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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生活——浅议“日常生活审美化”摘要：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当代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去赞同或否定，去做无谓的论争，而应该直面事实，接受事实，研究问题。
在深入了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利弊后，取其精华，处理好其与其他社会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审美日常生活文化一、什么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是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学与传播学教授迈克·费瑟斯通（M.Featherstong）最早提出来的。
他于1988年4月在新奥尔良“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作了题为《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的演讲，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正在消弭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距离，在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也把“艺术转换成生活”。
日常生活审美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艺术和审美进入日常生活，被日常生活化。
二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特别是大工业批量生产中的产品以及环境被审美化。
在我看来，日常生活审美化即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与审美艺术的审美性相交融，具体表现为：人的日常生活把精神美学改写成为一种“眼睛的美学”，视像的消费与生产使精神的美学平面化、生活化，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它提供的是一种看得见得、“审美的”日常生活，一种视像与身体快感的精致统一。
那么，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因何而起的呢？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角度看，造成审美的日常生活化首先是社会形态的改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运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并带动了当今社会的世俗化过程及其文化伴生物——大众消费文化，客观上打破了精英文化的一元格局，拉近了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
其次，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过程的具体结果和直接对象，视像的生产根本上源自于我们时代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直接快感的高涨欲求和热情追逐——生产是作为消费的同一物而出现的，同时高新技术与大众传媒迅速扩张了视像生产。
大众消费文化研究论文(全文)一、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如果说批判理论更多地体现了传统人文学科的思维方法与价值立场，那么，现代化理论则更接近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
从现代化理论出发研究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范式同样集中在大众文化的世俗性；但其视角与价值尺度却又迥异于批判理论。
现代化理论更多地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世俗化转型角度肯定大众文化的进步政治意义（而不是审美价值）。
这个大众消费文化研究范式的代表有李泽厚、王蒙，后期的金元浦等，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我本人。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正是在与“人文精神”与“道德理想主义”的论争中，我逐渐修正了我前期机械搬用批判理论的做法，形成了我的大众文化观。
虽然我的系统反省批判理论的理论文章是发表在90年代末，(8)但是主要观点却形成于90年代中期，(9)我的论述角度开始从美学或伦理学转向社会理论。
这形成了我后期的大众文化批评的主要特色，也构成我与“人文精神”论者以及“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最鲜明的对比。
我认为，从道德主义的立场、审美主义或宗教性价值的尺度完全否定世俗化与大众文化是不可取的，理解与评价世俗化与大众文化首先必须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视角———此处的“历史主义”指的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来分析与审视当今社会文化问题的角度与方法，强调联系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解放后30年的历史教训来确定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即把大众消费文化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
世俗化现代性的核心是祛魅与解神圣，在中国新时期的语境中，世俗化所要祛的是极左的魅（以“两个凡是”为代表）。
由于世俗化削弱、解构了人的此世存在、日常生活与“神圣”（不管宗教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之间的关系，人们不再需要寻求一种超越的精神资源为其日常生活诉求（包括与物质生活相关的各种欲望、享受、消遣、娱乐等等）进行“辩护”，所以它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
我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如果我们不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运动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与进步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当今社会的世俗化过程及其文化伴生物———世俗文化，具有正面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中国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80年代文化界与知识界对于准宗教化的政治文化、个人迷信的神圣光环的充分解除，改革开放的历史成果是不可思议的。
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欢乐之诱与悲剧之思(一)【内容提要】从唯审美的精英文化启蒙到泛审美的大众文化狂欢，经典美学逐渐走出了以现代主义艺术为范本的审美自律的内聚模式，投入到新一轮的学科扩张与理念调整之中；当代美学的建构也逐渐走出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进入到新型的社会行为学范式。
然而，在大众文化审美形象化和欢乐身体化的今天，大众文化语义学维度的审美思考却越来越匮乏甚至一度消失。
因此，大众文化审美之维的内在张力需要以美学的“悲剧之思”与“神性维度”来制衡消费逻辑主导下的“欢乐黑洞”与“装璜艺术”。
处于现代性悖论中的大众文化是矛盾的，也许只有赋予了人文理想的审美批判才能制衡其被“看不见的手”所导引的轻薄与狂嚣，并将现代高科技带来的新型审美想像力元素和文化民主化元素发掘出来培育成型。
【关键词】关键词：唯审美；泛审美；经典美学；大众文化；审美转向；欢乐之诱；悲剧之思；身体美学。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在具有神性情结的人看来，花草中隐含了“神”（譬如上帝、佛陀、真主、湿婆等神灵）的灵光；而在世俗常人看来，花的魅力首先来自它的鲜艳、芬芳、姿态以及由这色、香、形勾起的人们当下的感官欲望与现实想像，然后才可能推及到历代积淀的美丽传说和风闻逸趣。
常人的耳目所及、感官所触和生存境遇是他们的文化之根，玄远的沉思或神秘的体悟往往是与他们不沾边的，即便有所思也越不出随物感兴、触景伤情之类。
因此，文化艺术的胚胎往往孕育于生活中的日常实用——譬如鲁迅先生提及的音乐的“杭哟”派，而诞生于专业性的祭神、颂神中的祭祀仪式——所谓“三尺之上有神明”；古人以为神明掌握着人的命运，只有虔诚地讨好神明、猜度其深意并投其喜好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
美国学者埃伦．迪萨纳亚克认为：“在中世纪，艺术主要服务于宗教，和它从一开始在人类社会中一直起的作用一样。
它们并没有‘从美学上’被看作本身或其中具有意义和意味的某种东西，而只是因为它们揭示了上帝才受到重视。
大众文化的兴盛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在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判断中存在诸多的纷争。
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业”，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我国许多学者习惯上运用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理论来阐释大众文化问题。
在对大众文化界定和判断时倾向把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混为一谈。
纵观历史，通俗文化在和平时期商业社会兴起时都会占主导地位，有关通俗文化的争议也屡见不鲜。
而大众文化是雅、俗并举的。
笔者认为，真正影响当代大众文化的是大众媒介，本研究主要从大众媒介分析的角度来解读大众文化。
全文除了前言和结束语外，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近代媒介的变革和大众媒介的问世。
近代媒介的变革和声像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媒介的问世使人类进入大众媒介时代。
大众文化研究中的大众媒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达到交流目的的媒介，如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大众媒介。
大众媒介的问世使文化的传播的形式和特征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第二部分指出大众文化是大众媒介时代的特有的文化形态。
大众文化在中西的发展历程表明大众媒介直接促成了大众文化的兴起。
人们面对媒介就是面对大众文化。
大众媒介是大众文化产生和传播的基础。
大众媒介不仅是大众文化的传播手段，而且进入大众文化内层结构，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改变着大众文化的内容和形式。
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大众媒介。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部分，也是本文的创新点所在。
笔者通过媒介分析来解读大众文化。
首先，笔者对三种传统大众文化观进行理论再思考，指出各自的偏颇之处，得出大众文化是一种雅俗并举的媒介文化的结论。
其次，对众说纷纭的“大众”做出自己的界定。
大众文化的“大众”是参与大众媒介文化接受和传播的共同体。
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中，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敏锐的指出媒介对“大众”的异化并对大众文化报以悲观的评述；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则强调“大众”在接受大众媒介时，不是完全被动的。
大众调动自己的知识贮备和经验在欣赏大众文化产品中，会产生意义和快感，以形成对媒介控制权的抵抗。
名词解释1. 大众文化:答：大众文化是一种产生于20世纪城市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并且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态。
2. 全球化答：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
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
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
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纷纷引起研究热潮。
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
3.文化产业答：文化产业，这一术语产生于二十世纪初。
最初出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之中。
它的英语名称为Culture Industry，可以译为文化工业，也可以译为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经济形态，影响了人民对文化产业的本质把握，不同国家从不同角度看文化产业有不同的理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如下：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从文化产品的工业标准化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角度进行界定。
文化产业是以生产和提供精神产品为主要活动，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作为目标，是指文化意义本身的创作与销售，狭义上包括文学艺术创作、音乐创作、摄影、舞蹈、工业设计与建筑设计。
4.文化转型答：文化转型是指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替代旧的文化形态，表现为文化的变革、进步过程。
文化转型的实质是指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或社会群体中主导性文化模式的新旧转换过程。
文化转型一般是指大的历史尺度上所发生的主导性文化的根本转变。
研究文化转型的一般规律、特点，对于创新文化建设，构建优良文化生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将有积极的启迪与借鉴作用。
公共批评研究范式：大众文化研究的新方向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形成了精英主义、民粹主义和新意识形态几种学术范式。
这几种范式都存在一定的阐释有效性，但又各有其局限性。
为此，依据学理与语境的双重要求，建构一种公共批评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很有必要。
公共批评研究范式是指一种以后形而上学为思想旨趣，以公共性为价值立场，坚持语境化和学理式的对大众文化现象进行分析的一种批评理论。
它在避免原有范式缺点的同时，能有效地继承原有几种范式的优点。
关键词：大众文化；公共批评；研究范式一、大众文化的特点随着全球市场化程度的日益加强、现代大众社会的逐渐兴起和大众传媒的不断普及，大众文化逐渐成为我们当下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主导形态。
依照大众文化的实际存在样态，我们对大众文化的特点作如下界定：从文本形态看，大众文化文本往往不会有意去脱离受众的期待视野，更不会刻意去追求新奇独特，这就使得大众文化的文本具有程式化的特点。
以文体观之，大众文化常使用当下大众喜闻乐见的、与日常生活较为贴近的体裁、语体、风格。
从价值追求看，大众文化文本与那种私人形而上学的价值常常格格不入。
也即大众文化文本对纵向的深度价值追问持拒绝态度。
它不追求所谓的终极真理、终极自由、终极审美。
它要追问的价值往往是那种在一个世界中的、平面的、可以体认得到的、尘世中的公共价值。
从传播方式看，大众文化的传播渠道是大众媒介。
在今天，不借助于大众传媒的复制性生产和广泛性流通，几乎不可想象。
无论是通过印刷媒介，还是电子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鲜有非机械复制和媒介技术者。
从消费主体看，大众文化要进入市场，遵循商品法则，这就使得大众文化的接受者必定是世俗社会的平民大众。
平民大众才是市场消费的主体，那种将文化接受的对象定位在精英层的大众文化生产者是难以占有市场份额的，因此也难以持久存在。
这里强调的是：大众文化要公众参与，让公众成为主体，不故意保持文化的稀缺性，以至于只有少数人才能参与其中。
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一)一、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就目前检索到的资料看，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于大众文化的集中批判，大约开始于90年代初期，(2)而西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则是应用得最早、最普遍的范式。
首先使用这个范式的可能是我本人在1993年《文艺争鸣》第六期发表的《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对于大众文化的抽象批评，没有特别针对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我自己后来对此有所反省，详下）。
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大众文化提供的是一种虚假满足并使人们丧失现实感与批判性，从而有利于维护极权统治；大众文化的文本是贫困的（机械复制的、平面化的、没有深度的、缺乏独创性的；大众文化的观众（大众）是没有积极性批判性的，他们不能对于文本进行积极的、选择性的阅读（即虚假满足论、文本贫困论、读者白痴论）。
这个对于大众文化的基本判断在后来立足人文精神、借用西方批判理论的大众文化研究中，基本上得到了延续。
但是把批判理论范式引入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在当时重要的针对王朔的所谓“痞子文学”）并形成气候的，是“人文精神”的倡导者。
1990年代初期，特别是1993年以后流行的中国本土大众文化，以及几乎同时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构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流行的重要语境。
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世俗化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相比，中国知识分子90年代提出的“人文精神”则是针对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其核心是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诉求，用道德理想主义与审美主义拒斥大众文化与文艺的市场化、实用化与商品化。
这个精英主义、道德理想主义与审美主义的批判取向一直是中国大陆大众文化批判的主流，而它的西方理论资源则是法兰克福学派与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等。
它在大陆流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五四”以来通过文化解决问题的传统。
(3)除了直接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那些人以外，借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与道德批判的有影响的文章是尹鸿先生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批判意识》（《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三期）和《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大众文化批评导论》（《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二期）。
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一)自2003年11月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与《文艺研究》杂志社召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学术讨论会并编发了相关的文章以后，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1)就我的阅读所见，鲁枢元先生在《文艺争鸣》年第三期上发表的《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价值取向析疑》（以下简称“崛起”），是最早对这个话题进行批评性反思的文章，文章集中对《文艺争鸣》杂志社2003年第六期发表的那组总题为“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生活论话题”的文章进行了商榷，其中特别在“注释”中点了王德胜、金元浦和我的名。
我很高兴看到这个话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也为“崛起”中的一些大而化之的判断以及化约论的思维方式感到遗憾。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争论的人，特别是不喜欢为争鸣而争鸣。
争鸣的目的是切实地推进学术的发展。
因此我不想就“崛起”的观点逐一作出回应，而想借此机会把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研究历史、其中特别是我个人的研究路径及其变化脉络，做一个简要回顾与清理，同时，涉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自然会在这样的清理中得到解释，因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本来就是大众消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就目前检索到的资料看，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于大众文化的集中批判，大约开始于90年代初期，(2)而西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则是应用得最早、最普遍的范式。
首先使用这个范式的可能是我本人在1993年《文艺争鸣》第六期发表的《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对于大众文化的抽象批评，没有特别针对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我自己后来对此有所反省，详下）。
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大众文化提供的是一种虚假满足并使人们丧失现实感与批判性，从而有利于维护极权统治；大众文化的文本是贫困的（机械复制的、平面化的、没有深度的、缺乏独创性的；大众文化的观众（大众）是没有积极性批判性的，他们不能对于文本进行积极的、选择性的阅读（即虚假满足论、文本贫困论、读者白痴论）。
这个对于大众文化的基本判断在后来立足人文精神、借用西方批判理论的大众文化研究中，基本上得到了延续。
但是把批判理论范式引入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在当时重要的针对王朔的所谓“痞子文学”）并形成气候的，是“人文精神”的倡导者。
1990年代初期，特别是1993年以后流行的中国本土大众文化，以及几乎同时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构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流行的重要语境。
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世俗化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相比，中国知识分子90年代提出的“人文精神”则是针对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其核心是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诉求，用道德理想主义与审美主义拒斥大众文化与文艺的市场化、实用化与商品化。
这个精英主义、道德理想主义与审美主义的批判取向一直是中国大陆大众文化批判的主流，而它的西方理论资源则是法兰克福学派与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等。
它在大陆流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五四”以来通过文化解决问题的传统。
(3)除了直接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那些人以外，借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与道德批判的有影响的文章是尹鸿先生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批判意识》（《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三期）和《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大众文化批评导论》（《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二期）。
这两篇文章都花费相当多的篇幅引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是运用法兰克福理论批评中国大众文化的代表性文本。
文章认为：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中国民众经久不衰的政治热情开始退潮，而消费主义观念却开始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
于是中国主流文化开始出现了一个巨大转折。
无论是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或是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文化，都或者悄然退出或者被挤出了文化舞台的中央。
那些五彩缤纷但却昙花一现的文化“快餐”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文化市场，以宣泄和释放为目的的消费文化铺天盖地，“这一切，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
它“标志了中国文化从政治、启蒙文化向娱乐文化的转变”。
(4)作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在功能上是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是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是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方式上是一种无等级的泛市民文化，“文化政治功能、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而强化和突出了它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
(5)大众文化放弃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历史意识、美学个性的孜孜以求，也不再把文化当作济世救民、普渡众生的神赐法宝，不再用艺术来显示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和智力优越。
它们仅仅只是一种令人兴奋而又晕眩的视听时空，只有现象没有本质，只有偶然没有必然，一切朝生夕亡、转瞬即逝。
这些文本供人消费而不供人阐释，供人娱乐而不供人判断。
它们华丽丰富，但又一无所有。
文化最终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种文化游戏。
尽管作者一笔带过地认为“大众文化的抚慰功能、娱乐功能对于人们心理结构的平衡和调整，对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发挥着它的文化整合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文化的民主化和平民化进程”，但是文章的重点无疑是从批判理论的立场对大众文化进行系统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大众文化提供的是虚假满足，把主体滞留在一种表演性的快感中，而遗忘了意义和生存本身；二是它的“非现实性”的本质往往会误导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从而解除人们对现实的判断和实践能力。
我们看见的只有关于世界的影像，而没有“世界本身”；三是它的复制性的生产方式及其对审美理想的消解。
这种复制性导致个性、创造力、批判热情、现实精神都消失殆尽。
作者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是“对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种批评机制———这种机制一直是文化进步的现实条件和超越理想———这种理想则是文化发展的远景参照，从而为大众文化提供一种人文主义———而不是商品拜物教———的终级价值。
”很明显，这种对于大众文化的尺度是“人文精神”倡导者的大众文化观的延续与体系化。
直至今天，“人文精神”的这个批评范式在延续。
(6)这样的道德批判与审美批评体现了中国人文学者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特别是这些文章发表在世纪之交，中国的大众文化已经显出众多的弊端且形成了对于精英文化的巨大挤压，其政治与文化功能已经不同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
但是它所存在的问题是：1、机械套用西方的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而没有充分顾及中国本身的社会历史环境并从中提出问题、理解问题，缺乏历史的眼光。
比如：中国年代70末80年代初的大众文化与90年代以后的大众文化有什么区别？中国大众文化的“负面效果”是否有更加特殊的原因（比如官方干预太多？中国市民社会的不成熟？），这些问题基本没有得到认真的考虑；2、从精英文化的标准来衡量大众文化，这样的批评实际上很难深入到大众文化的文本特征内部去，常常只是重复精英文化的标准或者为大众文化增加不堪承受之重。
(7)我们无论如何评价大众文化，都不能希望它表现终极关怀或体现先锋艺术的那种独创性。
我正是在意识到批判理论的这个缺憾以后才开始了研究范式的转化（参见下文）；3、抽象的道德批判与审美批判常常不能切入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没有能够结合具体的中国语境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的特殊政治功能。
其中的批判主体是一个弘扬抽象的“人文精神”的、抽象大写的“人”（人类），而不是特定的阶级、时代、民族脉络里的人（小写）。
这点与“新左派”大众文化批判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详下）。
二、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如果说批判理论更多地体现了传统人文学科的思维方法与价值立场，那么，现代化理论则更接近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
从现代化理论出发研究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范式同样集中在大众文化的世俗性；但其视角与价值尺度却又迥异于批判理论。
现代化理论更多地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世俗化转型角度肯定大众文化的进步政治意义（而不是审美价值）。
这个大众消费文化研究范式的代表有李泽厚、王蒙，后期的金元浦等，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我本人。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正是在与“人文精神”与“道德理想主义”的论争中，我逐渐修正了我前期机械搬用批判理论的做法，形成了我的大众文化观。
虽然我的系统反省批判理论的理论文章是发表在90年代末，(8)但是主要观点却形成于90年代中期，(9)我的论述角度开始从美学或伦理学转向社会理论。
这形成了我后期的大众文化批评的主要特色，也构成我与“人文精神”论者以及“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最鲜明的对比。
我认为，从道德主义的立场、审美主义或宗教性价值的尺度完全否定世俗化与大众文化是不可取的，理解与评价世俗化与大众文化首先必须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视角———此处的“历史主义”指的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来分析与审视当今社会文化问题的角度与方法，强调联系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解放后30年的历史教训来确定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即把大众消费文化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
世俗化现代性的核心是祛魅与解神圣，在中国新时期的语境中，世俗化所要祛的是极左的魅（以“两个凡是”为代表）。
由于世俗化削弱、解构了人的此世存在、日常生活与“神圣”（不管宗教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之间的关系，人们不再需要寻求一种超越的精神资源为其日常生活诉求（包括与物质生活相关的各种欲望、享受、消遣、娱乐等等）进行“辩护”，所以它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
我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如果我们不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运动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与进步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当今社会的世俗化过程及其文化伴生物———世俗文化，具有正面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中国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80年代文化界与知识界对于准宗教化的政治文化、个人迷信的神圣光环的充分解除，改革开放的历史成果是不可思议的。
(10)这个意义上，我坚持认为，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角度看，世俗化与大众消费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世俗大众文化）具有推进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而作为世俗时代文化主流的、以消遣娱乐为本位的大众文化，在中国特定的转型时期客观上具有消解政治文化与正统意识形态的功能。
当然这不是说大众消费文化对政治文化采取了面对面的、直接的、严肃认真的批判姿态；而是说它在客观上冷落了打破了文化的一元格局，大量的大众消费文化产品覆盖了大众的文化阅读空间，从而使得原先的一元文化的“市场”与“地盘”大大缩小，影响力大大降低。
从大众消费文化的本质来看，消遣娱乐对它而言无疑是第一位的，我们不能要求它以精英文化的方式来对抗政治文化或者追求终极意义，否则无异取消了它的存在。
更何况在今日，精英文化自身也无法以直接对抗的方式来面对政治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