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苏东剧变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论文题目：苏东剧变原因和教训的分析学生姓名：胡现良班级：11研7班专业：结构工程学号：2011105205任课教师：刘顺英成绩：2012-6-5苏东剧变原因和教训的分析胡现良河北联合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11研7班，2011105205摘要：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从而直接影响到冷战后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和变化。

苏联剧变主要原因不是单一的，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惨痛教训十分深刻，值得认真总结汲取。

本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了苏联东欧的剧变。

关键词：苏东剧变；原因；经验教训苏联东欧的剧变，给各国共产党人和世界人民留下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

但如何总结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在西方资产阶级看来，苏联东欧剧变是大好事，它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失败和灭亡，资本主义将永世长存。

而在世界进步人民和各国共产党人看来，苏联东欧剧变只是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和灭亡，但它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

只要善于总结教训，社会主义事业依然会发展壮大起来。

我们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苏联东欧的剧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1. 苏联东欧的剧变的原因1.1 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重大的历史事变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

苏联剧变的原因也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外因，又有内因；既有近因，又有远因；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因素，以及理论、思想、外交、民族、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

所以，要进行综合的、全面的分析，同时又要抓住关键，分清主次和深浅。

现在看来，苏联剧变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原因：第一是原有苏联模式积弊太深，第二是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第三是西方从外部推行和平演变战略。

现在，学术界无论持何种观点，都承认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是苏联剧变的基本原因，而学术界不同观点的分歧在于，它们对这三个方面的原因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有的人侧重于外部原因，认为西方从外部搞和平演变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因而自然得出结论认为，应该把反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放在首要位置。

可是，事物的发展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

可见我们不能把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放在首位，内因才是首要的。

有的人侧重于戈尔巴乔夫本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作为最高领导人，其所作所为是苏联剧变的最根本原因，因而自然得出结论认为，应该把选好接班人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防止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戈尔巴乔夫当然应该对苏联改革失败负主要的直接的责任。

然而苏共为什么有74年执政的经验，竞选不好接班人，而全党全国竟无法无力撤换他?可见苏共、苏联原来的体制大有问题，太缺少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有的人侧重于原有苏联模式积弊太深，认为这是苏联剧变深层次的最根本原因，因而得出结论认为，要把着力点放在改革苏联模式上。

这种观点的本意是认为苏联模式并非无药可救，并非必死无疑，并非不改革只能是等死，要改革也只能是找死。

这种观点的本意是强调，要对苏联模式进行体制内的根本改革，创造一种新的模式去代替旧模式，然而改革苏联模式具有艰巨性、复杂性、困难性[1]。

山如果是全面分析苏联剧变的基本原因，我们可以列举上述这三个方面的原因，这比较好办。

但如果是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那么就会产生分歧，到底哪一个是苏联剧变的最根本原因，因为对这三个原因的侧重点不同，相应就会得出不同结论。

我们认为，苏联剧变深层次的最根本原因，是原有苏联模式积弊太深。

不进行重大改革就无法避免被西方和平演变过去，也无法选好党政接班人。

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远因是通过近因起作用，近因是浅层次的表面现象，远因才是深层次的本质体现。

因此，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才是社会主义的惟一出路。

苏联剧变，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绝不只是戈尔巴乔夫个人改革路线错误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所作所为绝不是孤立偶然的个人行为，它反映的是一种社会思潮。

为什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会在苏联有那么大的影响，有那么多人拥护，会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应当承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实在严重，实在太不人道、太不民主。

人道与民主本来是科学社会主义应有的内容，苏联模式在这个基本点上是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

苏联模式的弊端总括起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表现为社会长期存在三个矛盾。

第一，过左的急于求成的路线使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水平，过早建立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难以持久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尽快发展。

超前、僵化的生产关系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难以更快地提高。

第二，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的体制同社会主义要求尽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的矛盾。

这个矛盾极大地限制了广大人民的民主与自由，损害了人民的权益，越来越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

第三，党政军官僚特权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雪上加霜，更引起广大人民群众不满。

这三大矛盾是执政的苏联共产党本身的错误制造出来的，再加上苏联还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等等，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多样。

可以说，凡是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上述三大矛盾。

这些矛盾最早是在30年代中期苏联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时就已出现，经过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代领导人搞三代终身制，这三大矛盾更加激化、更加严重了，而且随着苏联模式在国际上的推广，这三大矛盾也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化、国际化了。

如何解决这三大矛盾呢?苏联共产党后期党内形成的“左”、中、右三派都拿不出正确的路线来妥善加以解决。

利加乔夫、亚纳耶夫等人的传统保守主义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在苏联社会也没有很大的市场，而叶利钦的自由资本主义则利用苏联共产党的四大矛盾(上述三大矛盾加上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把苏联共产党、苏联彻底搞垮了。

东欧各国党内后期大体上也是存在“左”、中、右三派，只是民主社会主义在东欧各国有很大市场，所以东欧8国共产党都社会民主党化了。

由上述可见，苏联模式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长期背离科学社会主义。

先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从“左”的方面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形成并维护过度集权的体制和官僚特权集团；后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从右的方面背离科学社会主义，转向搞民主社会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

这样“左”右交混，先“左”后右，终于把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彻底埋葬了。

苏联模式的掘墓人主要是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各国共产党自己培植的官僚特权集团，它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代表先进的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不代表先进的文化前进方向，因此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根本利益，结果终于被人民群众抛弃了。

1.2 民族原因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大俄罗斯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联邦制国家。

联盟成立时,斯大林对南高加索三国采取的简单粗暴做法伤害了少数民族的自尊心,强行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则导致民族分裂主义的恶性膨胀。

名为联邦制实为集权制的政体,使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几乎没有自主权,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发展。

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造成地区封锁,经济矛盾又加剧了民族矛盾,并互相交织,恶性循环,大大加速了联盟的解体。

苏联领导人在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上所犯的错误为苏联解体留下了隐患。

这些隐患由于强有力的苏共的控制,虽不时有所暴露,但对苏联政权构不成很大威胁；一旦苏共力量削弱,这些隐患便如火山一样爆发而难以收拾了。

苏联民族问题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2]。

1.3 体制原因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消灭了个体农民和私有制，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再一次进入了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时代。

实践表明，这种背离国情、不顾民众利益、冷冰冰的社会主义，根本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苏联体制的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即已显现，苏联有许多叛国者为德国纳粹服务，其中很多人的动机是要摆脱斯大林体制。

卫国战争中农业承包制发展起来了，战后又遭到扼杀。

二战结束时许多到过西方的战士、难民看到西方并非苏联所宣传的那么落后，渴望苏联进行变革。

为了消除这一影响，斯大林又搞了新一轮清洗。

自冷战格局形成开始，苏联便强行在东欧国家推广苏联模式，而东欧各国那些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主张从本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人普遍受到镇压和迫害。

各国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斯大林模式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这种封闭式、靠行政命令建立和运转的体制，拉大了这些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摆脱和抛弃斯大林模式成为东欧人民的诉求。

为此，他们不惜流血，从东柏林事件、波匈事件到 80 年代末期的人民运动，使他们终于摆脱了苏联的枷锁，开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改革和改良，经济有新的发展，民主也有某些扩大，但都没有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未能根本解决苏联的问题。

特别是勃列日涅夫热衷于跟美国争夺势力范围，搞军备竞赛在国内重新斯大林化，积累了更多的问题和危机。

2.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是20世纪末震撼世界的最重大的事件，是十月革命胜利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最严重挫折。

根据以上对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的三个根本原因的分析，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和改革中必须从中汲取以下三点主要历史教训。

(1)要警惕右的，但主要是纠正“左”的错误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病，是“左”的教条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相结合所形成的理论观念、具体体制和方针政策。

如果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长期不能克服“左”的错误(如指令性计划经济，过度集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等)，很容易滋生右的东西，造成先“左”后右合葬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前3年依然是固守“左”的一套，后3年走中间路线，他反“左”不得法又不得力，愈益向右倾斜，倒向右的一边，终遭失败。

事实证明，借助于“左”的东西来反右，顶多一时管用，从长远来看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3]山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而且是对第三国际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重要总结。

第三国际以来各国共产党长期都受苏联共产党“左”的路线的深刻影响，宁“左”毋右几乎成了绝大多数共产党的通病。

当然，反“左”还要防右，不能调和折中，而是要真正站在不带引号的左派的立场上。

(2)改革必须坚持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个惨痛教训就是它们的改革选择了错误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