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穆勒的公债理论及评述学号：1034409088 姓名：刘媛一、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生平简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的长子。
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比较繁荣发展的时期。
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完成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英帝国作为当时头号工业强国和殖民大国的地位。
英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自然是在激化,宪章运动标志着英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空想社会主义和李嘉图社会主义的出现和一定程度的传播,对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一种冲击。
但总的来说,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处于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种反对派均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
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为一种折衷与调和的经济学体系提供了温床，使其成为必要和可能。
约翰·穆勒的以折衷调和为特征的经济学应运而生。
约翰·穆勒是李嘉图学说体系的追随者,而他接受李嘉图学说竟然始自年少之时,这完全得自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的教诲。
这位父亲本人就是李嘉图的密友和经济学上的学生,并对李嘉图学说的传播和最终的解体起过很大作用。
他对儿子约翰·穆勒的教育尤其严格,儿子的聪明好学也着实令父亲对他深为器重。
在父亲的教育下,小穆勒3岁开始学希腊文,8岁开始学拉丁文,并开始接触几何与代数,9岁开始阅读古希腊文学与历史作品,10岁读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德摩斯提尼的原著,12岁开始学习逻辑,熟读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尤其有重要意义的是,13岁时,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开始阅读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接着又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自学过程中,经常同父亲在散步时就政治经济学的各种问题进行交谈,他将这些学习和谈话的内容写成笔记,据他说,他父亲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即是以他的笔记和其他资料整理而成的。
父亲的教育成为小穆勒接受当时最先进的经济学的最初的来源。
他还有幸受到李嘉图的直接教诲,这当然也是由于其父亲和李嘉图有着不寻常的交往,在李嘉图时常来家作客、谈论经济学和哲学问题时,小穆勒不免也要插上几句,父辈的这种亲密关系和理论观点无疑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穆勒14-15岁（1820年5月一1821年7月）时曾同英国大哲学家边沁之弟同游法国,其间除学习法文外,还听了有关化学、植物学和高等数学等方面的课程；他还有机会在萨伊家中住过一段时间。
法国日益高涨的民主自由气氛,萨伊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年轻穆勒的经济思想的形成无疑都会有一定影响。
边沁的功利主义对穆勒的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边沁同穆勒之父是知交,穆勒从小就常常拜访边沁,逐渐接受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这对穆勒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影响。
穆勒从法国返回后,其父曾打算让他学习法律,以便日后从事律师工作,一方面指导他学习罗马法,一方面让他阅读介绍边沁学说的书籍。
这使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变化,据穆勒自己说,边沁的功利主义立法原理将此前的道德立法理论完全推翻了。
在穆勒看来,边沁功利主义关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原理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既表明了人类道德行为的动力不是个人的自私利益,而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表明道德伦理的是非标准应是效果,而不是动机,这效果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功利主义的这些原理成为穆勒观察问题的根本观念和哲学思想。
1823年穆勒发起组织了一个研讨边沁功利主义的学会。
1823年5月,穆勒经父亲介绍到东印度公司通讯检查署当秘书,他在此公司一直任职到1858年该公司解散,前后长达35年之久,官至检察官(1856年)。
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穆勒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而且很早就在著作与学术活动中崭露头角。
二、穆勒公债理论的思想沿革——公债有害论公债有害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萨伊、休谟，其主要观点：他们认为政府和君主的奢侈浪费公债发行的根源，公债的盛行是意大利共和国和西班牙等国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公债实际上是“资本机能向收入机能”的转化，政府借入资本就意味着消耗、浪费和非生产性费用的增加，公债导致的资本积累下降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由于公债比税收具有更快速筹集资金的功能，容易导致战争的发生，因此，公债是战争的催化剂。
亚当 斯密坚持“自然秩序”、“廉价政府”等经济学理念，总体上反对公债的存在和发行，认为公债具有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如公债与战争之间存在不解之缘）。
这些公债思想和观点奠定了古典学派公债理论的基础。
英国的大卫•李嘉图对国债持同样否定的态度。
他认为，国债的负担不在于利息转移，而在于原有资本被国债本金抽走所产生的损害。
当政府收入不足时最好采取税收的方式。
税收与国债相比，政治上的优点是：用税收弥补军费支出时，人民马上会感到战争的痛苦，因而国家就会倾向于减少战争；反之，若国家以债务收入弥补军事支出，则人民不会马上感到负担，于是政府可能会轻率地卷入战争。
大卫•李嘉图认为公债还易于使人们产生一种负担上的错觉，并使其不知节俭，从而减少储蓄，危害资本的形成法国的萨伊认为，私人借债同政府借债有所区别，私人借债一般是生产性用途，而政府借债是为了满足非生产性开支。
这样，国家会变得很贫困，因为贷与政府的资本，由于被消费而归于消灭，不能再给任何人产生利润。
英国的大卫•休谟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国家发行国债，带有纸币流通的弊病，必然会引起粮食和劳动价格的上升；支付国债利息要征收捐税，会加重劳动者的负担；国债大部分掌握在以食利为生的有闲人手里，鼓励了无所作为的寄生生活；国债券为外国所持有，会使国家变成外国的附庸。
因此，休谟提出“国债亡国论”，他说，国家如果不能消灭国债，国债必然消灭国家。
三、公债有害论的假设不同的社会经济时代背景诱发了不同的公债理论学说,不同的公债理论学说背后都有其严格的限制条件或前提条件。
认为公债会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有害论观点，在理论上往往是基于如下假设：（1）社会上没有任何闲置资金或社会游资（Hot Money）；（2）公债的发行对象主要是社会生产资本或生产性资金；（3）公债筹措来的资金主要被政府用于奢侈性消费、战争费用等非生产性支出；（4）公债所产生的还本付息的负担现值大于公债所产生的综合收益的现值。
四、穆勒的公债思想约翰穆勒完全同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关于节约财政支出，限制国家职能的观念，所以他反对公债的发行。
他认为资本从私人企业转移于政府消费始终是一种损失，对经济发展总是不利的，但他同时也对亚当斯密等人的公债理论做了某些修正。
总之，穆勒的公债理论既有对传统公债理论的继承，也有所发展。
一方面穆勒与古典经济学派一样，将公债看成是筹集财源以供给战费或其他非生产性支出的手段，并认为公债是从生产性资本中取出来的借款，因而必将使国家贫困。
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如果以公债为财源而实施大型财政支出计划时，只要公债是由国外资本或国内的过剩游资应募的，劳动阶级不受到损害，也不扰乱本国的产业资本的正常运转，即使是非生产性支出，也谈不上国家财富和资源的减少，相反会迅速增大了财富和资源，而对国家起了繁荣的作用。
穆勒从资金的来源和用途、影响三方面对公债进行分析后，提出对公债应分四种情况分别考察:1）公债资金来源于生产领域，而用于非生产领域，这种公债制度是最坏的政府筹款方法。
2）公债资金来源于国外或国内游资，而用于非生产领域，可以不受到严厉排斥，即使债务可能会加重后代的负担，但只要资金运用得当，使后代获益，也是很公道的。
3）如果公债资金来源于生产领域，而又用于生产领域，那就不应受到指责，特别是临时性的财政支出，完全可以用举债的办法来解决。
4）如果公债的发行刺激了市场利率上涨，即证明民间的生产资金被政府所吸收，则该公债有害；反之，若市场利率不被刺激，则该公债危害甚微。
五、评述约翰穆勒在斯密等人公债理论基础上做出了修正，提出在一定条件下国家可以举借公债，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修正的公债有害论，也可以说穆勒的公债思想已经有了公债中性论的萌芽。
公债不仅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现代社会里它更是调节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
1．公债是一种信用性质的财政收入，体现着有借有还的信用特征信用的本质特征是偿还性和付息性。
公债作为一种财政收入形式，与税收的区别在于它是政府运用还本付息的信用方式而取得的财政收入，税收则是政府凭借公共权力而取得的收入。
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确定性的特点，而公债的特征是自愿性（除少数强制性公债之外）、有偿性和流动性。
因此，公债是一种特殊的财政收入形式。
2．公债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一种信用的重要形式根据债务人的信用主体的不同，可划分为个人信用、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国家信用。
公债属于国家信用，是政府为了弥补财政收支不平衡而向国内、外举借的债务。
由于发行公债意味着未来的、扩大了的财政支出，因此，原来的财政收支“缺口”并未消失，而只是从现在转移到了未来的某个时期。
国家信用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现代市场经济下发达的国家信用又可分为财政筹资信用（如公债、政府借款）和财政投资信用（如基本建设投资的“拔改贷”、财政投资）。
公债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国家信用形式。
3．公债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在当今世界各国，公债的作用已不仅仅是局限于筹集财政资金、弥补财政赤字、平衡预算，它还是政府调节经济、实现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
穆勒的公债思想已经开始思考适量、适时、合适的发行公债，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他所在的时代已是一种进步，对于后来公债中性论的提出与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公债在当今社会对国家调节经济、弥补财政赤字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只要保持适量规模的公债，是对经济有益的。
公债理论学说的科学性必然是相对的、发展的和不断完善的。
美国华盛顿国家气象局门口曾写有一句话：“我们说过的正确话，人们都忘了；我们说过的错误话，人们永远记着。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话也同样适用于对公债经济理论学说的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