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发性骨髓瘤预后评估:现状、挑战与思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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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骨髓瘤最新诊疗进展:复发难治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策略(完整版)2020年10月30~11月1日,“2020骨髓瘤最新诊疗进展论坛(成都)”顺利召开。
大会邀请我国60多位骨髓瘤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会场,围绕国内外骨髓瘤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研讨。
会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糜坚青教授以“复发难治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策略”为题进行了分享,医脉通汇总其精华,分享如下。
NO.1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现状多发性骨髓瘤(MM)目前已成为第二大血液恶性肿瘤。
随着我们对疾病的了解逐渐加深、早期诊断的实现以及体检的普及,目前骨髓瘤的确诊人数比以往更多,确诊患者的年龄也比以往更年轻。
目前,骨髓瘤仍不可治愈,糜教授表示,随着新药出现,患者的生存期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80年代,骨髓瘤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OS)仅有2年,经过30多年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低危的骨髓瘤患者而言,中位OS可达8-10年。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骨髓瘤患者已经获得了明显的生存获益,但大多数患者最终都会复发。
而且,随着复发次数的增多,复发间隙会越来越短,预后也会越来越差,恶性程度也将越来越高(图1)。
数据显示,由于患者的脱落,大约15%-35%的患者无法进入下一线治疗。
因此,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在一线更好的治疗患者,如何在二线、三线尽量延长患者的生命。
图1根据疾病生物学特性,骨髓瘤复发分为生化复发和临床复发。
一项临床研究(图2)将252例首次复发的骨髓瘤患者分为三组:生化复发组、无髓外病变的临床复发组和有髓外病变的临床复发组。
结果显示,生化复发组的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明显优于临床复发组。
另一项临床研究显示(图3),研究人员将207例骨髓瘤患者纳入分析,评估比较生化复发和临床复发的骨髓瘤患者在首次复发时接受来那度胺/地塞米松治疗的临床结局,结果表明,生化复发即进行治疗的患者可降低37%的疾病进展风险。
图2图3 NO.2首次复发治疗原则及推荐如果患者复发时处于维持治疗阶段,根据患者耐受情况,选用以不同于维持治疗药物作为基础的治疗方案。
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进展与展望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是一种恶性血液病,主要发生在骨髓中的浆细胞。
它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癌症类型,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药研发的突破,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
这些新进展包括针对肿瘤细胞特异性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干细胞移植等。
本文将介绍多发性骨髓瘤目前的治疗进展与展望。
一、靶向治疗靶向治疗是指通过作用于肿瘤细胞内部或周围特定分子靶点来抑制肿瘤生长和扩散的治疗手段。
在多发性骨髓瘤中,蛋白酶体抑制剂(Proteasome Inhibitors)和免替贝混合物(IMiDs)是最具代表性的靶向药物。
1. 蛋白酶体抑制剂蛋白酶体抑制剂促使蛋白酶体功能受损,产生有抗肿瘤活性的细胞毒作用。
卡泊他尼(Carfilzomib)和倍威金(Bortezomib)是目前使用最多的蛋白酶体抑制剂。
它们通过抑制肿瘤细胞中的蛋白降解途径,导致蛋白质积聚和细胞死亡。
2. 免替贝混合物免替贝混合物包括来立普单抗(Lenalidomide)和硼替佐米(Bortezomib)。
它们通过激活免疫细胞或直接作用于肿瘤细胞,增强免疫反应和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二、免疫治疗免疫治疗是多发性骨髓瘤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该方法通过调节机体免疫系统来攻击并杀死异常浆细胞。
1. CAR-T细胞治疗CAR-T细胞治疗是一种新型的个体化恶性肿瘤治疗策略。
该治疗方式利用患者自身的T细胞,通过改造其表面的CAR受体,使其能够识别并攻击肿瘤细胞。
目前已经有多种针对多发性骨髓瘤的CAR-T细胞产品进入临床试验,并取得了显著的治疗效果。
2.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是一类通过阻断受体与配体之间相互作用以增强机体免疫应答的药物。
PD-1和PD-L1是其中最为常见的药物靶点。
近年来,多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经被批准用于治疗其他类型的癌症,并且在多发性骨髓瘤领域也显示出一定的潜力。
三、干细胞移植干细胞移植治疗是一种常规但具有明确效果的方法,尤其适用于年轻和适合接受高剂量化学治疗或放射治疗的患者。
中国多发性骨髓瘤诊治指南(2020年修订)要点随着新药的不断涌入,多发性骨髓瘤也迎来越来越多治疗方案,但目前多发性骨髓瘤仍不可治愈,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仍面临诸多挑战。
面对多种多样的治疗方案,少有治疗方案被直接比较,临床医生该如何选择呢?Network Meta-Analysis(NMA)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比较同时评估不同治疗方案的疗效,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统计学方法。
本文汇总了最新发表的四篇NMA,分析的结果可以帮助医生基于临床证据来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1不适合移植的新诊断的多发性骨髓瘤2019年5月发表《Haematologica》的一篇网状分析1,该研究检索1999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1日来自EMBASE、MEDLINE、MEDLINE-in-Process等数据库相关研究(图1)。
结果参照HR风险比,HR <1代表更好的获益。
图1. 纳入分析的随机对照研究图2. 不同方案较地塞米松单药PFS的对比从无进展生存期(PFS)来看(图2),20个治疗方案均优于对照方案(单药地塞米松)。
DVMP以及VMPT-VT为最好疗效的治疗方案,PFS风险率(HR)分别为0.19和0.22。
目前临床常用的方案VRD、VMP、Rd方案相较于单药地塞米松方案HR值分别为0.31 、0.39 及0.44 。
2020年3月在《Leukemia & Lymphoma》发表一篇最新的NMA2,并涵盖了最新的达雷妥尤单抗关键研究——MAIA及ALCYONE研究数据。
从MEDLINE、Embase、Cochrane协作数据库、血液肿瘤国际会议数据(ASH、ESMO、ASCO、IMW等)以及之前发表的指南与系统综述检索。
最终分析纳入8项研究(ALCYONE、MAIA、VISTA、IFM01/01、IFM9906、MM03、FIRST、SWOG S0777)(图3)。
本研究以Rd研究作为参照;主要评价指标为:总生存期(OS)与PFS。
多发性骨髓瘤的预后评估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患者的年龄和身体状况:高龄患者,尤其是年龄大于75岁的患者,以及存在不良合并症的患者,如心脏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等,预后相对较差。
肿瘤负荷和分期:肿瘤负荷高、分期较晚的患者预后较差。
乳酸脱氢酶水平:血浆乳酸脱氢酶水平高的患者预后较差。
细胞遗传学异常:存在异常细胞遗传学改变的患者,如t(4;14)染色体易位、t(14;16)染色体易位、t(14;20)染色体易位、P53基因的缺失等,预后较差。
浆细胞标记指数、β2微球蛋白的水平、血清白蛋白的水平、血清肌酐的水平等实验室检查结果也是评估预后的因素。
根据这些因素,可以将患者分为标危和高危两大类,其中标危的患者占绝大多数,有75%,而高危的患者占25%。
对于标危的患者,中位生存期可以达到7-10年,而对于高危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位生存时间只有5年的时间。
使用MRD预测多发性骨髓瘤的预后以及指导治疗决策MM有些人认为骨髓瘤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1]。
治疗始于诱导化疗,之后大约80%的成人达到临床缓解(CR)[2],但CR患者中仍有72%仍然出现疾病复发[1]。
移植后10-15年的生存率仅为15%[1],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的预后较差。
本手册概述了骨髓瘤患者MRD评估的临床价值。
MRD预测复发如果您知道每个MM患者的个体复发风险,您会采取哪些不同的做法?MRD阴性明显比临床缓解(CR)更能够预测符合移植条件或不符合移植条件的骨髓瘤患者的总生存率[3]。
缓解期患者可能仍有疾病,即使患者处于临床缓解期,残留的骨髓瘤细胞仍可留在患者体内。
这些剩余的细胞被称为微小残留病(MRD)[4]。
通常很少引起症状,甚至无法通过形态学方法检测到,但这种亚临床疾病负荷是复发的早期指标[4]。
MRD检测在分子水平上测量疾病。
通常,使用各种组合的分析来定义完全缓解,包括形态学和影像学[5]。
但是大约58%MRD阳性的MM患者被定义为完全缓解[6],并且MRD的存在和较差的生存率相关[2,4]。
MRD检测提供了一种没有临床症状的情况下在分子水平上检测和量化微小残留病的方法。
MRD状态具有预后价值*,是MM患者PFS和OS的有效替代标志物[4]。
临床癌症中心的肯尼斯·安德森教授2017年发表言论:在最近修订的IMWG多发性骨髓瘤诊断标准中提到的MRD相关内容,表明国际骨髓瘤工作组强烈意识到了我们急需利用MRD监测以促进新药开发和为临床实践提供治疗指导信息。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MRD不是绝对预测因素,不应作为患者医疗的唯一判断因素。
MRD检测指导治疗决策MRD状态在实际中被用于指导临床研究中的治疗,根据是否适合骨髓移植,预测复发对患者进行危险度分层[7]。
MRD阳性被FDA认可为具有临床指导意义的指标。
基于批准对706名不符合移植条件的成人MM患者进行国际的研究结果,FDA最近批准了针对MM患者一线治疗的CD38靶向单克隆抗体疗法[8]。
2020年多发性骨髓瘤领域治疗进展2020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新冠疫情”来袭,全民都积极参与到了这场战争中,对于一线医务工作者和广大患者来说,也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这一年,在与病毒抗争之际,医务工作者还开展了“隔离病毒,不隔离学术,不隔离患教、医教”的系列活动。
岁末年初之际,《肿瘤瞭望》特邀请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马军教授,回首一年的历程,介绍我国多发性骨髓瘤现状及诊疗进展。
多发性骨髓瘤(MM)是血液肿瘤中常见的恶性克隆性疾病,众所周知,恶性血液淋巴系统疾病主要包括白血病、淋巴瘤、MM、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MDS)这四种疾病,约占恶性血液淋巴系统疾病的95%。
MM常发生于老年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约为十万分之六。
由于欧美国家老年人口比例更高,故其发病率也略高。
2018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我国MM的发病率约为十万分之三到十万分之二,仍然是排名第三位的淋巴系统恶性肿瘤(前两位:白血病、淋巴瘤)。
从发病年龄上看,欧美国家平均发病年龄约为68岁,但我国MM的发病年龄相对较低,平均发病年龄约为56岁。
预计203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约上升至整体人口的四分之一,可能那时我国MM发病率及发病年龄与欧美国家相似。
MM的病因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其发病机制主要是浆细胞恶性增殖造成的免疫球蛋白异常改变。
近年来,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分子靶向药物、CAR-T、化疗等药物的涌现及进展,MM已经逐渐演变为慢性病,管理模式也趋于慢性病全程管理。
MM患者往往因贫血、乏力、骨痛或者其他症状而就诊,十几年前我国MM误诊率较高,约60%~70%的患者被分配到肾内科、骨科或其他科室。
为了提高MM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能力,20年前我们就组织专家制定了《MM诊断和鉴别诊断及治疗的相关共识和指南》。
近年来,随着我国MM诊断和鉴别诊能力的提高,MM误诊率明显下降。
近十年来MM治疗进展飞速,第一个蛋白酶体抑制剂硼替佐米的出现,使骨髓瘤进入了靶向治疗时代。
多发性骨髓瘤治疗现状及前景马李洁;李莉娟;张连生【摘要】多发性骨髓瘤(MM)是血液系统发病率第二的肿瘤。
过去10年里,包含沙利度胺、硼替佐米、雷利度胺等药物新的联合化疗方案的应用,使得 MM 患者的缓解率、无进展生存期(PFS)及总生存期(OS)较长春新碱+阿霉素+地塞米松(VAD)、马法兰+泼尼松(MP)传统方案明显提高。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技术的成熟、肿瘤抗原疫苗及细胞过继免疫等免疫治疗的应用,进一步降低患者复发率,明显改善预后。
关于去乙酰化酶抑制剂等新型药物的探索及研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显现出现良好的前景。
现就近年来在 MM 的治疗中取得的进展综述如下。
【期刊名称】《临床荟萃》【年(卷),期】2015(000)004【总页数】5页(P476-480)【关键词】多发性骨髓瘤;抗肿瘤联合化疗方案;造血干细胞移植;免疫治疗【作者】马李洁;李莉娟;张连生【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甘肃兰州 730030;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甘肃兰州 730030;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甘肃兰州 73003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733.3多发性骨髓瘤(mutiple myeloma,MM)是一种致命性恶性浆细胞疾病,发病率占所有肿瘤的1%,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10%,约2/3的初诊患者年龄超过65岁。
患者骨髓中浆细胞恶性克隆性增生并分泌单克隆免疫球蛋白,导致相关器官组织受损,引起溶骨性破坏、贫血、肾功能损害及高钙血症等。
近年来由于新的蛋白酶体抑制剂及免疫调节剂的应用,患者的缓解率及缓解质量明显提高,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及免疫治疗亦在巩固和维持治疗中有较好的疗效,明显改善患者预后。
针对去乙酰化酶抑制剂、抗CS1单抗等新药在MM治疗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亦显示出较好的疗效,为MM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1.1 符合移植条件的诱导治疗目前对于年龄小于65岁的MM患者,大剂量化疗联合ASCT仍被推荐为一线方案,移植前常给予3~4疗程不含马法兰的诱导治疗[1-2]。
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现状和规范郑冬【摘要】多发性骨髓瘤(MM)是一种异常浆细胞过度增殖的恶性肿瘤,传统化疗效果不佳,完全缓解率(CR)<10%,中位生存期仍然只有33个月左右.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的应用改善了MM的疗效,含新药的诱导化疗能达到与移植相似的疗效.目前认为,含新药的诱导治疗序贯ASCT是≤65岁适合移植的初治MM患者的治疗策略,单次移植后疗效≥非常好的部分缓解的患者不需要二次移植.移植后的巩固和维持治疗是有益的.对于>65岁及不适合移植的初治MM患者,含新药的诱导治疗和维持治疗同样是合适的.【期刊名称】《临床荟萃》【年(卷),期】2014(029)010【总页数】4页(P1130-1133)【关键词】多发性骨髓瘤;治疗;移植【作者】郑冬【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广东广州51008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733.3郑冬,女,博士。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现任中华医学会血液病分会青年委员,广东省医学会血液病学分会常务委员,广州市医学会血液病学分会常务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
有较强的临床、教学、科研能力,从事血液内科工作近20年,擅长血液系统疾病特别是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如多发性骨髓瘤、白血病、淋巴瘤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多发性骨髓瘤的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上有较深入的研究。
近年来参编专著5部,在各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
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是一种异常浆细胞过度增殖的恶性肿瘤,该病发病率在美国为3/10万人,已经超过白血病,仅次于淋巴瘤而居血液恶性肿瘤的第2位。
随着我国人口的老年化、诊断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对该病认识的提高,MM发病率呈持续上升趋势。
到目前为止,MM仍然是不可治愈的,它已经成为严重影响我国人民健康的疾病。
1 MM治疗现状1.1 传统化疗 20世纪60年代,马法兰与泼尼松组成的MP方案开始用于MM治疗,其应用方便,可以门诊治疗,对于老年及一般情况较差的患者仍可使用。
多发性骨髓瘤预后风险的精准评估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是一种以肿瘤性浆细胞(tumor plasma cell,PC)在骨髓中异常增殖为特点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可出现全身多处骨质破坏及多种临床表现。
在过去的20 年中,随着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蛋白酶体抑制剂、免疫调节剂和免疫治疗(CD38 单抗、双特异性抗体、嵌合抗原受体T 细胞治疗)等治疗手段的发展,MM 患者的生存期得到了显著延长。
但由于MM 患者的生存异质性较大,部分患者可生存超过10 年,而部分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仅为1~2 年,故精准评估患者的预后是MM 诊治中的重要问题。
随着第二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技术等在MM 诊断中的应用,人们得以从分子水平上对MM 细胞所表现出的广泛异质性进行分析。
就MM 整体病程而言,这种异质性表现为同样疾病不同转归、同样治疗不同疗效、同样疗效不同预后、同样预后不同起病等方面,充分地体现出MM 的异质性。
目前对于MM 患者的预后评估,临床上已采用的方法有基于生化标志物和细胞遗传学异常(cytogenetic abnormalities,CA)的分期系统,也有部分尚未被纳入评估体系的指标同样已展示出其MM 预后评估价值。
因此,对MM 患者进行分层识别、分层治疗,并完善、精确地评估其预后,已经成为MM 诊治的关键。
将就现有的MM 预后评估系统及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MM 预后指标进行探讨,旨在为MM 精准预后评估提供思路。
一、MM 预后评估系统及广泛应用的指标目前临床上常见的预后评估系统主要基于肿瘤因素和宿主因素两大因素,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分期系统有DS(Durie-Salmon)分期、国际分期系统(international staging system,ISS)和修订的ISS 分期系统(revised international staging system, R-ISS)等。
多发性骨髓瘤预后评估:现状.挑战与思考(2020 )摘要多发性骨髓瘤的生物学异质性使患者临床预后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根据预后因素进行危险度分层从而实现个体化治疗相当关键。
随着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相关预后标志物不断更新,从最初的Durie-Salmon分期和国际分期体系(ISS )到细胞遗传学和荧光原位杂交,并进一步随着基因表达谱和二代测序、蛋白质组学和糖代谢组学领域的发展逐渐深入。
但日新月异的技术和临床实际应用仍存在一定偏差,"双打击"或"三打击"骨髓瘤的提出,在识别超高危患者上有一定优势,相信未来随着更多预后分子标志和用于治疗反应预测标志物的发现,多发性骨髓瘤的精准预后分层将日益成熟。
止又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 MM )在生物学及临床上都具有高度异质性,患者生存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亟待根据影响预后的因素进行危险度分层,实现个体化治疗,有助于提高疗效、减轻治疗相关毒副作用,从而最终改善患者的长期生存。
目前临床实践中,MM的预后分层一直被不断硏究和探索,硏究者试图寻求可预测生存的更精准的分子预后标志和用于治疗反应的预测性标志物[1 ]。
2017年中国MM诊治指南提出,MM的预后因素主要可以归为宿主因素、肿瘤特征和治疗方式及对治疗的反应3大类,任何单一因素并不足以决定预后。
宿主因素中,年龄、体能状态和老年人身心健康评估(geriatricassessment, GA )评分可用于预后评估。
除了Durie-Salmon分期(DS 分期)主要反映肿瘤负荷与临床进程以外’肾功能异常、髓外病变、循环浆细胞量等也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2]。
国际预后分期从国际分期体系(international staging system, ISS )进一步演化成修订后的ISS (R-ISS ),将遗传学异常作为主要参数纳入到目前国内已广泛接受的评估系统。
此外,在业内颇有影响力的Mayo骨髓瘤分层及风险调整治疗(Mayo stratification of myeloma and risk-adapted therapy , mSMART庐层系统,也逐渐得到关注并开始指导基于危险度分层的治疗。
老年多发性骨髓瘤临床特征、预后及衰弱评估分析摘要:老年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常常出现在老年人群体中。
本文通过临床病例分析,总结了老年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特征、预后及衰弱评估,为临床医生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老年人、多发性骨髓瘤、临床特征、预后、衰弱评估一、引言多发性骨髓瘤是老年人群体中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
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和免疫力减弱,易患多种病症,其中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危害性较大的疾病。
对于老年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临床医生需要了解其临床特征、预后及衰弱评估,以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提高其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二、临床特征老年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表现与年轻人群体相比,有一些明显的不同。
老年人多数因不同程度的贫血、乏力、骨痛等症状就诊。
从疾病起病到确诊时间通常较年轻人群体延迟,疾病的轻重和病情发展情况也会存在差异。
老年多发性骨髓瘤常常表现为免疫功能下降、凝血功能障碍、肾功能异常等。
三、预后分析老年多发性骨髓瘤的预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年龄、贫血、肾功能异常、β2-微球蛋白水平等都会影响患者的预后。
治疗方案的选择、病情的严重程度对预后也有较大的影响。
同时,老年多发性骨髓瘤的预后可能与其合并症的发生有关。
四、衰弱评估老年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是属于高龄并伴功能降低的人群。
评估患者的衰弱程度,对于治疗方案的制定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常见的评估方法包括定量评估、生物指标评估、功能评估和全身评估等。
五、结论老年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治疗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和预后进行个体化治疗。
预测患者的预后并评估其衰弱程度,可以更好地制定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对于老年人群体,更要加强健康教育,提高防治意识,从而减少患病风险针对老年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治疗方案应该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患者的年龄、病情严重程度、合并症情况、衰弱程度等。
化疗、放疗、手术治疗等方法可以用于治疗老年多发性骨髓瘤,但需要注意化疗药物的选择和剂量的调整,以避免过度损害患者的免疫功能和肾功能等关键器官。
2020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RRMM的治疗现状和治疗策略2020年11月13日-15日,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液学专业委员会2020年会暨第二届长城血液论坛在北京召开。
来自全国的血液科专家汇聚一堂,讨论医学前沿。
来自澳大利亚Alfred医院的Andrew Spencer教授分享了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RRMM)在澳大利亚的治疗现状以及治疗策略。
RRMM在澳大利亚的治疗现状多发性骨髓瘤复发时,疾病对治疗的敏感性下降。
随着治疗线数向后推移,治疗产生的选择压力会筛选出耐药性更强的疾病,RRMM患者总体缓解率快速下降。
二次复发的患者总体缓解率不到40%。
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逐渐缩短,二次复发的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只有大约10个月,甚至会更短。
这类患者的疾病控制期较短,因此一线和二线治疗至关重要,必须在首次复发时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案。
澳大利亚目前的治疗流程中,治疗年轻患者时,通常会遵循诱导治疗、移植、维持治疗流程。
如果患者不适合移植,目前还有多种初始治疗方案可供选择。
在澳大利亚,绝大多数患者接受硼替佐米治疗,使用IMiD患者占15%左右,少部分患者接受沙利度胺一线治疗,随着时间推移,使用VRd方案的比例会逐渐增多。
在疗效方面,80%左右的患者至少达到部分缓解或更高水平的缓解,约18%的患者未达到部分缓解,这部分患者对一线治疗耐药。
考虑复发患者的治疗策略时,如果首次缓解的持续时间较长且复发时疾病不具有侵袭性,可以再次使用诱导治疗时所用的药物,还可以选择换药,同时必须考虑与生活质量相关的非疾病因素。
对于早期复发患者,推荐更换药物类别。
澳大利亚临床实践中,70%-80%患者在复发时换用另一类药物。
一线治疗期间,大量患者使用硼替佐米,疾病复发后,相当一部分患者改用IMiD,只有少数患者使用硼替佐米进行二次治疗,还有一部分患者在首次复发后死亡,而入组临床试验的患者人数较少。
在蛋白酶体抑制剂一线治疗之后使用IMiD是目前在澳大利亚常用的做法。
2020多发性骨髓瘤首次复发评估与治疗(完整版)我们之前梳理了首次复发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原则与方案选择,尤其对二代口服蛋白酶体抑制剂伊沙佐米的方案做了推荐和阐述(详见盘点国内外指南,看首次复发MM如何应对!)。
本文则简述首次复发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治疗前的全局评估。
过去的数十年,随着新药如蛋白酶体抑制剂(Pls )、免疫调节剂(IMiDs )和单克隆抗体(MoAbs )等的引入,多发性骨髓瘤(MM )患者的5年总生存有了较大改善。
尽管如此,MM仍然无法治愈,大多数患者最终都会复发而需进一步治疗。
问题是,由于新药可及性的提高,复发MM患者的管理发生了显著变化,治疗方案増多的同时,治疗选择的复杂性、作出不适当的治疗决策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尤其对于MM首次复发患者,在此重要关口 , 如何调整治疗是极为关键的,而在诊疗决策前的疾病评估,则是确立新方案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意大利专家小组提出了《MM首次复发合理评估的专家共识》⑴。
多发性骨髓瘤首次复发时,评估要关注以下五点这项共识提出,当MM患者出现首次复发时,为了后续制定适当的治疗策略,应关注和评估以下几项:患者特征、病史、既往治疗毒性、复发类型、患者偏好及其他因素。
1评估病史:该共识推荐三联方案病史评估包括细胞遗传学特征,既往治疗是什么,既往治疗反应情况,缓解持续时间,前线治疗毒性等。
国际骨髓瘤工作组(IMWG)的指南认为,对于既往标准治疗后缓解持续时间达24个月,或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 )且无维持治疗患者的缓解持续时间达18-24个月,再或ASCT序贯维持治疗的缓解持续时间达36-48个月的首次复发患者,可采用之前的治疗方案或在这个方案中添加其他药物进行治疗。
该共识认为,鉴于三联疗法的治疗优势,同方案再治疗并不是最佳选择。
例如如果一线接受基于硼替佐米方案治疗的患者,复发时可接受基于来那度胺的三联方案,如可以用含口服蛋白酶体抑制剂伊沙佐米的IRd全口服方案(伊莎佐米■来那度胺■地塞米松)等。
多发性骨髓瘤预后评估:现状.挑战与思考(2020 )摘要多发性骨髓瘤的生物学异质性使患者临床预后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根据预后因素进行危险度分层从而实现个体化治疗相当关键。
随着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相关预后标志物不断更新,从最初的Durie-Salmon分期和国际分期体系(ISS )到细胞遗传学和荧光原位杂交,并进一步随着基因表达谱和二代测序、蛋白质组学和糖代谢组学领域的发展逐渐深入。
但日新月异的技术和临床实际应用仍存在一定偏差,"双打击"或"三打击"骨髓瘤的提出,在识别超高危患者上有一定优势,相信未来随着更多预后分子标志和用于治疗反应预测标志物的发现,多发性骨髓瘤的精准预后分层将日益成熟。
止又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 MM )在生物学及临床上都具有高度异质性,患者生存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亟待根据影响预后的因素进行危险度分层,实现个体化治疗,有助于提高疗效、减轻治疗相关毒副作用,从而最终改善患者的长期生存。
目前临床实践中,MM的预后分层一直被不断硏究和探索,硏究者试图寻求可预测生存的更精准的分子预后标志和用于治疗反应的预测性标志物[1 ]。
2017年中国MM诊治指南提出,MM的预后因素主要可以归为宿主因素、肿瘤特征和治疗方式及对治疗的反应3大类,任何单一因素并不足以决定预后。
宿主因素中,年龄、体能状态和老年人身心健康评估(geriatricassessment, GA )评分可用于预后评估。
除了Durie-Salmon分期(DS 分期)主要反映肿瘤负荷与临床进程以外’肾功能异常、髓外病变、循环浆细胞量等也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2]。
国际预后分期从国际分期体系(international staging system, ISS )进一步演化成修订后的ISS (R-ISS ),将遗传学异常作为主要参数纳入到目前国内已广泛接受的评估系统。
此外,在业内颇有影响力的Mayo骨髓瘤分层及风险调整治疗(Mayo stratification of myeloma and risk-adapted therapy , mSMART庐层系统,也逐渐得到关注并开始指导基于危险度分层的治疗。
众所周知,基因突变、克隆演变和染色体拷贝数异常等细胞遗传学事件是影响MM发生和耐药的关键因素[3]。
遗传学异常的检测技术多样[4],主要包括染色体核型分析、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 FISH \基因表达谱(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GEP \ 二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 NGS )和微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等。
全外显子测序(whole exo me sequencing , WES \全基因组测序(whole genome sequencing , WGS )、转录组测序(RNA sequencing , RNAseq )以及单细胞测序技术将有助于在分子水平更好地解读MM发病的机制,可用于微小残留病的检测,并加入到预后分层体系中,为靶向药物的筛选和临床治疗提供指导。
美国阿肯色大学Shaughnessy等[5]利用GEP70基因模型新诊断骨髓瘤患者CD138阳性浆细胞GEP70基因模型评分(包括51个上调的基因和19个下调的基因,其中30%位于1号染色体),预测大多数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 PFS ),发现PFS 与ISS 分期、细胞遗传学异常、血清[32微球蛋白、乳酸脱氢酶和C反应蛋白水平密切相关, 认为可以作为独立于ISS分期和高风险易位的重要预后因素。
Kumar等⑹ 的硏究进一步显示,GEP70模型评估高危骨髓瘤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 OS )仅为19个月。
此后,GEP被广泛硏究并开始用于评估MM 危险度。
IFM小组进一步关注细胞周期调控途径中的特定基因,建立了包含15个基因的预后评估模型,用于预测接受大剂量化疗的新诊断MM患者的生存率,该模型具有与最初70个基因相同的预测能力, 相关过表达基因涉及细胞周期调控、DNA复制、DNA修复、有丝分裂等过程,IFM15基因模型在风险分层方面优于ISS[7],并且比FISH更具区分性。
在IFM15基因模型之后,MRC Myeloma IX研究也针对新诊断的骨髓瘤患者,提出用于预后评估的基因模型[8]。
此夕卜,GEP评估的增殖指数(GPI)被发现是不良的预后因素[9]。
与GPI较低的患者相比,新诊断的GPI较高MM患者的无事件生存期更短。
而EMC-92是继GEP70、IFM15基因模型之后被提出的基于基因表达特征的92个基因预后分层模型,Kuiper等[10]利用HOVON65/GMMG-HD4试验中新诊断的MM 患者与TT2、TT3、MRC IX和APEX试验中的患者进行验证,开发了EMC-92。
EMC-92在整个验证中能够发现高危人群,包括适合移植和不适合移植、新诊断和复发的患者。
ISS和EMC-92的组合可以更好地预测整体生存。
另外,有学者从新诊断或复发/难治性MM患者中发现了一组预测免疫调节剂反应的14个基因标志(IMiD-14) [11] , IMiD-14得分高的患者,PFS明显缩短。
Terragna等[12]确定了一组8个基因的GEP , 以预测患者对沙利度胺/地塞米松方案的反应,结果显示在沙利度胺/地塞米松治疗有效的患者中这些基因表达下调,该结果在所分析的71 %病例中得到了验证。
GEP还可用于药物基因组分析以进行个体化治疗。
尽管目前已有硏究证实GEP在预后评估中的作用,但GEP作为预后和预测指标在临床中尚未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是由于其在体外的可用性硏究尚有限。
目前这方面的挑战在于,如何将多种预后指标整合成一种风险分层工具用于临床实践。
NGS为探索突变基因及其在MM中的预后和预测作用提供了强大平台。
尽管NGS能够快速识别整个骨髓瘤基因组突变,使其成为临床实践中指导治疗的强大工具,但它存在费用高、费时、数据庞大等挑战。
此外,蛋白质组学和糖代谢组学相关的预后因素尚在硏究中[13]。
蛋白质组学分析是发现癌症生物标志物最晋遍应用的策略之一。
蛋白质的可变性和多样性导致其研究技术复杂,蛋白质组学方法在临床实践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仪器的稳定性和重复性,以及各项检测技术的局限性。
与意义未明的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monoclonal gammopathy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 , MGUS )或正常人群相比,MM患者蛋白质水平的生物学变异性以及影响蛋白质组学的因素众多。
蛋白质组学和样品制备技术的最新进展使得对许多低丰度蛋白质/肽进行深入分析成为可能,从而为MM 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具有临床价值的预测预后和治疗反应的生物标志物。
生物标志物的组合比单一标志物更为敏感和特异。
虽然很多中心开始将测序技术应用于临床检测,但在国内仍不普遍。
目前, 临床上比较常用的遗传学异常检测技术仍为常规染色体核型分析和FISH 检测,但两者有一定局限性,存在阳性检出率偏低、阳性阈值混乱、临床价值不明确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进行规范。
MM是一种异质性疾病,核型分析和FISH不能全面反映MM分子学特性,因此目前尚不能用FISH的结果来定义全面、一致的危险度分层体系。
近年,有硏究者提出一组同时具有二种或三种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和/或高危基因突变的MM患者,多重打击骨髓瘤的概念被逐渐认识,此类患者比其他高危患者预后更差,属超高危患者。
2018年Shah等[14]发表了MRC Myeloma IX和MRC Myeloma XI两个临床试验数据的Meta分析结果,提出双打击/三打击骨髓瘤的定义,包含以下任意2个或3个异常:t(4;14\ t(14;16\ t ( 14;20); "1q21 获得(1q21 gain )"(指有 3 个拷贝);17p缺失。
同年,美国梅奥诊所也更新了mSMART预后分层系统,提出其双打击和三打击骨髓瘤的概念,指具有下列任意2个或3个异常:t(4 ; 14)、t(14 ; 16)、t (14 ; 20)、17p 缺失、TP53 突变和”1q 获得(Iqgain ) "[15]。
2019年Walker等口6]发表的骨髓瘤基因组项目(myeloma genome project ,MGP 症义双打击骨髓瘤为:双等位TP53 失活;或ISS分期DI期和CKS1 B扩增。
CKS1B基因位于1q21 ,其拷贝数与1q21拷贝数呈正相关。
MGP定义"CKS1B扩增"为M个拷贝。
以上概念的提出有助于发现真正高危的MM 患者并指导临床实践。
虽然新药极大地改善了MM患者预后,但高危尤其是超高危患者的预后仍不乐观,需及早发现并制定相应治疗措施以延长患者生存期。
在上文中—些预后评估检测技术在国内临床实践中尚未普遍应用的背景下,双打击/三打击骨髓瘤概念的提出在识别超高危患者方面有一定优势,其检测借助FISH和TP53基因测序技术,相对简便。
当前,FISH检测1q21染色体已在临床普遍开展,但尚未常规描述1q21扩增拷贝数变化,需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而TP53基因测序也应当纳入常规检测项目。
目前尚无纳入多重打击骨髓瘤患者的前瞻性临床试验结果来指导这些超高危MM的治疗, 今后应在临床试验设计中对此类患者进行分层治疗,包括新药、联合靶向治疗、自体干细胞移植和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 CAR-T )治疗等,探索最优治疗策略。
综上所述,以危险度分层为基础的治疗模式近年来逐渐发展,为改善患者的预后提供了更加适用的治疗策略。
但个性化MM治疗仍需要进—步硏究和验证。
GEP分析和NGS已成为危险度分层和治疗反应预测的最前沿技术。
同样,蛋白质组学和糖代谢组学为发现潜在的生物标志物提供了平台,以监测疾病治疗反应和预测药物耐药性。
相信未来随着更多预后分子标志和用于治疗反应的预测性标志物的发现,MM的精准预后分层将日益成熟。