立的，只要基于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就应当认定为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素的规定，显然是对为他人谋取利益主观意图的一种拟制。
4.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3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
《解释》还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3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为他人谋取利益。
这里的视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是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推定，实际上是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一种拟制。
通常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都具有具体请托或者承诺，因此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素。
《解释》的上述规定显然不是指这些情况，而是指没有具体请托或者承诺的情形。
这种情形也就是刑法理论上所称的感情投资，这里的感情投资是指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以赠送礼金或者红包的形式向国家工作人员交付财物，但不能证明国家工作人员曾经或者意图为对方谋取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没有具体请托事项，但因为彼此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或者行政管理关系，不能排除在以后需要的时候，财物交付者会提出具体请托事项。
因此，这种感情投资与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之间的给付礼金或者给付红包的情况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
对于这种没有利害关系的给付礼金或者给付红包的行为，在刑法没有设立收受礼金罪的情况下，不应当认定为受贿罪。
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的，如果认定为受贿罪，就存在一个如何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解释》将这种所谓感情投资拟制为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
当然，这种情形构成受贿罪，《解释》还做了以下两点限制：一是收受财物3万元以上。
如果不满3万元的，则不构成受贿罪，只是作为一般的违法或者违纪处理。
二是可能影响职权行使。
也就是说，并不是只要收受3万元以上财物就一定构成受贿罪，还要具体考察是否会影响职权行使。
如果不会影响职权行使的，同样不能构成受贿罪。
笔者认为，可能影响职权行使是一个具有实体内容的入罪条件，在诉讼过程中控方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
那么，如何认定可能影响职权行使呢？应当从关系的紧密程度进行考察。
上下级关系和行政管理关系是基于职务或者地位形成的一种法律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不同的紧密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