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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作者：马慧萍来源：《文学教育》2014年第05期内容摘要：在中国文学史中，母亲的形象一般是值得尊崇与仰慕的，因为母亲终其一生以无比的慈爱与坚忍的毅力来抚育子女，她的牺牲奉献成就了她的功德。
但是到了20世纪，张爱玲却以“罪恶母亲”改写了中国文学史中母亲的苦难伟大的刻板形象。
关键词：张爱玲《倾城之恋》母亲形象《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丈夫离了婚住在娘家。
当娘家人得知她的丈夫去世以后，便怂恿白流苏再回去戴孝主丧，挑个侄子过继过来，去夫家做寡妇。
白流苏气到了极点，她走到母亲的床跟前，跟母亲诉苦，希望母亲能为自己做主。
可是白老太太为了钱，可以让女儿受尽委屈。
她两次劝女儿出嫁，一次是为前夫守节，一次是去香港做别人的情妇。
白老太太的言行让自己的女儿失望透顶，白流苏宁可用自己的前途来下赌注也不愿意再呆在这个令她绝望的家里。
《半生缘》中的顾太太，平时看起来恭谨平和，但是在关键时分，即在钱的面前，她也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女儿的幸福遭到断送。
她是功利的母亲，被金钱腐蚀掉了母爱，她视养儿育女为一种投资手段，只想从女儿身上谋取最大利益，绝不为女儿的幸福着想。
顾太太对大女儿曼璐去做舞女持默许的态度。
曼璐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学业、青春替母亲支撑起了这个贫困的家庭。
但是她和母亲却是难以沟通的。
她的苦衷无处抒发，她也不愿意向母亲诉苦，因为每当她向母亲哭诉的时候，母亲的劝慰的话语从来都不能够搔着痒处，有时候还是啼笑皆非的。
当曼璐要和流氓无赖祝鸿才结婚时，顾太太对祝鸿才的评价是：他钱是没什么钱，像我们这一份人家的开销总还负担得起。
她对女儿的终身大事还是以金钱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为女儿是否能够幸福着想。
张爱玲所塑造的“罪恶母亲”形象除了上述的因为金钱这个外在因素导致的，还有本身性格的扭曲这一个内在因素。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由于长期的性压抑有急切的金钱欲使她的心里畸形扭曲，在爱欲、情欲、物欲中不断下堕，因此具有了强烈的占有欲和报复欲。
张爱玲女性形象分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上, 张爱玲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她以无尽苍凉的笔调对女性进行叛逆的书写, 通过对一群徘徊在“死世界”边缘的女性的描写, 深刻地揭露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以及当时女性生存的困境。
她作品中的女性是可怜的、可恨的、可悲的。
纵观张爱玲所有作品中关于女性形象的描写, 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种典型形象的塑造。
张爱玲女性形象分析篇11 、丧失母性的母亲形象俗话说母爱大于天, 母爱是众人赞赏的。
惟有张爱玲笔下的母爱是一反常态的, 她把人世间最美丽的母爱作了叛逆的描写, 她们或自私、或冷酷、抑或是无情, 都是身受环境的抑制。
在她的笔下曹七巧、顾太太、白流苏的母亲、川嫦的母亲她们的爱冷的让人不寒而栗！其中, 曹七巧这个形象是张爱玲笔下刻画的“最彻底的人物”。
曹七巧, 是个麻油店主的女儿, 原本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 她洋溢着青春气息, 是个讨人喜爱的大姑娘。
然而, 在“存天理, 灭人欲”、“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中, 她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代行父权的兄长把她嫁给了残废的姜家二公子。
门第上的悬殊, 使她很不适应姜家人的生活, 她的粗俗遭到了姜家上上下下的鄙视, 虽然生活的衣食无忧, 但是这种幸福并不是她想要的。
她心理的不平衡导致了她人性的扭曲, 导致了人性恶的发展。
姜家人在情感上对她的排挤是她人性扭曲的第一个因素。
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 应该过正常人的生活, 而曹七巧嫁给的是一个骨痨患者, 畸形的婚姻不仅使她情感空洞, 同时也无法满足她正常的情欲, 虽然对小叔子季泽有爱慕之情, 但是那是近不得身的。
情欲上的饥渴和压抑感是导致她人性恶发展的第二个直接因素。
无性无爱的婚姻不仅使曹七巧正常的生理欲求得不到满足, 心理上也渐渐发生扭曲变形。
这时候她意识到只有钱, 只有金钱不会鄙视她, 而她也只能靠金钱来拥有立身之本。
金钱的枷锁是导致她人性蜕变的主要因素。
长期心理生理上的压抑使曹七巧感觉“人生在世, 还不是那么回事”而后, 当她的小叔子把那份家产挥霍地所剩无几的时候, 便到她面前倾诉起爱情来了。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摘要]：“母亲”这个形象在世人心目中向来联想到的便是爱心、圣洁,是为儿女遮风挡雨的港湾。
然而在张爱玲的笔下我们却能看到另一类有悖常理的母亲形象。
母亲走下了神坛,完全被世俗化、异化了。
让人噩梦连连的母爱充斥在她的小说当中,成为女性扭曲人性的进一步表现,丧失美好的最后底线。
本文通过剖析张爱玲作品中母亲们的形象，深刻揭示了40年代的中国女性在男权主义的压迫下所形成的封建愚昧、金钱至上、人格变态的生存状态。
并且对这些母亲形象的根源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张爱玲母亲形象异化张爱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文坛走红的奇女子。
她的小说，多是写“在急遽变动的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中国女性的地位与自位之道。
”[1] 但她笔下的形象“所给人的感觉仍旧是对生命对人性的苍凉。
”[2] 就连一直被视为人类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她描写得千疮百孔。
在张爱玲笔下的苍凉世界中，母亲的形象黯淡无光，甚至被扭曲、异化，母爱所表现出来的只有虚无、飘渺。
她通过对人生独到的观察，对人性深刻的解剖，对心理的深层分析，以颠倒的姿态塑写了一系列的母亲形象。
在她的作品中，那些本该有着温柔善良的传统母性们在生活的丑恶中，变成了一个个无情的贪婪者。
一直被视为人类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作者犀利的笔端无情的撕裂。
不谈爱情的女性成为人母之后，一反母亲形象圣洁、美好的传统，受到调侃和亵渎。
她们虽不乏对儿女得疼爱，但绝非神圣、纯洁，而是或糊涂、或自私、或卑琐、或病态，或兼而有之，后者往往淹没了前者。
母亲和儿女的关系不再是温情脉脉的小夜曲，母亲在儿女心目中拥有的不在是单纯的尊敬和爱戴，更多的充斥着无可名状的隔膜，甚至仇恨。
“任何艺术创作，都不是简单艺术技巧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人生的揭示与表现”，[3]作者正是从人生和社会的最阴暗的一面对这些母性形象深刻揭露，透视出人类的本原状态，才使得人类对真爱的渴望、对幸福的执着得以遮蔽的显现；才使得作者的内在蕴藉在情感冲突中找到了释放和外泄的渠道；才使的作者自身的生命悲剧意识得以展现。
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作者：代然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23期摘要：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细致的情感与敏感的内心撑起了全部的写作核心，而起最令人称道的，便是其中她对于母亲形象的描写和刻画。
在张爱玲的笔下，母亲的形象总是爱财、冷漠，甚至是仇视子女的。
究其原因，这与张爱玲从小的家庭生活和经济条件息息相关。
关键词：张爱玲；母亲；冷漠；钱财作者简介：代然（1989-），女，汉族，北京人，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国现当代思潮流派与作家作品方向。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3-00-021、张爱玲小说中母亲形象的几点特征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绝大部分的作品都设置了母亲形象，若对这些形象进行通读和分析，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的几点显著特征。
1.1 不幸的婚姻生活在张爱玲较为重要的几部作品中，她设计的母亲形象都有着不幸的婚姻。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金锁记》的曹七巧，这个在穷苦环境长大的“麻油西施”，被许配给了传统大家族中患有骨痨的姜家二爷，终日与“废人”度日，在姜公馆中自然是受尽白眼和非议。
因此她紧紧抓住她所能把握的唯一资源——钱，“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①也许是因为她们各自有着不幸福的婚姻，这些母亲的私生活往往是混乱或者说淫乱的：曹七巧（《金锁记》）与三叔姜季泽有染、梁太太（《第一炉香》）与乔其乔、卢兆麟和司徒协的混乱关系，蕊秋（《小团圆》）的各国男朋友更是多得让九莉数不清。
但是，他们虽然有着极强的情欲，但是心里却都是“死灰”般的生活。
这样的设计不仅与张爱玲的创作观有关，也不得不说与张爱玲自己母亲的不幸婚姻密切相关。
1.2 金钱至上张爱玲小说母亲形象的第二点特征，是他们都将金钱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为了钱，母亲可以舍弃一切，甚至是女儿。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半生缘》，顾曼祯的姐姐以其做诱饵，致使祝鸿才逼奸成功。
探析张爱玲小说中母亲形象的重构作者：徐颖来源：《当代旅游（下旬）》2017年第11期摘要：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大多是灰色的色彩，基调也是苍凉的曲调。
张爱玲通过她自身所经历的世界和自己对于人性的另一种解剖，塑造了许多虚无缥缈的，被扭曲，丑化、颠覆的母亲形象。
本文通过对于她文章中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母亲形象来剖析这些重构的母亲形象形成的原因以及意义。
关键词：张爱玲；母亲形象；重构母爱被定义为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感情。
从古至今，对于母爱的赞美以及歌颂的文章不胜枚举，都将母亲塑造为“圣母”的形象。
张爱玲成为第一个颠覆母亲形象，质疑以及质问母亲传统形象的人。
这究其原因都是与她自小所生活的环境，所接触过的母亲密切相关。
在张爱玲看来，母亲是病态的，是自私的，是软弱的，母爱亦是如此[1]。
一、软弱的母亲在中国的封建思想当中，母亲即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其职责就是相夫教子，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在思想上，没有独立的思想自由，所做的就是对丈夫之命惟命是从，在他们的世界里丈夫便是天；在经济方面，她们没有经济方面的主导权，只是一味的接受给予。
她们只是这个以父系氏族为主体的社会的一个附属品，她们为了家庭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
于是，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赞美母爱的文人墨客比比皆是。
但是，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却是反其道而为之，认为母亲即是与家畜没有什么两样，是兽性的，是无比丑恶的，于是在他的文章中都是把母亲的负面进行淋漓尽致的展现[2]。
在《心经》这一作品中，许太太的形象就是一名软弱母亲形象的典型代表。
在她的女儿和她的丈夫这一段乱伦之恋中，她采取的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选择不相信，在将信将疑中欺骗自己，不为自己的权利去争取，只是一味的忍受。
作为一位母亲，她没有能力去阻止这场错误和畸形的感情，也没有把她的女儿引向正确的感情轨迹，她作为一位母亲是自私的，是失败的，即使在最后，他的丈夫和女儿的同学婚外恋，她都没有任何的反抗，她选择了对这一段不正确的恋情成全。
解析张爱玲笔下“无爱母亲”形象的根源[摘要] 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都是撕去了温情面纱的“无爱者”,而造成这种形象塑造的根源,是张爱玲独特的经历、不幸的人生,特别是张爱玲的母亲对她的影响。
[关键词] “母亲”形象“审母”意识根源1943年,23岁的张爱玲一举成名,她小说中那种独特的悲剧意识令人震撼,尤其是她对“母亲”的塑造,更让人不寒而栗。
可以说,塑造这种反传统的“母亲”形象的,在中国文学中张爱玲是第一人。
19世纪初的文学创作中,“代间冲突”主要表现为父子冲突;母亲常被描写为好意而无能的角色,或者她们是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因为维护礼教秩序不得不与子女产生冲突。
子女的反叛是针对封建家长制体现者的“父亲”,“母亲”是温柔、善良、富于爱心和牺牲精神的形象。
纵使对母亲的形象稍有微辞,也是迫害的直接对象不是亲生子女,而是媳妇或其他人,间接地造成了子女的不幸。
在19世纪30年代,非常富于先锋精神的丁玲在她的长篇小说《母亲》中,也是塑造了一个温柔善良而又大度的传统的“母亲”形象。
直到19世纪80年代方方的《落日》和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作品,才出现了对传统“母亲”形象的质疑和重新塑造。
也就是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了“审母”意识,而张爱玲在40年代初的《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中就已经鲜明地表明了她的“审母”意识。
我们在阅读这两篇小说时会发现:密秋儿太太和曹七巧是对异国姊妹,二人经历相近,性格略有不同,但两人有着共同的母性中丑恶的负面心理。
密秋儿太太作为一个经历了艰难生活的寡妇,她不愿意一手抚养大的女儿一个一个地离她而去,她要占有女儿。
她没有获得完满的婚姻,她也要让女儿和她一起过修道院般的生活,连报纸都要审查过才让女儿们看,实际上是她对性的复杂心理的流露,因而她仇视一切浸入自己领地的异性。
所以她把女儿训练成纯洁无知的玩具娃娃,不露声色地葬送了女儿的婚姻,也葬送了女婿罗杰的生命。
曹七巧更是一个疯狂的母亲,她有三个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心理层次:性变态心理、仇视和嫉妒心理、寡居者的“护犊”心理;她的这些不正常心理烧红了她的眼,烧昏了她的脑,把她变成一个将报复施于亲生子女,不择对象地用亲生子女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自己的不幸的“食人者”。
张爱玲电影剧本中的“母爱”【摘要】张爱玲在电影剧本中对母爱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母亲形象在她的作品中被塑造得丰满而真实，展现出母爱在角色关系中的作用和情节发展中的重要性。
母爱不仅是影片中角色命运的关键因素，同时也与其他主题有着密切的关联。
通过对母爱的描写，张爱玲呈现了一种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使观众在影片中产生共鸣。
母爱主题的深刻意义和影响力不仅体现在角色命运的转折中，也让观众在情感上得到共鸣和启发。
通过张爱玲电影剧本中母爱的呈现方式和深刻意义，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母爱在人类情感世界中的重要性。
母爱这一主题在张爱玲电影剧本中得到了生动而丰富的表现，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关键词】张爱玲、电影剧本、母爱、角色关系、情节发展、主题、角色命运、呈现方式、深刻意义、共鸣。
1. 引言1.1 张爱玲电影剧本中的“母爱”张爱玲电影剧本中的“母爱”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主题。
在她的作品中，母爱往往以各种形式和角度呈现，展现了复杂而真实的人性关系。
母爱在张爱玲电影剧本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影响着角色之间的关系，也深刻影响着整个情节的发展。
张爱玲通过对母爱的描绘，探讨了家庭、爱情、人性等多个层面的议题，使得母爱这一主题在电影剧本中显得特别丰富和引人深思。
在本文中，将通过具体分析张爱玲电影剧本中母爱形象的塑造、母爱在角色关系中的作用、母爱表现在情节发展中的重要性、母爱与其他主题的关联以及母爱对角色命运的影响等方面来深入探讨张爱玲电影剧本中母爱的呈现方式和意义，以及这一主题对观众的共鸣产生的影响。
2. 正文2.1 母亲形象在张爱玲电影剧本中的塑造母亲形象在张爱玲电影剧本中的塑造是非常丰富复杂的。
张爱玲在她的电影剧本中经常通过母亲的形象来探讨家庭关系、爱情和人性等主题。
母亲的形象往往是一个复杂多维的角色，既具有慈爱和关怀的一面，又可能有严厉甚至残忍的一面。
在《色戒》中，母亲对女儿的戒备和控制正是导致了女儿误入歧途的原因，而在《梅兰芳》中，母亲的支持和理解则成为主人公成功的力量源泉。
论张爱玲塑造母亲形象的形成原因摘要：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的母亲大多是有悖于伦理的形象，这种母亲形象表现出张爱玲对传统母性观的批判。
这种倾向的形成，究其原因，与张爱玲对其母亲的情绪记忆，及作家独特的个人气质，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同时，张爱玲对母亲形象的表现也暗含着她对女性及人性层面的理性思考与感性期待。
关键词：张爱玲情绪记忆社会背景个人气质
在我国传统文学的作品中，母亲的形象一直是以“慈母”的类型居多。
在古典文学中，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最具代表性，这首诗凭借对母亲真挚的感情和“慈母”的形象为后人所称道，而这首诗中的“母亲”也成为中国传统母亲光辉形象的一个缩影。
此外，唐代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回到家乡将忧国忧民之心与思母之情相融合，写成了感人肺腑的《无家别》。
在现代文学中，又多次出现了表现对“慈母”的眷恋，赞扬伟大的母爱的文学作品。
其中，冰心在1932年写的散文《南归》，就是为了纪念其1929年逝世的母亲，所以她给这篇散文起了一个副标题，叫做《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艾青的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更是表现出“母爱”的无私和伟大。
即使是以“现实主义”作品著称的老舍，在《我的母亲》这篇文章中也不免发出“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1]的感叹。
由此可见，我国传统文学对于母亲的定位，长期以来都直指代表“爱”与“温暖”的方面。
但这种书写状态，直到张爱玲的作品出现才得以打破。
《传奇》是张爱玲解放前的唯一的一个小说集，同时也代表了她创作的最高成就。
《传奇》所表现的大多是上海中上层阶级和抗战时期香港人的生活情形，并且作家选择以两性、婚姻和亲情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这种生活。
与五四时期大多数女作家所书写的婚姻、爱情、母爱的主题相反，张爱玲所表现的是人性中丑恶的一面。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道德伦理意义上的母亲。
她笔下的母亲大都是自私，软弱，狠毒，愚昧的形象，并呈现出扭曲和病态的一面。
对于“母亲”这个词语，我们赋予它太多的诠释，也赋予它太多的内涵。
母性是女性天然的本能，这也是女性有别于男性的根本所在。
因此，母爱就表现出了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为孩子选择良好的成长环境，教子有方等内容。
同时，母爱也被描绘成母亲对子女的恩情，无私，伟大，这些都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题材。
然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多是有悖于母亲天性的母亲形象，对种种病态母亲的极致书写，传达出张爱玲对传统母性观的反驳。
从其作品中大量出现且极具独特性的母亲形象看来，母亲在她生命中留下的情绪记忆，以及她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是她在创作中始终未曾摆脱的影响。
张爱玲对传统女性观的彻底解构，成为她所描绘的苍凉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传达了她对女性、人性层面的理性思考和感性期待。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第二炉香》中的寡母、《心经》中的许太太等等，这一系列母亲形象，直面母性及女性的阴暗面，构成文学史上少有的母亲形象，她们完全丧失
了“母亲”一词所蕴涵的生命、慈爱、理解等意义，彻底暴露出“母亲”一词的阴影。
大致讲来，这种“瓦解”的踪迹，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作最初的探悉：（1）目睹沪港沦陷的社会背景；（2）“母爱”失落造成的记忆；（3）作者敏感内省的个人气质。
这三个方面相互交织，形成了张爱玲塑造母亲形象的原因。
一、目睹沪港沦陷的社会背景
对张爱玲一生影响最多的两个城市一是上海二是香港，上海是当时中国商业化和市民化发展最为成功的都市，当时的香港是跟在上海后面亦步亦趋的全新翻版。
生逢乱世的张爱玲先是亲眼目睹了上海的沦陷，后又因太平洋战争的战火滞留香港。
她看到了战争给人类文明所带来的毁灭，这样的环境使张爱玲倍感人生的苍白，渺小及生命的不可知，由此激化了内心无比的悲凉，寂寞之情。
在这种情感体现下产生的作品，刚好符合了沦陷区都市居民的一般心理，使读者从作品中找到了切实的感受。
张爱玲笔下对市民日常生活的描述与她独有的贵族气质的文字，使沦陷区的人们找到了昔日的回忆与情感上的依托，从而深深的吸引了都市动荡环境下的市民。
二、“母爱”失落的记忆
张爱玲对母爱有过美丽的幻想，却在脆弱的母女关系中走向虚无。
在敏感内省心理倾向的催化下，张爱玲从失望走向绝望，对母亲与母性提出了质疑。
张爱玲会得到此种与常人截然不同的情感体验，无疑与她的生活经历，尤其是母亲给她的内在影响有着莫大的
关系。
张爱玲的母亲母黄逸梵深感于自己男尊女卑的成长环境，导致她形成了与一般母亲大相径庭的育儿态度，她对女儿张爱玲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儿子，尤其对女儿的受教育权和财产权格外关注。
但她对女儿倾向于过于理性的安排和设定发展道路。
张爱玲的母亲在国外生活多年，经过多年分离，张爱玲和母亲之间的距离已越来越远，互相并不了解。
但当17岁的张爱玲重新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后，母亲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教育和训练张爱玲，这使得张爱玲曾经对“母爱”的幻想全部落空，这种“失落”感造成了她的思想失横，更导致了她自信心的崩溃，对自身的怀疑。
三、敏感的独特气质
张爱玲创作中怀疑的眼光和被抛弃的感觉还来源于她敏感内省的个人气质。
她是名门之后，身上流淌的贵族血统使她独标孤高，我行我素。
同时，由于时代的变迁，她又亲眼目睹了封建士大夫时代的落幕。
因此，她从小就有时不我待的情怀，总有一种被时代抛弃的恐惧。
这种无依感与绝望感，在张爱玲敏感内省气质的催化下，表现得分外强烈，也使得她对外在伤害的感受非常深刻，这也使她过分敏感的气质发展为多疑的性格。
她的这种敏感怀疑的独特气质自然也波及到母女关系的处理上，对常人来说不过是寻常的母女代沟，在张爱玲多疑的注视中则带上了一层浓厚的悲观色彩。
推己及人，张爱玲进而对普遍意义上的母性乃至人性发出了质问。
张爱玲敏感内省的个人气质，以及对母爱“失落”的情感体验，在一个乱
世的背景之下结合，导致了她对母亲形象的塑造，并上升为对女性及“母性”的深刻思考。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女性批判意识的女性作家，张爱玲对传统母性观的解构，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对女性的评价和社会期待，也呼唤着女性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与认识。
张爱玲对于自己母亲的伤痛记忆，独特的敏感气质和动乱的社会背景，在这种种原因的契合下，创作出了打破传统伦理道德的母亲形象，也摧毁了她自己加在母亲身上的种种幻想。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爱玲因为在母爱方面的缺失，而导致她在小说作品中对母性的批判，是中国现代文学幸运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