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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义务详解一、引言在民事诉讼中，证据义务是指诉讼当事人对其所声称的事实需要提供证据来予以证明的法律责任。
本文将详细探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义务。
二、原告的证据义务作为原告，其证据义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在诉讼中需要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其所主张的权利或利益存在。
这包括提供能够证实自己权益的相关证据，如合同、协议、收据等。
2. 提供与被告相关的证据原告还需要提供与被告相关的证据，以证明被告对其主张的权益产生了侵害或违约行为。
这可能包括证明被告行为的证人证言、相关物证等。
3. 提供证据完整原告不仅需要提供与主张权益相关的证据，还需要确保提供的证据完整。
这意味着提供的证据必须是充分、独立而连贯的，能够对法庭提供全面、准确的事实信息。
4. 客观真实地陈述事实在提供证据的同时，原告有义务按照事实真相进行陈述，不能故意隐瞒或歪曲真实情况。
这是维护诉讼公正的基本要求。
三、被告的证据义务与原告相对，被告在民事诉讼中也有一定的证据义务。
1. 反驳原告指控被告需要提供证据来反驳原告的指控，证明其没有侵害原告的权益。
这可能包括提供证人证言、相关物证或其他能够证明被告无过错的证据。
2. 揭示真相被告还有义务提供能够揭示案件真相的证据，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例如，被告可以提供证人证言或其他能够证明原告指控不实的证据。
3. 反诉证据义务在某些情况下，被告可能还具有反诉的权利，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支持反诉请求。
被告有责任向法庭提供与其反诉主张相关的证据。
四、辅助人的证据义务除原告和被告外，辅助人在民事诉讼中也有一定的证据义务。
辅助人应提供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以协助法庭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
五、法庭的证据权重和解释义务法庭在对案件给出判决时具有根据证据权重和解释证据的义务。
法庭会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评估其真实性和可信度，并给予其相应的法律效力。
六、证据保全的义务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还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保全证据。
法律的证人与证词的重要性在法律领域中，证人和证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们的作证不仅能够影响案件的结果，还能为法庭提供客观、真实的证据，以促进公正的司法判决。
本文将探讨法律的证人与证词的重要性，并分析其在司法系统中的作用。
一、证人的角色证人是指能够提供与案件相关事实证据的人。
他们在法庭上发表的证词通过陈述自己所知道的事实，为法官、陪审团和律师提供信息，帮助他们了解案情。
证人的主要角色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 提供事实信息：证人通过提供自己所见、所闻和所知的事实信息，为法庭提供新的证据。
这些证据可能会支持或反驳控方或辩方的观点，从而对案件的判决产生重要影响。
2. 目击者证言：有时候，证人是案件中发生事件的目击者。
他们能够提供详细的描述，向法庭提供他们亲眼所见的证据。
这种证言在处理刑事案件中尤为重要，因为它能够提供案发现场的真实情况，并帮助法庭做出正确的判断。
3. 可信度评估：证人的证词不仅仅是提供事实，还需要经过可信度的评估。
法庭会考虑证人的证词是否可靠、真实，并与其他证据和调查结果进行比对。
证人的信誉和信任度对其证词的可信度起着关键的作用。
二、证词的作用证词是证人在法庭上说出的陈述，可以作为证据被法庭采纳。
证词在法律系统中具有以下重要作用：1. 事实记录：证词能够记录案件中的事实，确保它们得到法庭和相关方的关注。
证词可以提供独立观点和信息，帮助法庭建立案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2. 辅助证据：证词可以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增加案件相关事实的可信度。
通过与其他证据进行比对，可以帮助法庭评估证词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对案件做出更公正的判断。
3. 说服力：证词对于法庭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起着重要作用。
良好的证词能够激发法官和陪审团的共鸣，使他们更有倾向性地接受证人的陈述和观点，从而影响案件的结果。
三、证人和证词的重要性证人和证词在司法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他们的作证对于案件的处理和公正评判至关重要。
以下是证人和证词的重要性的几个方面：1. 真实与公正：通过提供真实的证词，证人能够帮助法庭做出公正的判决。
中级审计师考试知识点《审计理论与实务》：审计证据一、审计证据的含义及作用含义：审计证据是指审计人员获取的能够为审计结论提供合理基础的全部事实，包括审计人员调查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相关情况和对确定的审计事项实行审查所获取的证据。
作用：在审计工作中，确立审计目标，然后围绕审计目标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使用审计方法取得具有充分证明力的审计证据，以审计证据证实审计目标，得出审计结论，形成审计意见或做出审计决定。
1.审计证据是评价审计事项的事实根据2.审计证据是形成审计意见或做出审计决定的基础二、审计证据的分类（结合案例分析题）（一）审计证据按其形式不同分类审计人员所取得的审计证据能够按其外形特征分为实物证据、书面证据、口头证据、视听或电子证据、鉴定和勘验证据和环境证据。
1.实物证据实物证据通常包括固定资产、存货、有价证券和现金等。
实物证据是通过实际观察或盘点取得的，用以确定实物资产的存有性。
但资产的所有权归属、资产的质量和分类还需要取得其他的审计证据。
2.书面证据书面证据往往是审计证据中的主要部分，数量多、来源广。
3.口头证据在取得口头证据时，应将其转换成书面记录，并取得提供证据者的签字盖章。
一般情况下，口头证据需要得到其他相对应证据的支持。
4.视听或电子证据随着科学技术和审计技术方法的发展，此类证据将成为经常使用的审计证据。
5.鉴定和勘验证据鉴定和勘验证据是指因特殊需要审计机关指派或聘请专门人员对某些审计事项实行鉴定而产生的证据（例如票据真伪）。
这种证据实际上是书面证据的特殊形式。
6.环境证据环境证据一般不作为主要证据，但它能够协助审计人员了解被审计单位和审计事项所处的环境。
（如：经济形式、地理位置、管理状况）（二）审计证据按其来源不同分类审计证据按其来源不同分为亲历证据、内部证据和外部证据。
1.亲历证据亲历证据是指审计人员在被审计单位执行审计工作时亲眼目击、亲自参加或亲自动手取得的证据。
例如，审计人员监督财产物资盘点。
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之建构李阿杰（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郑州４５０００１）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０５作者简介：李阿杰（１９９４—），女，河南驻马店人，郑州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２０１９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
摘要：专家辅助人制度立法上的模糊使学界关于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角色定位与鉴定人、证人混淆不清，也降低了这一制度的可操作性。
基于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立法原意与庭审实质化下庭审制度对抗式诉讼改革的需要，明确专家辅助人的独立诉讼参与人的诉讼地位，界定专家辅助人意见兼具弹劾证据与实质证据双重属性，在审查规则上从选任人群、资质及审查时间等方面予以规定，细化专家辅助人出庭程序，推动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良好实施。
关键词：专家辅助人；鉴定意见；有专门知识的人；诉讼参与人；质证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３３１８（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６５－０５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对专家辅助人仅有零星条文的笼统规定及模糊定位，导致其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捉襟见肘，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立远未达到立法者想要弥补控辩双方在科学事实鉴定方面结构性失衡的心理预期。
鉴于此，本研究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构。
一、专家辅助人之内涵界定 专家辅助人一词是我国在融合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与大陆法系的鉴定人制度的基础上新创的立法设计。
专家辅助人最初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这一概念。
准确来说，专家辅助人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被称为“有专门知识的人”，仅作为学理上的概念被法学理论界认可并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得到应用。
专家辅助人的实质词义在理论界颇有争议。
有学者将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明确定义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受被告人、自诉人（被害人）和司法机关委托就鉴定结论涉及的专门知识提出意见的掌握特定科学理论和专门技术知识的人”［１］。
也有学者明确区分专家辅助人与有专门知识的人，认为我国专家作证体系在总体上应当包括鉴定人、专家辅助人和专家证人这三种主体［２］。
论刑事案件中法官对证据属性的审查判断规则审判官评判证据，乃审判官根据其学识、经验所得客观之认识也。
故在自由心证，审判官之确信系根据客观之原因，并非根据其主观之意志，任意判断，毫不受证据法则之拘束。
①——民国法学家，周荣认证，是法官对证据的证据属性和证明力的审查认定活动。
我国法官的认证活动采行自由心证主义，但是自由心证并非无限制的心证，法官对证据进行的审查判断及认定，“须依证据法则及其他一般之法则，以求对某项事实之确信”。
本文以刑事案件的法官认证活动为研究背景，关注法官对证据能力的审查判断规则，以期对今后的司法审判活动提供理论支持。
一、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法官在进行认证的过程中，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眼前的证据都能作为定案根据吗？也就是说，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筛选出那些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
那么，应当根据哪些标准进行筛选与判断呢？一项证据事实是否具备证据属性，是判断其能否进入诉讼程序的先决条件。
我国证据理论界，对于证据的属性，也即证据的特征的界定一直存有分歧。
本文以“三性说”作为判断证据属性的标准，即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
证据的真实性是证据的本质特征，强调的是证据本身是一种客观实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证据的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是从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的相互关系方面来反映证据特征，我国诉讼法对证据的关联性没有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证据的合法性，则是指证据从形式与来源上合乎法律规定而没有不可采取的理由的特性，②而关于合法性的争议最多。
法官在对证据进行认证的过程中，较易做出判断的是证据的真实性问题，而对证据的关联性与合法性的判断则较为复杂，因此，本文将重点就证据相关性与合法性的审查判断规则予以阐述。
二、证据相关性的认证规则相关性是所有现代证据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401条将相关性定义为：是指使任何事实的存在具有任何趋向性的证据，即对于诉讼裁判的结果来说，若有此证据比缺乏此证据时更有可能或更无可能。
（占善刚老师）第一章证据法基本原则（理念）一、证据裁判主义，院在审理案件认定事实的时候，出了证据以外，并没有其他的认定手段1、神示裁判法定证据2、科学（证据）裁判自由心证法定证据主义、每一种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认定事实的资格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都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法官必须机械的适用法律预先设定好的规则来判断案件事实，不能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每一种证据材料证明力的大小做自有判断。
毒树之果、毒树指的是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第一次），果指的是用第一证据作为线索获取的证据。
二、证据裁判主义在三大诉讼中的体现：1、刑事诉讼、对证据裁判主义的要求最高。
并不是所有的事实都要有证据证明（免证事实）但是只要不是免证事实，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只能靠证据。
2、民事诉讼中，免证事实的范围大于刑诉领域。
民诉中，某一事实虽不是免证事实，法官认定该事实的手段或根据并非绝对的只有证据，还有别的途径，如言辞辩论中的内容，言辞证据的全部意旨在民诉中可以作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辅助手段。
3、行政诉讼中，要区分行政诉讼的案件类型来定，如果属于公益色彩浓厚的撤销之诉，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唯一的手段。
与刑诉相同，在其他类型案件中，由于公益的要求较低，允许当事人做意思的自由处分，所以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除证据以外，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也可作为辅助手段民诉中对事实的追求不如对当事人意思的尊重。
刑诉中对实施的追求是第一位的。
一、自由心证1、内涵、法官认定案件事实判断证据，对每一种证据的证明能力及证明力的大小都必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据逻辑和经验进行例行的判断而法律不预先对每一种证据的证明力及证据力做出规范。
2、制度保障：①合议②法官独立③回避④上诉⑤再审⑥心证公开（法官应公开说明理由）⑦⑧3、例外：刑诉中适用口供原则口供需补强①被告人口供补强规则、刑诉案件中口供不能单独作为证据，必须有其他证据②诉讼程序事项的证据只能以法庭笔录作为证据（外国民诉）第二章证据的内涵与基本属性一、证据内涵”1、证据方法：能够为法官提供认定案件事实资料的人或者物。
如何理解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展开全文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包括要件事实、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
要件事实又包括权利发生事实、权利妨碍事实、权利阻却事实和权利消灭事实。
要件事实、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1.要件事实要件事实，即（实体法）规范构成要件事实，又称直接事实、主要事实，是直接导致某项民事权利义务或民事法律效果发生、妨碍、阻却或消灭的事实。
要件事实或直接事实是原告用来直接支持自己诉讼请求的事实，也是被告用来直接推翻原告诉讼请求的事实。
民事法律事实的发生使民事主体获得民事实质权（所有权等财产权、名誉权等人身权），民事纠纷事实的发生意味着民事实质权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而产生实体救济权（如物上请求权等）和诉讼救济权（即民事诉讼权）及仲裁请求权（即申请仲裁权）等。
因此，要件事实包括：（1）民事法律事实，比如合法继承（取得所有权）、签订合同（形成合同关系）和依法离婚（解除婚姻关系）；（2）民事纠纷事实，比如侵权事实和违约事实。
这两类事实中，前者是基础、前提，无后者则无诉讼利益，也就不能获得诉讼救济。
2.间接事实间接事实是不能直接导致某项民事权利义务或民事法律效果发生、妨碍、阻却或消灭的事实，而是用来推导或证明“直接事实”是否存在的事实。
间接事实的主要作用在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直接事实时，只得运用间接证据证明间接事实，多个相关的间接事实形成一个事实逻辑链，从而证明直接事实是否存在。
例如，没有证据来直接证明B曾向A借过款的事实，可以由A多次催促B还钱的事实和B没有拒绝的事实（间接事实），推导出B借过A钱的事实（主要事实）。
3.辅助事实辅助事实，又称补助事实，一般是指用以证明证据能力有无或证明力大小的事实。
例如，证据收集的违法事实（关涉证据能力有无）、证人与当事人是亲属的事实（关涉证明力大小）等。
学界多认为，辅助事实多为诉讼法上的事项，只需自由证明或释明。
事实上，辅助事实与间接事实之间往往并无严格的界限。
我们认为，辅助事实是有关证据能力有无或证明力大小的事实，往往包含实体内容，并且当辅助事实直接关涉本案主要证据或唯一证据的证据能力或证明力时，则应当采取严格证明，须经双方当事人质证。
民事诉讼中本证与反证的再界定宋春龙【摘要】本证与反证的概念分类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从通说划分的主要标准证明责任来看,有着逻辑上的固有缺陷,依靠此种分类划分片面强调了证据静态分类而忽视了司法证明过程中证据的应用,其本身追求的学理价值以及实践意义并未达到概念本身构建的目的,值得我们反思.【期刊名称】《济宁学院学报》【年(卷),期】2013(034)001【总页数】4页(P105-108)【关键词】民事诉讼;本证;反证;证明责任;司法证明【作者】宋春龙【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4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15.2本证与反证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民事诉讼领域学理分类的一种，学界将本证与反证作为教授民事诉讼法证据内容中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长久以来，学界大多只关注本证、反证这一类证据的划分，很少从深入探讨这种证据分类划分的标准以及其对我国民事诉讼实践所起到的作用，本文将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之上，尝试还原本证与反证本来的面貌，探求本证反证这一分类的实际意义。
一、本证与反证之概念《证据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这并未对本证与反证概念做出明确划分，理论界对此颇有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证就是本方的证据，反证就是反方的证据。
在司法证明活动中，凡是支持一方的事实主张能够成立，证明该主张之事实存在的证据，就是本证;凡是证明一方的事实主张不能成立，证明该主张之事实不存在的证据，就是反证。
［1］(P145)此种观点是根据当事人所在立场而分，将当事人分为本方与反方，本证与反证与之依次对应。
第二种观点认为:本证是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即能够证明自己事实主张成立或部分成立的证据。
比较法视野中的刑事证明方法与程序2011-06-22 22:33:50周洪波【作者简介】周洪波，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内容提要】诉讼主要与证明有关，从证明方法的类型及其合理性来解释和评价程序的制度与实践，应该是刑事程序法律比较的一个不可或缺、但未受足够重视的重要视角。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不同的程序法规范决定了在认识论上区分的证明方法模式的合法性差异，而司法的现实需要和不同的宏观司法制度语境又会使证明方法的法律规范模式产生变异和分化的司法实践形态；另一方面，诉讼程序的法律规定和实践的许多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证明方法的规范模式和实践形态的不同知识特征所产生的程序效应。
这种研究可以纠偏关于程序原理的一些流行观念，树立一种工具理性的程序观，给中国刑事程序的法治化改革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关键词】刑事证明方法/法律规范模式/司法实践形态/程序效应引言：探询刑事程序比较的新视角比较法研究对于思考中国刑事程序改革具有长期的重要意义。
法律比较总是需要一定的视角和理论模式，因为，法律的构造和实践总是有一定的基本思路和逻辑。
以往的比较研究，已经集成了一些较有影响和被普遍使用的视角和理论模式，如，在描述和解释的层面，从诉讼主体关系或权力构造的不同所建立的职权主义模式与当事人主义模式等，从诉讼目的或价值的不同所建立的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事实探知(政策实施)模式与纠纷解决模式等；在评价的层面，从一般的权力控制、权利保护观念或是抽象的程序正义、程序理性理念的角度，将不同的诉讼程序区分为正义的与非正义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或是区分程序的正义、理性的高低程度。
当然，已有研究对我们具有指导和启发意义，然而，在笔者看来，也可能存在着局限与误导，还有必要进一步探索一些更为有效和妥当的比较视角和相应的理论模式。
欲对以往的程序法律比较进行纠偏，较为要紧的是将证明方法与程序关联起来，从证明方法的类型及其合理性来解释和评价诉讼程序的制度逻辑和实践效果。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上）周洪波2012-08-16 10:01:33 来源：《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作者简介：周洪波，清华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的类型区分及其规范意义，在理论上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其在法律和法学上都具有普遍的基础性，尤其对中国问题具有特别的针对性。
界分这两类证据的基本标准是，在证明逻辑上看证据与证明对象之间是否具有“生成”意义上的证据相关性，有则为实质证据，无则为辅助证据。
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区分这两类证据的规范意义在于，能够较为具体地说明与刑事诉讼有关的许多职权行为应有的合理证据规范，以及中国在刑事证据运用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应有的法律变革。
今后，应当在理论上加强此方面的研究，在立法尤其是法律解释上明确这两类证据的区分并对其运用进行合理规范。
关键词:实质证据辅助证据界分原理规范意义一、问题的提出诉讼证据的类型区分及其规范意义，在法律运用和法学理论上，都具有基础性。
在我国，常被提及和讨论的一般是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法定证据种类，“主要证据”和与其相区分的其他证据，以及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等两两相对的证据理论分类。
相比较而言，另一种证据类型区分，却殊少被提及，即便有提及，也只是教科书式的“点到为止”的概略介绍，基本上没有像样的讨论，这就是：一类，在证明逻辑上被认为是证明对象的存在或发生而形成的证据；另一类，虽然证据事实与证明对象之间没有前述关系，但仍然在认识论上具有一定的证明作用。
根据表达的常见习惯和理解的方便，可将前者称为实质证据，将后者称为辅助证据。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几近“失语”的状况，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西方法治国家，虽然这种特定证据类型的区分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但其主要体现在法律理念和实践意识当中，较为缺乏直接明确表述的法律规范，也鲜见理论上的专门论述；另一方面，在我国，因特定的制度语境，大多有意无意地将诉讼证据的指涉局限在“实质证据”（习惯的理解）的范围内。
[1]在这样的内外语境中，讨论这种特定的证据类型区分及其规范意义似乎就成了“无源之水”。
然而，从我国诉讼制度以及证据制度的法治变革走向来看，正确理解这种特定的证据类型区分，并实现对这两类证据的合理规范运用，应是变法用功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里所关注的特定证据类型区分，已有相关的一些片语只言和实践意识（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法治国家）所表征出来的认知问题，主要是：在认识论方面，理论和实践中提及的一些证据类型区分，在区分的基本思路上或明或隐地与笔者所说的这两类证据的界分思路一致，但是，共同的要害问题是，基不上都没有对证据类型进行正确的区分和清晰的说明，其理解停留在一种粗陋的常识水平，另外，还存在着有些概念称谓不够妥当等问题；在规范方面，以这里所说的证据类型区分思路来讨论证据运用的规范问题，在理论上少见，在实践中却是或明或隐的一种重要关注，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与前一方面的问题有关，许多认识都是模糊不清和似是而非的。
有鉴于此，本文将明确以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这两个概念范畴来指称这里所关注的特定证据类型区分，并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讨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在认识论上，如何界分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二是，在规范上，界分这两种证据的意义何在？期望这里的初步探索，能够对法学研究、法学教育和法律（实践）的进步有所助益。
二、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的界分原理在常识上，人们往往习惯于将诉讼证据理解为“案件”（证明对象）的存在或发生而在外部世界留下的各种主客观“痕迹”。
不过，有一些事实现象虽然不是证明对象的存在或发生而留下的痕迹，但其事实内容在认识论上仍然有一定的证明作用，在法律运用中也常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然，其往往是在前者的证明力不足甚至是缺乏前者的情况下才派上用场。
在实际的诉讼纷争中，人们常常也在争执和考量是否有“实质证据”或“实质性证据”及其“质”、“量”的问题，而所考虑的这种证据也就与前面对诉讼证据所指的常识理解有关。
因此，尽管前述对证据所指和“实质证据”或“实质性证据”的常识理解都还较为粗陋，有诸多不够严谨之处，但是，其对证据类型的区分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证据类型区分和较为严谨的概念界定，即：实质证据，是在证明时被认为属于待证事实的存在或发生而形成的证据；辅助证据，是在证明时被认为属于相对独立于待证事实之外的其他事实的存在或发生而形成的证据。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的称谓，比较符合通常的语词理解习惯，前者能够表达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特定的“紧密”关系，后者能够表达证据在使用上的辅助性地位。
对于这两种证据称谓，人们容易误以为是所熟知的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不同说法而已，但实际上却有本质的不同（后文详论）。
质言之，界分这两类证据的基本标准或方法就是，在证明逻辑上看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是否具有“生成”意义上的证据相关性：有，即为实质证据；无，则为辅助证据。
举例来说，甲涉嫌因有外遇而家庭关系不睦，杀害了其妻乙，并力图毁尸灭迹。
其中，仅就被告人甲杀害了其妻乙的行为这一待证事实，有这样一些可能被用来进行证明的证据：（1）几十块碎骨、几千根头发、一颗假牙等人体组织物和一副假牙套；（2）一把留有人体组织物的电锯；（3）一把留有指纹和血迹的刀；（4）警察A说，前述人体组织物、电锯和刀是在被告人家附近的一湖边和湖中找到；（5）关于前述人体组织物和电锯上人体组织物的鉴定报告，说明所有人体组织物均来自于同一个人；（6）关于刀的鉴定报告，说明刀上有甲的指纹和乙的血迹；（7）证人B说，某一天曾在被害人家附近听见有女人的呼救声，女人在呼救中大喊“杀人了”；（8）证人C说，甲曾向其讲述了杀害乙的事实；（9）乙曾在某牙医诊所就医的记录和档案，记录了乙曾到诊所安装了一颗假牙以及一副假牙套；（10）一家车辆租赁公司经理D陈述，甲在乙失踪前的一个多星期租了一台碎木机，在感恩节过后几天才将碎木机送回，送回来时机器像是用蒸汽清洗过一样非常干净，而一般机器送回来时都需要清洗；（11）某商店销售员E陈述，甲曾到其所在商店买过一把电锯；（12）乙的同事证人G说，乙曾告诉她，其想离婚，因为甲有外遇，而且有暴力倾向，有时还会打自己和孩子；（13）警察H说，其在火车站抓到了甲，当时甲正准备乘车离开当地，而且甲极力抗拒抓捕；（14）在侦查实验中用碎木机碎过的一些猪骨头和人的头发，实验碎木机出来的猪骨头的形状、头发的拉扯痕迹与从湖边收集的人骨和头发的一样；（15）证人F说，B为人一向善良、诚实，在单位有良好的口碑；（16）证人C作证时表现沉着冷静。
[2]其中，前面8个证据属于实质证据，即它们在证明逻辑上都可以被视为甲杀害乙这一待证事实的存在或发生而形成的各种痕迹；后面8个证据属于辅助证据，它们都可以被视为由相对独立于杀人行为的其他事实的存在或发生而生成，即：第9个证据是由乙的就医行为所生成；第10个证据是由甲的租车和还车行为所生成；第11个证据是由甲的购买电锯行为所生成；第12个证据是由甲的日常行为所生成；第13个证据是由抓捕行为和抗拒抓捕行为所生成；第14个证据是由侦查实验所生成；第15个证据是由证人B的日常行为生成；第16个证据是由证人C陈述时的情绪状态所生成。
通过前述例子，可对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的界分原理进行一定的解析。
首先，实质证据，在证明中谓之为待证事实所生成，在这方面，需注意的要点是：（一）证据事实的现象内容，在证明逻辑上被认为是由待证事实的作用直接或间接“构造”而成的各种“主观”或“客观”痕迹，或者说“带有”待证事实及其作用后果的信息。
前述例子中的8个实质证据，都可以如此来看待，即：正是因为甲杀害了乙，直接形成了被害人的尸体、留有甲的指纹和乙的血迹的刀（第3个证据）这些“客观”痕迹，以及证人B关于被害人家传出呼救声的听闻和记忆、甲对杀人行为的认识和记忆这些“主观”痕迹；在甲杀害乙这一事实及其形成的前述各种痕迹的基础上，再加上后来的碎尸行为、警察的调查行为和陈述行为、证人B 的陈述行为、甲对证人C的陈述行为和证人C的转述行为、鉴定人的鉴定行为和书面报告的行为等，前述各种痕迹“转化”成了人体组织物（第1个证据）、带有人体组织物的电锯（第2个证据）这些“客观”痕迹，以及警察A关于实物证据来源的陈述（第4个证据）、两个鉴定报告（第5个和第6个证据）、证人B 和C的陈述（第7个和第8个证据）这些“主观”痕迹。
（二）虽然待证事实为实质证据的生成因素，不过，一般而言，这种因素并非唯一，还有其他的因素，在此意义上，可以把待证事实的作用因素视为一种“内在因素”，把其他因素视为环境作用的“外在因素”。
比如，在前述例子中，第1个证据即被害人的人体组织的存在，在证明逻辑上除了是杀人行为这一待证事实的作用后果之外，还是在杀人行为之前的被害人身体存在和之后的碎尸行为等外在因素的作用后果；第4个证据即警察A的陈述，在证明逻辑上既是杀人行为这一待证事实的作用后果，也是杀人行为之前的被害人身体存在和之后警察A的调查行为和陈述行为等外在因素的作用后果；第5个证据即关于人体组织物的鉴定报告，在证明逻辑上既是杀人行为这一待证事实的作用后果，也是杀人行为之前的被害人身体存在和之后的鉴定行为等外在因素的作用后果。
（三）证据事实总是有具体内容，只有当某一证据事实具有特定的具体内容时，才具有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生成关系的可能性，才归属于实质证据的范畴；在前述基础上，不同证据的事实内容的特定性、具体性程度不同，会影响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生成关系在证明逻辑上的可能性程度，不论这种可能性程度如何，是否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都不影响证据类别的归属判断，但是，其会影响证据的法律功效。
在前述例子中，前8个证据就是因为有特定的具体事实内容，使其在证明逻辑上都具有与待证事实构成生成关系的可能性，而后8个证据则不然。
同样是实质证据，每个实质证据事实内容的特定性、具体性都是有一定差异的，比如，第1个证据（人体组织物）和第2个证据（一把留有指纹和血迹的刀）的特定性、具体性程度要弱于第3个证据（警察A的陈述）和第4个、第5个证据（两个鉴定报告），第7个证据（证人B的陈述）的特定性、具体性程度要弱于第8个证据（证人C）的陈述。
这些差异，一方面，不会影响它们在证据类别归属上的判断，因为它们都具有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生成关系的可能性，所以都属于实质证据；另一方面，却会影响它们在法律上的功效，因为证据事实内容的特定性、具体性程度与其证明力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比如，第8个证据的证明力一般要大于第7个证据），而在法律上针对特定的职权行为（如判决、逮捕等）都有证明程度的要求，所以，容易出现的情形是，在此种证据情形下不能作出某一职权行为，但在彼种证据情形下却可以作出该职权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