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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嘉靖帝朱厚熜自称朕乃神仙下凡
导语：零距离打板子嘉靖皇帝朱厚熜在登基之初，一个重要的诏令，就是广开言路，鼓励言官大胆进言，但在他大多数执政时间里，对于言论，却多采取
零距离打板子
嘉靖皇帝朱厚熜在登基之初，一个重要的诏令，就是广开言路，鼓励言官大胆进言，但在他大多数执政时间里，对于言论，却多采取压制方式。
他压制的方式，就是“杖责”。
他杖责的方式，是非常“零距离”的，比如嘉靖四年(1525年)，云南御史郭楠上奏，要求抚恤“大礼仪”之争中的获罪官员家属，朱厚熜立刻下令，命令锦衣卫带着大棍，乘快马八百里加急，就为了到万里之外的云南打郭楠二十大板。
嘉靖十三年(1534年)，户部给事中张选要求朱厚熜亲自拜祭孔子，恼怒的朱厚熜不但把张选杖责，甚至还特意跑到牢房隔壁，亲自听殴打张选的棍子声。
嘉靖十九年(1540年)，朱厚熜想闭关炼丹，太仆寺卿杨最上奏说：“臣就是被陛下打死，也要上奏劝阻陛下。
”朱厚熜看完后立刻说：“那就把他打死吧！”结果，杨最被活活打断了气。
明世宗朱厚熜
嘉靖面前不好混。
摊上朱厚熜这样的领导，做大臣的想混好是非常难的，朱厚熜执政时代的几位重臣，都有自己一套混事的办法。
最早得宠的夏言，最大的特点是做事风风火火，朱厚熜交代做的事，都能以最快的速度做完，而且汇报工作极其简单明了。
但排挤掉夏言的严嵩，却更有一手，后人都说他会拍马屁，其实他拍马屁的方式极其特殊，就是每次与朱厚熜讨论事情的时候，先假装
生活常识分享。
明世宗崇道刍议贵州省务川中学秦爱叔摘要：明世宗是中国古代继唐玄宗、宋徽宗之后又一著名的道君皇帝，他长达四十五年的专制统治，正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
他疯狂崇信道教，一心修炼、不问政事，其崇道时间之长，程度之剧可谓空前绝后。
本文主要从崇道的原因、表现及影响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关键词：明世宗崇道斋醮明代皇帝大都崇道，成祖始开崇道之先河，历经仁宗、宣宗、英宗、宪宗、孝宗，至世宗嘉靖一朝，崇道之风愈演愈烈，其尊崇程度之深、崇尚时间之长可谓冠绝古今，无与伦比。
世宗在位四十五年，明代由盛转衰。
作为最高专制统治者，他是继唐玄宗、宋徽宗之后又一著名的道君皇帝，即位之后一意修炼斋醮，不问政事，痴迷仙药，并为其父母加封道号“仁化大帝”和“妙化元君”。
他如此崇尚道教，究其成因主要在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其自身的性格体质等，本文拟从明世宗崇道的原因、表现及对明代社会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崇道的原因世宗之所以狂热崇道，有人说“世宗好道不好佛，盖天性也”。
1其实不然，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概括而言主要为：自身身体素质的原因和当时客观环境的原因。
（一）自身原因：1，生理需要：世宗是由藩王入京，“生长南方多脆，非北地可比”，从小体弱多病，即位不久又在宦官的诱惑下纵情声色，最常用把红铅、秋石、少女初潮等炼制仙丹，以助淫欲。
史载：邵元节、陶仲文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
1后又有方士顾可学“炼童男女溲为秋石”以进，2每当服用丹药药力发作之后，就任意临幸选来的秀女。
即位不久就大量册封妃嫔，册封的数量为明代列朝之冠。
他身体虚弱，嘉靖十九年冬“复得奇疾，非寒非热，卧三旬乃起”，3除了身体素质不好之外，他还多次遭遇生命危险，特别是嘉靖二十三年杨金英、杨莲香等十六名宫女发动宫婢之变，世宗险些丧身于此，以致数日不省人事，加之他堂兄武宗英年早逝，尚无子嗣的阴影一直在他心头挥之不去，如何确保自己坐稳龙椅，避免重蹈武宗覆辙？成为世宗最关注的事情，于是他就把希望寄托在神仙保佑与道教方术之上，整日修炼，日事斋醮，服用仙丹秘药，以求长生不老。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治国思想与政治实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杰出的一位君主，从他就任皇帝开始，一直到去世，他都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治国思想，并且将其付诸于实践。
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朱元璋的治国思想以及他的政治实践究竟做到了多少。
朱元璋的治国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疏财仁民、法度严明、道德自信。
其中“疏财仁民”体现了朱元璋关注民生的一面，“法度严明”则是他重视法律与纪律的一面，“道德自信”则是他倡导礼义廉耻与正确道德观念的一面。
疏财仁民是朱元璋治国思想的核心之一，他认为国家的财政应该能够支持民生的需求，培养人才，发展经济，满足民众日常的生活所需，而不是浪费在无谓的战争上。
因此，他在财政上放宽了征收压力，减轻了百姓的税负，促进了各地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并采取了“田赋免役”政策，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压力，鼓励各地百姓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创业致富。
而法度严明则是朱元璋对治国规律的理解。
他高度重视法律与纪律，坚持执行法治，严格处置背法违纪的行为，通过军事、监督等方式，保障国家及文明社会的正常运转。
此外，他还创建了全国性的司法机构，对相对较弱势的群体给予保护，遏制了官僚系统不当行为。
他在很多领域使用了五刑，重视了法律的实效性和巨大威慑力，为后世的政治官迷提供了规范。
朱元璋还强调了“道德自信”的重要性，即领导者必须有一套高尚的行为准则并积极地推广这种准则。
例如，他鼓励公正、诚实、爱国、尊重他人、愿意助人为乐的德行，并对那些行为优良的平民和士人提供了途径和平台，积极推行了以重用人才为理念的人才政策，推动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建设与更新。
当朱元璋实践自己的治国思想时，他主要采用了三个方面的措施：领导层的精干管理，官僚传统体制的深度革新，以及教育和文化建设的改革。
首先，他实现了领导层的精干管理。
他提拔并赋予高额的权力给那些勤奋益智的卓越领导人，并对那些缺乏纪律和道德的领导人进行补充和调整。
通过这种方式，他提高了领导层的质量，获得了忠诚的助手，并清除了内部反对者。
道教的起源与发展及其基本信仰道教发展道教是中国固有的一种宗教，创立于东汉时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并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
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
道教发源于历史悠久的华夏大地，在洪荒时代，由于人力有限，经常受到自然灾害，所以人就对自然产生敬畏，希望得到自然的庇护，自此开始出现道教各种神的雏形，至殷商时代，史前时期的对自然敬信已发展到信仰天帝和天命。
这些都为后来道教的发展及繁荣打下基础。
东汉时期为道教的发展初期，其中，汉明帝身体力行，修心养性，并且在洛阳皇宫中积存了大量的秘书、列仙图和道术秘方。
桓帝时曾派中常侍左官到苦县（今鹿邑县，是老子李耳的老家）祭祀老子，并下令将天下所有祠庙中的其他神主、偶像毁掉，改祀黄帝、老子。
隋唐时，道教发展达鼎盛时期。
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建都洛阳，虽然对道佛均崇，但诏令道先佛后。
洛阳御苑就是按道教传说中的三座神山仙境修建的。
唐时，唐高祖曾下诏宣布道教为首，儒学为次，佛教第三，并自称老子后裔，大崇道教。
直到北宋时期，道教仍在繁荣发展。
北宋建都汴京，以洛阳为西京。
宋太祖、太宗祖籍洛阳，因崇信道教。
金元时期流传的道教为“正一道”、“太一道”和“真大道”，后陕西王重阳所创全真道在河洛兴起，上述三教均不再传。
王重阳对道教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弟子又创了好几派，使得道观遍布。
明代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也大力推崇道教。
但是，由于明初朱元璋对道教采取抑制政策，因而基本没有大的发展。
清代统治者偏重佛教，曾宣布佛教为国教，所以禁止道教传播。
虽在民间活动较盛，但道观及活动规模都很小。
民国时期，曾宣布废除道教，但民间仍有道教信仰活动。
冯玉祥驻洛，倡导打神办学，很多道观多被用来办学，庙产亦被充公。
到建国前夕，道教在洛阳几乎泯灭。
1958年，人民政府实行宗教制度改革，原道教重点活动场所的职业人员和宗教活动相对集中，以便于管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与其他各教一样，道教活动全部停止。
万历皇帝的宗教政策与社会变革明代万历皇帝（1563年-1620年在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着非凡影响力的君主。
他在位期间，除了对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宗教政策，这些政策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变革。
一、背景与宗教多元性明代初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教多元性最为鲜明的时期之一。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
万历皇帝继位之初，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并存的阶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万历皇帝制定了一系列的宗教政策，力图实现社会的变革与统一。
二、禁止佛教、道教寺庙扩建作为世袭皇位的继承者，万历皇帝对佛教和道教教团的影响力心存疑虑。
为了控制佛教和道教的势力，万历皇帝在位初期就下令禁止佛教和道教寺庙的扩建，并对一些寺庙进行了关闭。
这一举措一方面减少了宗教机构对社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为国家省下了一笔巨大的开支。
三、推行经世致用政策万历皇帝注重实用主义，他推行了一系列经世致用的政策，以促进科技与社会进步。
他注重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并提倡科学知识的普及。
这种政策的推行对于道教等宗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草药研究和农业技术等领域。
四、支持基督教传教活动万历皇帝对于基督教的态度相对宽容，他鼓励传教士来华传教，并派遣使节前往欧洲学习西方科技和文化。
他希望能够通过引进西方的知识和技术，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这使得中国基督教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并促进了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五、镇压天启教起义尽管万历皇帝对于基督教持有较宽容的态度，但在1603年发生的天启教起义后，他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政策。
天启教起义是由米海尔·葛则伦（Michael Zheng）领导的一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起义，这使得万历皇帝感到了对国家统治的威胁。
于是，他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将起义镇压下去，同时对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加以限制。
六、思想改革与社会变革万历皇帝的宗教政策并非孤立的，它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改革密不可分。
明朝皇帝列表顺口溜
1.太祖朱元璋、明惠帝朱允炊、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
明宣宗朱瞻基、明英宗朱祁镇、明代宗朱祁锌、明宪宗朱见深、明孝宗朱佑樟、明武宗朱厚照、明世宗朱厚熄、明穆宗朱载屋、明神宗朱翊钧、明光宗朱常洛、明熹宗朱由校、明思宗朱由检
明朝历代皇帝排序顺口溜:
2.〃太祖开天行道"；"惠宗嗣天章道〃；〃成祖启天弘
道〃；〃仁宗敬天体道〃；"宣宗宪天崇道"；〃英宗法天立道〃；"代宗符天建道〃；〃宪宗继天凝道〃；"孝宗达天明道〃；"武宗承天达道〃；
3.〃世宗钦天履道"；"穆宗契天隆道〃；〃神宗范天合
道〃；〃光宗崇天契道"；"熹宗达天阐道"；〃毅宗绍天绎道〃；"安宗处天承道〃；〃绍宗配天至道〃；"文宗贞天应道〃；"昭宗应天推道〃。
明朝的宗教改革与信仰明代佛教道教和儒学的变革明朝的宗教改革与信仰明代佛教、道教和儒学的变革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发展，也在宗教信仰和教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变革。
本文将探讨明朝时期佛教、道教和儒学的变革，以及这些宗教信仰如何与社会变迁相互作用。
一、佛教的变革佛教作为一种重要的宗教信仰，受到了明朝开始的宗教改革的影响。
明初的皇帝对佛教持有较为宽容的态度，并且许多皇帝自己本身也是佛教信徒，比如明太祖朱棣和他的重臣都非常尊重佛教。
然而，随着明太祖去世后，皇室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明成祖朱棣继位后，开始推行儒学，并将佛教视为一种不符合儒学价值观的信仰。
成祖下令关闭了一些佛教寺庙，并对佛教进行了限制。
然而，明成祖并没有全面消除佛教，而是采取了一种较为温和的政策，保持佛教的存在，但是限制其影响力。
明朝后期，佛教开始回归，得到了皇室的支持。
万历帝时期，佛教重新得到发展和普及，国内兴起了大量的佛教寺庙和宗教活动。
这期间的佛教改革主要表现在对佛教的官方化管理，制定了一系列行规和教规，同时推动佛教文化艺术的繁荣。
二、道教的变革明朝时期，道教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发展。
明太祖时期，对道教没有进行明确的政策制定，保持相对宽容的态度。
太宗时期，对于道教的态度也较为宽容，但是开始对其发展进行规范管理。
随着明成祖时期的儒学复兴，明朝开始对道教进行限制。
成祖下令关闭了一些道教庙宇，并且限制了道教的传播和影响力。
然而，明成祖并没有完全取缔道教，而是允许其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
明朝后期，道教重新得到皇室的支持和重视。
万历帝时期，道教逐渐复苏，并受到了官方的保护和扶持。
道教组织得到重新规范和管理，成为官方认可的一种信仰。
三、儒学的变革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的学问和思想体系，在明朝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发展。
明太祖朱棣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将其作为国家的官方学说，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广和弘扬儒学。
明朝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政策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都有深远的影响。
而在宗教信仰和宗教政策方面，明朝也有其独特之处。
本文将从明朝的宗教信仰、宗教政策的实施以及其对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明朝时期，宗教信仰极为丰富多样。
在宗教信仰方面，明朝继承了前朝的佛教、道教等传统信仰，同时还吸收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外来宗教。
这使得明朝内部涌现出了多元宗教信仰的现象。
尽管如此，儒学在明朝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明朝的国教。
明成祖朱棣自登位后，大力提倡儒学，推崇程颐和朱熹的理学思想，将儒学奉为国家的正统信仰。
他还着手修订和编纂了多部经典，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对明朝社会的影响力。
明朝的宗教政策主要体现在对各个宗教的管理和限制上。
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明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宗教政策，对各个宗教实行不同程度的管理。
尤其是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新引进的宗教，明朝政府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管理措施。
明朝初期，基督教传入中国，但随着大量的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明朝政府逐渐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政策，对基督教的传播和活动进行了限制。
伊斯兰教也受到了相似的限制，尽管明朝政府并没有完全禁止伊斯兰教的传教活动，但在实践中对穆斯林社区的管理也相对严格。
相对而言，明朝对佛教和道教等传统宗教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
佛教在明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受到了皇室的赞扬和支持。
明成祖甚至亲自撰文为寺庙撰写匾额，表达对佛教的支持。
道教在明朝时期有了一定程度的复兴。
明朝政府在管理上也较为宽松，允许道教组织的存在并接受其税收。
明朝宗教政策的实施对社会产生了多种影响。
首先，明朝政府的宗教政策营造了相对宽容的宗教环境，使得各个宗教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发展。
这为各个宗教信仰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条件。
其次，明朝的宗教政策也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影响。
儒学作为官方信仰，儒家的伦理教化对社会的道德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保障。
明朝皇帝的崇道之风晁中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史哲》2004年第5期摘要: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自称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 故夺得皇位后极力崇道。
后世皇帝仿效成祖,崇道之风愈演愈烈, 至嘉靖、万历而盛极。
因崇道而日事斋醮, 皇帝怠政之风日盛, 加速了明王朝政治的腐败。
因怠政而出现权力真空, 内阁的权力随之上升, 逐渐有了所谓“宰相之实”。
皇帝崇道促进了“道藏”的编纂和道教的传播, 道教更加民间化和世俗化。
明代道教虽未出现新流派, 没有理论上的新贡献, 但相对于佛教, 其地位却上升了, 故不宜笼统地说明代道教处于衰落时期。
关键词: 明朝; 道教; 怠政; 民间化和世俗化道教于东汉末年产生以后, 历朝帝王对其态度多有不同。
例如, 隋朝皇帝崇佛胜于崇道; 唐朝皇帝因是李姓, 自称老子后裔, 故大力崇道, 以唐玄宗最为痴迷; 宋朝皇帝亦崇道, 宋徽宗甚至以天下道教的教主自命; 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其皇帝都不崇道而崇佛。
在封建时代, 皇帝的个人信仰对社会能产生重大而广泛的影响。
在明代, 明成祖自称在靖难之役中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 故称帝后极力崇道, 明后世皇帝中以嘉靖、万历二帝对道教最为痴迷, 影响巨大。
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既可以了解明代道教传播的特点, 也有助于对有明一代历史认识的深化。
一、明成祖开明朝皇帝崇道之风明朝皇帝崇道之风是从明成祖开始的, 而他的父皇朱元璋则较为崇佛。
朱元璋称帝后, 只允许佛、道二教流传, 其他宗教一律禁绝。
但从总的倾向来看, 朱元璋崇佛胜过崇道。
这可能与他本人当过和尚的经历有关。
这种倾向从以下三点就可以看出来。
其一, 朱元璋称帝后以“天有师乎”为借口, 取消了张正常“天师”的称号, 改授其为“真人”, 而“天师”是道教中对教主最尊崇的称谓。
其二, 和尚和道士犯同样的罪过, 对道士处罚得较严厉。
《万历野获编》卷27《僧道异法》中记载:“洪武中有诏, 凡火居道士(犯通奸罪) , 许人挟诈银三十两, 钞五十锭。
如无, 打死勿论。
”后来,“山西有僧夜入奸妇家, 为同奸者殴死”。
如按对待火居道士例, 应“打死勿论”, 但“上命宥死戍边”。
文中还说:“此则见之史者。
盖二法必皆太祖所定, 特未载入律中耳。
”其三, 据《明实录》记载, 洪武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朱元璋发布诏谕:“公侯不可崇道, 尚服丹药。
”明初士人大都以儒学为本, 佛、道兼修, 例如宋濂就自号“仙华道人”, 刘基亦曾随道士修业。
这二人崇道很可能是他们后来失宠的重要原因。
朱元璋禁大臣崇道而不禁崇佛, 足见他本人崇佛胜过崇道。
明成祖则与其父大异其趣, 变得极为崇道。
明成祖起事北方, 按照道教的说法, 东青龙, 西白虎, 南朱雀, 北方的守护神是真武大帝, 自然以真武大帝作为自己的保护神最为适宜。
于是, 明成祖从起兵时起,就不时借各种机会显示, 自己在冥冥之中经常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
据《明书·姚广孝传》载, 明成祖起兵当天,“出祭纛, 见披发而旌旗蔽日。
太宗(明成祖) 顾之曰:‘何神?’曰:‘向所言吾师玄武神也! ’于是太宗仿其像, 披发仗剑相应。
”此事在高岱《鸿猷灵》中明确说成是发生在姚广孝选的日子, 即明成祖“屡问”姚广孝起兵的日子, 姚屡说不可, 到举兵前一日才说:“明日有天兵应, 可矣! ”第二天举兵时, 果然“众见空中兵甲, 其帅玄武像也。
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
“玄武”即“真武”, 宋代时为避宋真宗讳, 改称“真武”为“玄武”。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 这场真武显灵助成祖起兵的活剧很可能就是姚广孝导演的。
古代人迷信心理重, 信以为真, 便认定明成祖是“真龙天子”, 大家就信心十足地跟着他打天下。
在此后长达3 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中, 明成祖经常以真武大帝暗中相助来激励士气, 在军中还时不时打出有“真武”字样的旗帜, 使建文帝的将士也误以为真武大帝在佑助明成祖。
这既对明成祖的将士起到激励作用,又对建文帝的将士造成了心理上的威慑。
明成祖以八百人起兵, 在靖难之役中经常能转危为安, 并最终夺取皇位, 这种心理作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明成祖即位后, 道教的地位明显上升。
继朱元璋取消张宇初的“天师”称号后, 建文帝又剥夺了张宇初原有的“正一天师”印诰, 明成祖则一即位就将“正一天师”印诰交还给了张宇初。
明成祖对真武大帝的崇奉更是优礼有加, 隆重加封真武大帝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 以真武大帝为护国大神, 在京师建真武庙, 在御用的监、局、司、厂、库等衙门中, 全都建有真武庙。
庙中供奉真武大帝塑像, 左右两旁塑龟蛇二将, 以彰显真武大帝之神武。
明成祖在《御制真武庙碑》文中对真武大帝助其夺位之功大加颂扬:“惟北极玄天上帝真武之神, 其有功德于我国家者大矣⋯⋯朕肃清内难, ⋯⋯神之阴翊默赞, 掌握枢机, 斡运洪化, 击电鞭霆, 风驶云驰, 陟降左右⋯⋯迹尤显着。
”朱元璋曾颁布《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 明成祖则重新加以删定, 增加祭颂真武大帝的乐章, 成《御制大明玄教乐章》, 通行全国道教斋醮场所。
据传, 真武大帝最初修练武当山, 功成升天, 奉上帝命镇北方, 故明成祖便于武当山重建庙宇, 以奉祀真武大帝。
《明史·礼志四》对此记载得很简略, 实际上工程规模很浩大, 历时6 年, 耗银百余万两, 前后动用兵民数十万。
竣工后明成祖亲制碑文以纪其事, 赐名武当山为“太岳大和山”。
于是, 号称“太岳”的武当山盛极一时, 其地位一度凌驾于五岳之上。
各地藩王也纷纷仿效明成祖, 在武当山设立道观, 以供奉真武大帝。
武当山道教建筑群至今仍是全国最大最壮丽的道教建筑群。
真武大帝成了护国大神, 整个道教在明成祖时期的地位自然也随之大为提升。
据《万历野获编》卷27《僧道异恩》条载:“永乐间, 升⋯⋯全真(道) 邱元清为太常卿。
”金元之际的邱处机是全真道的开创人, 其后人邱元清位列九卿之一, 以太常卿掌“礼乐郊庙社稷事宜”, 对全真道来说是件十分荣耀的事。
但总的说来, 全真道在明代的地位不如正一道高。
明成祖将明朝的京师从南京迁至北京, 实际上也与他将“镇北方”的真武大帝作为自己的护国大神有关, 只是这种心理外人难以明知。
他对北京进行大规模营建, 今故宫和北京老城的基本格局都是在明成祖时奠定的。
与此同时, 明成祖在北京兴建了一些供奉道教神灵的建筑,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天坛, 另有天将庙和关公庙等庙宇。
天坛和故宫中的宫殿都在永乐十八年落成。
天坛初称“天地坛”, 因嘉靖时另建地坛, 遂只称天坛,为皇帝祭天祈祷丰年之所。
天坛上供奉“皇天上帝”,即玉皇大帝, 为道教中的最高神灵。
北宋末年皇帝宋徽宗曾为玉皇大帝上了“上帝”的徽号, 后世沿用了下来, 也有称“天帝”、“玉帝”者。
明成祖建天坛供奉玉皇大帝, 名为祈祷丰年, 实际上还寓有祈求道教神灵保佑的深意存焉。
明成祖“于禁城之西”建有天将庙, 以供奉崇恩真君、隆恩真君。
崇恩真君指宋徽宗时的萨坚, 善符法。
隆恩真君即王灵官, 天将庙中以王灵官为二十六将之首。
王灵官据传为宋徽宗时人, 原名王善, 作战勇猛, 善用符法, 后世尊奉为“玉枢火府天将”, 故明成祖为其所建庙称“天将庙”。
据《帝京景物略》记载,明成祖率兵出征时总带着王灵官藤像, 奉其为军中保护神。
明成祖在未迁都北京前, 即于永乐元年于北京建关公庙。
对关羽的崇祀始于宋徽宗时, 后世屡有加封。
明成祖也是将关公作为道教神灵来崇祀的。
永乐十五年, 明成祖还建洪恩灵济宫, 立庙皇城之西,崇奉五代时的徐知证、徐知谔兄弟, 分别封二人为金阙真人、玉阙真人。
此二人作为道教神灵受崇祀, 实自明成祖始。
实际上, 明成祖还在内宫建有玉皇殿, 供自己和内宫中人奉祀。
王誉昌《崇祯宫词》卷上记载:“内玉皇殿, 永乐时建。
”因崇祯帝在明朝临灭亡前改奉天主教, 先毁佛, 后毁道, 命人将内宫的玉皇殿毁掉。
明成祖在内宫建玉皇殿这件事清楚表明, 他崇奉道教是十分认真的。
张三丰是明初修道有成的著名道士, 民间有关他的传说甚多, 据传讲求内功的太极拳即为张三丰所创。
明成祖多次派人到全国各地去寻访他, 但张三丰为自抬身价, 故意避而不见。
《太和山志》卷5 载有明成祖《赐张三丰书》, 其中写道:“朕久仰真仙, 渴思亲承仪范⋯⋯朕才质疏庸, 德行菲薄, 而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
敬再遣使, 谨致香奉书虔请, 拱候云车风驾惠然贲临⋯⋯”明成祖对这位道士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明成祖虽然始终未见到他, 但还是在武当山为他建了遇真宫, 内有张三丰铜铸鎏金坐像。
明成祖还不时命道士设斋醮, 为他的父母祈“冥福”, 当他的皇后徐皇后于永乐五年死后, 他命天师张宇初于朝天宫率众道士设大斋醮, 为徐皇后祈福。
有时设斋醮三日, 有时则长达七昼夜。
他这种大设斋醮的做法开了先例, 后世皇帝便纷纷仿效。
二、崇道之风至嘉靖、万历而盛极明成祖崇奉道教成了后世皇帝的榜样。
他们基本上都崇奉道教, 只是崇奉的程度不同而已, 其中尤以嘉靖和万历二帝对道教最为痴迷。
《明史·礼志四》载北京的“京师九庙”皆为明成祖他的后世子孙所建。
这“九庙”都是由明廷官方正式供奉的具有标志性的庙宇。
其中, 真武庙、泰山庙、关公庙、洪恩灵济宫、城隍庙自然都属于道教系统。
另外四庙是: 先牧神庙、文丞相祠、元世祖庙和太仓神庙。
这样, 在“京师九庙”中就有五庙供奉的是道教神灵, 而没有一庙奉祀佛教神灵。
仅此一点, 亦可见明朝皇帝崇奉道教之一斑。
从《明实录》和《万历续道藏》中的《汉天师世家》可以看出, 明成祖以后的明代各个皇帝都对道教中神人予以封赏。
明成祖死后, 其子仁宗命天师张宇清为父母“修荐扬大斋”, 因“有瑞应”, 故赏赉甚丰。
他即位后, 封高道刘渊然为“冲虚至道六妙无为光范衍教庄静普济大真人”, 给二品印诰, 其品级与六部尚书同。
宣宗继位后, 立即加封张宇清为“正一嗣教清虚冲素光祖演道崇谦守静洞玄大真人”。
宣德八年于北京建朝天宫, 以奉祀玉皇大帝等道教诸神。
英宗继位后, 按宣宗遗命, 在朝天宫内东北隅又建天师府,迎四十五代天师张懋丞入住。
景泰六年四月, 命天师张元吉于灵济宫建大斋醮,“鸾鹤群至”, 有瑞应, 代宗大喜, 遂加封张元吉为“正一嗣教冲虚守素绍祖崇法安恬乐静玄同大真人”, 赏赐极丰。
英宗复位后, 加封张元吉之母为“慈和端惠贞淑太玄君”。
宪宗崇奉道教更笃, 常在宫内赐宴张天师, 并赐以“正一嗣教大真人金印”, 继而又加赐玉印, 亲书“大真人府”四字为天师府第门额。
宪宗还加封“金阙、玉阙真君为上帝, 遣(万) 安祭于灵济宫”。
金阙、玉阙即五代时的徐知证、徐知谔兄弟, 为明成祖所加封号, 在道教诸神灵中的地位并不算很高。
宪宗这时居然加封为“上帝”, 其地位大为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